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轉？向左轉？從美國到澳洲_風聞

一，     考特茲現象，美國向左轉的風向標

西方社會一系列矛盾的激化，推動了特朗普和歐洲一系列右派政黨上台或得勢，這被廣泛地解讀為西方政治的民粹化和向右轉。然而西方向左轉的呼聲同樣高漲，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年2月5日發表的國情諮文中驚呼：“ 我們對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的新呼聲感到震驚。”

美國29歲的民主黨女眾議員考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是在美國宣傳社會主義的干將。考特茲出生於一個下層波多黎各人家庭，憑藉獎學金和貸款進入波士頓大學。 2008年她剛畢業就去了奧巴馬競選團隊的呼叫中心工作。去年她還在一家墨西哥餐廳做服務員，藉助“全新議會” 運動（ Brand New Congress），她一舉擊敗民主黨在紐約的第三號人物成為民主黨眾議員。“全新議會”運動是美國千禧一代（美國的80-90後）推動的, 他們是支持2016年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的主力軍。

有人把考特茲比作奧巴馬，有魅力，激情四射。但她比奧巴馬年輕一代，和奧巴馬一樣從名不見經傳一下子躍入美國政壇的中心。考特茲已成為民主黨的頭面人物之一，在明年民主黨和特朗普對決中，她一定會扮演重要角色。

雖然考特茲承認自己的經濟學學得不怎麼樣，並斷言美國議員中沒幾個真的懂經濟學，她仍然提出了一套以偏向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為基礎的政治綱領：支持大政府，大税收，通過二次財富分配調節社會收入。

她認為年收入1000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的税率應從37.5％提高到70％。醫療和教育應該免費，監獄應該關閉。政府有責任通過低保結束貧困。她的名言是 “我認為在美國，沒有任何人因為太窮而應該死” “I don’t think any person in America should die because they are too poor to live”。她鼓動美國在下一個十年終結使用化石能源，達到零排放，全面使用電動車和高鐵。

考特茲政治綱領的經濟學基礎是Modern Monetary Theory （現代貨幣理論），一種非主流的左派經濟理論。這種理論的要點是隻要政府能夠控制本國貨幣的發行，那麼政府通過不斷髮行貨幣就能刺激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政府發行貨幣引起的債務無關緊要，當經濟走出低谷就能還債。經濟恢復導致通貨膨脹時，政府可以通過增加税收來抑制需求。

考特茲認為政府投資和税收調節是羅斯福新政的核心，是美國戰勝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贏得二戰，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關鍵。根據這種理念，再加上當前流行的綠色環保思潮，她打造出了所謂“綠色新政”政治綱領。她説：“在美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經濟增長和大幅度投資可以分開。” “任何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不可能在同一年裏或同一經濟週期內獲得完全回報，即便是企業也不可能。在一個現代的，道德的和富裕的美國，我們應該（通過政府）確保每個美國人都能獲得醫療保健，教育和住房，我們應該盡力以自己的方式（政府擴大投資和税務調整）做到這一點。”

考特茲現象反映出美國左翼，特別是年輕人對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形勢發展的不滿。他們認為資本的全球逐利造成了美國兩極分化和全球環境破壞。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有一個強勢政府通過財政投資和税收調節對市場看不見的手進行規範，才能保證社會公平和保護地球。

考特茲的訴求代表美國社會向左轉的潮流，明年美國大選將檢驗這種潮流能否在美國佔上風；這種潮流在澳洲和西方其他國家同樣存在，澳洲五月的大選可以説是檢驗西方社會會不會向左轉的一場前哨戰。

二，澳洲大選，西方政治前哨戰

澳洲各界都認為五月大選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澳洲最關鍵的一場大選，兩大政黨政治經濟綱領分歧之大前所未有，無論哪一個黨上台都將對澳洲的將來發生重大影響。澳洲這次大選基本上環繞以下幾個四個方面展開：

l       税務改革

目前澳洲所得税的税率分為4個等級，年收入1.8萬到3.7萬交19%，3.7萬到8.7萬交32%，8.7萬到18萬交37%，18萬以上交45%。

自由黨政府的税改計劃是在2022年把19%税率延申到4.5萬，把32%税率延申到12萬。然後在2024年7月在4.5萬到20萬這個區域實行30%一種税率（第三階段）。

