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名校，中國家長不怕花冤枉錢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作者： 星爸爸

而是怕沒地方花錢

2017 年全國高考總報名人數是923 萬，清北錄取了 6558 人，粗略一算，一萬個考生大概只有七人能夠進入讓所有中國家長夢寐以求的大學。

這種估計其實已經算是樂觀了，對於非京籍學生來説，真實錄取率要比這更低，如果考慮特殊招生渠道拿走的名額，再加上每年各種降分政策招生，那麼裸考進清北就是難上加難再加了，佔比大概只有10%。

其它著名學府也都差不多，復旦和上海交大的裸考生比例大概是20%，浙大好一些，約 40%。

進不了清北乃至211/985，又對現有選擇不滿意的家長，要感激過去十幾年裏迅速積累的財富和開放的國門，因為出國留學因此而成了很多人負擔得起的求學路徑，也自然成為多數家庭的第二選擇甚至首選。

事實證明，如果能用好，這條路是會帶來奇效的。

曾經有某個留學工作室説，直到高二階段還是有可以掉頭的機會，準備充分的話，一個在浙大線下徘徊的考生可以直接申請國際排名可能比清北還高的大學。但這一切都需要付出經濟上的代價，目前江浙地區的市場行情大約是20～30 多萬元的輔導費用，每年。

這個數字代表的不僅是父母為下一代花錢的能力，也代表了他們願意花錢的決心。據説杭州EAC 中心某家做美高美本諮詢服務的公司，只靠十來個人就能做到一年小兩千萬流水，按 30 多萬的客單價算下來其實也不過就是 70 來人而已。

這幾年愈演愈烈的國際學校和教育投資的熱潮，也讓家長們早在孩子落地前就開始謀劃。各種早教班培訓班和科目競賽，外加公立路線、民辦路線和留學路線，其中的搭配組合，比他們小時候經歷過的高考填志願要複雜多了。

複雜的另一層意思是信息不對稱、不透明，這就給中介類的機構提供了牟利的機會。

留學市場的體量據估計是兩千億級別。

服務費、信息差、培訓上課當然都是賺錢的正當的理由，但是目前整個行業泥沙俱下，教育的成果本身就很難量化，再加上焦慮情緒，中產家庭的教育基金就成了很多不良業者的提款機。

比如前幾天逼得的哈佛北京校友會發文澄清的假招生官事件。

2015 級的哈佛本科畢業生Malcolm Grayson 來到中國，假裝起母校的前招生官，而這正符合了中介機構用名校光環晃暈家長的普遍商業策略。

根據留學生日報和公眾號我叫MKT的梳理，過去幾年配合這位招生官或者説聘用了他的機構裏大大小小品牌有十餘家，Grayson的身份也從前招生官、招生官、面試官到記憶大師之間按需切換，也許是站台太過頻繁而被人向哈佛校友會諮詢，最後被戳中真相。

國際學校招生時喜歡用名校offer 給自己貼金（這裏面也充滿了誤導和誇大的套路），而中介則會聘請所謂的招生官當成品牌背書。只不過，大多數中介機構耽於利潤和受限於國外嚴格條例的限制，會用路人老外充大學官員進行推廣，比如公眾號我叫MKT 扒出的某個機構就是直接了當地從網站上摳圖並捏造姓名經歷。

招生官其實是一個非常籠統的説法。一所美國大學裏手握存留權利的招生副主管（AsscociateDirectors of Admission）可以被翻譯成招生官，任意一個在校生都可以申請成為的兼職文書也能被稱作是 Admission Officer。

再泛一點，甚至於一些毫無經驗，但有子女上了藤校的家長也偶爾會以顧問自居，提供高價諮詢服務，這在國內外都不罕見。

真招生官來國內的也不是沒有，2016年路透社獲普利策獎的一篇特別報道就起底了上海狄邦教育管理集團和新東方用大額捐款和贊助的方式招募數十位美國著名大學招生官飛往中國進行商業活動的做法，其中還涉及了中介機構為學生修改成績、代筆文書之類的違規操作。

僅就招生官的身份而言，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是因為如此，現任招生官以背書站台、提供指導甚至涉嫌收受賄賂的方式參與國際生招募也成為美國教育人士抨擊的對象。

畢竟，路透社稱這 “……讓中國學生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而美國國內不少申請名牌大學的人並沒有機會與招生官直接接觸”，而 “作為回報，有些事情是可以預料的”。

這些機構會用與 “某某學校招生官近距離接觸“這種暗示的 ”關係“ 和 ”名師指導“ 兩層含義的宣傳語。對於熟諳人際關係的中國家長來説，這顯然是一種值得依賴的路徑。

我國出國年度出國留學人數在去年剛剛突破60 萬的關口。在出國留學供求關係的一端，是一個個希望把孩子送入著名學府的中產家長們。鏈條中間被中介截斷，另外一端則是希望將資源積累變現的教育出口大國。

美國的留學經濟規模在2016～2017 年是 390 億美元、四十萬就業崗位；澳大利亞，2018 財年 320 億澳幣，留學生規模 54 萬人；英國，2014～2015 年約260 億英鎊、約 21 萬份工作，並帶動了運輸業和零售業分別 7.5 億英鎊和 6.9 億英鎊的增量。

在這其中，美國英國近年來都經歷了部分下降。尤其對於前者來説，受到美國保守化的政策以及各移民輸出國的經濟影響，留學生數量自十幾年來首次緩慢下降，2017年秋季美國國際教育機構的報告稱約一半高校的國際學生報道率下降了 7% 以上。

除了美國本土政策和輸出國經濟影響之外，“其它國家也通過設立項目和國際分支來招募頂尖生源的形式進入到競爭裏來”。其中，受影響最深的是中西部小型院校。

換句話説，熱門地區的熱門院校競爭正在變得激烈。

非官方統計，哈佛2018 年錄取學生中中國籍為 7 人，佔比約為萬分之一點六，即使把口徑擴大到亞裔，也僅有 1%；MIT 去年錄了 5 名在美國上高中的中國籍學生，而今年根據公告，則是不見一箇中國籍考生。

其它頂尖院校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即使把要求放低一些，能稱得上好學校的也都需要經過激烈競爭才能獲得入場券。如果再放低一些，可能就失去出國的意義了，畢竟海歸的標籤已經開始從光環變成了一種負擔。

這至少傳達了兩個信息，一個是為了名校的錄取率正在越來越低，競爭變得越來越殘酷；二是低齡化留學正在興起，因為這能一定程度上彌補國內直申國際名校錄取率低的缺陷。

而低齡留學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和更長的投資週期，再加上國際名校極低的錄取率。從結果上，絕大部分家長上百萬元的投入最終都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雖然正在花着“冤枉錢”，但在名校情結和路徑依賴的作用下，數以萬計的家庭仍然樂觀地持續投入着。

不知道是哪個社區裏的網友精確地評論道：在教育上，中國家長從來不擔心花冤枉錢，他們害怕的是沒地方花錢。

這種心態的中產教育觀，自然成了中介和機構眼中割不完的韭菜，一個假招生官倒下，還會有千萬個 “假招生官” 會站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