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胡宗南在大陸最後的歲月_風聞

【文/胡為真】

我母親葉霞翟，出身舊式家庭，外公觀念守舊，不同意母親深造。母親從小思想新潮，她力爭上游，初中就離家到浙江麗水住校，之後又讀了高中，高中畢業準備考大學，外公認為女孩子不必讀大學，不准她念大學，不給接濟，她只好選擇就讀公費學校。母親富於愛國思想，於是進入杭州警官學校，成了戴笠的學生。

杭州警官學校畢業之後，又進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系，畢業後赴美深造，獲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學位，是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女性。我父母於一九三七年訂婚，因為抗戰軍興而延展婚事達十年之久，當年是一段感人的愛情故事。

母親雖是戴笠的學生，但她從來沒有做過情報工作。母親練就一筆好字，很受戴笠器重欣賞，介紹她認識了父親胡宗南。母親散文裏提起的“雨師”，就是戴雨農，戴笠。

戴笠之所以能得到蔣先生（蔣介石）的信任，與我父親有關係。父親是黃埔第一期畢業，因為東征北伐，屢建戰功，蔣先生對父親特別信任。父親和戴先生結識於杭州，攀談之下，彼此對國是看法完全一致，因成莫逆至交，並向蔣先生大力推薦。父親和戴先生服務的單位，彼此交換幹部。父親駐紮西安，西安警察局長就是戴笠派的人。日本侵華，戴笠組織忠義救國軍，好些幹部都是父親的部下。父親辭世前，身上穿的一件破毛背心，還是戴先生二十年前送的，印證父親終生懷念戴先生。

抗戰軍興，日本原宣稱三天之內攻佔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而胡宗南部在淞滬會戰的火在線，堅守了六週，屢挫日軍步兵、炮兵、戰車、空軍聯合攻擊行動，胡宗南部犧牲至為慘烈，四萬人最後只剩一千二百人。著名報人張季鸞説，第一軍為國之精鋭，如此犧牲，聞之泫然。後奉命到河南整補，再調往西安。胡宗南部最後離開西安駐地，為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西安前後待了十二年。

我認為，父親於抗戰時期有四大貢獻，第一是教育，西安的軍校第七分校，和戰幹第四團，各訓練出三、四萬名軍官和政治人才，分發全國各戰場，支持八年抗戰；第二是擋住日軍自北面攻向四川的鉗形攻勢。日本幾次攻打潼關，意圖進窺陪都重慶，但父親的部隊始終不動如山，完成了中央交付他最重要的任務，甚至打了好幾場勝仗。包括蘭封之役，打垮日軍土肥原賢二；參加武漢保衞戰，殲敵五千；豫西西峽口之役大勝等。

一九四四年，洛陽失陷後，他到潼關召集軍師長和敢死隊講話，身後還帶了一具棺材，他説：“如果這次不能打敗日寇，這便是我胡某人的棺木！”結果全軍奮勇殺敵，果然打了勝仗。這段話系當年敢死隊員，現年八十五歲的楊廷華先生，不久之前告訴我的。

他第三個貢獻，是把青海、寧夏、甘肅等地方勢力統合起來，齊心抗日。一九四三年，父親派三十七集團軍範漢傑，率盛文的五十九師，平定甘肅回亂。一九四四年，派黃埔一期同學李鐵軍率二十九集團軍到新疆。因新疆一度受蘇聯蠱惑，陰謀獨立，最後終為胡宗南部安撫平定。

第四個貢獻，……胡宗南部一定程度制約了中共從陝北往外發展的力量，同時跟中共競相爭取淪陷區投靠後方的青年。抗戰爆發後，淪陷區青年競相投奔大後方，眾多青年原本要到延安，不少人途經西安就被胡宗南部攔下，勸服他們去王曲軍校七分校，或者參加戰幹團，日後到部隊從事政治工作。連戰主席的父親連震東先生即曾被禮聘為戰幹團教官。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父親赴河南鄭州，主持接受日軍投降儀式，接收豫北、豫西日軍。日方代表是日軍第十二軍軍長鷹森孝中將。投降儀式結束後，雙方代表握手晤談。鷹森孝問父親，近期河南西峽口戰役，貴方一位孔姓營長，利用反斜面作戰（反斜面陣地攻防戰），殲滅了我們很多部隊，我很想跟這位營長見面。父親經查證，知道這名營長的名字叫孔令晟。是時孔營長剛好在外地受訓，不在鄭州附近，未能與日本軍長鷹森孝見面。

