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隋煬帝為什麼寧可困死江都也不回關隴貴族的老巢？_風聞

問題如下：

隋煬帝為什麼寧可困死江都也不回關隴貴族的老巢？

回答如下：

看到這個問題，肯定有讀者以為是要討論關隴貴族與隋煬帝的矛盾，其實不然，在這篇文章中，會涉及到隋煬帝的戰略佈局，涉及到隋煬帝三徵高句麗的原因，卻並不會涉及到關隴貴族，希望不會讓你失望。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確認的一個最重要的前置認識就是，隋文帝在統一天下之後，對於關中之外地區的制度化掠奪，建構的是一個空前的“國富民窮”，甚至是“中富外窮”的“盛世”。

事實上，早在隋文帝時代，就已經在構建以都城為中心，以國家級糧倉、行宮為據點的點、線防禦體系，關東百姓繳納賦税要自行轉輸至關中、河東的糧倉，以至於運輸者千里不絕。

且不論這過程中的民力損耗和巨大的成本，只説這個制度設置的目的，其實就充滿了防備心理。

這種防備針對的就是民間，大量的物資被集中在朝廷的手中，哪怕反叛者佔據州郡，實際上得到的只是“治民的負擔”和一個個“空殼”，沒有物資的積蓄，就不可能完成“亂民”到“亂軍”的組織跨越，最終被好整以暇的關中府兵所剿滅。

所以，本質上，早在隋文帝的時代，給自己的子孫預留的天下，就是一個“滿目皆敵”的天下，是一個哪怕天下皆反，只要控扼北周故地，甚至更直接點，控制長安、太原重鎮，就能坐觀成敗的“後發制人”的佈局。

正是這個佈局，讓楊玄感、李密、宇文化及先後飲恨。

國富民窮，不缺反叛者的地方缺少物資，不缺物資的地方缺少反叛者，所以，楊玄感、李密都能夠在舉旗之後快速的聚眾，因為關東地區實在不缺少潛在的“反賊”，這些人“苦隋久矣”，哪怕給口飯吃，就會跟着造反。

但是，當這些“反賊”成了規模，達到了數十萬、百萬之眾時，問題就會顯現，當李密圍攻洛陽時，他也只能佔一個糧倉，不“缺食”卻“少衣”。

而掌握了隋煬帝禁軍的宇文化及在西歸時，則更乾脆，“乏食”，所以才北上黎陽倉，要知道，這可是跟隨着隋煬帝據守江都宮的精鋭，哪怕是這個隋煬帝即位後極力打造的統治樞紐，仍舊不足以供養這支大軍。

在這個制度背景下，“關中本位”也好，“關隴集團”也好，都不足以解釋隋朝速亡的癥結**，因為在整個制度設計之中，這部分人根本不重要**，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隋煬帝徵高句麗的軍事行動本身哪怕有重臣反對，有衞士逃役都無所謂，所有的缺口，都可以從關東、江南的文學之士和寒門武勳中填補，畢竟，隋煬帝的皇權不是關隴貴族們投票選出來的，而是他們父子兩代拿刀“殺出來的”。

楊家的天下，只要能夠保持“核心權力圈層”控制下的“武力優勢”，完全可以屹立不倒。

問題是，這個原本“兩頭沉”的天平，在大業十一年，先失去了一邊。

大業十一年八月初八，北上巡塞的隋煬帝統帥着數以十萬計的精鋭禁軍和妃嬪、大臣，被數十萬突厥騎兵突襲，幸而得到了義成公主的事先示警，御駕於八月十二日轉入了雁門郡城，據城死守。

突厥大軍迅速進入雁門郡，八月十三日即包圍了御駕所在的郡城，之後，攻克了全郡四十一個縣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隋煬帝所在的雁門郡城和齊王楊暕率領後軍進駐的崞縣在苦苦支撐，其中，隋煬帝所在的雁門郡城有軍民十五萬人，糧食卻只夠吃二十天，突厥攻城非常激烈，箭羽甚至射到了隋煬帝面前。

