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沃爾克 | 半世風雲，一蓑煙雨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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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2點，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坐在辦公室，眼睛盯着桌上放置的那盒50美元的帕特加雪茄煙若有所思。

再過半小時，當年首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就要開始了。身為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必須理清思緒，在會上説服委員提高利率。沃爾克掏出口袋裏的廉價雪茄抽了起來。

自從1981年12月以來，貨幣供應量大增15%，這讓美聯儲委員會大為吃驚，沃爾克也深感困擾。上任2年多來，沃爾克不但沒有把通脹壓下去，還導致經濟深度衰退。此時的沃爾克和美聯儲，可謂命懸一線。

在二樓會議室，委員們悉數到場，坐在一張花心木和黑色花崗岩製成的巨大橢圓形辦公桌前，沃爾克最後一個進來。

與往常會議不同的是，這次委員們沒有怎麼爭論，發言也不多，會議中途甚至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在等待沃爾克的態度。這種沉默着實讓人感到壓抑、恐慌。

最後，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傑拉德·科里根打破了沉默，並表態：

“國會和白宮似乎都表達了當前需要調整貨幣政策的信號……但我認為這樣做的風險在於，美聯儲的信譽會受到更大打擊。這會給外界一種印象，美聯儲又在壓力面前卑躬屈膝了——每個人都會説：‘他們過去總是屈從，而且未來仍會屈從’。”

沃爾克緊接着説：“我們不能為了提高信譽而提高信譽……要是誰能説服我——讓我放棄現在的決定，並告訴我做出改變是對的——我就會接受建議。”

最終，委員們投票決定在1982年第一季度“不再增加貨幣供應”，並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

漫長的會議剛結束，安保人員就過來通知委員們暫時不要離開議事大廳，因為大樓的門被人用拖拉機堵住了。原來，一羣來自俄亥俄州的農民開着拖拉機到美聯儲門前抗議示威，要求沃爾克下台，撤銷美聯儲。

事實上，這種言論沃爾克幾乎每天都能在報端看到。畢竟這個時期，美國正在經歷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時刻，經濟深度衰退6個月，失業率飆升至8.6%，大量工廠倒閉，大量工人農民失業。導致這一局面的出現，身為美聯儲主席的沃爾克責無旁貸。

除了農民，里根、議員、經濟學家、華爾街大佬、記者、工人對沃爾克都咬牙切齒。眾議員亨利·岡薩雷斯威脅要彈劾沃爾克：“突破良心底線，讓高利貸行為合法化。”

里根對沃爾克持續提高利率也頗為不滿，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他連任。一次，一位記者向里根提問：“你贊同國會上有人提出讓沃爾克先生辭職的意見嗎？”

里根的回答是：“我無論如何也無可奉告。”

里根經濟政策協調委員會此前還起草了一份報告，建議撤銷美聯儲。報告成員包括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舒爾茨、弗裏德曼、眾議員肯普、花旗銀行董事長里斯頓以及後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弗裏德曼多次公開表態，用一台計算機代替美聯儲。

民主黨參議員勞頓·奇利斯在國會上當着沃克爾的面直截了當地説：“我們將不得不把美聯儲理事會整個取消……與削減赤字相比，對美聯儲體系斬首是很容易的事情。”

沃爾克極力爭辯：“對美聯儲實施斬首就好比射殺信使，對任何人都沒有任何好處……沒有了頭腦的美聯儲只能四處亂撞，而你們原來的問題卻一點也沒有得到解決。”

每個人都大笑不止，除了沃爾克自己。

這就是當時沃爾克所面臨的情形。

但今日，世界對沃爾克的評價不再是當年的“那個該死的瘋子”、“賭徒”，而是“美國的英雄”、“金融巨人”。曾經的批判者、凱恩斯主義者羅伯特·索洛稱他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稱讚他是“過去二十年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抗擊通脹，掌控好“貨幣的閘門”，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正義良知以及“與世界為敵”的勇氣。沃爾克就是當年那個“與世界為敵”的巨人。那些讚譽之詞，反而容易掩蓋了這位90多歲高齡的老人，在漫長的聯儲生涯及公職事業上所經歷的孤獨、無助與悲傷。

沃爾克，這位身高超過2米、下巴寬鬆的“六朝元老”，先後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三位民主黨人，三位共和黨人；一生歷經佈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危機、1970年代滯脹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三次危機。每一次危機，他都敢於説“不”：對金本位説不，對通脹説不，對金融投機説不。

當年，沃爾克親手關閉黃金兑換窗口，終結金本位，將無錨貨幣放虎歸山，推動人類經濟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十年後，他又化身為孤單英雄生擒通脹猛虎。沃爾克一身正氣，剛正勇猛，留下一句句振聾發聵的警句：“一點點通脹也是危險的”，“銀行唯一有用的革新就是發明了自動取款機”。

閲讀一人，如讀一史，如讀三時代。

戴維營會議

1971年，美元，風雨飄搖。

8月15日星期日午夜12點，沃爾克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登上了一架早已在跑道上等候的改裝軍用運輸機。沃爾克在巨型運輸機的機艙裏，頭腦還在回憶週末那場疾風驟雨式會議的一幕幕場景。

沃爾克有些不敢相信，這場高度機密的會議裏，總統尼克松、美聯儲主席伯恩斯、財長康納利、勞工部長舒爾茨和自己五個人，剛剛做出了一個改變美國國運以及世界格局的決策。這事，甚至連國務卿對此都一無所知。

更讓他感覺忐忑不安的是，這一決策的技術方案是他提供的，而他不能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歐洲各國會有什麼反應。他唯一確定的是，一場全球性的經濟惡戰即將開打。

沃爾克一直因沒能參加二戰、保衞國家感到遺憾，一直渴望一份公職能夠為國效力，如今他如願以償——他正在副財長的位置上，就像二戰時期的巴頓將軍一樣，坐在飛往歐洲的軍用運輸機上，正式開啓與歐洲財長們的作戰征程。

此時的沃爾克還不是美聯儲主席，也不是曾經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遠景規劃總監。早在一年多前，即1969年1月20日，他入主了白宮財政部二樓拐角辦公室，被總統任命為主管貨幣事務的副財長。這是一份他夢寐以求的公職。

沃爾克站在窗前，望着賓夕法尼亞大道上慶祝新總統尼克松就職的車隊緩緩前行。此時，他腦中閃現的是父親的誡勉之言：公職意味着神聖的信任。沃爾克試圖沿着父親的腳步，把美國從岌岌可危的金融漩渦中挽救回來。

此時，佈雷頓森林體系搖搖欲墜，正在朝着特里芬教授在9年前所説的“特里芬難題”奔去。美元貶值壓力越來越大，美國國庫中大量黃金被兑換走。作為一名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擁護者，沃爾克明白黃金意味着什麼，美元穩定代表着國家信用。他深刻地記得那句話“責任之詞”：

“維護價格穩定是社會契約的應有之義。我們給政府印鈔的權利，是因為我們相信經選舉出來的官員不會濫用職權，不會過度發行美元使之貶值，會讓美元與黃金等價。如果我們不信守諾言，就破壞了他人對美國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就任次日，國務卿基辛格就給他發來了一份奇怪的賀信，名稱叫《第7號國家安全備忘錄》，頁眉頁腳都打着“秘密”字樣。上面寫着：“總統已經指示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工作小組，你被任命為該小組組長，必須在2月15日之前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關於美國國際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的報告。”