父親因而對出身北京大學的孔令晟印象深刻，為示賞識，父親有意調孔令晟到長官部，原本要孔令晟接替熊向暉（按：熊向暉本名熊匯荃）職位，但孔令晟不願意做參謀，寧願帶兵，父親只好打消此意。由於父親非常愛護孔令晟先生，之後，還派人幫他補習功課，稍後進入國防大學進修（筆者按：孔令晟日後曾任國防部作戰助理次長、蔣介石之侍衞長、海軍陸戰隊司令、警政署署長等職）。

父親認為，抗戰結束後，國家迫切需要建設人才。所以，父親派了許多部下到美國受訓或進修，熊向暉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派出國的幹部多達數十名，都是胡宗南部隊中極為突出的優秀人才。內戰爆發，國內局勢丕變，許多人索性留在美國就業定居。抗戰前後，大學生鳳毛麟角，知識分子左傾的比例很高，投效胡宗南部的知識青年，不乏思想左傾或者潛伏共諜，父親總認為以人格感召可以感化這些人。曾經有人跟他密報，熊向暉思想左傾，父親告訴密報的人：熊向暉來部隊的時候才十八歲，年輕人想法特異獨行不要緊，我可以感化影響他。

熊向暉在（二〇〇五年）過世之前，曾經託人傳話給我，他強調是先加入共產黨，所以不得不遵行共產黨的指示做事，他強調，對我父親終生感念，請我務必諒解他。我記得在我幼年時，他曾寫信給我母親，強調他沒有做對不起我父親的事。

抗戰勝利後，國共之間究竟選擇和或戰？曾經一度困擾（國府）最高當局。民國三十五年，國府中央召開軍事會議，蔣公日記中也記載，中共趁着抗戰如何擴張，配合日本軍隊，處處打擊國軍，把我們敵後游擊隊都吃掉了，戰後又積極擴張，不聽中央號令，不斷挑釁，他已經忍無可忍。

據説有一次在軍事會議中，張治中將軍認為國共之間不能戰，戰則國民黨必敗，因為八年抗戰下來，國窮民困，人心厭戰；但某首長卻力言在三個月內必能消滅共黨，蔣先生最後採納了後者的建議。

（根據台灣“國史館”《中共教導旅陝北作戰日誌》一書中，第259頁至275頁，附列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時任胡宗南部五００團團長曾祥廷口述歷史訪談。曾老將軍説“張治中與毛澤東很熟，毛在重慶就住在他的公館，很瞭解共產黨的力量。張忠道説：‘Ｘ總長説三個月消滅共產黨，你則説戰則必敗，你向國防部報告了沒？’張治中説他報告過了。他説：‘如果這個仗要打，結果一定是失敗的。上自將領，下至中下級幹部，都認為不是打仗的時候，打了就完了。’張忠道就問説：‘打了一半講和可不可以？’張治中搖搖頭説：‘也很困難。你想講和共產黨不一定要和你講和。’我一個同學安徽壽縣陶有恆與張治中很接近，是安徽同鄉，前幾年到了北平，見到了張治中的女兒張月娥，把張治中上國防部的報告給他看，國防部以為‘不堪一擊’”。…）

不久前，我曾遇見一位大陸訪台的老先生，據他透露，他看過毛澤東內部講話的檔案，抗戰前後，毛澤東告訴幹部，國民黨將領只有兩個人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個是胡宗南，第二是白崇禧。

二００一年我到德國，德國國會議員請我吃飯，這位議員説，你沒來之前，我的中國朋友都在談論，不但談論你，還談你的父親，他們談論你父親差點捉住毛澤東。他們説，只差四百公尺遠，劉戡的二十九軍就可以捉住毛澤東。毛澤東躲在窯洞裏邊，他的侍衞把馬的繮繩勒得緊緊的，深恐馬匹受驚嘶叫，露出行蹤。結果馬沒有叫，劉戡的軍隊打從四百公尺開外過去了，國軍沒能找到毛澤東。我好奇地問這位德國國會議員，這些中國朋友講到我父親時是咬牙切齒，充滿了恨意嗎？他説不！是充滿了尊敬。

