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閲野】茅海建：知識的差距，馬戛爾尼使華到劉學詢、慶寬使日_風聞

我最近的二十年，關注的是戊戌變法史，外交史已經很陌生了。於是，我便根據最近讀書與教書的體會，想到這麼一個題目，説點不太成熟的想法。需要説明的是，題目為“知識的差距”，這裏的“知識”，主要是指外部知識，有着許多特定內容，也是在我下面的演講中要具體説明的。我用的是簡稱。

一、馬戛爾尼使華和他的中國知識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國派出的特使馬戛爾尼到達熱河(承德)行宮，拜見了乾隆皇帝。馬戛爾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賀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真實目的是要求與清朝擴大通商並獲得割讓小島等權利。馬戛爾尼使華的主要目的失敗了，當時在清朝並沒有引起太多的反響。後來的歷史卻説明，這是中國歷史上頭一等的大事。

　　 馬戛爾尼使華前，英國政府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其中包括關於航行和中國的“知識”準備。1792年9月，馬戛爾尼使團從英國出發，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經過馬德拉島(Madeira，葡萄牙)、特內里費島(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羣島(Cabo Verde，葡萄牙)、里約熱內盧(Riode Janeiro，葡萄牙)，到達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Tristanda Cunha，後歸英國)；隨後順着洋流橫向往東，越過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島，再順着季風和洋流，到達爪哇島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由此經崑崙島、土倫港(今峴港)，於1793年6月到達中國廣東海面。從馬戛爾尼使團的航行來看，他們對大西洋、印度洋以及東南亞各海域的氣候、風向、洋流，已經有了比較好的把握。這是海洋與航海知識的運用與加強。

　　 馬戛爾尼使團對於沿途各地有着詳細的記錄，到了中國之後，更是做了各種各樣的記錄。這可見之於使團的官方文獻，還可以見之於使團的許多私人記錄(其中一部分也譯成了中文)，英國由此可以獲得許多表面的和內部的情報。這使得英國對於沿途和中國的知識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説，這也是使團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濟教授翻譯了《馬戛爾尼勳爵私人日誌》，讓我看到了馬戛爾尼的中國印象，或者説是他的中國知識。

　　 《馬戛爾尼勳爵私人日誌》篇幅不大，分成“風俗與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財產”“人口”“賦税”“文武官的等級和制度”“商業和貿易”“技藝和科學”“水利”“航行”“中國語言”和“結論”等章節。作為兩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來到中國，不懂中文，但對中國的觀察和了解卻相當深入。這是他們的知識需求所致。我在這裏引用馬戛爾尼的幾段話，測一下他關於中國知識的水準。

　　 關於“宗教”，馬戛爾尼稱：

　　 現在我來談談中國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見，其中沒有一個對信徒的行為產生多大的影響。教義可以不同，倫理幾乎一樣，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樣的社會義務。但人的品德並不總是以他們的宗教觀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難比另一教派少。

　　 中國沒有正式的國教，沒有擁有壟斷特權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擔任官職。國家的工作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不管他們是在廟裏還是在浮屠裏作祈禱。皇帝派來護送我們的使團中，韃靼使節(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喬(人傑)是孔教，他們三人做的是同樣的工作。

　　 在當時的西方，宗教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有時具有超政治、超經濟的強勢地位。馬戛爾尼也同樣關注於中國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徵瑞長期任職於內務府，曾任杭州、蘇州、江寧織造，也曾任兩淮鹽政，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是武夫出身，自稱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燒香拜佛。喬人傑是舉人出身，自稱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馬戛爾尼對此不能詳加區別，甚至將儒學也比作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會同樣地信服孔夫子的學説。然而，他對中國沒有國教、宗教不佔政治生活主導地位的判斷是正確的。

　　 關於“財產”，馬戛爾尼寫道：

　　 在中國，皇帝的利益始終是頭等重要的事，違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安全的。例如犯罪，財產必定被沒收。

　　 沒有長子繼承權，一個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願，處理他個人實際的財產……

　　 一個留下遺囑的人往往將他的財產傳給他的妻子，特別在子女還幼小的時候。但如果他死時未留遺囑，他的土地和財產就在他的兒子中均分，保留一份給寡婦作撫卹金……女兒得不到什麼，但由她的兄弟供養直到出嫁……

　　 合法的利息是12%，但一般增加到18%，有時甚至到36%。法律懲治高利貸，但和別的大多數國家一樣，很少處罰。

　　 這一段描寫表明，當時在英國極其重視財產關係，馬戛爾尼在中國也有相應的觀察：私人財產在政治罪名下得不到保護，遺產的平均分配，女兒不分遺產和高利貸的普遍性。他的觀察大體是準確的。

　　 關於“政府”，馬戛爾尼寫道：

　　 ……以學識和德行聞名的中國教師被派去教導年輕的韃靼王子，從中將產生未來的君主。漢語被保留為國語，古代的制度和法律極受尊重，原有的職官和龐大的官僚機構保留下來，被征服者的風俗習慣為征服者採用。這些措施最初施用於百姓，讓他們很多人適應新政府。由此產生一個普遍錯誤的看法：韃靼人不加區別地和認真地採用中國原有的一切風俗習慣，這兩個民族現在完全融合為一。就服裝和頭飾而言，他們的穿着肯定是相同的，但不是韃靼人習慣穿中國人的服裝，而是中國人不得不模仿韃靼人。各自的特點和性格仍無改變，任何偽裝都不能掩蓋他們不同的處境和心情。一方作為征服者而振奮，另一方則感受到壓抑。我們的許多書籍把他們混為一談，把他們説成好像僅僅是一個總名叫做中國的民族；但不管從外表得出怎麼樣的結論，帝王從未忘記其間真正的差別，他貌似十分公正，內心卻仍然保持民族習性，一刻也不忘記他權力的源泉。

　　 這一段描寫説明馬戛爾尼的觀察十分深入。儒學是清代皇子們的主要教材，朝廷有着大量的漢官，以儒學為核心的制度與文化保留下來了，並有所發揚，但滿漢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相合的、融洽的。他指出，漢官穿的是滿服，在滿服之下跳動着壓抑的心。最為精彩的是對乾隆皇帝內心世界的描寫，即貌似公正，內心中卻努力要讓滿族官員和士兵保持“國語”“騎射”的傳統精神。由此，馬戛爾尼又寫道：

　　 ……中國人現正從他們遭受的沉重打擊下恢復，正從遭受韃靼政治矇蔽下覺醒，開始意識到要重振他們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誘發火花，將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國。事實上帝國已發展到不堪重負，失去平衡，不管它多麼強大有力，單靠一隻手已不易掌控局勢。

　　 此時正值清朝的全盛期，馬戛爾尼卻看出了“不堪重負”的內相。他所預料的全國性反叛，雖然沒有立即發生(一直到五十多年後，才發生“太平天國”叛亂)，但清朝政治局勢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性，卻是真實存在的。乾隆皇帝對此一直有着內心的警惕。

　　 馬戛爾尼使華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對此的研究仍未到達“止於至善”的地步。牛津大學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正在重新研究這段歷史，也發表了最初的論文。她去年(2017年)秋天到華東師範大學訪問，我們有愉快的交談。她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關於馬戛爾尼使華，清朝的官員是否留下了私人的記載？我一下子被問住了。腦中快速搜索一下，感覺是沒有。於是我開玩笑説，當時的官員，喜歡寫詩，大約都會出版他們的詩集，而不太會出版或保存他們的書信和日記之類的私人文件。

