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始皇帝——只有《史記》才能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秦始皇_風聞

【文/辛德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興在世界讀書日即將來臨之前的這個週末來到這裏，參與中華書局舉行的世界讀書日主題活動，在這裏和大家見面，交流一下讀書寫書的體會。

當主持人梁彥問“哪些讀者是奔辛老師來的”時，現場反應熱烈

中華書局安排，這個世界讀書日的活動的主題，是司馬遷的《史記》。這個主題安排得好，因為司馬遷的《史記》，不僅全面載述了所謂“黃帝”以來直至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也就是漢武帝太初元年之前的歷史，而且在史學著述的形式上，做出一項重大的開創，這就是他開創了“紀傳體”這種史書體裁。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創舉，而且是一項成功的創舉。由於這種體裁十分合理，以後歷朝歷代所謂“正史”，就都照樣學樣，一直沿承下去。

司馬遷寫《史記》，自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所謂“天人之際”，講的就是天對人的命運和社會變動的影響，因而他必須誠實地面對上天，如實書寫史事，這樣才能寫出一部“信史”。世人或許可欺可瞞，但蒼天有眼，他不敢欺、也不會跟“天姥爺”耍小聰明，變着法兒想去瞞掉什麼，故緊接在司馬遷後面寫出第二部紀傳體正史的班固讚譽《史記》紀事的信實程度説：“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世世代代，人們都是這樣看待《史記》，這樣閲讀《史記》，這樣利用《史記》，這樣敬重太史公的史筆，沒有什麼異議。

不過晚近以來，由於受到西洋某些學術方法的影響，一些專業的學人，開始對《史記》紀事的信實性提出懷疑。像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和中國學者呂思勉等，都懷疑《史記》中有很多不可靠的傳説的成分。

當然談到這個問題，具體的情況，非常複雜。這大致涉及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早期在有系統文字記錄以前的傳説時代的紀事是否可靠的問題；第二是以職業史官記錄等系統史料為主撰寫的內容從總體上説是否存在嚴重錯謬的問題；第三是現在很多人熱衷談論的所謂“歷史書寫”的問題，即司馬遷是不是出自什麼不可告人的心懷而採錄那些並不可靠的史事、甚至有意扭曲史實編瞎話的問題。

這三個方面的問題，詳細闡述，都很複雜，我的粗略看法，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第一，中國古代缺乏系統文字記錄的傳説時代，大致可以截止在所謂夏代的末期。在這個所謂“傳説”時代，或真或假、或虛或實的歷史敍述是大幅度、很普遍地相互攙雜在一起的，但既然已經有了比較具體的傳説，史學家也就不能對它視而不見。司馬遷本着努力追求史事的客觀真實性的原則，儘可能對這些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傳説做出了自己的斟酌判斷。

於是，我們看到，《史記》對這一時期所做的記述，是從他認為相對比較信實一些的黃帝時期寫起，“擇其言尤雅者”（《史記·五帝本紀》）載入書中。虛的、假的、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紀事，固然所在多有，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兒，總是要從相對信實的時代努力向前做一些比較合理的追索。

換句話來説，雖然《史記》中這一段史事的記述存有很多值得慎重推敲或是有待深入考辨的內容，但也沒有任何比它更為可靠的記載流傳下來。就這一段歷史的總體情況而言，相對來説，《史記》的記載還是最為確實可信，因為其他那些記載更不靠譜兒。

第二，在中國古代，以職業史官記錄等系統史料為主撰著的史籍從總體上説是否存在錯謬？談到這個問題，不能不提及著名的王氏“二重證據法”，也就是文史學界人所熟知的王國維先生強調指出的那一治史方法。

到目前為止，中國古代依據系統的職業史官文字記錄來撰述的歷史，大體可以確認，是始自殷商時期。

按照我的理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既不是他的創造，而且在當時即使是由趙國維、錢國維主張這一方法，也根本就不是什麼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創新，而是在具備了相應出土文獻資料的特殊歷史時期，及時地將這一很普通的治史方法，用之於中國上古歷史的研究，用來證實古書的信實程度。

