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特朗普和民眾達成了共識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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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Americans Want a Less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It’s Time Lawmakers Listened to Them

來源：《時代週刊》（Time）

作者信息

伊恩·布蘭默（Ian Bremmer），無黨派非營利組織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創始人和董事會主席。他同時是一名美國政治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政策、國家改革和全球政治風險。

編譯摘選

**內容摘要：**根據歐亞集團基金會一項名為“天壤之別：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公眾輿論”的新研究，無論黨派傾向或年齡，美國公眾普遍支持不插手國際事務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公眾要求政策制定者關注國內需求，認為美國的優越體現在國內製度；另一方面，公眾普遍不認同在國外採取軍事行動，並開始質疑軍費的使用；但是，公眾普遍推崇國際貿易。另外，公眾和專家、精英觀點大相徑庭，作者認為忽視公眾輿論需付出很大代價。

幾十年來，人們對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達成共識，而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這個共識之上。在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國際秩序中，外交政策專家一致認為，美國士兵和納税人的錢對於維護全球穩定至關重要。然而美國民眾不一定這樣想。根據歐亞集團基金會（Eurasia Group Foundation，下稱EGF）一項新研究“天壤之別：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公眾輿論”（Worlds Apart: U.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調查結果，受訪者無論聲稱效忠於什麼政黨，都支持擺脱國際事務糾葛的外交政策**，而且這些支持者當中不限於右翼的保守派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的自由派反戰主義者。在每個受訪的年齡組中，受訪者對國際義務和帝國式統治的興趣都在逐漸減弱。**

這些調查結果不是第一次出現。幾十年來，美國人一直對海外干預持懷疑態度。但這項研究給我們清晰地呈現了當總統特朗普採用史無前例的外交決策途徑之時、美國政治的裂痕復現之際，美國民眾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

當人們（完全合理地）批評他的決策混亂粗暴之時，特朗普明白他們不會輕易接受。一些人認為，他通過公開質疑現有同盟和干涉主義外交政策的價值，操縱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但在許多方面，相比在華盛頓的其他人的看法，特朗普的觀念與大多數美國納税人對未來美國在世界上的定位更為一致。“美國第一”不僅僅是特朗普的口號；在涉及外交政策時，它正在成為一個國家的世界觀。

獨立的美國

自冷戰以來，美國政策制定者普遍認為，兩次世界大戰和與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鬥爭，強而有力地證明美國的領導既有利於世界，也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它們使美國得以在某個地區施加影響並防止外國問題進入美國領土。

然而，在種種關於美國領導地位的討論之中，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未能説服美國人去接受美國在海外承擔領導責任的成本。在“911”事件發生，以及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隨後其他地方）的軍事幹預不了了之以後，**美國公眾越來越不相信保障全球21世紀安全與繁榮是美國的責任。**在被問及實現和平的最好方式時，超過三分之一的EGF研究受訪者表示，**美國應該“關注國內需求和美國民主的正常運行”。**只有18％的人表示最好的途徑是促進和捍衞世界各地的民主。

美國人依然相信自己的國家是優越的。但是，正如該報告的作者馬克·漢納（Mark Hannah）所觀察到的那樣，“人們支持美國例外論和領導力，是與美國的榜樣力量有關，而不一定代表他們支持美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美國人認為，例外主義應該更多體現於美國在國內所做的事情，而不是通過一個以美國形象來重塑世界的計劃來詮釋。**幾近一半的調查受訪者認為“美國之所以優越是因為其本身所代表的東西”。而只有17％的受訪者表示“美國之所以優越是因為其為世界所做的一切”

我認為這樣的結果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人已經開始接受民主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獲勝這一事實。**他們看到其他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在不遵循美國自由市場模式的情況下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個人自由和法治遠非普遍價值觀。他們認為這些價值觀美國在國內就可以充分實現，而不是在國外推銷或將這些價值觀強加於其他國家。

**關於武力使用，受訪者清楚地表現出“不情願”和“不願意承擔風險”的態度。**當被問及美國應該如何應對“萬一伊朗重新開始核武器計劃”時，無論哪個黨派背景的受訪者都更傾向於採取外交手段而非軍事行動。80%的受訪者傾向於通過外交途徑來維持伊朗的無核狀態。值得重視的是，更多的人認為“伊朗有權自衞，即使這意味着發展核武器”，而不是支持“對伊朗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以防止其政府獲得核武器”。

**美國人覺得軍費開支並沒有起什麼作用。**雖然45%的受訪者主張維持目前的軍費開支水平，但在其餘的受訪者中，認為應該減少軍費的人數是主張增加軍費開支的人數的兩倍。調查發現，對於降低軍費開支，最普遍的理由是美國“還有其他優先事項要用到這筆錢”，這是近60％持降低軍費觀點的受訪者的主要理由。而2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最擔心的是目前的“軍費開支水平在財政上是不合理的，減少軍費開支可以幫助我們償還國債或減少美國人必須支付的税款。”

**至關重要的是，調查結果並未顯示美國人要退出世界舞台。**例如，他們非常推崇國際貿易。事實上，大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0%）認為“建立、鼓勵和加強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自由貿易的發展”是實現和維持和平的最佳途徑。但調查報告也表明，多位受訪者的觀點與報告所稱的“獨立美國”世界觀是一致的，它指的是美國從解決他國問題的責任中解脱和獨立。

公眾輿論與專家意見之間形成鮮明對比。EGF報告分析了隨機抽取的來自45位外交政策專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在《外交事務》（美國最重要的國際關係期刊之一）上刊載了超過3年。這些專家表達的觀點與美國公眾輿論的調查結果形成鮮明對比：只有9％與“獨立美國”世界觀一致。相反，近乎一半（47％）認為美國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説，沒有美國的積極領導，就沒有國際和平與繁榮，但公眾裏只有9.5％的人支持這一想法。

忽視輿論的代價

美國是一個代議民主制國家，而不是直接民主國家。美國人並不期待領導者們的每一個決策都牢牢根據選民的意見來做出。領導人需要進行獨立思考，併兼顧國家利益。他們有機會，甚至有責任幫助引導公眾輿論。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尤其如此，明智的選擇取決於高度專業化的知識。

但在民主制度下，政策制定者還必須允許選民們幫助調整他們的選擇，尤其是當本國外交政策機構在世界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美國仍然堅持美國例外論的時候。“美國治下的和平時代”已經結束，當現實發生變化時，那些有影響力的決策者的觀念也必須改變。

我認為美國的政策制定者眼下有一個機會——在美國公眾輿論正好適應了當前緊張的地緣政治現實的情況下，重新與民眾接觸。

**如果不這樣做將會帶來很大的風險。**當政策制定者忽視公眾輿論及其持續性時，他們會讓公民承受越來越高的成本和危機，而它們隨着時間的推移將達到頂峯，並同時磨蝕公民的信任。此外，若外交政策缺乏廣泛的公眾支持，外國政府就會認為美國善變、不可靠和；敵人就會發現美國的分裂並加以利用。如果不考慮公眾輿論，我們必然會看到新政策思路減少。正如報告指出的那樣，“減少國防開支或重新評估反恐戰爭，這些明智和周全的提議，因超出傳統觀念的認知而被束之高閣。”

像這樣如近視一般看待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可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流血、財富流失和國際政治善意的折損。但是，忽視美國公眾輿論，而擁戴缺乏公眾持續支持的精英共識，其更大的代價很可能是美國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