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的獵户與金門居民的行為模式的相似性：一個歷史切片的考察_風聞

“因此，我們在這些異樣環境中覺得熟悉的行為特質便顯示為永恆的人類本質”

       ——芭芭拉·塔克曼，《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十四世紀》

在跨越了長時段，可能是數十年也可能是數百年，人們依舊會對某些事物採取相似的反應，這一點是耐人尋味的。尤其是我在閲讀有關德意志改造自然的論述和有關冷戰中金門社會的不同作品中，看到了驚人的相似性時，不由得驚訝不已，並用筆在頁邊打上三個驚歎號。

布拉克伯恩在論述德意志民族開發自然史中提到了這樣的一個細節。18世紀的普魯士王國正處於啓蒙時代開明君主專制的統治中，幾代野心勃勃的霍亨索倫君主不僅在戰場上創造出一隻令人生畏的普魯士軍隊，也在面對自然時毫不猶豫地採取戰爭手段，積極的對自己的國土加以“理性化”的改造。在腓特烈大帝治下開展的奧得布魯赫（Oderbruch）沼澤排幹計劃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例。

冰河時代過去後，退卻的冰川留下了遍佈整個歐洲北部的沼澤和蜿蜒的河道，普魯士人的計劃便是將沼澤排幹化為良田，把河道取直以防治洪水。作為普魯士“經濟的飛輪”，這項工程的核心力量就是普魯士的軍隊，以及在背後指揮的官僚系統。他們的鬥爭對象不僅僅是河道與沼澤，而是一種與他們心中理性的理想相沖突的自然現實，因此，凡是無法被馴化的，都被列為取締的對象，無論是沒有生產力的“灰色的沼澤”還是難以控制的河道，還有，就是那些不受馴養的生物，他們被列入“有害動物”的清單之中，除了狼這樣臭名昭著的動物之外，破壞莊稼的倉鼠也名列其中。

腓特烈大帝下令馬格德堡和哈斯塔特的地區務必消滅這些害人的倉鼠，並設置獎金獎勵捕獲的“戰果”。但是出乎意料的情況是，當地的人們，無論單純出於貪慾亦或是對國家侵害他們生存空間的不滿，於是把獵鼠發展為一種生意，而最有趣的現象，就是他們會放走抓到的雌鼠，以保證有源源不斷的鼠源供應，腓特烈在得知後甚至動用了肉刑，也無法根除這種現象[1]。

200多年過去後，1949年，在地球的另一端的金門島，這是國軍僅存的幾個掌控於己手的橋頭堡之一，大量的軍隊在此駐守並形成了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社會。供應這些軍隊的糧食主要是麪粉製成的饅頭，而當駐守的國軍主要是南方人，他並不習慣於這種主食，於是他們常常在島上抓蛇來吃。不久之後，一場疫病襲擊的金門，來到島上視察的專家給出的結論是“以往因為蛇莽在野捕鼠為生，鼠類不易繁殖，現在我軍吃蛇，無異助鼠為虐”[2]。

指揮官胡璉頒佈了一項政策，要求島上每一户居民都必須每月至少捕殺一隻老鼠，並上交尾巴作為證明。這一政策持續甚久，表現優異者獲得了獎勵而不能達標的則受到懲罰。那些無法達標的人於是就採取種種辦法逃避懲罰，比如向鄰居“借”幾條尾巴，或者把一條尾巴剪成幾段，聲稱來自不同的老鼠，甚至用蘆葦草冒充。這個政策甚至導致了一種生意的誕生，當地的駐軍也被要求上繳老鼠尾巴，能不能達標直接關係這能否獲得返台的假期，於是無法達標的軍人就會向當地人購買鼠尾，一根尾巴的價格甚至相當於一包香煙。為了維持這條賺錢的門路，當地人的做法就是隻殺公鼠，而母鼠則只切下尾巴後放走，這樣就能保證有無窮無盡的老鼠來源。於是這項原本打算改良全島衞生的計劃的結局就是，全島依舊是老鼠的天堂，只是它們都沒有了尾巴[3]。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種反應的相似性，或者説針對宏大而正義的目標而採取的“反行為”。無論是腓特烈還是胡璉，都企圖用強硬的行政命令與賞罰分明的制度來推行政策，而這個政策的目的，都旨在一種宏觀的公共利益（保護糧食，或者公共衞生）。但是這個手段和目的之間的某種張力導致了手段對目的的反噬，為了維持一種賞罰分明的體系，老鼠的的數量就符合“供求關係”原理的支配，也就是説，要維持人們能夠遵守這種法律，就必須有源源不斷的老鼠，於是人們就不得不採取手段保護這種供應，所以放走母鼠以維持鼠羣就成“理性的考慮”，隨後的結果就是，旨在消滅老鼠的法律最終成了保護老鼠的護符。

這種為了手段的自我維持而扭曲目的性的舉動很難稱作一種有目的性的“抵抗”，而且諷刺的是，如果沒有這種舉動，高度現代化的國家所設計的體制就維持不下去[4]。文浩（Felix Wemheuer）在《饑荒政治》中就引用了這一觀點，指出若不是黑市、瞞報產量，隱秘的自留地的存在，農村的集體化改造或許將更快的崩潰[5]。事實就是大躍進的激進改革之後所導致的“三年自然災害”。在饑荒之後，文浩指出，國家不得不對農民妥協，減少了徵購的數量並對自留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再度違背“不餓死一個人”的諾言將導致政權的全面失信，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當現代性宣揚其理性與合理化的管理模式將最終帶來使全社會受益的良善結果時，應注意其手段和目的之間所存在的張力。從腓特烈到毛時代的中國，歷史常常在這種宏大敍事中不經意的角落添上幽默而顯得荒謬的註腳，揭示出對一種“不要命的自負”的深刻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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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衞·布拉克伯恩，《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代德國的形成》，台北：遠足，2018，頁67-68。

[2]胡璉，《金門舊憶》，台北：黎明文化，1976，頁16

[3]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頁112-118。

[4]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文浩，《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