（有關國民黨軍攻打延安的經過，根據台灣“國史館”《中共教導旅陝北作戰日誌》一書，曾祥廷將軍的口述歷史訪談回憶：“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個突擊營突擊延安，營長即原第一營營長應啓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們到了延安東邊的塔山，碰到了旅長、副旅長與參謀長。突擊營的嚮導是共產黨派的，所以進延安遲了一點，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澤東。因為當時毛澤東還沒走，毛澤東説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進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進入延安時，地下室的茶還是温的。他的情報很靈光，對我們的行動很瞭解。整個剿匪我們吃虧的就是情報不靈，對敵人瞭解太少，相反敵人對我們瞭解太多，甚至我們沒有行動，事先他都知道。”按：國府負責情報的軍統局局長戴笠已於前一年飛機失事遇難。）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蔣先生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軍事會議（筆者按：台灣於同日爆發二二八事變），父親也是會議重要參與者之一。會議結束，蔣先生單獨召見父親，蔣交代完重要軍務之後説：“以後再有什麼意見，可以先跟劉次長商量。”劉次長就是劉為章，劉斐，當時的國防部參謀次長。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０年）加入共產黨，以後又進入白崇禧部隊。

試想，凡事透過劉斐，這還有什麼軍事機密可言？所以劉安祺上將曾經在他的訪談錄中説，我軍簡直是追隨劉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參謀本部作戰廳長，也是共諜。）。

妙的是，國共雙方多次交手之後，父親根據幾次慘痛經驗，意識到中共在最高統帥身邊可能派遣了諜報人員，察覺到情況不對，父親馬上改變，在改弦易轍之後，方能在五天內打下延安。比如説，他派第二十九軍對大小嶗山佯攻，果然遇到堅強抵抗，數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軍從山西過來擔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堅決抵抗，保衞延安的，這可以從中共第一野戰軍的戰史記載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達的命令，是要他們堅決抵抗。

打下延安之後，部隊儘管極為疲憊，胡宗南部仍準備窮追不捨，這時，南京國防部來了緊急電報，命令父親“窮寇勿追”。父親既然接到上級命令不追，只好暫且按兵不動，保持戰果，但心裏依然籌劃着如何追擊，正待採取行動，這時南京國防部又下達命令：河南軍情危急，立刻派第一軍支持河南。幾乎是屢試不爽，只要執行南京的命令，部隊必然失利被殲。

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軍被打垮，就是後果。所以，父親部下彼此警告，聽國防部的命令我們準打敗仗，不聽命令，我們就打勝仗，這已成為鐵律。熊向暉在一九四七年已離開我父親，他造成的影響，相較之下已經是次要的次要，真正問題在南京國防部。大戰略與大部隊的佈署安排，全部曝露無遺，夫復何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經撤退，共軍也已渡江，奉到國防部命令，要父親將戰線縮短，撤出西安，所以他就把部隊撤退到漢中。那時胡宗南部還有幾個軍的實力，兵員十數萬人。早先，當局從他的麾下抽調了好些部隊去剿共。東北戰役中，範漢傑就是我父親派到東北去的。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及其所部，原本也歸胡宗南統領，他被派去支持傅作義，這些部隊後來都在平津戰役中損失殆盡。徐蚌會戰，胡宗南部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仍有若干部隊參與其中。

所以，當父親撤出西安時，旗下仍有十幾個軍的番號，但真正的主力是第一軍、第三軍。其它的幾個軍，雖有番號，然員額不足。負責的防務，東起陝豫邊境，西至甘肅南部及東部幾千裏。前線每天跟中共西北野戰軍作戰，戰報不絕如縷。

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漢中，一出西安，父親有鑑於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隊應該下四川，穩定川局，代總統李宗仁堅決不允。在漢中，耽誤近半年時光，等到終於奉蔣先生命令下四川，局勢已經無力迴天。胡宗南部幕僚轉述，基於集中兵力之思考，父親的幕僚們曾經有好幾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直衝山東，到江蘇連雲港。第二個想法，直衝武漢，武漢位處華中交通樞紐，一旦情況危急，可南下廣州或江西，再退往台灣。第三個想法，是下雲南建立長期遊擊根據地，但情勢變得太快，這幾個想法都未付諸實現。（後來據擔任蔣先生侍衞長的孔令晟表示，第三個計劃是蔣先生的決定。）

李宗仁不管事，中樞無主之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蔣先生自台灣飛重慶指揮，要父親下四川，父親感喟説：“現在要我下四川為時已晚，大部隊入川，無異等着被共軍甕中捉鱉。”父親在漢中主持秘密會議，會上發言盈庭，那是決定胡宗南部隊行止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父親隨從參謀回憶，蔣先生不斷從重慶打長途電話到漢中，想直接找父親講話，父親一反常態，始終避不接聽。俞濟時奉蔣命，連打三次電話，父親最後出於無奈接了電話。“總裁有令，你馬上帶部隊下四川！”