自由黨政府的税改顯然有利於高工資人羣。年薪20萬金領的税率從45% 下降到30%，每年可少交3萬的税； 而年收入4.5萬的税率只是從32%下調到30%，區區2%微不足道。

工黨反對自由黨的第三階段減税方案。根據工黨去年的方案，工黨同意在2022 年把32%的税率擴大到9.5萬，然後保持9.5-18萬的税率不變，對18萬以上的高收入者徵收49%的所得税。

工黨準備對高收入者，投資房產者和持有公司分紅的退休人員徵收更多的税，通過這一系列的“轉移支付，二次分配”手段，實現向低收入者減税，同時增加政府福利開支，又做到消滅赤字還清債務的承諾。

自由黨對工黨的税改提出一系列反駁，説工黨的方案不是減税而是實質上的增加税收，不利於投資和激發勞動者積極性，是對勤勞致富的中產階級的打擊；有可能使澳洲資本和人才外流。另外自由黨強調其税改方案並沒有違背高收入多交税的原則，例如按30%税率計算，年收入20萬所交的税（6萬）遠遠多於年薪4.5萬護士的税（1.3萬）。

l       勞資關係和工資制度

澳洲上世紀普遍實行行業工資制度，行業工會經常發動行業性的罷工爭取提高工資，經常性的罷工勝利使行業工會在工資上有很大的發言權。這種情況目前在澳洲國有經濟體系中（既通常所説的政府工）仍然存在，例如警察工會，護士工會，鐵路和公交工會，教師工會等等。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主要在自由黨政府的推動下，澳洲工資制度不斷改革，企業內職工聯合或自行和僱主談判逐漸成為私有企業的主要工資制度。隨着行業工會在工資談判中地位的下降，工會力量和工會會員人數隨之下降。職工—僱主談判工資制度客觀上有利於防止工資全面性的顯著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澳洲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日益增高帶來了澳洲工資制度的第二個顯著變化。服務業需要週末上班，如果按照原有的週末加班費標準工資成本會很高（星期六加班前2小時的加班費為原工資1.5倍，後續時間提高到2倍，星期日加班費為原工資2倍）。2017年二月自由黨政府通過多次努力通過了一項法律，服務餐飲業和零售業週末加班費可以減少。這被廣泛認為是一個突破口，不僅對澳洲服務業，而且會對其他行業工資制度產生重大影響。當然下層工薪階層對此是不滿的。最近相關機構計算，服務業職工加班費年度損失總量將達到8.37億澳元; 快餐業工人的損失總量為3.038億澳元，藥店職工將損失總量8486萬澳元。

在這種情況下，工黨今年大選綱領中突出了工資制度問題，工黨領袖肖頓更是宣稱2019大選將是一場有關工資的全民公決。肖頓表示工黨上台100天內將恢復原來的週末加班費制度；肖頓提出了生活工資（living wage）概念,要為一百二十萬的低收入職工漲工資。目前澳洲最低工資是3.8萬。

而自由黨認為澳洲最低工資18.9澳元小時已經是發達國家中第三高了，僅次於盧森堡和法國。如果工黨恢復週末加班費規定和提高最低工資將大大提高澳洲人力成本。這對澳洲服務業和其他產業都將是致命打擊。許多小企業，小商店的週末服務將難以為繼，失業會大量增加。

l       環保政策

2015年澳洲自由黨特温布爾政府簽署了巴黎氣候大會協議，承諾到2030年時，澳洲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6-28％。這個目標仍然是自由黨本次大選在能源環保方面的綱領。

工黨的承諾是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5％，新能源佔供電總量的50%，到2030年電動汽車佔新車銷售50％。

工黨和自由黨減排計劃都涉及到建立一個清潔能源基金和減排市場。政府將給企業，農場等機構核定一個減排額度。低於這個額度，企業和農場可以把減排指標賣給減排市場。相反企業也可以向減排市場購買排放指標維持生產。

工黨的清潔能源基金達100億澳元，遠超自由黨政府的25億澳元。另外電動車目前只佔新車銷量的0.2％，如果要在未來十年達到50％這個目標，政府必須作出大量補貼。工黨計劃還包括現金資助家庭安裝儲蓄太陽能的電池。

自由黨碳減排計劃折算為實際減排二氧化碳3億噸，工黨為13億噸，這必然帶來成本。根據相關模型（Brian Fisher），自由黨減排計劃下的電力批發價格為每兆瓦93澳元，因成本提高會流失80,000個工作崗位，實際工資總量下降2％。工黨新能源計劃下的電價將達到每兆瓦128澳元。工作機會流失 340,000個，實際工資總量降低8.5％。

