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星戰嗎？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4-26 14:19
作者：熊韌凱 王小笨
本文包含復聯4部分情節劇透，請酌情考慮後閲讀。
沒有彩蛋，在美隊與佩姬的最後一舞裏，故事結束了。
這是《美國隊長》片尾就留下的一個遺憾，獨自駕駛着飛機，衝向大海的美隊對佩姬説，“佩姬，我在這裏，我要遲些才能與你共舞了。”佩姬哭着説，“好吧，下星期六，在斯托克俱樂部，八點整，你不能遲到。”遺憾持續了8年，好在這一次，美隊沒有食言，他沒有遲到。
8年前那部《美國隊長》完整的名字應該叫《美國隊長：第一個復仇者》，故事由他而起，也由他結束。
的確就像在韓國宣傳復聯4時漫威總裁凱文·費吉確認的那樣，終局之戰將是初代復仇者的最後一次完整集結。2010年聖迭戈漫展上，復仇者聯盟的紫色 logo 出現，初代復仇者在塞繆爾·傑克遜的介紹下依次上台，那至今都被人看作是聖迭戈漫展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
復聯4目前的豆瓣評分達到9.0，對於超級英雄電影來説，這是一個絕對意義上的高分。點贊數最高的評論是這樣説的，“我是一個90後，我曾經很羨慕上一代人，40年前的觀眾有星球大戰，20年前的觀眾有指環王三部曲。影迷們的悲歡並不相通，但現在我們也有了共同的記憶：漫威電影宇宙。”
一句謝謝你是每個人都想説的，一句 I love you 3000 是每個人都會記住的，我們當然可以把漫威的成功簡單地歸結為情懷的勝利，那條評論似乎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一切真的只有這麼簡單嗎？
復聯4的結尾完美呼應了小羅伯特·唐尼在《鋼鐵俠》結尾那句著名的“我是鋼鐵俠”，不過那句台詞其實是 RDJ 現場即興發揮的。
拍《鋼鐵俠》的時候，漫威也沒有錢，他們向美林證券借了5.25億美元，據説還是因為美林證券內部有一個原來漫威的老同事，這筆借款才談成，後來美林證券還一度反悔，想只出投資的三分之二，凱文·費吉提前賣出了《鋼鐵俠》的海外發行權才籌到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那時候漫威賭上了手裏剩下的幾乎所有知名超級英雄的改編權，比如美國隊長、黑豹、鷹眼、蟻人等等，在更早之前他們已經賣出了蜘蛛俠、X 戰警這些超級英雄的改編權，也就是説如果失敗他們將一無所有。
從哪個角度來看，《鋼鐵俠》都不像能成功的樣子。
導演喬恩·費儒連一部 A 級大片都沒拍過，最有名的作品是《聖誕精靈》和《勇敢者的遊戲2》，他對片場也談不上什麼掌控力，把演員隨意改台詞説成是“追求自然”，連片中反派的扮演者傑夫·布里吉斯都説，“這是花2億美元在搞學生習作。”
很多人在等着看漫威的笑話，但《鋼鐵俠》最終拿到了5.85億美元的全球票房。
這個成績直接把漫威從求爺爺告奶奶拽上了新巨頭的寶座，如果只論特效或者故事，《鋼鐵俠》都算不上石破天驚的存在，但 RDJ 個人的命運和鋼鐵俠是如此的契合，讓觀眾與這個超級英雄角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共情。
到了復仇者聯盟，這種命運的複雜轉變變成了一個集體。這是一項漫威在向美林證券借錢的時候就已經展示過的宏大計劃，不同的超級英雄相互連接，最終出現在同一部電影裏。
雖然超級英雄的集結在漫畫裏司空見慣，環球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推出了怪物宇宙，但直到《復仇者聯盟》第一部，觀眾才第一次算是有機會在大銀幕上看到一羣超級英雄如何相處並且並肩作戰。
就拿鋼鐵俠來説，過去他是誇張、自大、愛炫耀、少擔當、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典範，但在多次的集結和戰鬥中，他成長為了一個充滿責任感的超級英雄，並且在終局之戰裏，以肉身隕滅的方式拯救了全宇宙。
