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書商_風聞

　　説起理學，人們經常會拿“存天理、滅人慾”來批評它。確實，自從孔子説“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後，“義利之辯”就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長期的話題。宋朝的知識分子也對“義利之辨”開展了廣泛的討論。如今，人們似乎有一個定論，“義利之辨”的結論要求“趨義避利”，彷佛就是反對發財。南宋的理學家，也被後人稱為道學家，似乎個個都是不食人間煙火，只是拿着道德尺子到處測量別人的老古板。以至於近代中國經濟落後於西方，理學也成為罪魁禍首，“存天理，滅人慾”更像是一條確鑿的鐵證。事實上，理學並不與發財作對。關於理學的深入評價，一篇小文章説不清，只説一件小事。

　　朱熹被稱為是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稱讚他的不少，今人批評他的也不少。不管稱讚他還是批評他，都把他當成一個學問家、思想家，卻很少有人提及，朱熹曾經做過書商，而且還津津有味。書商這一職業的誕生與印刷術有關，我國的雕版印刷在宋朝已經相當發達，活字印刷也已出現。北宋時，京城開封已經成為重要的圖書市場。據史書記載，當時開封的大相國寺就有大量圖書交易，著名女詩人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趙明誠（金石學家）經常到相國寺淘舊書、買新書。圖書市場能夠形成，當然就有書商的功勞。

　　宋朝的出版大致有三類，一是政府，所謂“官刻”。古代印書與現代不同，現代的印刷機器成本較高，機器一開動，不到一定的印數就會虧本，所以，現代印刷很難滿足幾本書的小需求。宋代所謂“官刻”就是由官方出資完成雕版的刻制，“官刻”完成後，印出的刻本存入官方圖書館或官方學校，這是非贏利性的。刻製成本雖然較高，但是，為了傳承文化，這種成本是應該付出的。然而，完成的雕版放在那裏不用，使用效率也不高，因此，如果私人有需要，也可以出錢自印。史書記載，“例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也就是説，雕版是官方的，私人出紙墨錢，也許再加一點人工費，就可以印幾本買回家。當然，“官刻”在內容上大都是一些官方認可的經典圖書，在“官刻”之外，就會有人從事“官刻”不太涉及的內容，例如“家刻”。

　　所謂“家刻”就是自己家裏花錢刻制雕版，並且印書。“家刻”的內容很多，既有“官刻”沒有包括的典籍，也有個人的著作。南宋很多大文人都從事“家刻”，例如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周必大等。“家刻”在那時也是身份和學術的象徵，並不以贏利為目的。換句話説，雕版的成本較高，印出幾本、幾套書，不以販賣為目的，更主要是保存文化。當然，如果有人需要，適當收一些紙墨錢也是有的。用今天的話説，除非發行量達到一定程度，“家刻”往往也是賠錢的。據統計，南宋私家刻書的至少有100多名知識分子，之所以有這麼多人從事這一行，説明“家刻”是一種榮耀。做一個不太妥當的類比，“家刻”有點像現在的自費出書。但那時沒有像今天的出版執照、書號之類的限制。

　　宋朝真正的書商叫做“坊刻”。南宋建立後，北方大片領土淪為金人之手，圖書出版集中於江南。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是當時的一個圖書出版中心。福建的建陽也是最著名的“坊刻”中心。建陽的坊刻圖書號稱“建本”，史書記載，五六百米長的一條街，家家都賣書，“天下客商販者如織”。“坊刻”與“官刻”、“家刻”不同，簡單説，“官刻”更注重學術價值以求傳世，“家刻”更注重本人愛好以求品味，而“坊刻”就完全針對市場需求。因此，“坊刻”就需要發行量，通俗讀物、流行文化成為坊刻的重點。順便説一下，當時的歐洲，只有少數人在修道院裏，孜孜不倦地設計漂亮字體，往羊皮紙上抄書，以求個人功德。而宋朝，雕版也可以買賣、租用，成為全世界最早的“版權”交易。著名理學家朱熹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便在建陽那條著名的“圖書一條街”上，自己開了一個門面，加入到面向市場的“坊刻”行列。

　　從朱熹的行為看“義利之辨”，我們會有點新的體會。朱熹並不認為刻書、賣書獲得利潤有什麼不妥，而是很坦然地把它當成正常的經濟來源，它是文人獲得獨立的“自助”。朱熹在當時名氣就很大，要買他書的人不少，從朱熹留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對於想買他書的人都很認真，專門寫信給別人，詢問對方對於紙張、開本、裝幀等方面的要求。用今天的話説，朱熹的經營屬於個性化經營，而不是大眾化的批量經營。可能也正是這個原因，加上朱熹的書店主要經營他自己的作品，再加上他經常贈送，不要錢，最後，朱熹開的書店倒閉了。他算是一個失敗的書商。但是，在這個失敗的書商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其他問題。

　　舉例來説，南宋的書院很發達，所謂書院就是今天的大學，如果説“坊刻”圖書更多針對文化水平一般的普通讀者，那麼，書院所集中的，都屬於今天意義上的大學生。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很有名，當時，嶽麓書院邀請朱熹去講學，一時間，眾多學子云集嶽麓書院，好幾千人，據説門前的一個水塘水都幹了，因為人們騎馬而來，馬把水塘裏的水喝乾了，可見學生之多。我在想，如果當時的朱熹像現在某些大學老師一樣，向學生攤派自己的書，僅此一項，朱熹就能大發其財，書店大概也不會倒閉了。於是，我們看到“義利之辨”的一點本質，賺錢並非不好，但是，賺錢還是要“取之有道”、堂堂正正，不義之財如浮雲。朱熹作為一個書商並不成功，但是，他沒有辱沒斯文，沒有不擇手段地賺錢。如果我們把程老夫子説的“存天理，滅人慾”也當成朱熹的主張，那麼，“天理”和“人慾”的關係，在朱熹做書商這件事上，是一個值得回味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