澳洲媒體特別指出當今每噸二氧化碳排放價格在歐洲已超過30澳元，而且碳排放價格預計還會上漲。工黨要達到45% 減排目標，澳洲許多能源使用大户可能在十年裏關閉，例如鍊鋼，水泥和化肥製造。

因為過度強調新能源，澳洲許多老煤電廠在過去幾年裏不斷關閉，影響了電力供應，澳洲成為全球電費最貴的發達國家，拖欠電費而被停電的家庭比例不斷上升，夏季用電高峯時經常發生大面積停電。有澳洲議員稱澳洲成了用電的第三世界國家。

自由黨攻擊工黨和綠黨毫無道理的推高了澳洲減排目標。一部分保守派人士認為澳洲只佔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1.3%，既便澳洲達到巴黎大會承諾，但只要中國和印度繼續保持排放的速率，世界二氧化碳總量不會減少。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澳洲工黨和綠黨過度推崇環保是自我束縛，是自殺行為。

工黨領袖在回擊自由黨和保守派媒體的質問時，強調工黨在減排上的實際支出和自由黨的一樣多。之所以工黨敢作出如此判斷是認為環保上的投資會接受和創造新技術，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税收。不能僅僅把投資新能源看作是消耗。

無論是自由黨還是工黨的環保政策，特別是工黨的政策，都將極大地改變澳洲經濟面貌。

l       移民和難民政策

表面上澳洲工黨和自由黨在移民和難民政策上的分歧最小，兩黨都申明保持嚴厲的邊界控制，打擊人口走私，並以尊嚴和人性的態度對待真正的難民，但在具體處理有關移民和難民的問題上，兩黨角力激烈。這種角力首先表現在兩黨利用社會輿論向對方使絆子，爭取獲得大選的優勢地位。

澳洲Essential Research去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54％的受訪者認為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過快（只有4％認為過慢），64％的受訪者認為過去10年裏移民數量多了，37％的人認為移民數量太多。

工黨，綠黨和澳洲左翼勢力宣稱，基於民間對移民數量的擔憂，自由黨經常性的利用移民問題炒作。例如保守勢力經常渲染在馬努接受調查和處理的難民是強姦犯，殺人兇手和戀童癖者，如果允許難民進入澳洲大陸，難民就會從澳大利亞人那裏奪取工作和就醫機會。

去年工黨推動議會通過了一條法律，允許經兩名醫生的同意，馬努島上接受調查和處理的難民可以前往澳洲看病。這被澳洲保守力量引申為是工黨放鬆對難民入境控制的舉動。

相對應的是，自由黨攻擊左翼勢力把人口政策，難民入境和邊境保護的合理辯論和種族主義混淆起來。使得高加索人種（白種人）難以對如何定義和發展多元文化發表不同意見，動輒把這種不同意見視為種族主義。例如近來發生在悉尼大學的一次學生活動中，支持自由黨的白人學生被剝奪發言機會。澳洲有民間機構向大學捐款建立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但很多大學拒絕設立這個中心，認為捐款機構的某些要求有種族主義傾向。

新西蘭基督城恐怖襲擊事件又是一件引發兩黨在移民和難民問題上角力的事件。左派總是試圖把自由黨的民族，移民政策與這件種族主義恐怖襲擊事件聯繫起來。而自由黨則強調保護邊境的決心和成果，同時指出澳大利亞遵循人道主義，是位於美國和加拿大之後的全球第三難民接收國。

三，啓示

按照保守派的解釋，澳洲工黨2019大選的許多政策，例如殺富濟貧般的税改，提高最低工資，擴大清潔能源投資，有違背市場經濟原則之嫌，甚至可能危及澳洲經濟的長遠發展。但即便這樣，為什麼工黨仍然在各種民調中保持優勢，儘管這種優勢不大？

這根本上涉及到大眾對澳洲實行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信任。

資本主義本質上必然分化社會，造成貧富差別，狄更斯筆下的早期資本主義充滿欺詐和剝削。然而經過數百年演變，特別是二戰後，基於以下條件西方資本主義達到了和諧發展的高峯：

1，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技術積累和對外殖民建立起雄厚的經濟基礎，使得國家可以通過税收建立福利保障制度保證社會穩定；2，兩黨競選制度，獨立的新聞媒體和司法制度保證了社會公平，遏制了腐敗；資方難以獨享經濟發展的好處，中產階級不斷壯大。