“這就是英雄的擔當，輝煌過後總有落幕”，試問這樣悲情又莊嚴的故事，有幾個觀眾能抵擋。
在整個電影宇宙裏，漫威始終都在向觀眾傳達着一個理念：超級英雄也是普通人，他們有着普通人的一切優點和缺點，但最終他們能夠承擔起普通人難以想象的責任。
抖森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過，“超級英雄可以是孤獨的、無助的、自負的、驕傲的，他們常常為了更美好的事物而克服人性中的弱點。救贖的希望就存在於某個角落，而我們要做的，是努力爭取。”
打造 IP、構建宇宙不過是表面玩法，讓觀眾愛上角色才是關鍵。於是到了11年之後， MCU 已經成為商業電影世界裏無敵的存在，過去的21部電影，他們捲走了超過180億美元的全球票房，24日《終局之戰》的中國零點首映場，有325萬人在同一時刻奔赴電影院。
2001 年之前，美國人還沉浸在蘇聯解體、“新經濟”蓬勃發展的克林頓時代裏，認為他們只要意志堅定，就能取得最終勝利。這種噴薄而出的美式英雄主義情緒，在 1998 年的《拯救大兵瑞恩》裏達到了高潮。
但 911 事件突然爆發，美國陷入到了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描繪的“風險社會”之中——簡單來説，就是人們一方面沉浸在現代化帶來的巨大便利中變得懶惰，另一方面又時刻恐懼無法預測的外部風險。
在這種狀態下，個人很容易受到整個系統的擺佈。911 後的美國人就是如此，他們既對恐怖主義擔驚受怕，又不情願地捲入政府主導的“愛國者法案”（居民讓渡部分隱私權給政府，以便政府對可能存在的恐怖主義進行監控）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
民眾對體制的不信任感由此滋生。諾蘭的蝙蝠俠三部曲就敏鋭地觀察到這點：導演設置了一個無法信賴危機四伏的外部環境的哥譚市，還穿插了道德墮落的“光明騎士”檢察官；蝙蝠俠除了要面對敵人，更要在道德困境和能力帶來的巨大責任下重重突圍。
在《邁向無限之戰》系列視頻中，製作者“超粒方”認為《美國隊長》是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最為“黑白分明”的超級英雄電影，而這種轉變就與美國社會的情緒轉向樂觀有關。事實上，剛得知奧巴馬勝選時，凱文·費吉就決定修改《美國隊長》的劇本：
“我們在發展會議上談到了時代精神在過去兩個禮拜的改變，我們的故事正在因此調整。”
2006 年 DC 把手裏的熱門 IP “守望者”交給了導演扎克·施奈德，當時施奈德就擔心故事過於陰暗的基調對觀眾不友好，但 2008 年《蝙蝠俠：黑暗騎士》的成功讓他看到了希望。結果投資 1.3 億美元的《守望者》拖到 2009 年上映，北美票房只有慘淡的 1.07 億。
而順應了時代潮流的漫威，則開啓了一路狂奔的模式：《鋼鐵俠 2》《雷神》《美國隊長》都在取得不錯票房的同時為 MCU 積累了人氣，到了 2012 年的《復仇者聯盟》一舉拿下 15 億美元票房成為史上最賣座超級英雄片。
好萊塢曾經總結出一個賣座電影的米達斯公式：改編自童話、漫畫或小説；沒有裸露或交歡場景；有適合做成玩具的角色；有大的動作場面，但不血腥；大團圓結局；系列電影；採用身價未到一線的演員等。
這種現象大概從世紀之交開始，《哈利·波特》《指環王》《加勒比海盜》等系列的成功就是其最好的證明。而這個階段，恰好也遇上了新興市場崛起、好萊塢瘋狂全球化擴張的過程。在 2000 年，“好萊塢六大”的海外票房比例在 40%出頭；到了 2016 年，這個數字達到近 70%。
所以漫威主動構建宇宙的方法論，其實也是順應了美國電影工業的一次整體轉向，只不過他們利用精妙的時間線、恰到時機的“聯盟”電影和彩蛋做到了極致，甚至還在社交媒體時代收到了奇效：互聯網幫助觀眾對原作不斷再創作，這些內容強化了粉絲對 MCU 的忠誠度。
而漫威也樂見其成，甚至還自己做起了 meme 和“腐”向營銷，比如小蜘蛛和鋼鐵俠的情感關係。在這種努力下，MCU 在 Z 世代年輕人的消費序列裏始終佔有一席之地，而且沒有滑向過於粉絲向或過於直男化的敍事套路中。