　　 關於馬戛爾尼使華，清朝檔案中有非常詳細的記錄，當時的奏摺和上諭是完整的；但負責接待的官員，對此似乎皆無私人的記錄。我需要特別提到兩位高官：一位是和珅(時任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衞內大臣)，詩寫得不錯，還真的出版了他的詩集；另一位是松筠(時任軍機大臣、户部侍郎)，曾任伊犁將軍，也有一些西北史地與治理方面的著作，但卻沒有留下此次接待的記錄，儘管他是陪同馬戛爾尼從北京一路到杭州的官員。

　　 馬戛爾尼到達時，清朝正值“康乾盛世”的頂點，平定了準噶爾，打退了廓爾喀，兵鋒直入緬甸。乾隆皇帝有着“十大武功”，疆域擴展至最大。他的懷柔政策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熱河分別為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並用萬兩黃金做了金頂，儘管八世達賴喇嘛未到。在此文治武功之下，乾隆皇帝張揚着豪情，顯示出壯懷，君臣上下似乎沒有將英國放在眼裏。關於馬戛爾尼使華的中文資料和檔案是相當多的，但其中基本上沒有關於海洋和英國的知識——清朝人不瞭解馬戛爾尼是怎麼來的，也不想了解馬戛爾尼所在的國家——他們沒有興趣，而最為關注者，是“下跪”。

二、謝清高與《海錄》

　　 最能代表這一時期中國對於外部世界知識的，當推謝清高的《海錄》。這本書的產生就是一個故事。

　　 謝清高(1765—1821)，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可能識字，也有一定知識。早年隨商人到海南島等處從事貿易，十八歲時遇風覆舟，被外國人救起。於是隨外國商船航行於東南亞、南亞以至於歐洲等地。據其自述，十四年之後才回到廣東，此後住在澳門，為鋪户。但亦有資料説明，他於1793年前已雙目失明，生計困難。這樣的話，他的海上生涯可能不到十四年。1793年，正是馬戛爾尼抵華的那一年。時光又過了二十七年，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舉人楊炳南到澳門，遇到了這位同鄉，將其見聞記錄下來。

　　 《海錄》大約19000字，共記錄93個國家和地區，涉及亞、非、歐、美、澳五大洲，沒有地圖。

　　 我最初讀到《海錄》時，還是我在做研究生時期，關心的是其中的歐洲和美洲國家，共計17個：“大西洋國”(葡萄牙)、“大呂宋國”(西班牙)、“佛朗機國”(法國)、“荷蘭國”、“伊宣國”(比利時？)、“盈蘭尼是國”(瑞士？)、“亞哩披華國”(漢諾威？)、“淫跛輦國”(神聖羅馬帝國？)、“祋古國”(土耳其)、“單鷹國”(普魯士？)、“雙鷹國”(奧地利)、“埔理寫國”(普魯士？)、“英吉利國”、“綏亦咕國”(瑞典)、“盈黎嗎祿咖國”(丹麥)、“咩哩幹國”(美國)、“亞咩哩隔國”(巴西？)。許多國家現已無法對應，很可能是葡萄牙語+英語+粵語+客家話，多次轉音之後，無法對全。其中描述比較詳細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葡萄牙，另一個是英國。謝清高所上的外國商船，很可能是葡萄牙船，又長期住在澳門，對其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而對於英國，是其國力與財富給謝清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錄》中英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由此看看馬戛爾尼所來的“英吉利國”，《海錄》的記載為：

　　 英吉利國即紅毛番，在佛郎機(法國)西南對海，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聖赫勒拿島)向北少西行，經西洋(葡萄牙)、呂宋(西班牙)、佛郎機各境，約二月方到。海中獨峙，周圍數千裏。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樓疊閣。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賈為生涯。海中有利之區，鹹欲爭之。貿易者遍海內，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噠喇薩(馬德拉斯)、孟買為外府。民十五以上則供役於王，六十以上始止。又養外國人以為卒伍，故國雖小，而強兵十餘萬，海外諸國多懼之。

　　 海口埔頭名懶倫，由口入，舟行百餘里，地名論倫，國中一大市鎮也。樓閣連綿，林森葱鬱，居人富庶，匹於國都，有大吏鎮之。水極清甘，河有三橋，謂之三花橋。橋各為法輪，激水上行，以大錫管接注通流，藏於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無煩挑運，各以小銅管接於道旁錫管，藏於牆間。別用小法輪激之，使注於器。王則計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橋分主三方，每日轉運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則各轉其銅管小法輪，水至自注於器，足三日用則塞其管。一方遍則止其輪，水立涸。次日別轉一方，三日而遍，週而復始。

　　 其禁令甚嚴，無敢盜取者，亦海外奇觀也。國多娼妓，雖奸生子必長育之，無敢殘害。男女俱穿白衣，凶服則用黑，武官俱穿紅。女人所穿衣，其長曳地，上窄下寬，腰間以帶緊束之，欲其纖也。帶頭以金為扣，名博咕魯士。兩肩以絲帶絡成花樣，縫於衣上。有吉慶，延客飲燕，則令女人年輕而美麗者盛服跳舞，歌樂以和之，宛轉輕捷，謂之跳戲。富貴家女人無不幼而習之，以俗之所喜也。軍法亦以五人為伍，伍各有長。二十人則為一隊，號令嚴肅，無敢退縮。然惟以連環槍為主，無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貿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則供其飲食，資以盤費，俾得各返其國。否則有罰，此其善政也。其餘風俗大略與西洋(葡萄牙)同。土產金、銀、銅、錫、鉛、鐵、白鐵、藤、哆囉絨、嗶嘰、羽紗、鐘錶、玻璃、呀蘭米酒，而無虎豹糜(麋)鹿。

　　 雖説《海錄》對於英國的記載已是最為詳細者，但總字數不足八百，故全錄之。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講地理位置與國家特點，第二段講倫敦，第三段講習俗、軍隊與出產等項。以我們今天的英國知識，可以對證出許多內容，甚至可以查明“三花橋”的橋名。看到英國“急功尚利”品性、富家女子幼年習舞的風俗，自可會心一笑。但對十五至六十歲人民“供役”制度、倫敦三天一循環的“取水”規定，無法準確瞭解。而英國司法制度致使“無敢盜取者”，軍隊“以連環槍為主，無他技能”，應屬錯誤知識。所言英國“土產”，只是説明了英國可以提供的商品，許多種類並不產於英國。至於那條“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聖赫勒拿島)向北少西行，經西洋(葡萄牙)、呂宋(西班牙)、佛郎機各境，約二月方到”的航線，對照馬戛爾尼使團的回程，從聖赫勒拿島到樸次茅斯，確實是要兩個月(1894年7月1日至9月6日)；所稱“西洋”(葡萄牙)和“呂宋”(西班牙)很可能指他們的殖民地。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説，僅憑這二十餘字，是無法將船開到英國的。同樣，對於當時一個完全沒有外部知識的中國人來説，以此不足八百字的短文，還是無法瞭解英國的。

　　 這幾年，我比較注意《海錄》中關於東南亞國家的記錄，比如今天的馬來西亞，《海錄》中記錄了8個國家和地區：吉蘭丹國(吉蘭丹)、丁咖囉國(登嘉樓)、邦項(彭亨)、舊柔佛(新山)、麻六呷(馬六甲)、沙喇我國(雪蘭莪)、新埠(檳榔嶼)、吉德國(吉打)。關於“新埠”(檳榔嶼)，其文曰：