收到這份“賀信”，沃爾克感覺不快，因為他覺得貨幣事務應該向財長直接彙報，而不是主管國家安全事務的基辛格。不過，他很快明白了，此時美元即國際事務，也是國家安全。

沃爾克記得，早在肯尼迪政府時期，歐洲國家就指責美國國際收支失衡，要求美元貶值。肯尼迪則以削減軍費加以回應，“如果歐洲不承諾停止攻擊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就將削減對歐洲的軍事援助。”在美國看來，削減對歐援助，美國隨時都能夠平衡國際收支。

當年輸向歐洲的“電星號”衞星信號突然中止，《紐約時報》就發出警告之言：“正好給歐洲人一點時間思考一下：他們是需要美國的槍支和美元，還是都不需要。”

但是，作為一名技術官僚，沃爾克非常明白，靠金融外交家的嘴皮子是打不贏這場硬仗的。擅長統計和數據分析的他最清楚美國國庫還有多少黃金，還能撐多久，貶值到多少才能度過難關。

雖然沃爾克不想讓美元貶值，但是父親辦公室銘牌上的一句華盛頓語錄——“不要聽任你的善良本性”，一直告誡着他，解決問題比固守理論和善意更重要。1965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將法國存放於紐聯曼哈頓下城總部大樓地下室金庫價值4億美元的黃金，轉運回了巴黎的法蘭西銀行。當時，美國財政部只剩下不到20億美元的黃金，不到美國對外償付義務的15%。

就在一年前，在大通銀行的辦公室，沃爾克眼看着投機商大肆地攻擊美元，雖然自1960年10月開始此情此景他已經歷過無數次，但這次兇猛的攻擊導致整個系統陷於癱瘓。當“每盎司黃金35美元的神聖價位”被大幅度突破時，他想起了肯尼迪捍衞美元的國家誓言，使勁地作着吞嚥的動作，試圖抑制住眼眶裏的淚水。此時，他就已經明白，美元已經守不住了。

如今，當決定美元命運的大權交到了他手上時，沃爾克很擔心自己將葬送這個國家的信用。

1969年6月26日，星期四，白宮內閣室，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美聯儲主席、總統經濟顧問、財長悉數到場，沃爾克站在總統面前負責彙報過去五個月的工作情況。

尼克松總統擅長外交、政治，對金融可謂一竅不通，他甚至認為“美元問題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輕鬆搞定的”。沃爾克瞭解總統不會事先閲讀已提交的那份長達48頁的《國際貨幣事務基本選擇》備忘錄。

為了讓這位新總統能夠儘快理解問題的嚴重性，沃爾克命人制作了一張黃金官價漲勢圖。圖上顯示，當時黃金官價已經從35美元翻番漲到了70美元。如此形象的視覺衝擊，讓尼克松立即有一種緊迫感。

緊接着，沃爾克提出了一個應急方案：中止美元兑換黃金。他説：“中止兑換的主要目的和潛在的好處是，阻止我們黃金儲備的流失……增強我們的談判優勢……迫使外國要麼被動持有美元，要麼讓本國貨幣逐步升值。”沃爾克認為，只要美元還能保持合理的價格，外國人願意持有美元。美元本位可以取代黃金本位，只要美國能履行自己的義務。

最後，沃爾克將美元問題提升到尼克松感興趣的外交實力上，他把這項工作説成是確保“美元作為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儲備和交易貨幣的關鍵地位”。

尼克松聽完默契地向叼着煙斗的伯恩斯眨了眨眼睛。伯恩斯是一位老教授，曾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經濟顧問主席，現任尼克松的經濟顧問，後接任了馬丁的美聯儲主席一職，尼克松對他信任有加，經濟大事必問伯恩斯。

不過，伯恩斯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擁護者，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沃爾克的方案。他清了清嗓子帶着教授的口吻告誡：“不管我們做什麼，都不要有浮動匯率的浪漫想法。太多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匯率的波動……會導致國際政治動盪。”

聽完伯恩斯的發言，尼克松顯然有些舉棋不定，沒有當場表態，“很好，請及時告訴我我們所處的形勢”，然後結束了會議。

當大家起身離開時，沃爾克貼近上司財長耳語道：“我猜我們的政策被默認同意了。”

但是，1969年下半年發生了幾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一是阿姆斯特朗登月，二是紐約大都會隊居然以1%的概率獲得了職業棒球大賽冠軍。三就是黃金的價格在年底居然跌到了每盎司34.9美元。

但是，沃爾克很清楚這只是曇花一現，他在備忘錄裏寫下，美元危機即將在6個月之後到來。果不其然，沃爾克可謂神預測，正好六個月後，即1971年5月第一個星期，黃金價格突然快速飆升，電光火石般的大幕正式拉開。

《紐約時報》1971年5月5日的頭版文章寫道：“歐洲金融中心遭受了兩年來最猛烈的貨幣投機狂潮折磨。持有大量資金的公司、銀行及各方都把不需要的美元換成德國馬克……或其他堅挺的歐洲貨幣。”

這天早晨，德意志銀行在上一日購買10億美元的基礎上，再購買了10億美元，然後決定不再從事貨幣操作。瑞士、比利時、荷蘭和奧地利央行馬上跟進，關閉了本國的外匯市場。一些在歐洲的美國遊客頗為尷尬，他們無法在日內瓦的州際酒店支付賬單，因為酒店拒收美元，而這酒店又是美國人開的。

此時，沃爾克正在財政部二樓辦公室裏，焦躁不安地來回走動。他的辦公桌上擺滿了顯示危機升級信息的各種電訊。可能過於緊張的緣故，他頻頻內急，上洗手間的頻率達到令人擔憂的程度。沃爾克最欣賞的一位律師的辦公室正巧在他樓下，他多次對沃爾克説，我總能根據上面廁所沖水的頻率來預判危機是否到了緊要關頭。

5月的第二個星期，有4億美元的黃金從美國流出，美國的黃金儲備已經達到了自二戰以來的最低點。

黃金告急，沃爾克已經意識到佈雷頓森林體系已時日不多，為了保衞美元，總統必須儘快行動、果斷決策。於是，他起草了一份政策要點手冊。為了防止泄密，他假裝做了三份計劃，A部分是包含大量虛假信息的假計劃；C部分是真正的計劃，標有12個模塊，開頭便是“中止黃金兑換”，還包括“國際收支控制”等；B計劃故意省略，以迷惑敵方。

沃爾克的財長上司負責催促尼克松儘快決斷。此時的財長是約翰·康納利，他曾經是肯尼迪總統時期的海軍部長，對財政金融知之甚少。他上任之後，把專業性的貨幣事務都交給了沃爾克來處理。不過，康納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表演家，他長袖善舞，擅長外交辭令、捕捉人心。康納利憑藉非凡的表現力説服了尼克松採取行動。

8月12日星期四的早晨，從法蘭克福、倫敦、東京和米蘭傳來報告，投機商已迫使德國馬克兑換美元升至20多年來最高位。沃爾克感到一絲絕望，立即向總統彙報。同時，他打電話告知尚在得克薩斯州農場度假的康納利財長，着急地説：“我覺得您最好儘快趕回來。”

當天下午，尼克松找來舒爾茨説：“我們還沒完全準備好。為了讓每個人都做好準備，我們必須去趟戴維營。決策由你、康納利、伯恩斯和我來下達。我們知道康納利可能會帶上沃爾克……但我對沃爾克不那麼有信心。”

所幸的是，當天五點半，康納利下了飛機直奔白宮，在老行政樓與總統、舒爾茨碰頭。康納利的意思是，應該聽聽沃爾克的意見，畢竟他是專業的。尼克松説：“沃爾克認為我們應犧牲國內經濟來拯救美元，但我不想這麼做。”