那段期間，父親當時主持陝甘川綏靖公署，部隊分散在各據點與共軍不斷接戰，他接到此令，非常苦惱，他在會議上告訴高級幹部，現在把大部隊帶進四川，戰略上將陷於完全不利的地位，會被共軍圍而殲之；日後，人家會説是我胡某人丟掉大陸的！最後，父親的參謀長羅列將軍起立發言：我們不下去也不行，如果我們不入川，蔣先生必成共軍俘虜，你胡某人的責任更大！最後父親流着眼淚，勉強按照命令進入四川。

國共戰爭末期，大部隊缺乏機動交通工具，光靠兩條腿跋涉行軍，勢必減緩過大巴山南下四川的速度。蔣先生原先答應，預備調集八百輛大卡車給胡宗南部隊，結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調集軍用卡車一百部。胡宗南部克服重重困難，越過大巴山，如同《三國演義》中描述的鄧艾下陰平入蜀；並利用原有在四川北部重鎮廣元，作為指揮中心。

川陝甘綏靖公署準備由主力部隊第一軍進駐成都，並保障川北其它各軍在共軍猛烈攻擊下轉進之安全，但蔣先生從重慶來電，表示異議，堅持第一軍開赴重慶。蔣先生日記上記載，再三命令胡宗南把第一軍開往重慶。由於蔣先生堅持，第一軍只好調頭奔赴重慶，等大部隊好不容易進抵重慶，因為貴州和川東失守，四川已處於共軍重重包圍之中。

劉伯承率領二野蜂擁而至。林彪統領四野從武漢直逼廣州，佔領廣東後再調頭直攻四川，從川東南插入。彭德懷的一野，從陝西、甘肅一路披星戴月追來。四川地方武裝力量，劉文輝、鄧錫侯部隊不穩。僅有的黃埔系部隊宋希濂、羅廣文的部隊都潰敗。父親的部隊入川，第一件事情卻是要對付四川亂局，接管他們潰敗之後的防區。第一軍邊走邊打，居然還打了幾個勝仗，共軍口耳相傳：怪不得這是第一軍。俘虜共軍數百人，穩住重慶局面，爭取到兩個禮拜寶貴的時間。讓國民政府能從重慶遷往成都，第三軍已固守成都，預備抵擋彭德懷的一野。胡宗南部可説是三面作戰，既要抵抗彭德懷部及劉伯承部，又要跟林彪部對抗。王生明將軍當時是第八師副師長，部隊一路衝到成都東南，抵抗劉伯承部，結果部隊被打垮，王生明跟着軍長吳俊，兵敗負傷，化裝逃到台灣。（按：王生明後於一江山戰役中戰死。）

部隊到達成都，四川叛軍劉文輝部隊，及反叛的原國防部廳長郭汝瑰，都在一二日行程之內，他們準備要扣留蔣先生向中共邀功。

父親曾發了一封重要的電報，給在台北的湯恩伯將軍，堅決反對會戰，並謂我軍處於內線不利位置，一旦與敵人會戰，必遭全殲。父親説趁敵人兵力未形成包圍圈時，擊滅共軍的一部，再俟機擊滅另外一部。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我軍兵力佈署呈一字長蛇陣，請兄有以教之。

在給湯恩伯的電報上，父親的想法應是把部隊主力轉移到雲南、西康去，既可保留實力，又可佔領雲貴高原有利位置。然而，現實環境根本不允許如此。果然，蔣先生要父親趕往成都，所有部隊只好往成都集中。父親陪同蔣先生住軍校，根據日記記錄，他們每天密商接下去該怎麼作戰。蔣先生的日記中有段話，在如此危難時刻，宗南毫無頹唐之色，真將領中之麟角也。

父親靜觀形勢，認為局面難以長久維持，力主國府應該遷往台灣，也勸蔣先生退到台灣。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先生離開成都。蔣公離開成都，父親隨即趕往西昌，力圖安定西昌局面。西昌原本歸劉文輝部控制，父親調第一師一個營的部隊到西昌，居然解決了劉文輝一個師的部隊。

父親從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飛機遭逢惡劣天候，斯時，整個大陸都已被共軍佔領，飛機只好往南飛，迫降海南島。接連數日天氣未放晴，飛機無法起飛，又與台灣通訊中斷，蔣先生剛從成都回到台灣，急於與父親連繫，卻遍尋他不着，頗為生氣。所幸，天氣放晴後，父親終於趕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揮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隊，兩個月內，部隊擴充到一萬多人。