八月二十四日，隋煬帝詔令天下郡縣勤王，一直到九月十五日，突厥始畢可汗才解圍離去。

可以説，自此之後，隋朝中央禁軍的“武力優勢”威懾在一夜之間，不復存在。

因為所有接到過“勤王詔令”的人都會知道，隋朝的皇帝率領着十萬禁軍被突厥包圍，連突圍的能力都沒有，整個東北亞最強的武力集團，又迴歸到東突厥汗國去了。

要知道，突厥汗國對於曾經的北周、北齊和初生的隋朝而言，曾經是無法抹去的恐怖記憶，曾經的北周王朝甚至要迎娶突厥公主作正宮皇后，這種“和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其間關係的不平等，或許可以與元朝向高麗王下嫁公主相提並論。

直白地説，曾經的北周王朝，根本就是突厥的臣僕。

而隋代周之後，統一的突厥汗國仍舊是控弦百萬、東西萬里的龐然大物，直到長孫晟北上離間突厥內部，分裂為東、西突厥，隋朝又打又拉，才讓元氣大傷的東突厥汗國臣服，稱隋文帝為“聖人可汗”。

在隋煬帝即位之後，立刻發動百萬之眾整修北方的長城，同時挖掘長塹，以做防禦突厥的準備，這些舉措，在《資治通鑑》中有詳細的記載，而他所作的這些工作，都是在突厥仍在啓民可汗這個時時對隋王朝保持恭順的“臣屬”控制之下所進行的。

換句話説，在突厥仍像隋文帝時代一樣向隋煬帝稱臣的和平時期，隋煬帝已經意識到了突厥經歷了幾十年休養生息的威脅，卻又不能像他父親的時代一樣，通過挑撥離間，促成突厥內部的分裂和瓦解，屬於顧着面子就沒法顧裏子的窘境。

隋煬帝即位時的東突厥，已經緩過勁兒來了，更重要的是，突厥人已經摸準了隋煬帝的脈搏，或者説“中式帝王”的脈搏，所以，在大業三年，隋煬帝大肆鋪張地北巡榆林時，啓民可汗為“聖人可汗”引薦了一羣特殊的“客人”，見《隋書·突厥傳》：

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敕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其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王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

這段對高句麗使者的威脅，在《隋書·煬帝紀》中也有記載，措辭更加嚴厲，而這次與突厥的“盛會”，在《資治通鑑》中還有一段更神奇的記載，那就是啓民可汗親自為隋煬帝的御駕拔草修路，所謂：

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

突厥可汗可謂恭順至極，同時，不露聲色地將高句麗人推到了隋煬帝的面前，見《隋書·裴矩傳》：

（裴矩）從帝巡於塞北，幸啓民（東突厥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隋文帝）疾焉，欲徵之久矣。但以楊諒（楊堅五子）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着，當率突厥，即日來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徵遼之策。

結合上下文可知，高句麗使者實則是“朝於突厥”的，並且是突厥啓民可汗親自暴露、引薦給隋煬帝的，而之前親自拔佩刀為隋帝拔草的行為，更是將隋煬帝的注意力引向了東北方向，所以，無論是裴矩的建議，還是之後隋煬帝的聖旨，都提到了一點：

當率突厥。

問題是，日後隋煬帝對高句麗的三次成行的大征伐，除了各屬國的使者，有東突厥汗國派出的大軍嗎？

事實是沒有的。

也就是説，隋煬帝君臣完全樂觀估計了突厥的“恭順”，以至於在“面子戰爭”中糾纏了好幾年，而這出戏，本就是演給始作俑者看的，是表演，也是威懾，只是“演砸了”，反倒刺激了對方的野心。

所以，當隋煬帝在大業十一年被突厥始畢可汗圍困在雁門郡之後，整個北方的政治格局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突厥這個龐大勢力的介入，徹底抵消了圍繞隋煬帝本人的正統朝廷和禁軍的威懾力。

原本隋帝國的中央禁軍是整個東北亞地區最強大的武力，隋煬帝也是天下各國的“共主”，任何反叛者都要顧慮和這樣的敵人對抗的最終結局和力量對比，在大業十一年之後，所有有志於“反隋”的野心家們，都有了另一條更強健有力的大腿可選，那就是——東突厥汗國。

在瞭解了上述背景之後，再來看隋煬帝的退避江都，如果我們拋棄《隋書》不辨真偽的表述，而考量現實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他的政治選擇並不像我們想當然的那樣“愚蠢”和“懦弱”。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隋煬帝非常清楚自己被包圍對於帝國威信的傷害有多大，那相當於承認自己已經喪失了“武力優勢”，如果再發生一次，等到解圍時，可能隋帝國就已經不復存在，各地的隋官，早就自謀出路去了。