康納利聽聞此言立即解釋説：“哦，我不是這麼認為的，我肯定沃爾克也不是這麼想的……”

尼克松打斷了康納利，用那清晰、權威的聲調説：“我們應該立即實施一整套方案，下週一即宣佈。我們明天下午開始去戴維營討論。確保安全保密，參加的人越少越好，我們三個參加，當然，確保麥克拉肯、阿瑟必須參加。”

尼克松頓了一下，然後來了一個單腳着地的漂亮轉身，“約翰，你帶上沃爾克。”

這個漂亮轉身，改變了沃爾克一生。

8月13日星期五下午，總統休假寓所馬里蘭州凱托克廷山的戴維營，總統安排好了會議的每一個細節，就連會後合影環節都有詳細的指南。極度注重細節的尼克松明白，他們正在醖釀一場歷史鉅變。

會議持續了三天，會上的爭論異常激烈，總統就像裁判在聽在問。其中最為精彩的是，沃爾克和康納利聯手，與伯恩斯就中止兑換黃金進行論戰。

此時，伯恩斯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但他還是堅持原來的觀點。伯恩斯直截了當地説：

“關閉黃金兑換窗口，沃爾克和康納利可能覺得他們在做正確的事，但我覺得他們錯了。我們正在採取激進的步驟……關閉黃金兑換窗口存在巨大風險。首先是政治風險……蘇聯的《真理報》已經用頭條報道説這標誌着資本主義的垮台。其次是經濟風險……世界貿易將受到打擊。外國出口商將施壓本國政府採取行動……”

康納利插話説：“也就是説，別的國家不喜歡，那又怎麼樣呢……我們總不能為了取悦他們而眼看着自己走向破產吧。”

伯恩斯反駁道：“他們會報復我們的。”

緊張的氣氛讓沃爾克感到有些侷促不安，他用温柔地語氣説道：

“我也反感這麼做。迄今為止，我畢生都在捍衞佈雷頓森林體系，但是我覺得調整是必要的……我們這樣難以持續下去。我們關閉黃金兑換窗口之後，並非坐視不管。我們需要與外國談判，形成新的匯率機制，修補這個有問題的體系，現在是一個機會。”

麥克拉肯出來打圓場：“關閉黃金兑換窗口，公眾的反應肯定是負面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人們也會把這當作凍結工資和物價這一強硬措施的組成部分。”

或許尼克松並未如沃爾克那樣深刻地意識到關閉黃金兑換窗口的重要性，但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他必須有所行動，而且是一整套組合拳，絕對不是被動、被迫行事。在這次會上，他答應了包括關閉中止黃金兑換、提高10%進口關税、管控物價、干預勞資談判在內的一連串組合政策。

會場上，除了康納利，沒有人完全同意同時推出一整套組合。後來的歷史證明，管控物價和干預勞資談判都是昏招，而提高10%的進口關税最後成為外匯談判的重要策略。

戴維營會議整整開了三天，8月15日晚上，會議結束。尼克松總統在當晚對全國發表了長達20分鐘的講話，提出“新經濟政策”，向全球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關閉美元兑換窗口。

次日，星期一，紐約交易所股票大跌3%，外匯市場一片混亂。在倫敦，早晨希爾頓酒店按2.6美元兑1英鎊，每個人的兑換上限為50美元，到了晚上卻變成了2.8美元兑1英鎊。在米蘭，來自紐約的勞倫斯·古爾德博士夫婦發現，在這裏美元連一支甜筒冰淇淋都買不到，幸好他們手上還有足夠支付回家費用的外幣。

此時，沃爾克已經在歐洲，穿梭於各大金融中心，向各方解釋美國的政策立場。巴黎的報紙，將一張沃爾克與法國財長德斯坦並肩而立的照片放在頭版。沃爾克在巴黎著名的克利翁大酒店獲得皇家禮遇，酒店給他預留了戴高樂曾經住過的房間。《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將沃爾克稱為“總統的貨幣特使”。

這是沃爾克公職生涯中第一個高光時刻。這次歐洲征程，也促使沃爾克從一位純技術官僚向金融外交家轉型。

向歐洲各國解釋完政策後，11月29日的“十國集團”財長會議才是真正的交鋒之戰。十國集團採取輪值主席制，當時康納利正好是本次會議的主席。各國財政和央行行長一次坐在華麗的長方桌前。沃爾克作為美國首席代表，緊挨着坐在康納利右側。

這次會議上，康納利盡情地發揮了他作為一名傑出金融外交家的才華。他時兒本次會議場所——羅馬科爾西尼宮在西方文明中價值不菲，時兒督促在座各位為構建一個全新的國際合作體系而激情奮進。在煙霧彈打的差不多時，康納利示意沃爾克可以拋出問題了。

沃爾克放下雪茄一字一句地説：“好吧，不妨假設，只是假設，我們願意討論動一動黃金的價格，如果我們把金價提到10%或15%，你們會怎麼做？”

康納利打斷了他：“好，問題提出來了。讓我們先假定10%。你們怎麼回應？”

沃爾克故意把幅度説大一些，這樣談判有迴旋餘地，他清楚法國最多隻接受美元對法郎貶值5%-6%。不過，這時沃爾克希望讓談判老手康納利來主導。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會場沒有人説話。各國央行行長都在默默地抽煙，沃爾克也抽起了他那十美分的雪茄。財長們眼睛盯着腳上的鞋子看，亦或是欣賞房間牆上的古羅馬名畫。

突然，德國財長卡爾·席勒率先打破了冷場，他清了清嗓子表態，德國可以承受美元貶值10%，“在貶值若干百分點也可以”。事實上，德國央行曾向美聯儲承諾過，只要美國繼續為歐洲提供防衞，避免德國遭到蘇聯的入侵或滲透，德國確保不會向美國財政部兑換黃金。

接着其它國家紛紛表態可以接受美元適當貶值，唯有法國財長德斯坦保持沉默。因為他清楚，下週法國總統蓬皮杜和尼克松將會晤，那時才是談判最終決斷時刻。

在這次會議上，康納利説出了那句高傲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

不過，法國顯然對此表示不滿。在兩國總統會晤時，在金融方面在行的蓬皮杜拋出堅決“埋葬”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觀點。尼克松不懂經濟但擅長政治，他利用1972年2月訪華計劃、5月莫斯科之行給對方施壓。經過兩天的討價還價，尼克松用取消進口附加税作為交換，法國同意將法郎對美元升值8%。

12日18日，在康納利精心安排下，各國在史密森尼學會古堡的公共會議室裏簽署了著名的《史密斯協定》。該協議規定，每盎司黃金官價從35美元提高至38美元，美元對各國貨幣貶值；黃金繼續凍結。

《史密斯協定》標誌着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解體。沃爾克親手埋葬了他一直堅持的固定匯率體系，將人類歷史推進到浮動匯率和無錨貨幣時代。

在閉幕會上，尼克松突然出現，將慶祝氣氛推向高潮。他稱讚《史密斯協定》開創了國際金融的新時代：“我代表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非常榮幸地宣佈，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貨幣協定成功誕生了。”

沃爾克站在總統旁邊心想：“我真希望它能挺上三個月。”因為沃爾克通過計算得出，美元至少貶值15%這個體系才能維持運轉。

1972年2月4日，《史密斯協定》簽署才一個半月，在自由市場上黃金價格已經突破了每盎司50美元，漲幅達15%。此時，一份來自法國總統蓬皮杜致尼克松的抗議信被送到沃爾克面前徵求意見。