但全球化以來以上情況發生很大變化：隨着資本和技術流向發展中國家，西方賺取超級利潤的能力下降，不少國家的高工資和高福利難以為繼。而西方國家內部的黨派之爭，為了討好選民未必能開展真正的改革，反而形成了好多“政治正確”加重了企業成本，進一步導致資金和技術流向發展中國家。

當西方國家不能像過去那樣獲得高額利潤的時候，市場經濟分化社會的特性重新得以彰顯：西方的金融資本和技術資本在全球化中獲得了高額回報，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一般的製造業出現萎縮，國家税收水平下降；國家和家庭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債務問題，社會兩極分化加劇。

德國前外長費雪近來在報業辛迪加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説：在大多數西方國家裏，辛勞工作的中產階級越來越覺得戰後形成的社會共識和契約精神不再有效。努力工作不再能確保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的穩定提高，大眾充滿不滿。

這種不滿使得西方人民開始對國家管理體制的信心發生懷疑。根據澳洲2017年一項社會調查，只有34%的受訪者認為議員能夠稱職面對複雜棘手的政務。73%的受訪者抱怨政客們只關心他們的短期利益而不是國家和選民的長期利益。只有60%的選民認為澳洲政治制度好於其他的制度選擇，而這個比例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只佔52%。

澳洲政壇和媒體上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意味着社會按照財富標準，社會層次，族裔來源，意識形態，劃分成不同的板塊。總體而言西方社會對形勢的反應可以分成兩個方面：

第一種是特朗普為代表的以民粹和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美國優先理念。從建制派的角度看，特朗普理念與正規的市場經濟理論並不相符。特朗普理念的核心是政府幹預，通過減税使得製造業迴歸；通過提高關税刺激本國製造業和農業，通過邊境政策控制非法移民，為本國人民提供就業，通過外交壓力逼迫盟國提高軍費而減低美國國防開支。都是政府看得見的手在操作。

第二種是西方左派，既社會民主主義派的反應。從考特茲的綠色新政到澳洲的工黨政策都鮮明地體現出對傳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不滿和質疑。在左翼眼中，世界上的問題首先是資本力量太強大，在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中，他們打出了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概念，宣稱“美國1%的富人擁有着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税，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 左翼人士還認為資本為了贏利，大量砍伐亞馬遜和印尼的森林，在世界各地大肆排放污染物，破壞了臭氧層，造成全球氣候變暖和海平面上升，威脅到人類和世界的生存。

美國民主黨和澳洲工黨都代表中下層階層和新移民的利益；近年來在澳洲地位不斷上升的綠黨則代表着反資本勢力，這種勢力在大學青年人和新移民中非常有市場。工黨，綠黨和其他激進的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在澳洲被統稱為左翼的進步主義。

某種程度上講澳洲2019大選是選民立場已經預設的選舉。各種“政治正確”觀念幾乎控制了所有公共機構，學校，和大學，甚至許多私人機構和媒體。這些勢力在氣候變化，邊境保護和言論自由等問題上對自由黨不利。

這次大選也是一次和選民年齡高度相關的大選。根據經濟評論員Robert Gottliebsen和人口學專家Bernard Salt的觀察，佔選民總數36%的7百30萬澳洲80-90後，年齡段在18-37歲，更關注環保政策，降低房價，增加工資和加班費。

顯然，全球化後出生和成長的澳洲80-90後，對社會的不滿要遠遠超過他們的前輩，他們中很多人缺乏穩定的工作，面對高房價，兩極分化和環境污染自然選擇工黨。相反工黨的政策對比較富裕的年齡在58-77歲的嬰兒潮一代不利。

澳洲知名評論員Paul Kelly 認為到目前為止，儘管工黨表明要增加税收，但反對的聲浪並不高漲，相反自由黨提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減税計劃也沒有造成轟動效應。工黨在健康，醫院和癌症治療上增加開支的計劃使得自由黨減税的光環失去光輝。年輕一代對工黨可能導致經濟衰退風險的政策並沒有產生高度關注。

調查表明，悉尼和墨爾本接近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31％）出生在亞裔家庭。亞裔千禧一代相對應其他在澳大利亞出生的千禧一代更可能持保守主義觀念和價值觀，他（她）們更多地從父母那裏獲得房產和結婚組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