我們應該如何評價成功人士劉強東的“人生污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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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航 4 月 24 日發於北京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給人命定價的問題。

王小波的《關於崇高》[1] 提出了“人命重於一根國家的電線杆”的觀點，反映了 90 年代的中國社會，已經開啓了對人命價值這一命題的探索。而有了將人與物比價的先例之後，問題最終都將歸結於：如何給每一個人“定價”。

同樣是下水救人犧牲，被救的人是小孩、老人或孕婦哪個價值更大？犧牲者是民工或是博士，是城鎮户口或是農村户口，哪個價值更大？

——又或者，犧牲者是男人還是女人，是成功男人還是普通女人，會影響到哪個價值更大的判斷嗎？

#Metoo 切了“優勢男性”們的蛋糕

在最近兩三年風起雲湧的 #metoo 運動裏，一批長期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有機會説出她們的故事，正義得到了伸張。而藉着這種運動的波浪，美國的電影大亨、知名主持、中國的高僧大德、公益人士，只要性別為男，什麼樣的人被拉下馬你都不要奇怪。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漩渦中的劉強東，他跟明尼蘇達大學一位女學生之間的官司至今仍未了結，即使檢方排除了讓劉直接坐牢的可能性。雖然不同人可能有異議，覺得此案與 #metoo 無關，但我覺得這起案件的發生、審理過程和其中輿論風向，都帶有明顯的 #metoo 痕跡。

#metoo 並非一個完美的運動，它是對過去**“優勢男性”（Alpha male）**作威作福的局面的撥亂反正——説到這個“優勢男性”，一些因書呆子形象被嘲諷的（男）華人華僑，因外在形象不佳而約不到女孩的失落男孩，同樣滿腹苦水。故而，在矯枉過程中，過正在所難免。

重要的是，女性開始獲得發聲機會，並索求她們應得的部分社會權益、資源和地位。在社會資源總量沒有增加的前提下，多了人來分蛋糕，已經在桌上吃蛋糕的難免叫苦不迭。

這裏面，就毫無疑問涉及到對人命價值的計算。所以，“跳河救人時，犧牲一個民工比犧牲一個博士更划算”這樣的計算方法，被很多人沿用到對性侵舉報的處理上。

扳倒大導演韋恩斯坦成為 #metoo 運動推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此後，在 Matt Lauer、學誠法師、“乙肝鬥士”雷闖等人落馬的過程中，受害者挑戰他們的征途無不困難重重。

“專業人士”該保，受害者的才華抱負就無所謂？

NBC《Today Show》名嘴 Matt Lauer 曾先後對三位與之共事的幕後女製作人性騷擾，包含，該女子當時向管理層報告了此事，但由於 Lauer 帶來的可觀收益，管理層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2]

雷闖被指控強姦女志願者後道歉，但在聲明中將此事單方面定義成“戀愛關係”。他廣泛的公益人脈圈裏，普遍反應是讚賞雷闖知錯能改有擔當，支持他勇敢面對重新開始，大家還是“好兄弟”；同時質疑女方居心不良、故意抹黑、“仙人跳” [3] ，單看表面，也與劉強東事發後的輿論反應如出一轍。

當時，還有一名差點被某實習飛行員強姦的網劇導演公開遭遇，她説自己去公安局立案時遇到了前來的航空公司領導，力勸她不要立案，因為**“栽培一個飛機師的成本很高”** [4] 。該飛行員後來被依法批准逮捕。

騰訊《大家》作者周韻總結説 [5] ，吳春明、陳小武、瀋陽、張鵬等學術圈“大佬”，在涉及性侵嫌疑的時候，無一例外都會得到這樣的辯護聲音：“科研人員培養不易，不能因此就廢了一個學術人才。****”

跟著名節目主持人、公益人、飛行員、學術界人士相比，似乎沒有一個人按照冰冷的“人命價值”計算，能比得上劉強東的。

即使受到股票拋售潮的影響，劉強東在 2018 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6] 上身價大幅縮水，淨資產減少了 34%，排名從去年的第 16 位跌至今年的第 30 位；但他的身價仍然高達 62 億美元，也就是 416.6 個小目標。

所以，還沒等案情水落石出，就開始為劉強東和他的企業家精神、兄弟情誼、解決就業的高尚情懷等辯護，甚至只是單單為了京東購物的更好體驗而辯護的人，似乎也比上面那幾位多一點。

但除去人數上的差異，太陽之下並無新事。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摧毀的到底是什麼

成功是中國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馬雲曾對着韓國電視台的鏡頭流淚後悔自己忽略了家庭，但在談 996 時也不能免俗，還是説“努力也許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會成功”這樣的話。

社會對成功的定義相當狹隘——基本等於有錢有勢。而這樣的“成功”也是“成功人士”行走在這個世界上的硬通貨，讓他們擁有輿論上的“免死金牌”，即使聲譽受損，也總有人説他們還算是個梟雄。

然而，在上面的案例中，“優勢男性”對手下女孩的所作所為，卻讓女孩們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職業路徑毀於一旦，扼殺了她們成長為學術人才、社會棟樑的機會。