其實漫威人物塑造的這套手段不是獨創的。1949 年，美國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千面英雄》，認為儘管虛構作品裏的英雄故事多種多樣，但其本質都符合一個四步套路，坎貝爾稱其為“英雄之旅”：
啓程：放棄當前的處境，進入歷險的領域；啓蒙：獲得某種以象徵性方式表達出來的領悟；考驗：陷入險境，與命運搏鬥；歸來：最後再度回到正常生活的場域。
後來好萊塢留意到這個理論，嘗試將其運用到劇本寫作之中。70 年代，一個年輕的電影人還親自拜訪了坎貝爾，經過幾次深入交流，坎貝爾稱這個年輕人為“我最好的學生”，而這個名叫喬治·盧卡斯的學生也沒有辜負坎貝爾，把這套理論寫進了《星球大戰》。
那時美國剛從越戰的泥潭中抽出身子，“水門事件”後白宮的班子換了一茬又一茬，而接連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滯脹，第一次讓戰後的美國嚐到了經濟危機的滋味。全國上下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不信任和消極情緒瀰漫在社會之中。
在這種背景下，1977 年《星球大戰：新希望》一上映，就刷新了美國的票房紀錄。除了技術上的突破之外，對英雄成長的刻畫，“帝國——義軍”這種兩極對立的政治表達，都讓美國觀眾從中得到了新的力量和世界觀。
除了盧克·天行者這個“個人成長型角色”，帶些幽默狂傲的走私犯漢·索羅更能代表冷戰格局之下，美國人民崇尚並渴望藉此取得勝利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靠飾演索羅一戰成名的哈里森·福特之後接到的角色，也都是《奪寶奇兵》裏印第安納·瓊斯這樣的西部牛仔式英雄。
顯然，《星球大戰》超越了單純的流行文化快消品，也不是有意搞什麼“價值觀對外輸出”，而是一個真實可寄託的美國夢。
到了八十年代，里根入主白宮。最初里根被視為類似今日特朗普的存在，中上階層把他的上台當作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產物，還嘲笑里根演員出身沒文化。當里根提出戰略防禦計劃（SDI）時，媒體紛紛説這是“星球大戰”計劃，暗諷計劃不切實際以及里根的好萊塢背景。
一開始里根氣壞了，但國防部的人告訴他“這個名字不壞。”“為什麼呢？”
“首先，這是部好電影；其次，好人在電影裏贏了。”
後來“星球大戰計劃”引起的軍備競賽加劇了蘇聯經濟頹勢，里根任內經濟外交全面好轉，民眾支持率節節攀升。里根自己都開始用星戰的哏，把蘇聯比成“邪惡（銀河）帝國”。
葉郎更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時至今日，各方政治人物仍會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套用在《星球大戰》上。特朗普的前顧問班農就説過：“黑暗有什麼不好，Darth Vader 這些人物都是一種力量。他們（左派）越搞不清楚這件事，對我們就越有利。”
但換個角度看，作為這十年最為成功的流行文化產品，MCU 又何嘗不是這個時代的註腳：它順應全球化浪潮，在這個世界去中心化、個體去政治化的時代裏選擇放棄強烈政治表達，擁抱精準制導的爽感與幽默；它在個性塑造上不再着重強調“美式”，而是用更為普世的價值觀説故事，照顧正在崛起的新興市場；它還用《黑豹》《驚奇隊長》記錄下這個社會對於政治正確和多樣性的追求。
《星球大戰 9》也要在今年底上映，作為後傳三部曲的最終章，受到的期待不比《復仇者聯盟 4》小。雖然種種原因使中國人對《星戰》的關注度遠小於 MCU，但在他們的老家美國，好事的影評人都愛問一句：MCU 能成為這個時代的星戰嗎？
在這個盧卡斯影業和漫威影業都被迪士尼收購的今天，我們只能説一句：這時代或許是莉亞公主和漢·索羅的，或許是美國隊長和鋼鐵俠的，但歸根結底，還是那個最商業化也最娛樂化的米老鼠樂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