　　 新埠，海中島嶼也。一名布路檳榔，又名檳榔士，英吉利於乾隆年間開闢者。在沙喇我(雪蘭莪)西北大海中，一山獨峙，周圍約百餘里。由紅毛淺順東南風約三日可到，西南風亦可行。土番甚稀，本無來由(馬來)種類。英吉利召集商賈，遂漸富庶。衣服、飲食、房屋俱極華麗，出入悉用馬車。有英吉利駐防番二三百，又有敍跛兵千餘。閩、粵到此種胡椒者萬餘人。每歲釀酒、販鴉片及開賭場者，榷税銀十餘萬兩。然地無別產，恐難持久也。凡無來由所居地有果二種：一名流連子，形似波羅密而多刺，肉極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慄，形如柿而有殼，味亦清酣。

　　 檳榔嶼是當時英國在遠東最重要的殖民地，隨着遠東航線的擴展，這個港口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在英國人到達之前，華人先已到達，英國人大量招引華人以發展經濟。大約在謝清高到達時，當地的華人數量很可能達到“萬餘人”，但主要不是種胡椒，很可能從事以胡椒為主的香料貿易行業。謝清高稱其“地無別產”，屬實，但判斷“恐難持久”，則是完全相反，他完全不瞭解處於國際航線上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檳榔嶼在整個19世紀一直有着非常強勁的經濟增長，直到後來為新加坡所取代。不久前，我曾到訪該地，仍能感受到歷史脈搏之跳動。而該地給謝清高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兩種水果，榴蓮與山竹，分別稱其“香酣”與“清酣”。

　　 如果以謝清高的《海錄》與當時英國對於遠東的知識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差距。問題又出在什麼地方？

　　 當時的中國並不是不能獲得外部知識。傳教士的東來，曾將大量的地理學知識傳入，最為著名的是明末的《坤輿萬國全圖》(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和《職方外紀》(1623年，明天啓三年)，清初亦有南懷仁的《坤輿全圖》(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朝雍正年間禁教之後，北京還留有着一個俄國東正教教士團，清朝若想通過這一渠道瞭解外部知識，也還是可以的。

　　 至於民間的知識，今天更是難以想象其巨量。從明代開始，福建人大量下南洋，遍於各地的媽祖廟，説明了他們的行蹤。到了清代，在東南亞的許多地方，華人建立起貿易的網絡，從事農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馬戛爾尼使華時，在巴達維亞(雅加達)、馬尼拉都看到了華人，大量的中國商船航行於馬尼拉、邦加(Bangka)和巴達維亞等眾多港口之間。然而，這些牽涉到數十萬、數百萬人生計的“本事”，並沒有上升到國家的“知識”體系之中。也就是説，當時的中國有着許許多多個“謝清高”，他們的頭腦中有着許多外部知識，但官家與學人沒有(或很少)去了解或想去了解。當謝清高向楊炳南講完他的故事，第二年便死去了。

　　 在世界全球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外部知識——當時英國等國最為看重的知識——在中國卻不為朝廷所重，也不為當時讀書人所重。在當時甚至此後的中國最重要的知識機構(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民間的)——如北京的翰林院、天津的問津書院、廣州的學海堂等——看不到“夷人夷事”的學習與研究，也不聞馬戛爾尼之使命。在“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麼一個龐大的建構之中，竟然找不到這類知識可以擱置的位置。《海錄》所能提供的外部知識雖然是有限的、不準確的，卻是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它的出版也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很可能只是士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東發現了這本書，並向道光皇帝報告道：

　　 當查《海錄》一書，系嘉慶二十五年(1820)在粵刊刻，所載外國事頗為精審，其英吉利條下雲：“周圍數千裏，人民稀少，雖娼妓奸生子，必長育之，無敢殘害”等語……

　　 對於這本如此簡要的著作，做出“頗為精審”的評價，可見林則徐的無奈——找不到更好的記錄。此後，魏源編著《海國圖志》，依然需要參考《海錄》的記載。在這樣的知識基礎上，在馬戛爾尼使華四十七年之後，1840年(道光二十年)，清朝因鴉片的非法輸入而與英國展開的外交和兵戰，只能是失敗。

　　 歷史向下走了過去，清朝的出使大臣(公使)也到達英國，先後有郭嵩燾(1875—1879在任)、曾紀澤(1879—1886在任)、劉瑞芬(1886—1890在任)、薛福成(1890—1894在任)等人。根據總理衙門的要求，他們都有着相應的關於航海和英國等國政情的記錄。這些記錄，尤其是最初的郭嵩燾的記錄，引起了國人的憤怒、驚異、暗羨，由此而求知，開始了國人“走向世界”的歷程。然而，這些記錄與馬戛爾尼的《私人日誌》相比，在知識的水準上又是如何？——尤其是薛福成的記錄，任期恰與馬戛爾尼相差一百年——兩相交錯閲讀，不由感慨良多。

三、劉學詢、慶寬使日與山縣有朋意見書

　　 年曆急速地翻下去，再翻下去，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清朝派劉學詢、慶寬為特使出使日本。

　　 劉學詢(1855—1935)，廣東香山人，1886(光緒十二年)中進士，沒有按照慣常到北京去做官，而是回到廣州承辦“闈姓”等賭業，成了廣東最大的賭商，也是當時廣東最富有的人。發財之後，通過捐賑等手段，劉獲得了二品頂戴、候選道員(正四品)。1895年起，劉遭到御史彈劾，先後經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查辦，被革職。慶寬(1848—1927)，本姓趙，少年學畫，後為醇親王奕譞(光緒皇帝本生父)的家僕，不清不白地成了正黃旗漢軍人，當上了內務府銀庫的管庫官員(肥缺)，兼任“宮廷畫師”，家產極富，其頭銜是花翎二品頂戴、三院卿遇缺題奏、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1894年，遭御史彈劾，被革職並抄家。劉、慶兩人都是當時名人。他們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極富傳奇性。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再次走向前台，劉學詢、慶寬亦想借此翻身。他們知道慈禧太后最痛恨的是康有為、梁啓超，便準備到日本刺殺或捕捉康、梁，立不世之功，獲格外之賞。他們找到慈禧太后身邊的寵臣、總理衙門首席大臣慶親王奕劻和在政變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御史楊崇伊，相商謀劃。1898年11月16日(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奕劻代奏了劉學詢、慶寬的呈文“自備斧資赴外洋考察商務”，慈禧太后當日批下：“已革候選道劉學詢着賞給知府銜，已革內務府員外郎慶寬着賞給員外郎銜，慶寬並準其入內務府漢軍旗籍”，至於“考察商務”，慈禧太后命由總理衙門“察核辦理”。此時距戊戌政變(9月21日)不到兩個月，距康有為到達東京(10月25日)僅二十天。劉學詢、慶寬雖開復原官銜，但還是以私人身份出行，儘管其使命看起來有如荒誕戲。