胡宗南部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從陝西下四川不久，天氣就進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無冬衣，又無糧餉，更無兵源，連軍火彈藥的補給都斷絕了。我作了個統計，成都之役，父親麾下犧牲了六位師長，他們不是陣亡就是自殺；三位軍長中的兩位負傷；兩位兵團司令一個負傷一個被俘。底下團、營、連長几乎犧牲殆盡。這些人犧牲的代價，換來國府全身撤退台灣，也幫蔣先生斷了後。

據父親部下轉述，由於國府最精鋭的部隊，分由杜聿明、傅作義、劉峙統帥，几几乎都已於一年前在東北、華北、淮海三場戰役中戰敗，武器裝備也隨之轉手，全部被共軍繳獲。在四川重慶及成都與我軍胡宗南部遭遇的共軍，一個排就配屬一輛戰車，武器質量懸殊，可見一斑。即使如此，第一軍在重慶仍能獲致局部勝利。

共軍絕不可能讓父親在西昌站穩腳跟，與台灣形成互為犄角之勢。一九五０年三月，十萬共軍圍攻西昌，父親轄下的一萬部隊，多是新造之師，而且分散在好多據點，備多力分。而且，彈藥補給均成問題，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軍，系二野劉、鄧的部隊。父親的部隊無力固守，眼睜睜看着城鎮與據點逐一被攻陷。到情勢最危急的關頭，蔣先生從台灣派了一架飛機，到西昌接父親及賀國光將軍等人。當天晚上，父親召集部將開會，父親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與陣地共存亡。他要秘書長趙龍文，參謀長羅列等人搭這架飛機走。參加會議的人員堅決不同意，最後，羅列起身發言。先前漢中會議是他力主揮淚入川，西昌會議上又是他挺身講話。羅列説：共軍四路圍攻，喊出口號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對黨國有什麼好處？以後還有誰能號召失散的部隊和七分校的學生？

羅列説：漢高祖被圍，紀信偽裝成劉邦，引開匈奴冒頓單于的部隊。我願意當紀信，從現在起，部隊由我指揮，我來做紀信，你上飛機。羅列跟趙龍文等將領，簇擁着父親，強行將他拉上飛機，直飛台灣。未幾，共軍攻進西昌，亂軍之中，羅列受傷昏迷，當地彝族剝光他全身衣物，共軍清理戰場時，遍尋不着羅列，即宣佈羅列戰死，台灣隨後將羅將軍入祀台北忠烈祠。實際上，負傷的羅列被老百姓救活後，經彝民協助，由四川南下廣州，輾轉逃往香港。

西昌易手之後，父親在台灣以為羅列陣亡，把羅列母親當成自己母親侍奉。羅列逃到香港，父親喜出望外，馬上跟蔣先生報告，為羅列辦理入境手續。其後，父親奉派任職澎湖防衞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蔣先生召見父親，徵詢他接任陸軍總司令的意願，父親謙辭不受，他向蔣先生推薦羅列，蔣先生同意，羅列隨即奉調陸軍總司令。

剛撤退到台灣時，一度有傳言，蔣先生要父親當參謀總長，好友副參謀總長王叔銘還要父親的參謀們先作準備，但後來父親沒有去，反而願意到大陳島（筆者按：胡宗南於一九五一年奉蔣介石之命，擔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主席”，指揮大陳海上游擊隊。）。一九六０年，經國先生銜命來見父親，要父親做參軍長，他告訴蔣經國：“請你跟‘總統’報告，我有心臟病，不能做這個職務。”隔了兩年，父親就心臟病發作病逝了。

​

父親剛到台灣，曾經遭逢一樁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隊奉命從西安撤退到漢中，由於和談破裂，共軍已渡過長江，局勢危急。父親暗思，應該為麾下將領在台灣購置房舍，安定部屬軍心，免除後顧之憂。於是用一千兩黃金，在台北南京東路、松江路附近，購置五十間房舍，供麾下將領和家人撤退台灣的棲息之所。父親卻未藉此機會，為自己購買任何一間房舍。孰料，陝西省議會副議長李夢彪，跑到父親辦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員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將領，為他配一間房子。幕僚人員告訴李夢彪，這房子是給將領住的，你不符合條件，但這件事他們並沒有報告我父親。李夢彪兼任“監察委員”，一氣之下，向“監察院”提出彈劾案，以丟掉大陸為由，彈劾胡宗南。