其具體指向，是包含如下兩重涵義：一是關於殷商時期歷史的記載，依據傳世文獻與地下出土新史料“二重”互證的方法，使得“《世本》、《史記》之為實錄”這一點，“得於今日證之”，亦即賴此“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二是對那些較殷商更早的上古早期傳説時代來説，“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這也可以説是對上面所説第一方面問題的一個解答，即對於載錄中國早期歷史最為詳備的《史記》來説，它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反映了歷史的實際情況（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證》）。

這等於説，王國維先生運用這種“二重證據法”，證明了《史記》記載的殷商以下的歷史，基本上也都是可靠的“實錄”，總的來説，是不容輕易置疑的；或者説王國維先生用這種“二重證據法”證明了《史記》是一部真實可信的通史。

第三，關於司馬遷是不是有今人所論“歷史書寫”的問題，這件事兒比較複雜，但我對此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這涉及中國早期職業史官的身份和傳統的問題。簡單地説，早期史官身處於天人之際，肩負着溝通上天與世人的職責，若不能忠實地記述史事，會遭受天譴神責，並且這種懲罰的嚴酷程度甚於世間一切暴虐的君主，所以，才會有辛甲、董狐、齊太史等史官能夠奮不顧身而不失其守，甚至搭上他們整個史官的家族。

比司馬遷早些時候的賈誼，稱“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賈誼《新書·保傅》），反映出直到西漢時期，在人們的觀念中，很大程度上還在沿襲着這樣的傳統。

正是這樣的傳統，決定了司馬遷具備有“究天人之際”的資格；正是這樣的身份，促使他能夠秉筆直書，以至直刺“今上”漢武帝。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來看人們對《史記》某些內容的“非客觀性”或“歷史書寫性”的議論，我想主要有兩類情況。

一類情況，是史料不足徵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憾，是技術性的疏失，與司馬遷的主觀偏頗無關。可以説，這樣的問題，是治史者永遠不可避免的遺憾；即使在今天，也是這樣。

另一類情況，是《史記》的紀事，本來並沒有什麼問題，基本上是信實可靠的，本來是真實發生的史事，可是後世書生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議，於是便揣測這出於司馬遷師心自造，也就是所謂“歷史書寫”。

譬如，這些人懷疑秦始皇死後趙高、李斯密謀“詐立”胡亥為太子的事兒，當事人之外，他人何以知之？故其説必定出自後人瞎編亂擺劃。別的國家是怎麼樣，我不知道，但在中國，只要你不是粉紅粉紅的小貝貝，除了喝可愛的媽媽的奶水之外，還多少吃過點兒什麼，都明白“一傳十，十傳百”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這麼大個事兒，當然會有人口口相傳，流傳於世。而且這事兒是有其他一系列史事與之印證的，很簡單：真的假不了。

又如，趙高“指鹿為馬”，有人覺得事同俳優作戲，這樣的場景，在真實的世界裏是絕不會出現的。前一個時期，網絡上有一個流行語，叫“活久見”。活得久了，史書中甚至小説戲劇裏那些“驚世駭俗”的故事和人物，就什麼都不會感到驚奇了。

上面講述的這些情況，學者之間有不同的認識，大體上還都屬於認識態度或治學路徑不同所造成的差異。另一方面，近三四十年以來地下新出土的史料，又使得一些人，從中找到一個個重磅“實錘”，使其如獲至寶，紛紛以之砸向太史公的頭上，也砸向他寫下的《太史公書》。