　　 清朝政府派員赴日本刺殺或捕捉康有為、梁啓超，畢竟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日本駐清朝公使矢野文雄、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得到消息後，分別向日本政府報告，矢野文雄還奉命與總理衙門交涉。至此，劉學詢、慶寬原來的使命已不可行。然而經過劉、慶、奕劻和小田切萬壽之助在北京一番商量後，劉、慶的使命改變為到日本去遞交密電本，建立起一條不經過清朝總理衙門和日本外務省正常外交途徑的頂層熱線，即慈禧太后奕劻日本宮內大臣明治天皇之間的電報聯繫，並謀求與日本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也就是説，劉學詢、慶寬成了清朝在馬關締約之後首次派出的特使。

　　 清朝當時是結盟國家，與俄國簽訂了針對日本包含軍事條款的密約。日本當時是內閣制的國家，天皇不直接面對外國。劉學詢、慶寬的這一使命是完全不合適的。我不知道這麼荒謬的計謀是誰提出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經過了慈禧太后的同意。一旦她放了話，清朝的上下，誰也不敢去反對。這兩位曾任賭商和“宮廷畫師”、沒有任何外交經驗、未在清政府擔任過重要職位的奇異人士，身份一下子大變，奉有國書，攜有國禮，到日本去覲見天皇，以建立清朝與日本的特殊、緊密關係。他們將上演使命重大的正劇！

　　 清朝派出劉學詢、慶寬使日的消息，由駐華公使矢野文雄、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報告。茲事體大。青木外相派秘書到京都，向正在休假的山縣有朋首相報告。山縣經過認真思考後，於1899年5月27日寫下《意見書》，發給大藏相松方正義和外相青木周藏：清朝要求派特使增加兩國親密關係，自當接待；清朝想依靠日本來防止列強的蠶食，欲與日本結盟，日本應當考慮歐洲、清朝、日本三方的因素，以能制定“無遺算”的政策。對此，山縣分析道：

　　 第一，歐洲列強中與清國最有利害關係者，乃英、俄兩國。俄國雖變其外交政略，取集主力於東洋，置歐洲於第二位之政策，然昨年俄國突然發表和平會議主義，目下正在荷蘭開會。蓋俄國之意，不外乎欲謀歐洲強國間之無事，而得以盡全力於東洋，擴充其利益線於炮台、鐵路、礦山，以固他日之地步。

　　 第二，觀清國之情勢，歐洲列強於清國版圖內到處擴張其利益線，終將改變清國地圖，分為紅黃藍色(三原色，似泛指列強勢力)，此乃顯而易見之事。不得不斷定清國將如彼之猶太人種，國滅而種存。我國亦當預料未來情勢，以作儘量擴充利益線之措置。

　　 第三，目下我國之國情，正在整理財政、擴張軍備之時期，故我外交政策不可不取最圓滿之方針，數年間惟汲汲整理財產[政]、擴充軍備是務，避免與外國開釁。

　　 山縣有朋的第一條分析稱，俄國將利用海牙和平會議，採取西守東攻的戰略，“盡全力於東洋”；第二條分析稱，清朝很可能被瓜分，日本要乘機“儘量擴充利益線”；第三條分析稱，日本目前軍備與財政皆不足，應“避免與外國開釁”，這顯然是吸取了“三國干涉還遼”的教訓。根據以上分析，山縣繼續提出：

　　 以如右之觀察，對此次清國特使，當努力不妨害其感情，以保與清國之親密交際。對於清國，若有擴充我利益線之機會，當注意不可使其逸之。然清國與我國交際親密逾恆，故歐洲列強常抱有日清會盟以當歐洲之疑。如此非但導致人種之爭，亦難保不在目下於海牙府開設之和平會議上產生不利我國之結果。且假令為我國財政兵力之三點所許，亦信提攜清國以圖東洋之獨立最為拙策。何故？清國如前所述，如猶太人種，人種雖能永存，而不能維持一國，此在識者之間早成定論。假令得以維持，亦不能持續現在之版圖，僅可保其一部，其餘則為列強所蠶食。於東洋真能保其獨立者，惟我帝國而已。我對歐洲及清國之外交政策，不可不慎之又慎，以期免於國步之蹉跌。

　　 山縣有朋認為：清朝將“不能維持一國”，若能維持“也僅可保其一部”，由此，日本即便軍力、財力充足，也不要“提攜”清朝，建立“會盟”之類的緊密關係，避免引起歐洲列強疑慮。日本應當採用的態度是“保與清國之親密交際”(可離間清朝與俄國的同盟關係)，若有“擴充利益線”的機會，決不可“逸去”(錯過)。山縣由此提出：

　　 依如上所述之理由，我國對清國特使之政策望請決定如左：

　　 第一，接受清國皇帝之特使。

　　 第二，避免一切諸如締結日清會盟之事。致令歐洲列強抱有如此嫌疑之事，亦當充分注意。

　　 第三，充分注意勿害清國之感情。若有擴充我國利益線之機會，不應逸之，以預固他日之地步。

　　 此後，山縣有朋還將其《意見書》放到內閣會議上討論，成為接待劉學詢、慶寬的基本方針。實際上，山縣有朋意見書體現出來的思想——一面向中國示好，以離間中國與俄國(或他國)的同盟(或緊密)關係；一面擴充其在華利益，並避免與歐洲列強開戰——是日本長期的對華戰略，一直延伸到1937年。清朝的一項荒謬決策，給了日本一個可以施展身手的機會。

　　 得到日本政府許可後，劉學詢、慶寬一行於1899年7月8日(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從上海出發赴日本，由此到9月6日(八月初二日)回到上海，總時間為兩個月。

　　 劉學詢、慶寬一行作為派到日本奉有國書的清朝特使，受到了最高等級的接待：日本明治天皇接見；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外務次官高平小五郎接見。此外，宮內大臣田中光顯、司法大臣清浦奎吾、農商大臣曾禰荒助、陸軍大臣桂太郎、參謀次長大迫尚敏、內務大臣西鄉從道等人予以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子爵長岡護美、樞密院顧問官子爵榎本武揚、宮中顧問官陸軍少將佐藤政、貴族院議員岸田吟香等重要政治家或名流也分別會見。山縣有朋首相還在東京目白的私邸設午宴招待，青木外相亦設晚宴招待。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為此專門回到日本，周密安排一切。然而，就劉學詢、慶寬的使命而言：建立最高一級的電報熱線，被日本政府拒絕(後將詳述)；建立中日更加緊密的關係，日本政府沒有給予明確的迴音。

　　 劉學詢、慶寬最初的使命是在“考察商務”的名義下，捉拿或刺殺康有為、梁啓超。當劉、慶到達日本時，康有為已由日本政府禮送出境，在日本還有梁啓超、王照等人。現有的資料可以證明，劉學詢在東京時與其香山同鄉孫中山有過三次見面。三次會面的內容，兩人事後都沒有説。也有人猜測很可能與捉拿或刺殺梁、王有關，否則不會有後來康、梁一派欲刺殺劉學詢之情事。然而，不管真相如何，劉學詢作為清朝的特使，與清朝最大的敵人孫中山秘密會面，肯定有着特殊目的。

　　 劉學詢、慶寬“考察商務”的名義，也使他們受到了日本商界的熱烈歡迎。從他們的行程來看，是由三井物產負責全程接待的，社長益田孝親自為此作出許多安排。劉、慶會見的工商界人士，為三井物產、三井銀行、東洋汽船會社、三菱會社、日本郵船會社、橫濱正金銀行、台灣銀行、日本銀行、上海郵船會社等重要企業的頂層或高層管理人員，其中有三井八郎右衞門、巖崎彌之助等人。日本商界重要人物澀澤榮一還專門為劉、慶的來訪舉行了大型歡迎宴會。