父親從不為自己辯解，任何人對他毀謗、誤解，他非但不置一詞，也不準部下仗義辯解。他説，你們多辯解，就多給“總統”找麻煩，不必辯解，打落牙齒和血吞。

彈劾案提出來後，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員”聯名為父親辯誣。經過“國防部”詳加調查後，停止彈劾。而蔣先生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後也親自出面講話：如果沒有胡某人，我怎麼從大陸出來？如果沒有胡某人，“政府”怎麼出來？你們怎麼出來的？不要再辦了！這樁彈劾案終於不了了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父親當澎湖防衞司令期間，他把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的薪餉寄回家用，三分之一留給“長官部”當公費運用，三分之一發給澎湖長官部兩位各有七、八個孩子要撫養的部下。我們家人起初完全被矇在鼓裏，母親也根本不知道這回事。直到父親及母親去世多年後，我帶孩子到澎湖，瞻仰樹立在澎湖的胡宗南銅像。適有父親任職澎湖防衞司令時代，一位在辦公室服務的老士官，趕來與我碰面。老士官拿出當年父親的“軍人補給證”説，關餉時胡司令交代我把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給兩位子女眾多的部下。老士官還和其中一位姓梁的袍澤，經常連繫，他把梁老先生的電話留給我。回台北，我打電話向梁老先生求證，他一聽是我，語氣顯得非常激動。兩三天後，梁老先生兩個當軍官的兒子，跑到我辦公室來找我，其中一位中校軍官説，他們父親交代，你胡某人有任何事情，兩兄弟願意赴湯蹈火為你效力。

可想而知，父親只拿三分之一薪水回家，這怎夠養家活口？我至今記憶猶新，父親薪水不夠家用，家裏開銷捉襟見肘，母親老是為錢發愁，可是父親又交代她不要再出去教書，在家專心照顧孩子。別無它法，母親指望寫文章賺稿費。她雖然是留美博士，但寫散文仍非易事。為了補貼家用，她試着向《中央日報》副刊投稿。報館審核文稿的標準很高，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母親非常沮喪，痛哭一場，我站在她旁邊，深刻體會她的心情。母親再接再厲，再寫，再退稿，再寫…。到了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終於獲得刊用，文章上報，稿費來了。哇！我們幾個孩子帶到學校的飯盒，菜色馬上豐富起來。父親就是這種個性，寧願刻苦對待自己家人，也要厚待部屬，所以他的部下都肯為他效死。

幼年時期（一九五０年代），家裏沒有冰箱，父親辦公室主任程先生家裏有隻木頭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層擺着冰塊，下層存放飯菜、西瓜等。暑天到程先生家裏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難忘。一九五０年代晚期某日，我放學回家，見到家裏搬來一部舊冰箱，品牌名稱PHILCO，雖然是舊冰箱，令我頗為開心。我正高興不已，父親回來了，一看冰箱，臉色一沉，正色問我母親哪來的冰箱？母親説是羅列先生叫人送來的，因為羅先生升上陸軍總司令，特地送來一部舊冰箱。父親疾言厲色大聲喝道：“不可以！給退回去！”

十年前，前台大總務長高化臣的夫人去世，我特地到高府弔唁慰問。我握着他的手，勸他節哀：高伯伯您不要難過。但是，高伯伯不跟我談他夫人的事情，反而談起家父往事。他説：當年我已在台大工作，你父親從大陳島捎來一封信，你來大陳幫我忙。高伯伯説，大陳生活太艱苦，我原先不想去，你父親又來信，字裏行間略有責意，你是不是看我落魄了，所以不來。高伯伯收到這封信，馬上收拾行囊，動身前往大陳。高伯伯告訴我：你父親每天吃鹽水泡飯，餐餐鹽水泡稀飯。他見到胡宗南日子這麼苦，説我不回台北了，高伯伯留在大陳協助父親，幫到一九五二年，與父親一同離開大陳。高伯伯跟我講述往事，邊講邊哭，我也為之動容落淚。

父親過世，朋友、學生、部屬聞訊如喪考妣。他去世至今已四十七年，每逢忌日，老部屬年年按時紀念，從無例外。開始時參加人數有幾千人，後來老病凋零，人越來越少。現今，他學生最年輕的都已八十幾歲了。前不久又辦了一場紀念會，有的老人走不動了，還勉強拖着老弱的身軀，從台灣各地趕來參加紀念會。這羣老人家對我説：“你父親是完人，我們要紀念到底，一直紀念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