在這裏，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説明這一情況和我的看法。

第一個例子，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現的雲夢睡虎地秦簡，其中有兩條大秦帝國法律文書，提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官署——隱官。於是，前後相繼，湧現出一批學者，有在海內的，也有身居海外的，他們一看“隱官”這兩個字長得跟《史記》裏的“隱宮”二字非常接近，於是就放膽勘正《太史公書》，要把《史記》的“隱宮”改訂為“隱官”。當然，按照他們這些人的看法，不應該説是“改訂”，而應該稱作“訂正”，只是我不認同這種説法，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改正為誤，改是為非。

湖北省博物館所藏的雲夢睡虎地秦簡

單純改個詞兒，改個官名，影響也不一定很大，可這些人意不在此，他們和卑微的古籍校勘從業人員不一樣，他們是高層次的歷史學家，他們堅信他們所理解的治學法寶“二重證據法”（這和上面所講的我本人的理解很不相同），他們想要依靠出土文獻資料來改寫歷史，來重寫歷史。

他們這些人要改寫什麼呢？主要是改寫《史記·蒙恬列傳》中這一句話，即“（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生隱宮”，趙高就被解釋成宦官（這樣的解釋對不對，得另説）；現在把“隱宮”改訂為“隱官”，趙高就成了趙家好男兒。一時間，響應風從，附庸者眾多。

這裏的關鍵，是能不能簡單地依據一兩條地底下挖出來的散亂文牘來改易《史記》的記載？《史記》“隱宮”指的是什麼是一回事兒，《史記》中還有許多記載都清楚表明了趙高必屬後宮宦官是另一回事。《史記·樊酈滕灌列傳》記載，西漢初年，有一次，漢高祖劉邦一連十幾天都把自己關在宮內不見人，別人也不敢進去看，只有殺狗出身的樊噲性子烈，拍開宮門就往裏闖，這樣其他那些着急的大臣才敢跟進。進到卧室一看，劉邦正頭枕一個宦官身上不知道在做些什麼（西漢的皇帝大多都很喜歡同性性伴侶，就好這一口兒）。

樊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樊噲把劉邦一個人和宦者廝混的事兒同秦二世獨倚趙高事相併比，這趙高不是淨過身的宦官還能是個什麼東西？只要你不是變態地迷信所謂“出土文獻”，趙高身上缺了的東西是誰也補不上去的，而且司馬遷對這一點，是有切身體會的，趙高要不是這樣，他能隨便寫麼？

給《史記》帶來更大挑戰的出土文獻，是北京大學近年入藏的西漢竹書《趙正書》。

《趙正書》簡文

趙高雖然是個權傾一時的大宦官，要不是淨過身，很可能就會取二世皇帝而代之，成為趙家人的第三個皇帝，但在當時的作用和在歷史上的影響，畢竟不能和千古一帝秦始皇比。《趙正書》的紀事，乃是直接顛覆了司馬遷《史記》所記載的秦始皇的經歷，把胡亥詐立這件事兒，寫成了秦始皇既定的安排。《書》中告訴人們，二世皇帝是按照他老爹的臨終遺囑名正言順地登基就位的。

這件近兩千年前的竹書所提供的舊信息，一下子成了今天的大新聞。普通民眾當然很想一看究竟，很希望有專家學者出面，告訴大家歷史的真實狀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那麼，職業的研究人員又是怎麼看待這件事兒呢？

實際的情況是，這麼多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專業研究者期望通過一次偶然發現的出土文獻來改變世代相傳的歷史樣貌。這樣做，幹起活兒來省事，領起功來既顯眼，又容易。所以，好之者眾，樂之者多。儘管《趙正書》所述違情背理，明顯過於荒唐，可他們表述的意見，還是模稜兩可，給好事者的想象發揮，留足了空間，也提供了“合理”的基礎。於是，一股懷疑以至否定《史記》紀事信實性的火焰，雖然不是很大很旺，卻日漸蔓延。