2016 年底，經濟學家勞斯(Cecilia Rouse)和戈爾丁(Claudia Goldin)的一項研究表明，當一流的專業管弦樂團開始隔着屏風面試音樂家時，女性被錄取的幾率激增。

重要的是，盲試的引入，本意並不是為了抗擊對女性的歧視——只是為了防止招聘者偏袒具有影響力的教師的學生。管弦樂團本不認為他們存在性別歧視之嫌疑。然而，這種旨在打擊裙帶關係和徇私行為的程序，最終也打擊了性別歧視。

就此，專家呼籲通過在翻閲簡歷時去除膚色、性別等與工作能力無關的信息，來降低部分人羣受到隱性歧視的概率。[7]

另一些時候，歧視簡直不能説是隱性的了，而明顯到成為“房間裏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人們都知道，但都選擇性忽略。

去年，東京醫科大學等日本高校爆出了歧視女生和復讀學生的醜聞。根據文部科學省對全國 81 所醫科大學和醫學部進行的調查，發現女生更難被錄取，男生的平均合格率是女生的 1.2 倍。但這並不是因為男生的成績果然更好；有很多數據證明在入學考試中女生在全體考生中的排名（即“偏差值”）高於男生。

4 月中旬，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驚世駭俗的開學演講 [8] ，再次把這個問題放在了公眾面前，但至少中國對此的討論很快在一片新的突發“大瓜”之中淡化下去。

在前述《大家》的文章 [5] 裏，周韻寫道：

“‘不要因為這樣的事毀了一個人’——是的，他有‘公益鬥士’的榮光、他有‘知名教授’的光環、他有‘專業能人’的身份，他們的能力、事業、光明未來是重要的、是‘千萬不能被毀掉’的，難道被他們侵害的人們，他們的才華、熱情、抱負、施展、希望，就不重要、就被打擊傷害了活該嗎？”

我們不能只等到一些“她們”穿越社會的惡意倖存下來，長成“成功人士”，再馬後炮地認可她們的才華、熱情、抱負、施展和希望；更不能即便出了這樣的例子，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説“這只是個例不是普遍現象”、“向上爬還不是靠了男人”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如果獲得充足的支持，弱勢羣體會綻放出怎樣的生命之花；所以傷害弱者的人，也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摧毀的到底是什麼。

​**“旗幟鮮明”之前，最應該呼喚的是真相**

誠然，很多被確定實施過性侵的“成功人士”，都有他們艱苦創業的光榮歷史，也藉助了時代浪潮的推波助瀾。很多人取得的成就既是前無古人，也是難以複製的。

但一碼歸一碼，一來他們的榮譽和犯下的過錯以至罪行不能“相抵”；二來這些以男性為主的成功羣體，很難在自己的上升軌跡中，完全排除他們身為男性這個性別因素帶來的加分。

把人簡單的分成男和女，會掩蓋一些具體個案的複雜性，但現在 #metoo 運動及其反作用力的現狀就是如此。所以，也有女性將自己的事業不順錯誤的歸因為性別歧視，而不是自己可能能力不足，這點以前幾天報考清華不成的女生焦越比較典型。這是 #metoo 不成熟和消極的一面。

但即使是從男人的視角也會發現，自己很難完全區分前來控訴的女性個案中，哪些是真歧視真迫害，哪些是她個人問題。

具體到劉強東的案件，如果女方詐騙，報假案（這是對國內所謂“仙人跳”的更正式稱呼），**是一回事；**如果女方的遭遇被定性為強姦（即使是刑事沒有，但民事有），是另一回事。

如果對女方實際傷害有限，我們就應該從劉強東的企業家精神、社會責任等方面入手，謹防對他的過度批判；如果對女方造成的傷害非常深刻，那麼反過來，他的任何成就都不足以成為抵消他所造成損失的理由。

將心比心，大多數女性再怎麼消費主義，都不會喜歡一個確有性侵前科的商店老闆，也可以寄希望于歸納出“少女>兒童>少婦>老人>狗>男人”的電商行業，為此付出真金白銀的代價。

對劉強東，我們到底該評價為一個“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還是毀掉了一個女大學生的美好未來，這與最終被認定的案情如何密切相關。

在香港，你會很容易聽到“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發表任何評論”之類的片兒湯話，但這就是香港社會高度法制化的直觀體現。反觀國內，剛有一點點進展馬上鋪天蓋地來追熱點，結果就只能是讓“等反轉”成為讀者無奈的常態，同時損害的還有輕率發聲者的公信力。

所以任何“旗幟鮮明”地支持或反對劉強東以至京東的説法，在事情尚未走完當地司法程序，被完全定性之前肯定是不恰當的；就算在有官方解釋之後，也要審慎。

謹慎的代價，就是蹭不了流量，就是“吃*都趕不上熱乎的”。但這個代價是值得的——對真相的堅守和信念，即使眼前看不到回報，也必有迴響。

在那之前，就讓我們每一個人靜待真相的水落石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