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聯合考古還原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_風聞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稱"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海絲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並推動了沿線各國的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與英國杜倫大學考古系的最新聯合考古研究證明，“海上陶瓷之路”終點早在唐代就已延伸至西歐。這一發現將中歐陶瓷貿易起始時間向前推進了500年。

　　近年，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與杜倫大學考古系陸續考察整理了江西景德鎮窯址、印度奎隆港口遺址、阿曼魯斯塔克、西班牙薩拉戈薩、瓦倫西亞等遺址出土的中國外銷瓷，整理總數達近萬件（組）。在整理的文物中發現有西班牙諸多遺址出土的中國唐代至元代外銷瓷，雖然出土器物整體數量不多，但是因其產地與產品性質的特殊性，這引起了雙方考古學人員的重視。

　　2016年12月6日，故宮博物院與英國杜倫大學在上海召開的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四次會議上籤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與杜倫大學考古系就印度洋、中東和歐洲地區的考古和出土中國陶瓷器等文物展開了更為系統與詳細的研究。

　　雙方合作的重點主要在西印度洋與地中海地區，這一區域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環節。參與研究的英方專家、杜倫大學考古系德里克·康耐特博士（Derek Kennet）介紹説：“從9世紀開始，在近東地區一些重要的港口——比如伊朗南部施羅夫港（Siraf）——都發現了唐代中國外銷瓷。就這些陶瓷器的製作工藝而言，早期中國外銷瓷的質量要遠遠高於當地生產的陶器。從這以後中國外銷瓷在西印度洋的貿易越來越繁榮，尤其元代以龍泉窯青瓷為代表，中國陶瓷貿易量有着迅猛的增長。這一點在西印度洋地區的諸多遺址中都能夠得到印證。”

　　他認為，在印度洋考古中，中國外銷瓷研究有着其獨特的優勢。雖然中外古代文獻中提及的貿易商品是多種多樣的：從食物水果到香料絲綢，以及玻璃器、貴金屬器等等，可謂琳琅滿目，但是能夠作為考古學證據來進行研究的古代商品物質文化資料卻是少之又少。比如食物、水果、香水、酒水、香料和絲綢等有機物很容易腐爛而消失；玻璃器、貴金屬和錢幣等器物又因為其貴重和可以再利用的性質而很難保存。康耐特博士認為：“在西印度洋地區的遺址中，幾乎很少能夠見到絲綢製品，因為它們太難保存了。然而中國外銷瓷所能反映的古代從中國到印度洋地區的遠途貿易是其他考古資料所難以替代的。”

　　在考古遺址中能夠大規模發現的具有商品性質的器物種類主要是陶瓷器。在印度洋考古研究中，多數陶瓷器的產地和年代難以辨別，為考古學家們復原古代歷史帶來了困難：比如阿曼地區生產的巴赫拉釉陶（Bahla Ware），不但和中國廣東石灣窯生產的粗瓷大罐很容易混淆，其年代目前也難以判斷。這主要是因為西印度洋地區的瓷窯遺址狀況並不明朗。然而中國陶瓷則不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考古學家們通過努力已經大致理清了中國古代陶瓷的發展脈絡、窯址體系、陶瓷品種、產品年代和具體產地。因此，在印度洋遺址中大量發現中國外銷瓷的時候，我們不但能夠通過中國陶瓷為印度洋遺址提供判斷年代的證據，中國外銷瓷所藴含的寶貴歷史信息也為我們瞭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文化資料。

　　中國古代瓷窯體系龐大複雜，考古調查所探明的中國古代瓷窯遺址數量十分巨大。僅在20世紀末，中國境內發現古代陶瓷窯址就達6000餘處（座）。這樣高質量和規模龐大的陶瓷生產製造業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古代窯業中，對外銷瓷生產有着巨大影響的龍泉窯與景德鎮窯成為了雙方考古研究的重點。2017年5月，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王光堯教授與杜倫大學考古系康耐特博士組成聯合考古隊，前往浙江龍泉參觀調查古代青瓷窯址。面對規模如此巨大的瓷窯窯業和質量精美的龍泉青瓷，康耐特博士驚歎不已：“30年前我在波斯灣地區考古時第一次見到元代龍泉窯青瓷，就為它精美的質量所着迷。我們瞭解在波斯灣甚至整個印度洋地區都出土了大量的龍泉外銷瓷，而今天我們終於來到了龍泉青瓷的產地。令我驚奇的是，在這裏的瓷窯遺址，甚至瓷窯附近的河流，都很難找到天然的鵝卵石。我們能發現的都是古代窯業生產後殘留下來的陶瓷殘片、窯具殘片。”