事兒趕得也寸，就在《趙正書》的研究展開不久，2013年年底，湖南省相關考古工作者又向社會公佈了一件在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發現的二世皇帝詔書。因其中含有“朕奉遺詔”云云的文句，故發掘者將其稱作胡亥的“即位文告”。由於這一語句與《史記》所書趙高、李斯合謀篡改始皇遺詔事明顯不符，卻與《趙正書》中胡亥遵奉遺詔合法登基的敍述正相吻合，在一些人眼裏，好像恰好可以印證《趙正書》所言不虛似的。這份所謂“遺詔”，便猶如一股邪風，吹向藉着《趙正書》以懷疑、否定《史記》的野火。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秦二世詔書木牘

於是，風助火勢，大有一舉焚蕩《太史公書》的勢頭。大家看看是不是：秦是被司馬遷所在的皇漢剛剛取代的一個王朝，要是太史公連秦二世繼位緣由這麼大的事兒都記載得一塌糊塗，那他還能有什麼值得我們相信的地方？司馬遷忍辱負重給我們留下來的這部千古名著，真的像這些人認為的那樣，就是“滿紙荒唐言”麼？

幸好，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兒，在我看來，它是一門科學，而歷史研究的結果作為科學的結論，是可以驗證、而且也是必須予以檢驗的。按照我對相關問題分析驗證的結果：太史公就是太史公，《史記》就是《史記》。司馬遷治史的嚴肅認真態度，誰也不能損壞；《史記》的信史性質，則誰也動搖不了。相比之下，被迷信出土文獻者尊奉的《趙正書》，不過是一篇借事兒説事兒的“小説”而已，絲毫不足信據。

大家若問我為什麼這樣講？為什麼講得這麼“武斷”？我要告訴大家，我對這些問題是做有很具體的論證的，只是説來話長，今天在這裏實在無法拓展開來，一一細説。感謝中華書局，他們即將幫助我出版一本小書《生死秦始皇》，過幾個月就會面世。上面講到的這些問題，在這本小書中都有詳細的講説。

秦始皇像

如上所述，與秦始皇相關的各項問題，可以説是一項標誌性的事件，它對我們合理認識《史記》紀事的性質，具有重大象徵意義。透過這些研究，我想説，只有《史記》，才能告訴你一個“真人”始皇帝（“真人”是秦始皇晚年取代“朕”字的自稱），這也就意味着《史記》是一部講真話、記實事的信史，我們今天要想了解漢武帝中期以前歷史的總體狀況，它仍然是唯一無二的首選。當然，大家有興趣的話，若是一併看一下敝人將要出版的這部《生死秦始皇》，或許會對《史記》的性質和地位能有更好的理解，特別是或許能夠看到一個更加清晰、更加豐滿的秦始皇的形象。

2019年4月20日講説於中華書局

提問環節

問：辛老師好，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越遠的歷史和越近的歷史，都是模糊不清的，不論東方還是西方，越近的問題，我們反而越不清楚，越遠的問題，因為史籍的匱乏，資料稀少，遠的也是模糊的。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還有一個是……抱歉我有點緊張，忘了。

辛：因為我閲讀範圍比較窄，西方的東西閲讀很少，我外語不行，所以不能很好地和你交流這個問題。你剛才談論的問題，是很有意思的現象，但各國有點差別。只要你正常地看待史料，都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你有專業的能力，你可以通過一些偶然的、側面的東西，推論其背後的“一大坨”。但大多數人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不太會推斷。但經過一定的訓練，就很簡單。另外，還有些事情涉及評價層面，我理解你所説的是這兩個層面。

我們研究歷史是兩重含義，第一是事實的認定。只要讓你看，讓你談，大多數問題是清楚的。但第二個層面，同一件史實的評價問題，這個永遠不清楚。就這點而言，近現代和古代是有共同性的。只是近現代參與評價和判斷的人會投入得更多，審視的角度更加豐富，現實生活介入影響你讀書。只要你看看互聯網討論就明白了，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有各種各樣的説法。評價歷史也是如此。就這一點永遠不可能統一。