所以，他延續了隋文帝時代的戰略佈局，用他認為的“核心權力圈層”的最可信賴的成員，親孫子代王、越王分別鎮守長安、洛陽，親表兄李淵鎮守太原，形成鎮守根本之地的“鐵三角”。

而他自己，則帶領禁軍主力鎮守江都，一方面，避開再次被突厥圍困孤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監視蠢蠢欲動的江南，同時，坐觀關東地方的“自相殘殺”。

之所以這樣解釋，絕不是因為對隋煬帝有什麼偏愛，而是他在江都，根本不是整日享樂無所作為，反而一直盡力維持着運河交通線的暢通和流域地區的平叛，比如陳稜統帶宿衞兵攻李子通、左才相和杜伏威，楊義臣、楊善會打敗高士達、張金稱和格謙，王世充斬殺盧明月。

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大業十二年之前，反叛者仍以地方的土豪、賊帥為主，也在隋煬帝派出的十二道討捕使者面前紛紛戰敗，但是進入了大業十三年（也稱義寧元年），反叛者開始向隋官蔓延。

比如在涿郡的虎賁郎將羅藝，馬邑郡的鷹揚府校尉劉武周，朔方郡的鷹揚郎將梁師都，左翊衞郭子和佔據榆林郡，金城府校尉薛舉也攻佔了金城郡，圍攻洛陽的李密也勢力大熾，開始有隋官太守投降。

直白地説，就是隋煬帝的討捕羣盜的戰略確實得到了實施，但是也正因為遍地烽火，使得“吏治組織”中的低級管理者，有了“借雞生蛋”的機會，比如薛舉，就是在本地隋官募兵數千人授甲時突然發難，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積累。

而羅藝，更是在討捕羣盜的過程中，不斷出戰，在基層官兵中積累了威望，才能夠通過突襲，竊取涿郡的兵力和物資。

至於李淵就更不用説了，以太原留守的身份，招募兵馬，對抗突厥和山西的羣盜，都讓他有足夠的理由完成軍隊的組織化。

到了這個時候，隋王朝的棺材板才算完全釘上，因為本已經失衡的天平另一端，“核心權力圈層”也開始了反叛。

“吏治組織”中低級管理者的倒戈，其實就是政權觸角瓦解的開端，而這種瓦解的趨勢，對於“核心權力圈層”中人而言，是洞若觀火的，所以，李淵的反叛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等到“核心權力圈層”中人起兵反叛，已經是出手“摘桃子”的是時刻，隋文帝所建構的帝國體系就徹底瓦解了。

到了這個階段，哪怕是隋煬帝有心率領宿衞禁軍西歸，其結果也不會比宇文化及的命運好多少，因為這一路上不但有李密這樣的叛軍在黎陽、洛口等倉城要點的瘋狂阻擊，還要面臨着郡縣統治瓦解之後，整個大軍無從供應的困局。

要麼，就一路餓着肚子打過去，要麼，就被愈演愈烈的反叛者困死在某一個城池之中，這正是隋煬帝的宿命，而這個宿命，或許在大業三年，啓民可汗為他引薦高句麗使者時，就已經註定了。

雖然啓民可汗早在大業五年就已經死去，可他的這一招禍水東引，卻真真切切地報了東、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動盪的隋帝國重新陷入分裂之後，也產生了一羣“兒可汗”，比如劉武周被封為“定楊可汗”，梁師都被封為“解事天子”，郭子和則被封為“屋利設”。**

就算是李淵， 起兵後打的旗子，也已經昭示着向突厥臣服的事實。

唐人趙蕤《長短經》卷四《霸圖》中記錄：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仗白旗，誓眾於太原之野。

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宜兼以絳雜半續之。

《資治通鑑》卷184的記載是：

（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李）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隋朝尚赤，突厥尚白，所以，打“白旗”實際上是昭示對突厥的臣服，而雜用“絳白”，正是李淵所説的掩耳盜鐘，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我還是隋朝的臣子，而不純是突厥的“臣屬”。

要知道，李淵是隋煬帝的親表兄，也是“八柱國”家，關隴集團中的頂級貴族，在北方反叛時，仍舊要打突厥的旗子，試問，已經被突厥包圍過一次的隋煬帝為什麼不迴歸北方，究竟在顧慮什麼，難道不是一目瞭然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