　　 日本政界、商界的歡迎動作，自然是山縣有朋設計的“擴充利益線”的表現。就政界而言，甲午戰爭剛結束四年，清朝割讓台灣，鉅額賠款已付清，日本需要修復與清朝的敵對關係，離間清朝與俄國的同盟關係，並在政治與外交上引領之。就財界而言，日本工商業與金融業將在戰後大舉進入中國，他們需要建立起相應的聯絡方式與人脈關係，製造出熱烈的氣氛。日本的這些努力，雖然未必通過清朝特使的訪問而一舉成功，但從此後的延伸線來看，都是沒有白費的。他們的目標，後來一一實現。

四、劉學詢、慶寬的訪日報告

　　 劉學詢、慶寬回到上海後，並沒有及時返京覆命。直到9月20日(八月十六日)總理衙門發電催促，他們才於10月9日回到北京。

　　 1899年10月11日，劉學詢、慶寬向總理衙門遞交了《問答各詞》《商務日記》各一件，慶寬還單獨遞交了《説折》。15日，總理衙門將之上奏給慈禧太后。這些訪日報告連同總理衙門的奏摺現都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至於他們的《商務日記》，劉學詢後來還以個人的名義在上海刊刻了。

　　 劉學詢、慶寬遞交的這些訪日報告，充分反映了他們一行在日本受到的超規格的熱情接待，他們由此感受到了日本的親善與友好，支持與日本進一步發展關係。他們並不知道山縣有朋在《意見書》中提出的基本方針，甚至也未覺察。他們看不清日本親善態度下實施攻擊的目標與方向。因為教學的需要，我多次閲讀劉、慶的訪日報告，那種不安的感受一次次在重複：他們不太像是清朝派往日本的高規格的特使，有點像是山縣有朋、伊藤博文、青木周藏派回清朝的鸚鵡學舌般的説客。

　　 以下選錄幾段劉學詢、慶寬的訪日報告，看看他們對於日本、近代國際關係甚至中國傳統文化諸方面的知識水準。劉學詢、慶寬的《問答各詞》，上報了他們與日本天皇、前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青木周藏、陸相桂太郎、外務次官高平小五郎覲見或會見時的談話記錄。在這些談話記錄中，我以為最為重要的是與伊藤博文談話的記錄，他以在野的身份，意思可以講得很清楚，且可不擔負具體的政府責任。以下引用該記錄的前三段，也是伊藤談話記錄中最為重要的內容。

　　 第一段記錄言及戊戌變法：

　　 伊藤曰：維新殊不易言，敝國未變政之初，我等先遊歷外洋，逐細考查，取其良法善意，歸而互相比較，始議改革舊政。而守舊者未明時局，阻撓尚多，我等隨時勸導，告以法久必敝，政貴因時，非改變不能自強，非自強不能保國。若斤斤然徒事成法，置國家安危於不顧，殊非忠臣謀國之道。久之，此理漸明，上下一心，始有今日。聞貴國上年有意維新，而守舊者不願，確否。

　　 答曰：我朝定鼎二百餘年，海疆無事，從無敵國外患之虞。道光以還，乃有發、捻之亂，英法之偪，大局遂為一變。同治光緒兩朝，天子沖齡，皇太后垂簾聽政，削平六難，和輯邦交，海內殷殷望治，實為中興聖母者。論講求新法，施諸實政，尚在貴國明治以前。如用戈登，任赫德，設譯署，遣使臣，置船政，選學生出洋肄業，開江南軍械製造局，立海軍，築船塢，以及商輪、商電、紡紗、績布、開礦、鐵路等事，未嘗不取法泰西。無如風氣初開，任事者未盡得人，利少弊多，致為人所藉口。原其故，多由事前未盡考查，故事後難收實效。非我國家無心求治，臣工有意阻撓，現在皇太后、皇上蒿目時艱，深維大局，以貴國本有輔車之誼，特遣通聘聯好，與尋常遣使不同。此望兩國共泯猜嫌，互求裨益，誠亞洲大幸。至上年八月以後日報謠傳康、梁兩逆系因維新獲罪，此皆亂黨捏造，欲以掩蓋逆跡，攘竊美名，其實朝廷誅殛亂臣，並非仇視新法。貴大臣為當代賢豪，必能察其是非，辨其奸偽。

　　 伊藤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是勸導變法，但劉學詢、慶寬的答詞卻是讓人懷疑的，如此不惜言詞地為慈禧太后辯護，大肆評功擺好，似無此必要。從整個《問答各詞》來看，是劉、慶最長的一段答詞。以我個人讀後的感覺，這些話似乎不是向伊藤説的，而是向慈禧太后表白：我們在日本是幫着太后説話的。

　　 接下來的對話是：

　　 伊藤曰：去年在我北京，曾晤康、梁一面，後逃至敝國，我貽書貴國政府，告以限於公法，非故意容留。旋獲復書，以康久留，終礙睦誼，我遂設法遣去，今在英京。貴國現在皇太后、皇上既深明聯好之道，共籌禦侮之方，可為兩國臣民欣幸。第中國勢處危急，情形與從前不同。歐洲羣雄曩因有事於非洲，未遑他顧。近日俄有東下之勢，機牙全露，局外寒心。而當局者尚執而不悟，各國不得不自為計，瓜分之議由此而起。上年英提督貝斯福之來，本有深意。出北京遍謁疆吏，屢進忠告，卒無成説。歸途東來，就我論貴國事，愛莫能助，相與諮嗟太息。貝斯福屬我寄書英政府，英政府屢言瓜分中國為非計，盡力助中國自強，庶不失為自主之國。此則我區區之心。

　　 答曰：貴大臣顧全大局，篤念鄰封，令人欽佩。不識力助中國自強，策將奚先。

　　 伊藤接過康、梁的話頭，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場，隨即便攻擊俄國。他即以“瓜分”為由頭，離間中俄同盟關係，儘管日本已經做好了隨時參與瓜分的準備。“歐洲羣雄曩因有事於非洲，未遑他顧”一句，説的是1885—1900年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德國等國在非洲的擴張，非洲此時已大體瓜分完畢。英國和日本對華抱有更大的野心，不希望俄、德、法(尤其是俄)在華獲得太多。貝斯福(LordCharlesBeresford，1846—1919)，時為英國海軍少將、國會議員。1898年，他曾到中國訪問三個多月，“考察商務”，並與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高層官員多有交談；此後他到達日本，與伊藤博文政界人士也有交談。1英、日雙方對俄國等國在華的擴張表示擔心。劉、慶沒有對此作出反應，而是向伊藤討教“自強”的方法。

　　 雙方的對話繼續：

　　 伊藤曰：一急治兵。貴國兵額雖多，殊不足恃。其故因於人各一軍，軍各一法，學制訓練新舊參半，而老成宿將泥守陳道，不知改步，只能御內匪，不能敵外人。宜分南北練兩大軍，而派大臣節制之。京師設武備大學堂，仿我國陸軍士官學校章程，教戰士官，分等管帶，黜陟調遣，權自上操，乃能號令整齊，呼應靈捷，是無外重內輕之患。一急理財。貴國物產富饒，本非貧瘠，版圖户口比我國數逾十倍。而户部進款近竟不及我國，大抵官失其信，民恤其私，故不肯輸誠以顧國家之急，宜整頓商務，收回人心，照我國設一總銀行於京師，經理國中存儲，出納一切財政，俟上下官商聯為一氣，遇有軍務公債、營業公債，可不必藉資外人，免授外人以柄。有日本銀行辦法章程可以查考。惟二者雖有成法，無人則不行，又宜仿我國明治初年任用客卿之例，各置顧問官，相與講求部置，而大權仍歸自主，便無喧賓奪主之嫌。