你感覺近現代的問題比較突出，其實不是這樣的，古代也一樣，中世紀也一樣，唐宋元明也是如此，參與的人可能少一些，你感覺弱一些。至於上古的問題，就是文獻不足徵，無法確切地連貫落實。成立一個學説，好不容易立起來，然後過一陣子破掉了。這是研究上古史很痛苦的事，就像司馬遷寫《史記》，三代以前沒有可靠的記錄，只有口頭傳説。他只有儘可能找到最可靠的傳説記錄下來。要研究上古歷史，還是要靠一代一代的學者去相對接近真相。

問：謝謝，我又想起來我的問題了。網課中，接觸到東南亞歷史，有很多沒有文字的歷史，而是依靠口耳相傳，依靠一些史詩和故事。那麼口頭傳述的歷史與記錄下來的歷史，哪個更真實？

辛：我想換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就是哪個更豐富。更早的時候，人們記錄得可能越簡單。我們看《春秋》，就是幾年發生幾件大事。隨着整個文字記錄的發達，文字記錄越來越豐富。但是在傳統的社會，人們能夠記錄下來的，考慮記錄下來的，還是有限的。因為寫字總有一定限制，有一定的角度範圍。

總的來説，大部分人，按照中國的史學傳統，他主觀上是要客觀地記錄已經發生的事實，他所記錄的，應該是當時更加重要的事實。現代很多歷史學者，瞧不起古代歷史學者，認為他們沒有記錄古代重要的事情，認為還有更重要的，就像口述史看到的另一個側面，非常不同。但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的祖宗不傻，我們祖宗傻的話，我們今天就痴呆了。他們不傻，才遺傳給我們正常的思維。他們考慮那個時代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現代人研究歷史，總覺得他有新發現。

我還是建議看二十四史，看正史。正史記載的，由唐代人寫隋代歷史，宋朝人寫唐朝的歷史，在那個時代，他們離得近，他知道的那個社會剛剛過去，把那個時代主要面呈現出來。當然有不可避免的缺憾，有一些層面、側面，沒辦法記錄。但現在不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有手機，你想發一個歷史記錄，你可以每天就拿手機拍照就可以了。你仍然要有一個特定的選擇。

你記錄的側面，歷史書每個都能寫，有些記錄跟主流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那個記錄錯了，而是歷史的另一個側面。口述歷史就是這樣，口述歷史有些是被傳統忽略的。但是其基本的存在狀況在歷史書中是不是沒有記載？不是的。被大大忽略了，甚至覺得不能存在了，但是透過字裏行間，透過很少的語言表述，仍然可以看到，那個時代、那些民眾的基本生活狀況。我們要是要看正史，我們祖宗，記錄離自己較近的歷史。記載可能有遺漏，但我們依然可以透過文字看到其基本面貌。

問：請教兩個問題。您提到秦始皇給自己起了一個新的暱稱“真人”，這是秦始皇取自歷史文化符號，還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史記》前面有所謂一字千金的《呂氏春秋》，裏面有個濃墨重彩的惠施，縱橫捭闔，在各國非常活躍的歷史人物，在《史記》哪裏幾乎抹掉了此人，沒有他的身影。您對此問題怎麼看？

辛：很好的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得很好，我沒有認真關注過。第一個問題深入探討非常複雜。我的講題，就是要生動，是取雙關語義。大概在始皇三十四年，用“真人”取代了“朕”，這與秦始皇求取長生久視、長生不老有密切關係，僅此一點，深入探討就非常複雜，就涉及神仙家的説法與追求，他們的淵源問題。我只能談到這裏。