事實上，美國持續貶值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美聯儲主席伯恩斯實施了糟糕的寬鬆政策。尼克松為了能夠連任，給予伯恩斯明示：“我不希望太快告別首都華盛頓。”就在《史密斯協定》簽訂前夕，伯恩斯答覆總統：“請您知悉，我們今天將降低貼現率。”

此後兩年時間，沃爾克一邊跟美聯儲博弈，一邊頻繁地飛往歐洲及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談判。1972年6月22日星期四，沃爾克在眾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作證時，出乎意料地提出了浮動匯率方案。

1973年2月7日至11日，沃爾克在短短四天時間飛行了5萬公里，從華盛頓飛到東京、巴黎、倫敦、波恩等，與各國財長談判，完成了所謂的環球之旅。2月12日星期一，新任財長舒爾茨（康納利此前已辭職）宣佈美元對黃金貶值10%，即每盎司黃金官價從原來的38美元提到42.22美元。但自由市場中，金價已經漲到了68.95美元。

3月份，在巴黎的一次會後，一向主張固定匯率的美聯儲主席伯恩斯私底下批評舒爾茨和沃爾克把匯率市場搞砸了。沃爾克有些不滿，轉過頭對着這位美聯儲主席説：“阿瑟（伯恩斯），如果你希望有一個平價（固定匯率）體系，你最好馬上打道回府去緊縮美國貨幣。”

在當天美國駐巴黎使館舉行的記者會上，舒爾茨公佈了一項新計劃，即德國、法國等主要歐洲國家貨幣聯合起來對美國浮動。這顯然是歐元的公測。一位記者問舒爾茨：“財長先生，這對美國的貨幣政策意味着什麼？”

舒爾茨考慮到這一問題應該由美聯儲回答，於是把麥克風交給了伯恩斯。伯恩斯狡猾地説：“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是在巴黎制定的，而是在華盛頓。”

媒體稱伯恩斯教科書般的外交辭令大家讚賞，但沃爾克卻感到十分失望。

他認為，“我們處在美國經濟歷史的轉折點。美國的通脹正在上升，國際貨幣體系也將風雨飄搖。伯恩斯拒絕在制定國內政策貨幣時考慮國際因素。這是不對的。我們忽視了美國作為國際交換媒介託管人的責任。這份責任與我們在國內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擴張的職責是一致的。我敢説，按照‘華盛頓製造’的閉門思路去制定貨幣政策，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今天看來這句話依然振聾發聵。美元浪潮衝擊全球市場，法定貨幣作為國際貨幣，不考慮國際因素，這顯然是一種只顧自家紙醉金迷、不管別人洪水滔天的行為。

1974年4月8日星期一，在舒爾茨宣佈辭去財長職務三個星期後，沃爾克去辭去了副財長一職。當時，美國受第一次石油危機衝擊，已經陷入了典型的高通脹、高失業、低增長滯脹危機。尼克松“水門事件”持續發酵，尼克松政府、美元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搖搖欲墜。

沃爾克深知，要拯救美國，必須解決美元危機；但除了美聯儲，任何人都無法挽救美元。

温柔的巨人

沃爾克辭職的消息一傳出，曾任美國財長的亨利·富勒就拉他進高盛一起做合夥人。恩師羅伯特·盧薩則讓他去投資銀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擔任合夥人。

沃爾克還收到美國著名獵頭公司羅素·雷諾茲的邀請函，建議他考慮接受一個頂級投資銀行的職位，年薪超過百萬美元，終生向他供應古巴雪茄（當然，當時美國禁運古巴雪茄）。100萬美元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全美職業棒球收入最高的選手吉姆·亨特也不過才75萬年薪。

沃爾克一直在猶豫，他渴望獲得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但更希望留在公職效力。正當他舉棋不定時，美聯儲主席伯恩斯伸出了橄欖枝，邀請他在自己公寓共享晚餐。

伯恩斯開門見山地説：“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效力。”

“我感到受寵若驚，阿瑟（伯恩斯），但我必須賺點錢。芭芭拉（沃爾克妻子）剛被診斷出風濕性關節炎，我家裏還有身患殘疾的兒子吉米，哎，天知道他將來該怎麼辦。”

“我們付給你的工資養家餬口不成問題。紐聯儲行長的收入是我工資的兩倍。”

“我知道，可是……”

“海斯現在的年收入是9.5萬美元，你也知道我對他的態度。我會讓他們從一開始就付給你這麼多。”

“你看，阿瑟，我已經在政府工作5年多了。我有點兒累了，現在該是求變的時候了。”

伯恩斯搖了搖頭，非常確定地跟沃爾克説：“你是一塊做公職工作的料，保羅（沃爾克），千萬不要去別的地方。”

伯恩斯邀請他擔任紐聯儲行長一職，這讓沃爾克感到非常奇怪。畢竟，沃爾克擔任副財長五年來，一直與伯恩斯意見相左；而且紐聯儲行長位高權重，對美聯儲主席具有很大的威脅。或許，伯恩斯這位政治老手試圖拉攏沃爾克為我所用；亦或，面對糟糕的通脹形式和疲弱的美元，伯恩斯已經疲憊不堪，他需要一個像沃爾克這樣的人頂在前面。

沃爾克沒有當場答應伯恩斯。他跟朋友去了加拿大釣鮭魚。兩個星期後，他在加油站旁邊的一個公用電話亭裏，撥通了伯恩斯聯儲辦公室的電話。

沃爾克第一句話就是：“阿瑟先生，我可以接受這份工作。”

“好的，我就知道你會同意的……祝休假愉快。”

事實上，對沃克爾來説，紐聯儲行長這份工作，是一個他無法拒絕的誘惑。

1975年8月1日，沃爾克就任紐聯儲行長，併成為聯邦公開市場管理委員會的常任委員，負責管理美國的信貸供應和利率水平。從此，沃爾克開啓了艱難而輝煌的聯儲生涯。

1979年7月15日，時任總統傑米·卡特發表了著名演講《一蹶不振》。

“總統先生，我們日子難熬。我們只想談血汗和淚水。”

卡特在演講中如此陳述民眾意見。卡特自然提到美元的問題，“從前，‘像美元一樣可靠’曾是一句俗語，用於形容絕對信得過的物品；但情況在10年前就變了，通脹侵蝕了美元的價值，使我們的存款縮水了。”

《一蹶不振》演講結束四天之後，卡特要求整個內閣十三名成員全部辭職，包括財長邁克爾·布魯門索爾。這是美國總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層“屠殺”。卡特內閣地震導致黃金在次日飆升至每盎司超過300美元，創下新的歷史記錄。

清理完“不聽話”的班子成員，卡特急於招兵買馬，首先他找了此時的美聯儲主席威廉·米勒來擔任財政部部長這個缺口。

如此一來，他也需要立即找一個美聯儲主席人選。身邊的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向總統推薦沃爾克。當時卡特總統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問道：“保羅·沃爾克是誰？”

1979年7月24號，沃爾克受邀到白宮會見卡特總統。卡特坐在一把搖椅上，沃爾克坐在總統旁邊，憤憤不平地説：“我非常重視美聯儲的獨立性，並且要採取緊縮政策。”為了強調這一點，他還指了指旁邊的米勒説：“我希望我實行比米勒更嚴格的政策”。

在一個小時的會面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沃爾克在講，卡特一句話也沒説，只是認真地聽。離開白宮時，沃爾克為自己的魯莽感到非常氣餒，他當天晚上就乘坐航班飛回了紐約。一下飛機，他找了兩位老友傾訴：“唉，我弄砸了。他永遠不會把這個職位給我。”