　　 答曰：學詢管見亦以練兵宜先籌餉，上年條陳當道，請行保商之政，而推本於立商部、置商官，定商律，使官商共守，庶可以收實效。就我國釐税而論，一轉移間可得鉅款，前者李合肥相國議加税，而英以厘金辭。誠使官商一氣，裁厘金改為落地捐，歸各業各屬商會總繳，既杜中飽，又省虛糜，國家歲入必陡增七八千萬，改釐捐而加關税，英必無詞。照值百抽十之數，又可歲增二千餘萬，以此籌款，上下交益，決其不難。而我國庫儲不足之故，一則輕徭薄賦，不忍苛斂民間，二則度支浩繁，而歲入止有此數，三則官商隔絕，每遇公債，不得不稱貸外人，而利權因之坐失。如貴大臣言，當照條陳以備政府採擇。

　　 伊藤直接説出了日本的要求：一是整頓陸軍，仿照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建立軍校；二是整頓財政，按照日本銀行的章程設立清朝的國家銀行。最關鍵的是，這兩項改革應在日本的指導下進行，即“各置顧問官”。除山縣有朋的《意見書》之外，我還看不到日本政府對於此次訪問的內部預案；但我似乎感覺到，伊藤的這兩項要求很可能是日方內部商定的“擴充利益線”的具體內容。在劉學詢、慶寬訪日之前，即1898年，日本已在謀求“日清提攜”下的清朝陸軍改革，伊藤博文和前任駐華陸軍武官神尾光臣、參謀本部部員宇都宮太郎等人都到中國進行遊説活動。

　　 此次劉、慶訪日期間，不僅伊藤提出過，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陸軍大臣桂太郎談話中都有相關的內容，並邀請劉、慶參觀了陸軍東京兵工廠和陸軍士官學校。我不太清楚在劉、慶訪日之前，日本有沒有提出過“日清提攜”下的清朝金融改革的設想，但從劉、慶訪問活動安排中可見，銀行是一大考察項目。除了三井銀行、台灣銀行、橫濱正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以總裁山本達雄親自出面接見，並讓他們參觀該行各部門及金庫。更具目標性的活動安排是，讓劉、慶參觀了日本政府的印鈔廠和三井下屬的印鈔紙造紙廠。對於伊藤博文的兩項要求，劉學詢、慶寬的回覆是完全不得要領。他們所談的改厘金、增關税和發行國內債券等內容，很可能沒有與總理衙門商量過。

　　 根據劉學詢、慶寬的《商務日記》，1899年7月20日，伊藤博文與劉、慶在居住的酒店樓上會面，從下午三點開始，至七點一刻結束；8月29日，劉、慶謁伊藤話別，“約鍾許，始出”。據此，他們的談話時間超過五小時，但劉、慶的《問答節略》對此僅有約2200字記錄，不是那麼詳細的。

　　 再來看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的談話記錄，其言辭更加明確地直指俄國：

　　 青木曰：……昨北京密報，君等此行，大臣中亦多不合，糾眾彈劾，其勢洶洶，事為外聞，頗觸俄忌。□兩國聘問，事所恆有，本不能干預，然為將來合力禦侮計，一有猜忌，慮多棘手。此時不得不密與圖維。

　　 答曰：某等力小任重，易招謗忌，且事機既密，形跡深秘，更足動局外之疑。此幸遭際聖明，此事上賴皇太后、皇上主持，下仗慶王擘畫，乃不為羣議所沮。

　　 青木曰：貴國大臣中如李中堂深知中外，更事亦多。本大臣前任德使時相遇於柏靈，與談時局，極承推許。

　　 答曰：李中堂老成謀國，聞於此舉極以為然。

　　 青木曰：此番聯好，出自宸斷，可為大局慶賀。但以今日時局危迫，至於此極。貴國始翻然變計，本大臣轉為惋惜，恨其太遲。

　　 答曰：從前彼此失好，多誤於浮言，海外情形我政府又未盡悉。甲午之役，三國出面干預，膠州一讓，要索更多。推原禍本，未嘗不由鬩牆而召外侮。中國安危，關係亞洲全局，貴國亦當同於休慼。

　　 青木曰：本大臣關懷中國已數十年，前宦德京，後歸我國，每遇貴國公使，無不以永堅和好，合力共守，勿以朝鮮小故釀成大禍，貽東亞憂，開誠相告，屬其上陳久之。貴國似仍無所聞，卒至決裂。今聞君言，海外情形，政府未悉，誠非虛語。俄自遼東執言阻我防守，勢遂張於北方，哥薩克士兵縱橫滿洲，西伯利之路思接北京，至旅大事起，興船塢，運兵械，舁置炮火，添備戰船，聚眾已八萬餘人，其意將欲何為，貴國亦應省覺。況遼瀋乃龍興土地，豈容淪陷外人。我非筮仕貴國，然聞外人要割中國土地，則如剝膚之痛，寢食不安，實由利害所關，故亦情不自禁。我國君臣無日不以亞洲大局為念，年來水陸兵備並加整頓，設遇敵兵二三十萬尚不足懼。倘敵至吾境，則民盡為兵，亦不能長驅直入，是我國自守之計已屬完密。再與貴國一氣相聯，全力共守，則亞東之局自保。論中國邊防，俄在北，法在南，然法尚不足憂，俄則實為可慮。中國宜趕練陸師三十萬，以二十萬扼守北方，駐十萬於揚子江，策應南北，乃能自立。本大臣辦外交二十餘年，深知其情。當此之時，貴國或以百萬之俸聘我為總署客卿，我不敢往。倘貴國練有三十萬精兵，能戰能守，即以我國半俸相召，我亦樂從。蓋辦外交而無兵力濟之，公法亦屬空言，斷難據此爭勝。

　　 答曰：我國亦知俄居心叵測，遼瀋宜防，故榮相主練兵，剛相主籌餉，朝廷必極倚賴。

　　 青木曰：練兵、籌款章程，我國按西法，亦有損益。宜細查考今日西國，既聯交好，不同恆泛，若有藉助，必能代勞。昨奉我國大皇帝面諭，貴國來電改由外務大臣轉呈，歸國之日望為奏明。

　　 答曰：一一如命。語畢遂出。

　　 劉學詢、慶寬的訪日，當時已遭到御史張荀鶴、胡孚宸的非議，其中胡孚宸的奏摺中確有“臣又聞，十八日(7月25日)俄公使對總署大臣言及此事，頗為不平，憤憤之心，形於詞色”一句。胡折上於7月29日，青木8月5日就能收到情報，可見日本情報工作之徹底(劉、慶此時肯定對此不知情)。最新的研究顯示，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在清朝軍機處或方略館收買了內奸，定期提供軍機處最高等級的內部奏報。