你後面談的問題，涉及另一層面。任何人寫史書時，都有取捨，只要你寫出來一本書，而不是檔案彙編，就需要概括取捨，通過他選擇的側面去反映那個時期的歷史。司馬遷為什麼沒有寫很多歷史人物，比如説趙高——趙高無論如何都應該單獨立一個列傳的，歷史影響很大，但司馬遷就沒有寫。可能有很多自己的理由不去寫。這樣去探討會有無數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在沒有充分資料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專門深入探討，因為無法證實，就更多地進入了歷史的解讀層面了。我不建議專業歷史學者把這樣的問題當作主要的探討對象，因為相對性太強。解讀要適當。以上為我個人的想法。

問：辛老師好，非常榮幸能與您交流。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您能簡單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樣一個形象，與一般大眾和歷史愛好理解的有什麼不同？第二個是，我關注了您的公眾號，裏面的形象非常活潑，非常皮，作為專業的歷史研究者，與普通大眾和歷史愛好者交流過程中，怎麼能讓他們更容易接受您專業的觀點？

辛：關於秦始皇的形象，我其實沒有深入考慮過。我做的問題都很小，別人不太願意關注的問題，我就死摳這樣的小問題，有時候總體的關注就不夠，但不是沒有自己的評價。簡單地説，我憎恨一切暴君。秦始皇是暴君裏排在頂峯的。

但是研究歷史，跟我們解析與判斷不一樣，研究歷史我們首先要淡化個人感情，儘量沒有，完全沒有是不可能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儘量站在客觀的角度看待他究竟做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比如説，我將來要出版的《生死秦始皇》裏，對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我就做了不同的分析。沒有那麼殘酷。客觀地看，冷靜地分析，與大家一般的認識還是有很多的不同，兩面的。再殘暴的暴君，單純靠血腥，是無法維持一個社會的。他要一些順從他的、聽他話的人為他效勞，他要收買籠絡一些人。秦始皇整個兒來説，大家歌頌他最大的功績是他統一中國。我認為，無政府是最不好的，暴君也比無政府好。但暴君僅僅比無政府好。最好的統治者，是能讓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少遭受一些痛苦，多享受一些生活的快樂。如果除了這個，我面對的長城有多高，與小民沒有關係，與一個國家好壞沒有關係。

問：辛老師好，我導師也是您的學生。我導師給了我任務，讓我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我現在研究方向還沒有定，不知道您對像我這樣在讀的學生有什麼建議。

辛：我沒有想到，我學生教的學生都這麼大歲數了。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學生比你還要年輕些。時間真的很快。前兩天見到一個學生，他跟我説，辛老師，我都四十多了。我就想，我確實老了。我先不回答你的問題，我接着回答剛才讀者的問題，我怕講着就忘了。

我們一般學歷史，如果不是專門做研究，那麼憑着自己的興趣就最好，最好要讀歷史原始的文本，不要擔心沒讀懂，不要試圖讀懂，讀不懂是正常的，讀懂多少算多少，讀會多少算多少。我的導師黃永年先生教導我，不求甚解讀書法。

黃永年先生

他説，你既然讀得很困難，需要咬牙堅持了，説明你不喜歡它，你就不要讀了，你為什麼非要讀呢？但是，你一定有喜歡的。比如説，我們很多人可能會喜歡一些詩詞，你覺得你讀懂詩詞，那你就讀詩詞吧。但你要深入讀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讀詩詞還需要讀歷史，詩詞裏大量的典故，都是先秦兩漢的，你這個時候再來讀《史記》就不一樣了，然後還要讀經書，你的興趣會把你帶到那兒。

至少對大多數業餘的朋友，我就建議喜歡啥就讀啥，你要動腦筋，自然會把你帶到一個地方。有些書，是一定年齡不讓看的，年齡到了之後才能看。我當時讀研究生，做資料卡片，我的導師黃永年先生跟我説，你這樣費心機幹啥，有興趣看書，就應該就記住了。當然，今天我還得去做卡片。