　　考察中，龍泉青瓷博物館館長吳明俊向聯合考古隊介紹：“龍泉境內有古窯址400餘處，窯址年代主要為宋元時期。龍泉市南部的大窯窯址發現有古代龍泉窯的明代官窯瓷場。這裏大量出口高質量的青瓷。可以説龍泉地區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真正起點之一。”聯合考古隊在隨後的研究中發現，在西印度洋遺址中，龍泉窯青瓷的分佈多達數百餘處。這也證明了元代龍泉青瓷在印度洋地區貿易的規模之大。

　　為了深入古代經濟貿易這一課題，雙方將合作重點放在波斯灣地區。雙方合作的重點主要有兩處，一是重新整理伊朗南部地區數百個遺址採集的中國3000餘件（組）外銷瓷。這些陶瓷器年代跨度為唐代至近代，是目前伊朗南部地區考古踏查採集數量最大、範圍最廣的外銷瓷藏品之一；二是阿聯酋北部拉斯海馬酋長國庫什（Kush）與祖爾法（Julfar）遺址，其年代可以貫穿薩珊王朝時期至17世紀。在石油成為阿拉伯國家經濟支柱以前，拉斯海馬因為有着大面積綠洲成為了這一地區最為富饒和適宜居住的地方。拉斯海馬酋長國遺址出土有大量的中國外銷瓷，達4500餘件（組），是研究中國與波斯灣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拉斯海馬的遺址中發現了品種多樣的中國外銷瓷，其中包括湖南長沙窯、福建德化青白瓷、龍泉窯青瓷、景德鎮青花瓷、白瓷、紅綠彩瓷和福建廣東地區產青花瓷等。其中龍泉青瓷、景德鎮青花瓷和福建廣東青花瓷為大宗產品。

　　在古代西印度洋貿易中，龍泉窯青瓷一度取代了伊朗釉陶的市場地位。康耐特博士在他的研究中發現，這一現象不僅出現在了拉斯海馬，在東非的尚加（Shanga）遺址中也得到了類似驗證。這説明龍泉青瓷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印度洋地區的地位更為多元化，貿易量更大，影響力也更強。龍泉青瓷在隨後的上百年中被世界各地的陶瓷業所模仿。無論是泰國青瓷，還是伊朗或埃及的青釉陶器，都有龍泉窯青瓷造型的影響。

　　關於外銷瓷貿易研究的意義，康耐特博士説：“中國外銷瓷研究的真正意義在於幫助我們更多地瞭解古代亞歐‘海上絲綢之路’的狀況。由於古代貿易的方式、商人身份等問題都鮮有文獻詳細説明，貿易陶瓷因此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我們需要將印度洋地區所發現的中國外銷瓷放在一個大圖景下來觀察。那些從印度、阿拉伯地區、波斯灣地區和東非出土的中國外銷瓷為研究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留下了許多蛛絲馬跡。我們通過觀察中國陶瓷貿易的流向，來重建古代商人的動向和商品的流行趨勢及其背後的經濟文化背景。”

　　在歐洲的中國外銷瓷研究方面，西班牙遺址出土的中國早期陶瓷器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它改變了唐代中國的海洋貿易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地區的傳統觀點，為“海上陶瓷之路”終點早在唐代就已延伸至西歐提供了佐證。在這些西班牙遺址中，阿爾梅里亞、特魯埃爾和薩拉戈薩均為城堡遺址，瓦倫西亞為港口遺址。這些瓷器主要為中國青瓷、青白瓷和白瓷，產地可以分為中國北方白瓷窯口、耀州窯、越窯和景德鎮窯。其中阿爾梅里亞城堡遺址發現了一片帶有拉斯特彩的白瓷殘片，説明中國白瓷外銷出口以後還會得到再次加工。另外，薩拉戈薩城堡遺址出土的宋代耀州窯青瓷殘片製作工藝水平極高，為雙面高浮雕纏枝刻花青瓷，是耀州窯青瓷中的優秀品種。

　　目前，中英雙方關於西班牙遺址出土外銷瓷的研究還在進行中。這已經是中國故宮博物院和英國杜倫大學考古系聯合考古的第3個年頭。對於雙方的合作，杜倫大學考古系主任羅賓·斯科茨教授（Professor Robin Skeates）表示：“我們非常有幸能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眾所周知，故宮是中國陶瓷研究的最優秀的機構之一。中英雙方學者組成了考古研究隊，共同研究討論西印度洋與地中海地區中國外銷瓷和古代貿易等課題。在合作中雙方相互學習，共同研究古代海洋絲綢之路，對於唐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與文化往來有了更深刻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