不過，沃爾克也自我安慰道：“這樣也許最好。要是真當上美聯儲主席，我的工資就要降一半，我都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權向家人説要犧牲那筆錢。”

其中一位老友跟他説：“如果總統讓你做，你是無法拒絕的。芭芭拉怎麼説？”

“跟你説的一樣。”沃爾克衝着對方點了點頭。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沃爾克吵醒了，是白宮打來的。電話那頭，總統先生祝賀他成為新任美聯儲主席。

卡特為什麼選擇沃爾克，至今也是個謎。卡特的回憶錄《忠於信仰》這一“標誌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從《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裏一直渴望“美元的聲音”更加非同凡響。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通脹“老虎”以驚人的速度往上竄，卡特總統忙於價格及薪資管制，並呼籲民眾減少石油消費，降低消費預期。然而，這些在尼克松時代就已經證明失效的措施只會火上澆油。

在炒掉整個內閣後，卡特似乎想推倒重來，啓用沃爾克或許是一次冒險的賭博，但也是無奈之舉。

1979年8月6日，在利昂·希金博瑟姆大法官主持下，保羅·沃爾克左手放在芭芭拉手捧的《聖經》上，右手舉起，五指朝天莊嚴宣誓，卡特總統在一旁祈禱。

第二天，沃爾克坐在美聯儲主席辦公室那張超大辦公桌後面，看着桌上幾百份明信片、信件和電報。他猛吸了一口“擲彈兵”牌雪茄，煙霧讓他眼睛有些睜不開。雖然有人説這種雪茄有些“馬糞的味道”，但是薪水減半後他也只能抽這種廉價雪茄了。

他用手掃了掃煙霧，隨手拿起了幾份信件。這些信件來自全美各地，有老友寄來的，有陌生市民，有追隨者，還有經濟學家。有人表示祝賀，有人表示擔憂，有人傾訴通脹之苦，有人調侃他工作之難。

其中一份名叫道克·沃克的人寫道：“每天抽雪茄請別超過5支，即使你不在意自己的健康，也要考慮美元還得靠您撐着呢。”老友湯姆·里斯致信表達對沃爾克的支持：“我已致電我的經紀商讓他賣出黃金，買入美元。”

沃爾克拆開了一份來自佛蒙特州的來信，潦草難辨的字跡寫了一頁，開頭便是：“親愛的保羅，我謹對您獲得‘晉升’致以慰問之情。看到您就任美聯儲主席，我為這個國家感到高興，但也對您註定要面臨的困境深表同情……”

落款居然是“親愛的米爾頓，1912年7月31日”。這是一份信是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寫的，落款的時間是他的生日，且為筆誤。

弗裏德曼在三年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個離經叛道的煽動分子。他一直對美聯儲頗有非議，在著名的《美國貨幣史》中指出美聯儲是大蕭條的罪魁禍首。弗裏德曼認為，如果當年傑出的紐聯儲行長本傑明·斯特朗在世的話，美聯儲就不會在大蕭條中犯下通縮的致命錯誤。除了恩師伯恩斯之外，他對當時幾屆美聯儲主席都沒有好臉色。

美聯儲主席這個位置，沃爾克為此努力了半輩子。他深刻地明白，只有這個位置才能挽救美元和美國於水火。如今，與當年中止黃金兑換一樣，這一次沃爾克掌握了美元的生殺大權。

但真正坐上美聯儲主席這把椅子上時，沃爾克感受到了沉重的壓力和責任。他已不能隨便跟人回信，但他還是給弗裏德曼回了一封信：

“親愛的米爾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註定只是艱難時局下的替罪羊……我在工作中對您主張約束貨幣發行的觀點並無反對……”

就在沃爾克上任一個星期後，沃爾克以主席身份召開了第一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為了這次會議，他在兩頁紙上寫滿了會議提要；並在頂端寫道：“這次會議比往常更具有象徵意義。”這是他上任後的第一道考驗。他並不急於出手，而是希望委員們與他保持一樣的政策理念。

有了這次鋪墊後，9月18日又召開了第二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了他提出的“小幅提高聯邦基金利率”政策。表決的結果是8票贊同，4票反對，其中4個反對票中，有3個人認為緊縮的力度太小。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在這次會議結束後，沃爾克召集了聯儲七位理事成員召開了理事會。沃爾克準備“小試牛刀”，將貼現率提升0.5個百分點，達到11%的歷史最高值。結果，加息方案以4:3獲得通過。

從投票比例可以看出，美聯儲內部並非鐵板一塊，甚至出現比較嚴重的分歧。在公開市場委員會會上，聖路易斯聯儲行行長勞倫斯·魯斯提出改變政策方向：

“呃，保羅（沃爾克）……我是不是有些不正常，但我還是想提出這個問題，可不可以再研究一下，我們把利率當作傳統貨幣政策目標是否適當？考慮到你已講了那麼多問題，再加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過去多年有那麼多失敗的不愉快經歷……可不可以換個思路？”

魯斯拋出的問題，實際上標誌着美聯儲的政策正在轉向新的領域。實際上，魯斯的論調一點都不新鮮。因為作為貨幣主義領袖，弗裏德曼隔三差五就會在媒體上批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有問題，應該放棄利率目標，轉而盯住貨幣總量。

簡而言之，弗裏德曼認為，美聯儲吠錯了目標。事實上，自1976年魯斯加入公開市場委員會後，就一直試圖敦促修改分析方法，轉而他支持的貨幣主義的道路。

沃爾克曾經多次拒絕弗裏德曼的建議，不過此時他正在認真地考慮魯斯的問題。他對魯斯説：“我覺得你問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我們會在不久的將來再次研究這問題。我也有這個打算。”

這個不久的將來其實就是第二天。沃爾克命人起草一份徹底改革聯儲操作方法的大綱。一個星期後，他審閲了這份帶有機密字樣的三頁備忘錄。上面寫着：“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按照設定的貨幣目標，把基礎貨幣的增量規模控制在一定水平上，並以此控制銀行信貸的增長，這一操作方法可能導致貨幣市場的超短期利率發生寬幅震盪。”

長期以來，公開市場委員會以控制利率為目標，他們絕對不能忍受利率大幅震盪。但是，貨幣主義提出的總量目標並非沒有道理。在197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興起，商業銀行開始使用計算機和信息管理，越來越多的人將錢存入銀行，商業銀行不斷地創造信用貨幣，一定程度上造成信貸氾濫，導致美聯儲利率政策失效。弗裏德曼提出，控制貨幣總量，尤其是廣義貨幣，可謂抓住了新問題、切中要害。

於是，沃爾克提拔了自己的老同事、技術型專家彼得·斯特萊恩特，由他來掌管紐聯儲交易室。斯特萊恩特的任務是在紐聯儲總部大樓的八樓靜悄悄地在政府債券市場上買賣證券來控制美元總量。

不過，沃爾克轉向盯住貨幣總量，並非出於貨幣主義的目的。沃爾克實際上想採用混合策略，他欣賞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的一句話：“中央銀行家生來具備兩隻眼睛，一隻眼睛釘住貨幣供應量，另一隻盯住利率。”沃爾克不認為自己是一位貨幣主義者，他思想更傾向於理性預期學派，他試圖給市場釋放一種穩定的預期，即美聯儲在控制貨幣總量和利率壓制通脹。

但是，公開市場委員會顯然比較難接受他的新方案。他花了很多時間跟委員們解釋，其中一位名叫亨利·沃利克的老對手告誡沃爾克：“如果放棄利率目標，讓其按照供求力量自主尋求平衡，那將會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而且還不得不達成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向貨幣主義者出賣自己的靈魂。”