以興趣為引導去讀書，這是最好的。比如看電視劇，我從來不看國產歷史劇，你要看秦始皇、漢武帝、雍正，那你就看看原始記載。這個興趣很強烈，會一個帶一個。我到目前所有研究，就是這樣帶出來的。我本來研究歷史地理，很小很狹隘的，最後我也不知道把我帶到這裏來了，也不知道將來還會把我帶到哪裏去。有人問我計劃做什麼，我説沒有計劃，我跟着我感覺走，走到哪是哪。

那接着回答我的學生的學生的問題，這個我幫不了你。我帶的學生，我一個也沒有給他們出過題目，沒告訴他們怎麼讀，你們願意怎麼讀就怎麼讀。最特別的是，我從來沒要求我的學生看我寫的論文和書。我覺得我的東西不值一讀，你們想讀啥讀啥，我可以介紹老一輩學者的學術經驗，你們可以看一看。你們要不看，我也不管。

你自己對題目的尋找過程，就是學習過程，就是學術掙扎的過程。讀書就是探索，我的導師史念海連一個書目都沒有給我開過，就是跟我説每個星期都要讀書並彙報一下。我彙報完了，他也不置可否。我那一輩讀研究生的前後四五屆，大概都是這樣的狀態，上課老師都是坐在沙發上，很少有老師正經上課，要求你讀什麼書。碰到好玩的導師，像黃永年先生，就跟我談各種好玩的故事，八卦的事多得很。而史念海先生一句八卦也沒有。到今天，史念海先生一共跟我説多少句話，我還是能數得過來的。他也不説話，就坐在那裏聽你説話，也不妨礙人。

史念海先生

自己看書就好，你在迷惘中，就是你學術掙扎的過程。如果老師填鴨式地告訴他，沒有什麼成就的。特別是現在很多黑心的老師，把學生當作打工仔，就派派活，你就是流水線上的工人，跟富士康的工人沒有任何區別，怎麼可能這樣來做學術呢？

主持人梁彥：好，給小朋友一個機會。小朋友，你得叫辛爺爺了。你跟剛才那位哥哥算平輩。

（小朋友）問：辛爺爺您好，您冬天不是還戴着那個挺漂亮的帽子嗎？那麼您現在就不戴了，是不是有薄帽子戴呢？（孩子媽媽補充：辛老師，是這樣的，她來之前，有個專家跟她説，你要把辛老師的書看了，爭取跟他提一個問題，跟他交流。你的書，她目前真的看不懂，然後她就冥思苦想了這樣一個問題。）

​辛：我非常感謝這位小朋友。非常好。因為在電視上看到很多小朋友活動，一些話顯然不是小孩説的話。這位小朋友自己想的話，我非常非常花點功夫，慢慢跟你講，因為還有點時間。

第一，我不知道你説的是哪頂帽子。我的好看帽子有兩個，我特別喜歡的，一個是福爾摩斯的帽子，前面有個沿，後面還有一個，上面還有一個，系一個花，是這個嗎？（小朋友回答：是。）我另外還有個很喜歡的帽子，我們小時候叫滑冰帽。非常遺憾，我打車的時候，忘在車上了，司機也不還我。然後我又買了一頂，那時坐的公務艙，我下了飛機，又落在那兒。我問他，他又不給我。

我説小朋友，做人一個很重要的人品，就是所謂拾金不昧，並不算是良好的品德和教養，拾金不還給人家，是犯罪的。不管拾到任何東西，不還給人家，就是犯罪行為。拾金不昧不是多麼高尚的品質。撿到別人的東西，要告訴媽媽我撿到了一個東西，要歸還給別人。小朋友注意，不是自己的東西，我們不能拿。

另外，那頂帽子我為什麼不戴了呢，我也特別特別喜歡，但因為天熱，我就不戴那頂了。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喜歡戴帽子。其實我是一個很懶散的人，戴帽子太麻煩，而且有一個不太好解決的問題，我的帽子總丟。因為我太懶散，忘了帽子放哪裏。現在很重要的事，我會檢查一下帽子放哪裏了，帽子一定要拿好。丟了兩次，我丟怕了。我大前年得了一場病，腦血管有點問題。醫生要我注意腦血管不要温度變化太大，所以我就戴帽子。所以從小就要注意身體，要聽醫生的話，有病就要看病，看病之後，醫生讓你吃藥你就吃藥，讓你怎麼吃就怎麼吃，讓你注意什麼就注意什麼。我就講這些，謝謝小朋友。

