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閲野】吳敬璉：研究基本問題，深化對城市化的認識_風聞

對於基本問題、對於問題的本質缺乏透徹的理解，沒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夠認可的共識，就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兩年我參加一些論壇，常常説這麼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發展的路徑。”對於關心、支持、推動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人們來説，這三句話裏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問題”。

    因為中國經濟社會處於轉型時期，我們面臨的問題非常多。關於各種問題，都有很熱烈的討論，也有很多成果。但是這些討論往往流於現象層面，就事論事，而對於基本問題、對於問題的本質缺乏透徹的理解，因此沒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夠認可的共識。因為基本問題沒有弄清楚，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以提升城市競爭力來説，它包含的問題非常多，譬如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城市化的資金來源問題、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已經討論十幾年了，但是對於基本問題沒有深入討論，沒有形成共識。

    比如説，對城市的規模問題有很多討論。有的人認為，城市規模應該越大越好；有的人認為，中國的大城市病已經很嚴重了，所以要發展小城鎮。各執一詞，言人人殊。這裏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城市化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地討論。所以對於城市規模問題，就很難用一套經濟學的共同語言來進行辯駁。

    有些人認為，城市規模和城市競爭力、城市效率是正相關的。他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規模和效率進行相關性迴歸，證明了二者是正相關的。但是，就像經濟學研究走過的道路一樣，用迴歸來分析問題，發現兩個變量之間是正相關的，並不能證明它們是因果關係。到底誰是因、誰是果，或者還有其他變量才是因，這些都無法用迴歸來證明。

    十多年以來，在城市化的功能問題上，人們的看法不斷變動，至今也沒有一個能夠説服大家的解釋。為什麼各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緊密聯繫？二者之前是什麼關係？在21世紀初期，城市熱衷於大投資，出現了一些學者所批評的“造城大躍進”。當時的説法是，城市化是投資的主要來源。但是後來出現了一些消極現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資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搞大城市鋪攤子，等等。

    於是，後來的説法變化了，認為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擴大內需、拉動消費。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一季度城市住房銷售增長了60%以上，從而把經濟增長速度拉上去了。當時就有觀點認為，城市化是拉動需求的重要力量。於是就有人做了理論上的説明：農民進城以後像城市人口一樣消費，於是需求增加，商品房的銷售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設投資支撐了經濟增長。

    後來，經濟學家發現這裏面有一個概念上的誤區。經濟學所説的能夠支撐增長的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是那種心理上的需求。農民進了城以後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樣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問題在於他們的收入有沒有增長、有沒有錢，否則這種心理需求並不能夠轉變成經濟意義上的實際需求。

    到了2013-2014年，流行的觀點又變了：城市化是工業化、現代化的自然結果，不能靠城市化去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不能人為推動城市化加速。

    既然城市化對於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功能無解，於是對許多問題就沒有辦法進行深入的討論。在那個時候，我對這個問題也做了一些研究。我發現，中國學者對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國際上經濟學家的主流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學教授格萊澤（Edward Glaeser）寫了一本書——《城市的勝利》，對城市化的功能做了一個很簡明的界定：因為人們在城市裏聚集，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思想交流，於是城市就成為創新的發動機。他從歷史開始講起，古希臘時代，學者們在雅典的柏拉圖學園裏進行交流，碰撞出很多新思想；文藝復興時代，畫家們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裏聚集，繪畫技術有了很多新發展，使得意大利成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他一直講到硅谷。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啓發。

    2010年我們在做“十二五”預研究的時候，邀請了幾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共同研究，包括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羅默到北京進行考察，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做了一次關於城市化的學術報告。他説，當人們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間面對面交流，通過思想的碰撞，能夠創造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產生新思想、新技術、新制度。正是因為城市化有這樣的功能，所以城市的規模越大，人們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也就越高。

    對這一點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討論的時候，就講了我們在蘇州的調查。蘇州一直抱怨，好不容易從西部地區引進了一些人才，幾個月以後卻跑到上海去了。蘇州認為，因為上海是大城市，各種文化設施都比蘇州強。其實，那時候蘇州已經規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們調查發現，問題不在規模，而是蘇州閉塞，技術人員在這裏待幾年以後技術水平就趕不上時代發展了，而在上海，技術水平可以不斷進步。所以蘇州的主要問題是來者不拒，什麼人投資都給安排，專業太多，於是同專業能夠交流對話的人數太少，達不到提高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的臨界點。所以，這裏的問題是，人的聚集還需要能夠對話。

    羅默對我説，這個意見非常好，除了要發展城市之外，還要加上一條：專業化。

    我後來到廣東去討論這個問題，就説了一個意見。金融行業因為涉及的專業太多，要達到臨界點，城市的規模就要很大。所以可以發現，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規模越大。紐約市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萬人口。但是製造業就不一樣了，它和其他產業之間不需要有那麼密切的聯繫，所以美國波音商用飛機的生產基地就在西雅圖的小鎮上。原來還有一個產業需要在大城市裏，即商業服務業，但是網絡發達以後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這樣發展就能揚長避短，分享城市化的紅利，避免城市化的缺點和負面效應。

    因此，基本問題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來研究城市規模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説城市規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規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認為，對城市化的基本問題需要討論，這樣，一些具體問題才能夠討論清楚。同樣，中國經濟還有很多基本問題也是如此，需要形成分析框架，來解決這些具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