當時，沃爾克兩手一攤地答道：“有時候，你不得不與魔鬼做交易。”

然而，市場完全理解錯了沃爾克的意思，朝着沃爾克的預期相反的方向走。投機商認為，美聯儲要放棄利率目標，等於對通脹繳械投降。與魔鬼達成交易的後果極為可怕，1980年1月21日，黃金價格達到歷史新高每盎司850美元，這記錄後來保持了差不多30年。當時，國際上爆發了伊朗人質危機，蘇聯入侵阿富汗，同時第二次石油危機將通脹推到頂點。

無奈之下，沃爾克只有持續加碼，不斷提高聯邦基準利率。到1980年4月，聯邦基準利率達到歷史前所未有的21%。5月6日，年華通脹率已高達15%。7月1日市場貸款利率又大幅度下跌到了12%。這三個月，利率、黃金都大幅度波動，美元對德國馬克匯率又跌去了10%。

媒體對沃爾克的操作無不諷刺、嘲笑和謾罵。《紐約時報》社論説：“沃爾克是一個賭徒。他不自量力，明明缺一手好牌，卻押注甚高。”哈佛大學加爾佈雷斯教授發出警告：“不要錯誤地相信那些把決策建立在大量貨幣上的人。”

有意思的是，媒體甚至公開市場委員會一些委員都稱呼沃爾克是：“頑固的貨幣主義者”。而弗裏德曼卻批評沃爾克沒有堅守貨幣主義的路線，將貨幣供應量隨意擴張。

沃爾克頗感無奈，但更糟糕的事還在後面。在大選前一個星期，即1980年10月2日，卡特總統公開炮轟沃爾克“僵化的貨幣主義方法”。要知道，在此之前，卡特一直是沃爾克堅定的支持者。主要原因是，沃爾克在臨近大選6個星期內，還不斷地採取緊縮政策，聯邦基金利率從11%漲到了14%。

沃爾克這麼做唯一的好處就是，讓市場終於看到，美聯儲的獨立性，而非屈從於總統連任。但是，沃爾克不惜一切代價拯救美元，殺傷面過大。媒體用一戰時貝當元帥固守凡爾登，形容沃爾克的緊縮政策——堅守住了凡爾登要塞，代價是35萬人的傷亡。

1980年11月4日，卡特敗給了羅納德·里根無緣連任。卡特將敗選責任歸咎於沃爾克。他回憶説，當初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時，經濟顧問就警告過我。沒想到，沃爾克將利率提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導致經濟衰退，成為我尋求連任的負面因素。

11月19日星期三，沃爾克懶散地靠坐在辦公室沙發上，點燃了一支固定在傍晚六點才吸的雪茄。這已是他一天內吸的第11支了。在辦公桌的煙灰缸裏，剛剛掐滅的第10支雪茄煙蒂還在緩緩冒着輕煙。他承認這樣有點浪費，“尤其是現在每支漲到了25美分”。

伯恩斯在沃爾克邊上、壁爐前的搖椅上，正在吸着他的老煙斗。就在兩個小時前，伯恩斯從洛杉磯急匆匆地來到這間辦公室找沃爾克。見到沃爾克，伯恩斯開口第一句話便是：“沒有發生國際危機，我是不會來找你的。”

“這份報告是里根經濟政策協調委員會起草的，我不能給你看，但可以把內容告訴你。”

“你確信要告訴我嗎？”

“在目前的情況下……是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希望撤掉美聯儲，也就是把你炒掉，然後用一台計算機替代。”

“那是一個隱喻，阿瑟（伯恩斯）。”

“我知道，保羅（沃爾克），但還不止這些。你知道，這裏面有弗裏德曼還有舒爾茨，你知道他們在里根總統那裏有多大的能量。”

沃爾克從來沒有見過伯恩斯如此緊張，他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沃爾克還在為卡特的敗選感到愧疚，如今新總統會以何種態度對他，心裏實在沒底。

外界的嘲笑、挖苦與謾罵已經不堪入目，雖然他早已習慣，但他還是覺得愧對這份公職。九年前，沃爾克親手作出中止黃金兑換的方案，如今美元猶如脱繮的野馬，他在位高權重的美聯儲主席的位置上卻無能為力，甚至將美國經濟陷入災難之中。想到這裏，沃爾克神情黯然、哽咽難鳴，所幸的是整個辦公室煙霧繚繞，伯恩斯沒有察覺到。

更糟糕的是，接下來一個月，美聯儲理事會分兩次提高貼現率到13%，公開市場委員會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超過20%。商業銀行紛紛提高優惠貸款利率，達到了21.5%的歷史新高。媒體大呼，沃爾克的美聯儲公開放高利貸。

沃爾克在回憶這段歷史也曾説過：“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訴我，我會當上美聯儲主席並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會鑿個洞鑽進去大哭一場。”

在新總統就職大典三天後，即1981年1月23日星期五，里根在沃爾克熟悉的財政部設宴招待沃爾克。宴席上，里根非常老道狡猾地問沃爾克：“我接到了一些人寫來的信，問我們為什麼要保留美聯儲。您希望我怎麼答覆他們？”

沃爾克勉強擠出一絲微笑，心裏感謝伯恩斯提前透露這一消息給他。

“總統先生，對這些問題，外界的確有些擔憂，但我想您一定能夠説服他們，我們美聯儲運作得還不錯的。不幸的是，我們是華盛頓唯一在與通脹抗爭的機構……”

不過，令里根與沃爾克都沒有想到的是，此後一年時間，美國經濟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為糟糕的時刻，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和通脹率居高不下。除了堅持嚴控貨幣總量和堅持高利率，沃爾克其它什麼也不能做。他能做的只有堅持到底，以及等待潮水般的嘲諷。或許真被弗裏德曼説中了：反正都已經爛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沒有比這更爛，你儘管放手去幹。

白宮那邊也像熱鍋上的螞蟻，里根憑藉肯普減税法案上台。蒙代爾、拉弗代表的供給學派為里根制定了一整套減税改革的計劃。但是，這一年剛剛推行大規模減税政策，政府財政赤字就創下了新紀錄，這讓強調政府預算平衡的老派經濟學家極為不滿。沃爾克此時明白，雖然里根對他頗有微詞，但此時彼此都需要對方。於是，他找到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莫瑞·韋登鮑姆協助安排一次與里根不帶助手的一對一會見。

1982年2月15日星期一下午，這天恰逢華盛頓誕辰紀念日，是美國的公共假日。總統穿着一件帶條紋的高爾夫球衫和一條茶色休閒褲，在輕鬆的氛圍中與沃爾克相談甚歡。顯然，他們已經達成了共識。

里根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與保羅·沃爾克見面。我認為我們之間在建立友好關係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且形成了降低利率的共識。我覺得我們可以在6月之前讓短期利率降下來3-4個百分點。以後在考慮降低長期利率的問題。”

當時里根政府的赤字不斷擴大，市場認為，政府赤字必須在融資市場中解決，這樣必然與市場爭奪美元，然後不斷地推高利率。沃爾克並不認同里根政府的減税方案，他認為政府緊縮預算，增加税收，才能避免赤字擴大化，然後利率才能下來。

所以，沃爾克用降低利率作為交換條件，促使里根政府緊縮財政，並增加税收。貨幣與財政聯手解決問題，這符合蒙代爾的大拇指理論，但是沃爾克的操作方法卻與蒙代爾相反。1982年8月19日，增税法案獲得通過。供給學派失望之極，一批供給學派年輕官員從財政部辭職。

