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書商_風聞
简单快乐-2019-05-01 22:51
説起理學,人們經常會拿“存天理、滅人慾”來批評它。確實,自從孔子説“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後,“義利之辯”就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長期的話題。宋朝的知識分子也對“義利之辨”開展了廣泛的討論。如今,人們似乎有一個定論,“義利之辨”的結論要求“趨義避利”,彷佛就是反對發財。南宋的理學家,也被後人稱為道學家,似乎個個都是不食人間煙火,只是拿着道德尺子到處測量別人的老古板。以至於近代中國經濟落後於西方,理學也成為罪魁禍首,“存天理,滅人慾”更像是一條確鑿的鐵證。事實上,理學並不與發財作對。關於理學的深入評價,一篇小文章説不清,只説一件小事。
朱熹被稱為是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稱讚他的不少,今人批評他的也不少。不管稱讚他還是批評他,都把他當成一個學問家、思想家,卻很少有人提及,朱熹曾經做過書商,而且還津津有味。書商這一職業的誕生與印刷術有關,我國的雕版印刷在宋朝已經相當發達,活字印刷也已出現。北宋時,京城開封已經成為重要的圖書市場。據史書記載,當時開封的大相國寺就有大量圖書交易,著名女詩人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趙明誠(金石學家)經常到相國寺淘舊書、買新書。圖書市場能夠形成,當然就有書商的功勞。
宋朝的出版大致有三類,一是政府,所謂“官刻”。古代印書與現代不同,現代的印刷機器成本較高,機器一開動,不到一定的印數就會虧本,所以,現代印刷很難滿足幾本書的小需求。宋代所謂“官刻”就是由官方出資完成雕版的刻制,“官刻”完成後,印出的刻本存入官方圖書館或官方學校,這是非贏利性的。刻製成本雖然較高,但是,為了傳承文化,這種成本是應該付出的。然而,完成的雕版放在那裏不用,使用效率也不高,因此,如果私人有需要,也可以出錢自印。史書記載,“例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也就是説,雕版是官方的,私人出紙墨錢,也許再加一點人工費,就可以印幾本買回家。當然,“官刻”在內容上大都是一些官方認可的經典圖書,在“官刻”之外,就會有人從事“官刻”不太涉及的內容,例如“家刻”。
所謂“家刻”就是自己家裏花錢刻制雕版,並且印書。“家刻”的內容很多,既有“官刻”沒有包括的典籍,也有個人的著作。南宋很多大文人都從事“家刻”,例如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周必大等。“家刻”在那時也是身份和學術的象徵,並不以贏利為目的。換句話説,雕版的成本較高,印出幾本、幾套書,不以販賣為目的,更主要是保存文化。當然,如果有人需要,適當收一些紙墨錢也是有的。用今天的話説,除非發行量達到一定程度,“家刻”往往也是賠錢的。據統計,南宋私家刻書的至少有100多名知識分子,之所以有這麼多人從事這一行,説明“家刻”是一種榮耀。做一個不太妥當的類比,“家刻”有點像現在的自費出書。但那時沒有像今天的出版執照、書號之類的限制。
宋朝真正的書商叫做“坊刻”。南宋建立後,北方大片領土淪為金人之手,圖書出版集中於江南。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是當時的一個圖書出版中心。福建的建陽也是最著名的“坊刻”中心。建陽的坊刻圖書號稱“建本”,史書記載,五六百米長的一條街,家家都賣書,“天下客商販者如織”。“坊刻”與“官刻”、“家刻”不同,簡單説,“官刻”更注重學術價值以求傳世,“家刻”更注重本人愛好以求品味,而“坊刻”就完全針對市場需求。因此,“坊刻”就需要發行量,通俗讀物、流行文化成為坊刻的重點。順便説一下,當時的歐洲,只有少數人在修道院裏,孜孜不倦地設計漂亮字體,往羊皮紙上抄書,以求個人功德。而宋朝,雕版也可以買賣、租用,成為全世界最早的“版權”交易。著名理學家朱熹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便在建陽那條著名的“圖書一條街”上,自己開了一個門面,加入到面向市場的“坊刻”行列。
從朱熹的行為看“義利之辨”,我們會有點新的體會。朱熹並不認為刻書、賣書獲得利潤有什麼不妥,而是很坦然地把它當成正常的經濟來源,它是文人獲得獨立的“自助”。朱熹在當時名氣就很大,要買他書的人不少,從朱熹留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對於想買他書的人都很認真,專門寫信給別人,詢問對方對於紙張、開本、裝幀等方面的要求。用今天的話説,朱熹的經營屬於個性化經營,而不是大眾化的批量經營。可能也正是這個原因,加上朱熹的書店主要經營他自己的作品,再加上他經常贈送,不要錢,最後,朱熹開的書店倒閉了。他算是一個失敗的書商。但是,在這個失敗的書商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其他問題。
舉例來説,南宋的書院很發達,所謂書院就是今天的大學,如果説“坊刻”圖書更多針對文化水平一般的普通讀者,那麼,書院所集中的,都屬於今天意義上的大學生。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很有名,當時,嶽麓書院邀請朱熹去講學,一時間,眾多學子云集嶽麓書院,好幾千人,據説門前的一個水塘水都幹了,因為人們騎馬而來,馬把水塘裏的水喝乾了,可見學生之多。我在想,如果當時的朱熹像現在某些大學老師一樣,向學生攤派自己的書,僅此一項,朱熹就能大發其財,書店大概也不會倒閉了。於是,我們看到“義利之辨”的一點本質,賺錢並非不好,但是,賺錢還是要“取之有道”、堂堂正正,不義之財如浮雲。朱熹作為一個書商並不成功,但是,他沒有辱沒斯文,沒有不擇手段地賺錢。如果我們把程老夫子説的“存天理,滅人慾”也當成朱熹的主張,那麼,“天理”和“人慾”的關係,在朱熹做書商這件事上,是一個值得回味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