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科學？_風聞

中國為什麼產生不了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就在於黑格爾所説的：中國沒有哲學。

相信很多中國人（筆者也在其列）都曾對黑格爾這句“傲慢而無理”的話口誅筆伐過，但説實話這樣做並沒有多大意義，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黑格爾口中的哲學究竟是什麼，是否與我們中國人所理解的哲學存在歧義，否則永遠是雞同鴨講，説不到一塊。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一位集大成的偉大哲學家，被公認為是西方哲學思想的奠基人，他把人類的知識分成理論科學（包括第一哲學、第二哲學即自然哲學、數學）、實踐科學（包括政治學、倫理學、理財學）、以及創作科學（包括各種工藝技術及音樂、醫學等）三大類。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代表作是《形而上學》（亦即理論科學中的第一哲學），形而上學提出並試圖解決的問題就一個：世界的本質是什麼？因此西方意義上、也是黑格爾口中的哲學專指形而上學，它的另一個名稱則是本體論哲學。

那麼中國有沒有形而上學呢？《易經》上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可以説“道”代表的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的本源，所以研究道的學問就是中國的形而上學，就是中國的本體論哲學。然而老子《道德經》開篇就説“道可道，非常道”，這句話的意思用佛教禪宗來解釋就是：“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難怪西來的印度佛教能在中國落地生根）。這無異於取消了對世界本源的追問，既然智慧如老子都這麼説了，那還會有人去徒勞地研究道嗎？西方形而上學的一個核心觀點，也是整個西方哲學大廈的基石，即：世界存在一個永恆不變的本質（比如柏拉圖就認為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現實世界不過是理念世界映照在牆壁上的影子而已）。而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易經》卻認為世界唯一的本質就是變化，老子無疑繼承了這一觀點。至此，事實上中國已無發展出形而上學的可能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在《道德經》裏講得最多的樸素的對立統一之辯證法。至於儒家思想更是離“道”學（即形而上學）遠矣，而只是將《道德經》中的“德”學發揚光大，從而發展出了發達的政治倫理學，這在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中屬於實踐科學。當然，人們的世界觀決不是飛天來物，而是深植於他們的生產生活之中，生產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們自然會產生不同的世界觀，比如商人眼中的世界與農民眼中的世界就決不可能是一樣的。

很顯然，只有堅信世界存在一個永恆不變的本質，才會有興趣、有意願和有動力去研究形而上學，然而要探尋世界的本質殊非易事。要研究世界的本質首先必須具備一項逆天的技能，這就是抽象能力，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無疑是這種抽象能力的集中體現和偉大結晶，反過來説，形而上學或本體論哲學最能培養和鍛鍊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這正是中式思維所極度貧乏的）**。當然世界的本質並不是誰説是什麼就是什麼（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們的觀點就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而必須要有縝密的論證過程才能令人信服，需要證明給人看，這樣自然的就會發明出一套論證體系來，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在總結前人成果基礎上創立的形式邏輯體系（其中《幾何原本》**的抽象原理和證明模式所起的作用厥功至偉）。後來隨着人類認識事物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純粹由形式邏輯論證出來的結果往往與實際的世界不相符，於是下意識地就會想通過系統的實驗來檢驗論證結果的對錯（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是這一實驗科學體系的創始人，也是近代歸納法的創始人，代表作有《新工具》）。科學也就由此誕生了！

反之，既然中華先人們認為世界不存在一個永恆不變的本質，世界唯一的本質就是永無窮盡的變化，世界的本質（本源）只可意會難以言傳，那麼中國就無法發展出西方那樣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哲學來，從而後面的抽象（思維）能力、形式邏輯體系和科學實驗體系也就無從談起，最終的結果就是科學的產生與中國無緣！就人類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正如西方思想發展史所展現出來的那樣，辯證思維原本應該是形而上學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比形式邏輯思維更高級的一種思維方式。既然中國的辯證思維如此發達，那隻能説明一點，即中華文明是一個早熟的文明，或者説農業時代的中國的發展程度要遠遠高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至於這其中的利弊，歷史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了，無須贅述。

既然中國沒有科學，那麼對人類文明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四大發明又該做何解釋呢？科學與技術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呢？恩格斯曾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所以，如果説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那麼社會需求則無疑是科技的第一推動力。因此聞名世界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顯然是出於農業生產生活的實際需求而出現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四大發明沒有、也不可能超出農業活動的範疇，或者説農業活動本身會反過來制約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水平的廣度和深度。眾所周知，無論是古希臘文明還是與其一脈相承的西方文明，它們的內核都是商業基因，即在其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商業活動（在中國則是農業活動佔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當然二者都是由先天的地理環境決定的，而決非人主動選擇的結果），很顯然，商業活動要遠比農業活動更能刺激和創造社會的需求，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麼科學誕生在西方而非中國。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有理由下這樣一個結論：農業社會或農業文明根本不可能誕生工業革命，它只能是商業文明的產物！

1953年有人寫信問愛因斯坦怎麼看待中國古代的科學，愛因斯坦回信説：**“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的賢哲沒有走出這兩步感到驚奇。人類居然作出了這些發現，才是令人驚奇的。”有人因此根據愛因斯坦的這句話得出了“科學並不是必然會在地球上出現”的觀點。我非常不贊成這個帶有濃烈不可知論意味的觀點！儘管愛因斯坦曾以宗教式的語言“上帝不會擲骰子”質疑過量子力學，但這決不意味着愛因斯坦是一個不可知論者，而毋寧是愛因斯坦對於自己所不瞭解的科學領域的一種諧謔。同樣，“人類居然作出了這些發現，才是令人驚奇的”**這句話只是反映愛因斯坦對於人類科學發展歷史的深刻洞悉以及回答問題的機敏睿智和幽默（怕像黑格爾那樣得罪中國人？），絲毫沒有所謂“科學並不是必然會在地球上出現”的意思。我們常説歷史沒有如果，同樣既然科學已經出現了，再説諸如“並不是必然”此類的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不應是一個高級科技工作者該説出的話。

黑格爾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即耳熟能詳的“存在即合理”。我們只有首先承認科學出現的必然性，才會認真而嚴肅地去分析找出科學之所以產生在西方的各種因素，這樣才能徹底弄清楚中國自身為什麼產生不了科學的真正原因，也才能發現中國在發展科學的過程中需要着重注意的事項。這才是我們對待科學負責任的積極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