此時，汽車銷售額降到20年來的最低點，房價快速下跌。失業率已經突破了9.5%，超過1000萬人丟掉了工作。一期雜誌甚至在封面上怒火萬丈地刊登對沃爾克及其聯儲會同事們的“通緝令”。俄亥俄州的農民、五大湖區的工廠主以及難纏的工會，都找上門要和沃爾克“好好算賬”。

“抗擊通脹的代價不小，當時抗議的人們圍住了我們的大樓。”沃克爾回憶説。“我們正在打正義之戰，我們不願意(因壓力)撤退，大家今後都會理解這樣做的正確性。”沃爾克試圖獲得民眾的理解。

一天，下班後他坐在美聯儲專車上等芭芭拉（沃爾克妻子），發現司機正在讀一本書《怎樣從通脹中得利》。沃爾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與總統、國會作了那麼艱苦的鬥爭……到頭來怎麼能容忍後院出叛徒呢。沃爾克忍不住問：“潘尼亞先生，您怎麼讀這樣一本書啊？”

他轉頭跟沃爾克説：“我估計您不會介意吧，這是從書店買的減價書……標價10.95美元，賣1.98美元。”

沃爾克笑了：“那才是一小步。”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此時通脹率已下降至5%！

1982年10月5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上，委員們以9:3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將貨幣政策目標轉向降低利率。四天後，紐約時報刊出《祝賀沃爾克先生的成就》。

沃爾克此時的麻煩是，美國的邊上墨西哥爆發了債務違約危機。市場認為，沃爾克在銀行監管方面“徹底失敗”，國會責成沃爾克處理這個問題。當時，經濟學界一致認為，沃爾克為了抗擊通脹——美聯儲的功勞，犧牲了就業、經濟以及墨西哥。

但是，沃爾克能夠做的只有祈禱墨西哥不要爆發連鎖反應，以及經濟儘快復甦。

就在此時，1982年10月，“春江水暖鴨先知”，道瓊斯指數從8月的770漲到了1000。這簡直是神話般的故事。通脹水平逐漸下降的同時，大量國際資本開始進入美國資本市場。大量投資放棄原油等大宗商品，轉而追逐股票、債券、貨幣基金等低通脹的金融資產。

這預示着漫長而痛苦的滯脹時代結束了嗎？沃爾克勝利了嗎？

1982冬天，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進入歷史性的拐點。美國股市在經歷了將近十年低迷之後，開始進入蒙代爾及其追隨者曾經預言的“美好場景”，一場史詩般的大牛市正在拉開序幕。

1983年，通脹率下降至3.2%，之後兩年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通脹率的下降程度和速度，遠遠超過了朝野、幕僚們的預測，經濟也在最冷的寒冬中開始回暖。1983年，GDP增長率為4.5%，1984年高達7.2%，統計專家大呼經濟過熱，呼籲美聯儲出手調節，1985年為4.1%。1982年之後25年間，年增長率達3.3%，與二戰後25年間的增長水平相當。

當時，《紐約書評》如此稱讚：“里根當選總統，意味着空中再次瀰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潤。”後來，索羅斯將這一經濟奇蹟稱之為“里根大循環”。

1983年5月28日星期一，在紐約東區公寓裏，沃爾克跟芭芭拉説：“我正在申請下週與總統會面。”

芭芭拉接過話：“你是想遞交辭呈嗎？”

兩個月後，沃爾克的四年任期即滿，此時他在考慮是否爭取連任。

“也不全是……”

芭芭拉有些激動地説：“我想你説過要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沒有什麼積蓄，我也沒有活出自己的生活……但我從未阻止過你的事業選擇，也對你的成就感到驕傲。但是現在你已經戰勝通脹，你的使命完成了。”

“暫時如此，這才是序幕剛剛結束。”

芭芭拉打斷他的話：“你難道還真以為你是美國的‘丘吉爾’嗎？”

“我真希望我不是丘吉爾。英國人在丘吉爾拯救國家於危難之後，一腳把他從首相位子上踢開了。”

沃爾克的真實想法是，他只想再幹一年半到兩年，把未盡之事做完，以善始善終。但是，他覺得自己不能再幹滿一任，因為他虧欠芭芭拉太多，芭芭拉身體不好，為了支持沃爾克，犧牲了很多。

當時，里根頗為猶豫，畢竟他不想像前任卡特總統那樣被一個不受控的美聯儲主席影響連任前途。在與沃爾克會面的當天晚上，里根寫下日記：“我見了保羅——我是在8月1日任命他做美聯儲主席呢，還是別人？從金融市場的反應看，似應讓他續任。我不希望動搖他們對復甦的信心。”

事實上，里根別無選擇，除了一些經濟學家還頗有微詞之外，投行、議員、財政部官員以及市場，都在支持他。沃爾克聲望日隆。

1983年6月18日中午，里根在總統休閒地戴維營按慣例發表廣播講話。不過，他卻沒有按講稿出牌，用昔日記者爆料式的腔調：“好吧，我現在沒有像你們在電影中看到的那樣（里根之前是演員），戴着草帽，握緊電話聽筒。但在開始今天的播音之前，我想宣佈一個重要事項……”

里根用這種極為不正式的方式宣佈了沃爾克連任，這讓白宮官員大跌眼鏡。不過，沃爾克不在乎。一個月後，參議院全體會議通過了沃爾克的任命。參議員加恩明確表示支持沃爾克：“我懷疑除了沃爾克以外，過去還沒有哪位美聯儲主席能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堅持履責。”

沃爾克規則

1986年2月24日上午11點45分，沃爾克給芭芭拉打了個電話：“我想讓你今晚做頓晚飯。”

“真讓人感到驚喜。我可不覺得我的廚藝有那麼好啊。”

“嗯，我想讓你定期操練一下。”

“天哪，你這話讓我難過了……你那邊發生什麼事了？”

“剛才在美聯儲理事會會議上，我的意見被多數票否決了……我不能再幹下去了。”

“得了吧，保羅，你不是那樣的人……先去跟貝克談談吧。”

“我會的，我們將一起吃午飯聊聊。”

事實上，芭芭拉不清楚，理事會內鬥正是里根安排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挑起。

在沃爾克續任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一位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普羅克斯邁爾對沃爾克説：“我們親手打造了這隻龐大、笨重、殘暴的債務怪獸……這種局面正應了那句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無論是通脹還是高利率，或者兩者一起，都會把復甦扼殺在萌芽之中……所以我説，保羅，祝你好運，你這個可憐的傢伙。”

全場鬨堂大笑，只有沃爾克一臉嚴肅。

沃爾克心裏很明白，接下來這一任期未必比上一任更輕鬆。沃爾克已經多次拒絕里根政府的貨幣赤字化要求，嚴禁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但是，如果里根政府繼續擴張赤字，很可能再次推高真實利率，他與里根的衝突勢必形如水火。

在第二任期內，經濟快速復甦，通脹得到徹底遏制，沃爾克與華爾街金融巨頭聯手拯救了伊利諾伊大陸銀行的破產，避免了一場來自拉美債務危機的金融衝擊波。不過，這也讓沃爾克以及美聯儲落下“大而不倒”的名聲，儘管他不想這樣。

此時，沃爾克仔細評估了市場風險，只有聯邦財政赤字讓他感到頭疼不已。市場對財政赤字的擔憂已經蓋過了通脹。1985年12月，參議院通過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該法案試圖全面削減聯邦赤字，避免財政赤字出現災難性風險。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財政部部長詹姆斯·貝克正在積極促成《廣場協議》談判。白宮認為，過去幾年美元升值太快，不利於美國出口，同時也藉此將美元利率下調以緩解聯邦財政赤字。