問：辛老師好，《史記》“成一家之言”，請問您的理解。

辛：您的問題稍微有點泛，不知道從何處回答好。我們簡單從字面上説，就是寫成自己的著述。深究的話，涉及很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史記》的性質。比如，有的學者認為《史記》有很強的子書性質。因為子書重在言，重在表述自己對世界，對整個歷史的看法。如果要狹義地理解，特別是在《太史公自序》，還有紀傳後面評論性的東西，還有一些紀傳表開頭的小序，這些都能體現司馬遷的世界觀、人生觀、歷史觀。

總的來説，司馬遷《史記》仍然是非常典型、非常標準的史學著述，它與子書是有本質性區別的。比如《史記》涉及的秦漢歷史，有一部分相應的對比材料。比如西漢末年劉向寫的《新序》、《説苑》這些東西，這些就是子書，其中也有真實的，但有些就荒唐得不得了。這是子書的性質所決定的。這樣的東西，在司馬遷《史記》裏是不會有的。沒有必要從子書的角度，過分強調其一家之言。從個人的見解來説，這個是有的，但這不等同於歷史書寫，不等同於個人刻意歪曲歷史。

他所謂“成一家之言”就體現在他對過往重要歷史事件的援引選擇，對哪些人記錄，哪些人不記，這是最主要的。孔子講“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通過一種事實的陳述，體現他對社會的看法。但首先事實就是事實，我們看到司馬遷很有個性的東西，比如《貨殖列傳》、《龜策列傳》，雖然有散佚的，但原來的列目篇章是有的，這些體現，在後世很重要。班固寫漢書，當時進入東漢，正統的儒家觀念全面樹立起來。

司馬遷雖然是儒家，但他的儒家與東漢的儒家不同。這些東西都能體現其“成一家之言”。確切地説，大多數個人著述的史學著作，都有這個特點，都很強烈。等到集體撰述之後，比如唐代修《晉書》以後，領導領銜，大家編寫，個人意志觀念就要淡了，皇家的觀念就進來了。這些也都古人的歷史轉變。

問：我最近在看您的《中國印刷史研究》這本書，裏面提到一個問題，吐魯番出土的“家有惡狗”的牌記，您討論一些學者的觀點，後面加了一個按語，説這個牌記過去錄作右行，您認為是左行。我就沒有理解，為什麼這個牌記是左行呢？還有第二個問題，怎麼理解這個牌記。你也説它是私人的，警醒行人的一個警示語，那麼這樣一個警示語，為什麼會有這麼詳細的時間落款？

辛：左行右行的問題，我全忘了。那時候鬼使神差，也可能會寫錯一些東西。這我記不住了，抱歉，我已想不起來那個牌記啥樣子。至於為什麼會有時間標誌，私人的東西，今天仍然能看到，有的會有一個時間落下來。這個有一定的彈性，張家有一條狗，它比較兇，警示牌牌會有時間，那麼李家就一定會有。這個不一定。

這個時間可能是為了告訴人們，我這是剛貼出來，不是好多年，那狗還在，你小心點。我想做一個小小的解釋，但不太妨礙對它性質的認定。以前研究敦煌吐魯番是絕學，“絕”不是就其學問而言，而在於平常人買不起機票去倫敦、去巴黎看。現在我們國家有錢了，全都印出來了，在我們國家很容易，大家每個人都能看到，我們把它放大印出來一看，那毛筆寫的，筆鋒一下子就看出不同了，不是太難斷定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謝您的提問，但我只能説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