　　 青木周藏以“俄忌”為由頭，稱之“不能干預”，言辭中稍稍涉及當時親俄的李鴻章，頗見心計。從整個記錄來看，青木成了劉、慶的導師，耳提面命；劉、慶有如青木的私僕，唯唯諾諾。俄國本是日本的對手，青木將之稱為清朝最大的威脅，讓清朝練兵三十萬，與日本“一氣相聯，全力共守”。儘管清朝內部似乎從未有人提出過以“百萬之俸”聘青木為總理衙門的“客卿”，但他卻自豪地宣稱，若聽從他的計謀，可以降到“半俸”。青木最後提到“練兵、籌款”兩項，又稱“若有藉助，必能代勞”，與伊藤博文的勸詞是相同的。至於日本天皇的“面諭”，則是直接否定了清朝建立最高一層熱線的提議。

　　 根據劉學詢、慶寬的《商務日記》，7月18日，他們與清朝公使李盛鐸往外務省拜會青木周藏外相，“談論時局甚久”；29日下午六點，與李盛鐸往“上二町十五番”赴青木之宴，“與論亞洲時局甚詳，至十二點始歸”；8月6日，由小田切萬壽之助來約，劉、慶赴青木邸宅，從下午六點“夜談至一鍾始歸”。三次談話的時間，超過十三個小時，劉、慶《問答節略》只記錄了第三次即8月6日的見面，且只有以上千餘字的內容。

　　 《問答各詞》《商務日記》雖説是以劉學詢、慶寬兩人的名義上呈，但畢竟是劉學詢主稿的，慶寬為了能夠有更好的自我表現，以引起慈禧太后的關注，還單銜另上《説折》。與只是記錄、不加評論的《問答各詞》《商務日記》大不相同，《説折》更多是慶寬的建策。

　　 慶寬《説折》的前半部分，是在《問答各詞》之外，另外錄下“所有日本大臣另行面告奴才之語，暨大臣遣友傳告各語”，並加上了自己的評論，以“伏乞慈鑑”。共有七條，第一條最為重要。慶寬稱：

　　 日本外部大臣青木周藏及侯爵伊藤博文面告雲：敝國自強之法，在整頓財賦、學校、練兵、製造、商務各大端，皆由歐洲各國考查而得，二十餘年心血，將弊病橫行剔盡。今雖蒸蒸日上，然尚有未能盡善之處。從前曾向貴國欽使説過，貴國政事若不變通，目前慮有戰事。該大臣置若罔聞，遂誤事機。現在東方時局可畏至急，再不即時振作，誠恐大變猝來，講求更不易也。況兩國唇齒相依，非彼此富強，不能保全東方大局。理財、練兵各事，切不可再緩。此次二位既來考查，萬不得敷衍塞責，切要回國請慶親王切實奏明，將應辦之法，實時仿照舉行，力求自強。他國聞知，必能斂跡畏懼也。

　　 奴才訪得逋逆孫文，時於新、舊金山及南洋各處勾結匪黨，煽惑人心，斂錢設會。近日時常盤聚日本，聯絡商民，與王照、梁啓超等往來勾結，立會搖惑等事。並倚日本壯士黨為聲恃，大隈伯爵、犬養為護符。並聞伊藤雖不同黨，於該匪等亦有羈縻之意。又傳聞孫逆於春間改換西服，遊歷長江一帶，並勾結山東、湖南、四川會匪謀為不宄。謠言之甚者，謂內外勾結不下四五十萬人。傳言雖無實據，然內而各省，外而各國皆有所聞，究亦不可不防。

　　 謹案青木、伊藤告語諄諄，意殊迫切。熟察詞氣之間，冒昧揆度，若我國毫無舉動，恐日本以我無自強之望，即當另謀他策，似有將用康、梁、孫文之意。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是引青木周藏和伊藤博文的説法，説明了“大變猝來”，也説明了“理財、練兵各事”，言詞中頗有教訓之意。第二段是慶寬的觀察，説明了日本各界尤其是政界與孫中山、王照、梁啓超的特殊關係，大隈重信、犬養毅、伊藤博文等人對這些反清分子“亦有羈縻之意”。第三段是慶寬的結論，即清朝若不及時改革，日本(尤其是伊藤、青木)將會換馬，轉向支持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以改變中國的政治格局。慶寬不知是根據何種邏輯得出這一結論的。日本政界諸要人利用浪人或社會組織，聯絡或資助中國革命黨人或反政府人士，是其插手清朝內政、操控東亞各國政治格局的一貫做法。若真要更換政府，日本當時根本還不具備這一能力，且須受到各國的制約。慶寬將伊藤等人奉為可以操縱中國政局的主人，如此“伏乞慈鑑”，還真不知道慈禧太后看到此語時又將作何感想！

　　 慶寬《説折》的後半部分是《敬陳管見六端》，提出其改革方案六項：學校、財賦、軍政、商務、農工、警察，大談日本“經驗”，要求派大員到日本考察“六大政”。我看了之後，感覺很可能是慶寬找人代筆的，所有的言論都是上海等地的報刊上經常談到的，不去日本也是可以隨便談談的。我這裏選第一項“學校”為例，看看慶寬的知識水準：

　　 一、整頓學校。由家塾、黨庠以至國學，此小、中、大學之階級。由離經辨志以至大成，此限年卒業之課程。兩國學堂之法，皆吾三代以來之學制，初非新政。近世教化不廣，人才不盛，由於學臣失職，學非所用之故，廣設學堂所以救學堂之弊也。

　　 日本凡國民年屆六歲，應進尋常小學，凡四年畢業；再進高等小學，凡四年畢業；再進高等中學，凡五年畢業。勿論貧富貴賤子弟，必須進此小、中兩學，所謂國民必須之學，又即所謂普通學也。普通學畢，則進高等學校，講習專科。四年畢業後，進大學。又四年，畢業授為學士。其各學校教科之書，皆由文部核定。師所教，教是書，弟所讀，讀是書。故其國人無不學，學無異趨，上者政君澤民，下者亦必明忠孝之大義，有治生之學業。

　　 中國仿設學堂，自天津始，由是而湖北、上海、江寧、浙江、安徽、京師繼之。晨星落落，弦誦聲稀，比之日本不啻滄海一粟。且人自為教，無一定之書，小學未興，遽言高等，遽設大學，弊在於致速。惟上海輪船、電報兩局眾商捐辦之南洋公學，循序漸進，略具規模。乃自上年八月以後，中外官紳，妄測朝廷意旨，興學一事，動色相戒。近來剛毅因撙節經費，奏撤江寧學堂，日本之人，羣目為不祥。西人訾議，亦率如此。

　　 環球各國，皆以教化為立國之根，自強之基礎。波蘭、印度之廣土眾民，以無教化而速亡；瑞士、瑞典之彈丸小國，以有教化而長存。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慶寬所論，就其大方向來説，是正確的，若細究其內容，卻多有錯誤。第一段稱“學堂辦法”是中國“三代(夏、商、周)以來之學制”即大誤。近代教育是一個知識體系的教育，小、中、大學與三代的家塾、黨庠、國學是不同的，且三代的教育制度多見於古文經，尤其是《周禮》，其真實情況是不太清楚的。中國(或日本)沒有直接走向近代教育，非為“學臣失職”所致。第二段講日本的國民教育與普通教育制度，強調其最終效果是培養出“政君澤民”的“上者”和“明忠孝大義”有“治生之業”的“下者”，這些雖然是明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但並不是唯一目的，沒有談到“求知識於世界”的教學內容。“政君澤民”是志向，能否做到，則要靠其知識。第三段講到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這種從天津到湖北的傳播路線不知慶寬得知於何方。“小學未興，遽言高等，遽設大學”，實際上是講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悖論。第四段説的是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波蘭、印度並非因教育不良而亡國，瑞士、瑞典亦非因教育優良而長存。根據劉學詢、慶寬的《商務日記》，他們並沒有考察日本的教育，也沒有參觀過日本的大、中、小學。若以慶寬的上述思想來興辦近代教育，與日本明治時期教育發展經驗，只有形似而不得其要領。