狡猾的貝克對外釋放的信號是，沃爾克促成這次談判，希望美元匯率下跌。實際上，對於沃克爾來説，《廣場協議》的成果喜憂參半。

就在協議簽署後不到六個月，美元已經貶值了50%，大大超出了市場預期。沃爾克認為，美元貶值太快，希望利用有限的政策工具緩一緩。但是，令沃爾克沒想到的是，貝克不但擅長使用國際事務來干擾貨幣政策，還將手伸到了美聯儲最核心的權力部門——美聯儲理事會。

1986年2月24日星期一，達拉斯和舊金山兩家聯儲銀行向理事會申請，希望吧貼現率降低0.5個百分點。沃爾克想拖一拖，但是一位名叫普雷斯頓·馬丁的理事態度強硬。

“那讓我們來投票決定吧。”沃爾克脱口而出，憑藉過去六年的權威，沃爾克相信投票能夠擺平這事。但是，這一次，他太過自信了。

投票的結果是，沃爾克以3:4輸掉了這場對決。另一位理事瑪莎·賽格爾表達了勝利的喜悦：“美聯儲不再是一個人的舞台。”

實際上，結果出來了，沃爾克才意識到這是一場關鍵對決。馬丁和賽格爾都是里根任命的，他們與里根、貝克一樣都試圖執行寬鬆貨幣政策。

但是，即使他倆是里根的親信，也只有兩票，難以在理事會成事。美聯儲理事會一共7名理事，每個人都是由總統任命，任期14年。為了防止政府幹預央行的自主權，國會將各位理事的14年任期錯開分配，一任總統最多隻能任命2位理事。但是，由於里根連任，他可以任命四位理事。

就在投票前半個月，里根就任命了兩位新理事替代了一位到期的理事和一位辭職的理事。這樣，里根就手握四張票，從沃爾克手上奪回了理事會的控制權。

投票結果出來後，沃爾克大發雷霆：“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為所欲為……但我不奉陪了。”他走出理事會議室，順手一甩，“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當天下午，沃爾克找到了財長貝克，“我帶了一份辭職報告。”

“你在説什麼？”

“今天早晨，理事會會議上的表決結果推翻了我不願意降低貼現率的立場。”

“保羅，別做傻事，你不能辭職……”

3月7日，美聯儲公佈了降低貼現率的結果。就在前一天，德意志銀行和日本銀行也降低了貸款利率。馬丁理事高調地宣稱，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合作典範。里根政府也稱，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正在推進的國際磋商合作取得重大成就。

沃爾克回憶説，當時他真不願意以這種方式離開美聯儲。但是，真正讓沃爾克下定決心離開的是1987年5月1日理事會做出的一個決定。

當時，理事會投票表決，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銀行——花旗集團、信孚銀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銷特定的債券。這一決定實際上違反了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沃爾克極力反對，因為他很清楚，這決定意味着，金融混業時代的到來，大幅度放寬金融監管，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將製造巨大的金融風險。

有媒體這樣解讀這一投票結果：“威風凜凜的沃爾克先生罕見地在里根總統任命的美聯儲理事面前敗下陣來。這説明在監管問題上，那些由里根任命、更傾向於自由市場制度的美聯儲理事們正準備把主席趕走。”

1987年6月1日下午，沃爾克拜訪里根，遞交了辭職信。次日上午10點，里根站在白宮新聞發佈室的麥克風前，左右兩邊一個是沃爾克，一個是格里斯潘。里根宣佈，格林斯潘替代沃爾克作為新任美聯儲主席。他對沃爾克的辭職“極盡挽留，深表遺憾”，並對沃爾克抗擊通脹的成就高度評價。

當記者問沃爾克為何辭職時，他援引了《聖經·舊約》中的一句話，輕描淡寫地説：“來亦有時，去亦有時”。一位來自紐約州的議員查爾斯·舒默認為，總統“應該跪拜沃爾克，懇求他留任”。

事實上，華爾街金融界也這麼認為。當天早上十點沃爾克辭職的消息傳出後，投資者瘋狂拋掉美元，大舉購入黃金。黃金大漲，美元對德國馬克匯率下跌。法國巴黎甚至被迫中止外匯交易。市場用錢投票表達了無聲的憤怒。

沃爾克走了，給美聯儲留下了一部操作手冊。

辭職後的第一個星期，美聯儲理事會收到了成袋的信件和明信片。其中有來自前總統傑拉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還有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當然大部分都來自各州的老友、議員、市民以及各界人士。不少信件的抬頭都寫着簡單的地址：華盛頓特區保羅·沃爾克主席。

福特總統的親筆信誇讚沃爾克的“正直品格”：“在危機時刻有你掌舵，無論是對美國還是整個世界而言，實乃幸事。我由衷地感謝你的優異工作和你個人所作出的犧牲。”

撒切爾夫人信中這樣説道：“您對穩健貨幣政策堅定追求，您在遏制世界最大經濟體通貨膨脹這一複雜任務鍾所體現出來的超羣技藝和理解同情，令我備感欽佩。在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在一個世界金融體系承受着巨大壓力的時代，您發揮的作用無可估量。”

一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邁克爾·帕維萊克説到了沃爾克心坎裏：“雖然我當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找不到工作，但是，我始終理解和贊成你作為美聯儲主席的政策。你保全了我一輩子的積蓄，使之沒有化為烏有。換一個缺乏膽略的人，很可能會屈服於政治壓力，而你則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大多數信件都是“作為一位納税人”、“一位公民”的身份感謝他，其中一個人在信中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有時間去指導艾倫·格林斯潘，讓他沿着你的足跡往前邁進……”

自沃爾克卸任後，美聯儲進入了格林斯潘時代。聰明過人的格林斯潘掌控美聯儲達20年之久，一度是美國最具權勢的人物，被稱為全球“經濟沙皇”。任期內，他不乏抗擊亞洲金融危機、推動信息革命等光輝戰績。格林斯潘還是一位模稜兩可的預言大師，擅長與市場搞“理性預期”式的博弈。市場有一句傳言，“格林斯潘一開口，全球投資人都要豎起耳朵”。

若不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間這位老人早已把沃爾克忘記了，人們只會記住那個“美元總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並未堅守當年的承諾，他多次瘋狂下調利率，執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格林斯潘與小布什試圖“再造美國住房夢”，將利率下調至零附近，華爾街大發次貸，金融衍生品過度創新，金融繁榮異常，最終以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收場。

沃爾克離開美聯儲有很多不捨，但他知道，只要危機過去，白宮是不會歡迎他這個“只是艱難時局下的替罪羊”。他內心也覺得虧欠芭芭拉太多，是時候迴歸家庭了。事實上，沃爾克在財政部和美聯儲任職期間，家庭經濟拮据。沃爾克兒子身患殘疾，芭芭拉又患嚴重的關節炎，只能在一家建築公司做兼職。

芭芭拉曾經説：“在保羅接受這個工作之前，我們勉強還能存點錢，但現在掙的錢都不知不覺全花光了。”為了補貼家用，他們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然後租住在華盛頓偏遠郊區的一房一廳裏。沃爾克也深感愧疚：“我怎麼把家弄到了這般舉步維艱的地步？”

不過，離開美聯儲後，沃爾克並未去華爾街謀求高薪，而是返回母校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當時，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被沃爾克生動的授課以及精深的智慧所吸引。下課後，沃爾克走過來説：

“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好聽嗎？”

“很好聽，但有些地方我沒聽懂。”

“你會聽懂的，因為中國正在崛起。”

這位中國學生叫朱民，後來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副總裁。沃爾克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