　　 在劉學詢、慶寬的訪日報告中，讓我讀之最為興趣盎然的，是關於日本銀行金庫的描述，《商務日記》記曰：

　　 ……復引觀地庫。周圍砌石，以石鑲地，小鐵軌使於運送，並設有發電機器，燃燈送風，皆由電機發動。

　　 雖在地室中，無黑暗潮濕之虞。庫凡十有三庫。門置鎖鑰兩重，外重有設一時表者，某時啓庫必用某鑰乃能啓之，易他鑰不能啓也。啓時，內有監掣，外有護兵；啓閉後，封志其上。防弊之法，至嚴密矣。是日，盡啓其庫，逐一引看。就金錢而論，庫存六千七百餘萬，據云合分行庫儲，共存一萬三千餘萬，鈔票即依此數行用。旋出庫外，查看四圍，周以小渠，寬僅數尺，而深逾尋丈。遇不測，則開機器灌渠，使庫宛在水中，莫之能為……

　　 文詞中可見其驚異的神態，有如兒童觀看西洋景。時任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董事的劉學詢，向日本銀行總裁山本達雄詢問該行的造價，答曰：“築造銀行工本約一百五十餘萬。”曾任內務府銀庫員外郎的慶寬，至此又會有什麼想法？那座管着清朝皇室用度的庫房，留下了種種“庫丁穀道”的不潔傳説。這位超期任職的銀庫官員，給自已掙下了寶禪寺衚衕(今北京西城寶產衚衕)一處嚴重逾制的“共計灰瓦房一百八十二間半”的大宅，也在民間留下了“房新樹小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的看房經驗。

　　 儘管山本達雄總裁告知“一切度支，均歸本銀行司其出納，大藏省專主會計而已”，慶寬的《敬陳管見六端》也説明了其財政改革的設計，有“錢幣”“紙幣”“銀行”“租税”四項，但他們似乎沒有想到，中國若是按照西方的樣式建立國家銀行，發行其通貨，設置其金庫，原來龐大的由户部銀庫、內務府銀庫、各省藩庫組成的用於納入、保存和支放實銀的庫藏體系，將因喪失功能而會完全消失，變成户部、內務府、各省布政使司在國家銀行上的一個個賬户。

　　 詳細閲讀山縣有朋《意見書》，再詳細閲讀劉學詢、慶寬訪日報告，我個人突出的感受是，雙方在國際關係觀念、處理國際關係手段以及政治、經濟諸多學識上存在着的巨大落差。這些都是知識的差距。

　　 也正是如此，劉學詢、慶寬使日的第二年，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的反叛。民眾的反抗自可視為利益上的以牙還牙，反抗方式的愚昧卻是近代教育的欠賬；顢頇的清朝王公們竟然相信能降妖伏魔的“神兵神將”，親眼查驗“刀槍不入”的神功。這些仍表現出知識的差距。從6月21日清朝發佈宣戰詔書，到8月15日慈禧太后、光緒帝逃出北京城，時間僅僅是55天。8月28日，俄、日、英、美、法、德、意大利、奧匈帝國八國聯軍共計3170人在紫禁城舉行閲兵式——從大清門進入，沿中軸線，入天安門、端門、午門，穿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出神武門，整個過程奏樂鳴炮，前後歷時一個小時。1紫禁城的中軸線，僅供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而八國聯軍的鐵蹄褻瀆着大清帝國最神聖的象徵。到了這個時候，日本及侵華列強，還真有本事可以決定慈禧太后的政治命運。

五、知識的吸取與生產

　　 中華民族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國曆來就是知識的生產大國。中國不是沒有知識人，中國歷史上有不可計數的著述——思想、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詩歌、藝術……乃至古代科技。對於境外的知識，中國史籍中亦有相當多的著述，周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揭秘，仍須依賴着中文的記載。最為著名的事例是吳哥窟，曾被森林覆蓋數百年，法國人考古發現的重要文獻依據，是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約1296年)。

　　 自15世紀中後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不再依賴傳統的地中海航線，而是在大西洋分頭向東、向西航行起，人類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也就是全球化時代——隨着投資的暴利和掠奪物的豐盈，關於海洋、地理、天文、生物、礦產等各方面知識急速增加；隨着荷蘭、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加入全球擴張，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也由此建立起來；文藝復興運動促發了人文精神的弘揚，教會與教士不再是主要的知識擁有者和生產者，諸如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法蘭西學術院(Acade？mie Franc？aise)、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等各種科學機構與科研組織，也在英、法、俄等許多國家建立起來，傳統的大學也開始向近代大學轉型，知識的形式、內容與體系大為改觀。

　　 中國人在大航海時代曾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環境使得那裏的人們到海上去討生活，然而，明清兩代政府並沒有將海洋當作發展的方向。明清兩代持續改進、止於至善的科舉制度，又使得讀書人關心的是傳統學説(主要是儒學)及其在當時的運用。教育是為科舉服務的，讀書人所讀之書是世代相傳的。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主要是儒學者)非常注意留下自己的著作，尤其是詩作，對於外部知識，屬於“蠻夷”體系，他們是不那麼關心的——儘管葡萄牙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的艦船一撥撥地到來，儘管耶穌會、方濟格會、多明我會和新教的傳教士一撥撥地到來……

　　 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時，清朝與英國之間的貿易量已達到相當高的數量，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雙方的主要差距在於知識。此後清朝雖然過了近半個世紀比較太平的日子，但知識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往後，清朝在軍事上敗於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在外交上敗於英國、俄國、法國、日本和德國，犧牲了許多生命，損失了重大權益，付出了鉅額賠款，割讓了大片土地。如果細究其中多次失敗原因，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知識的差距。這些都是血肉、利益、金錢、疆域換來的教訓。

　　 1899年劉學詢、慶寬使日時，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三十二個年頭。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1853年，美國軍艦開到了東京灣。當時的日本，在知識上與清朝相差無多。1868年，明治天皇發佈“五條誓言”，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第五條，“求知識於世界”(青木周藏於這一年到德國去留學)。1871年日本派出巖倉具視使團，訪問十二個國家，歷時一年又十個月(伊藤博文擔任使團副使)。由此開始，日本與清朝在知識上拉開了差距。上面的敍述可以看出，劉學詢、慶寬在知識上根本不是伊藤博文、青木周藏的對手。

　　 情況又由此開始變化。

　　 八國聯軍之役後，1901年，清朝的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開始注意外部知識的學習，培養並招募職業外交官。再過十年，到了北洋政府時期，這批外交官開始嶄露頭角，在國家實力非常弱小的情況下，進行着非常有活力的外交。當時的中國雖然貧窮落後，但在新的教育制度(包括留學制度)下，他們掌握的知識(尤其是外部知識)正在迅速擴充。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在知識上已經不輸於列強，儘管在情報蒐集與分析能力還有不小的差距。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