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的“勞動”觀念是怎樣形成的_風聞

如果我們希望理解時代和自身的精神狀態，可以通過觀念史的研究，即找出我們精神變遷中一系列核心觀念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再現特定時代人們對自身及其活動的看法。著名觀念史家諾夫喬伊曾經説過，“作為觀念史的最終任務的一部分就是運用自己獨特的分析方法試圖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風格是如何被引進和傳播的，並試圖説明在觀念的時尚和影響中的變化得以產生的過程的心理學特徵，如果可能的話，則弄清楚那些佔支配地位或廣泛流行的思想是如何在一代人中放棄了對人們思想的控制而讓位於別的思想的。”換言之，研究當代思想史或哲學史，如果從觀念史的方式入手，會發現許多“家常便飯”中有至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東西常常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思想和社會心理的深層次變動。“勞動”觀念大約也屬於此，以往人們對它的歷史研究比較少，卻是一個值得嘗試的工作。

一

從詞源學的向度説，古代漢語中早就存在“勞動”一詞，不過其意義是指一般的勞作、活動，而且在“大傳統”中略微帶有負面的意涵，體力勞動更是如此。因為孟子認為“王道”的基礎是人有“恆產”、“明君制民之產”，以便“養民”。但也早就説過“操勞”的方式有分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勞動者做的是“小人之事”。倒是在民間小傳統中，勤勞是農民的美德之一，不過勤勞也是辛勞，通常被理解為謀生的手段，民生總是艱難的。士大夫中比較同情勞苦農民的詩人也時有描寫勞作的作品問世，但都非最出色的作品。佛道兩家則以特定的方式賦予了勞作以某些超越性的意義。余英時先生對此有過很有啓發性的討論。餘先生不同意馬克斯·韋伯在研究新教倫理時認為勞動（labor）是西方教會特有的苦修方法，而認為新禪宗和新道教都發展出了與新教倫理類似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入世苦行的宗教倫理，最典型的就是臨濟宗行“普請之法”。百丈懷海定下的清規中規定寺廟中所有人同時集體勞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進而影響到全真教，並在丘處機和其他流派那裏得到了發揚光大。勞作不單是謀生的手段，“這是用一種超越而嚴肅的精神來盡人在世的本分”，或者説“擔水挑柴無非妙道”。更望前推，《莊子》中有不少寓言是關於具有特殊技能的勞動者的，如“庖丁解牛”、“輪扁斫輪”、“梓慶削木為鐻”、“痀僂丈人承蜩”等，都達到了“技進於道”的自由境界，勞作成為藝術創造，因而具有了內在的價值包括審美的價值。儘管有上述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內容，我們大致還是可以説，古代社會尚不具有現代人所具有的“勞動”觀念，“勞動”尚未成為理解古代思想世界的關鍵詞，更沒有上升到概念，即經過分析形成邊界清晰、結構相對確定的思想。

現代中文“勞動”一詞，雖有古漢語的源頭，就其現代意義而言，開始卻是一個外來詞，即日本人用古代漢語中的這一語詞翻譯西語labour（勞働，日語詞労働rōdō），中國人據此而改造成我們現在通用的“勞動”。時間上，應該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20世紀初期尤其是一重要的節點。由此，現代漢語的“勞動”一詞，在語用上既保留了古文的某些用法，譬如我們要感謝別人為你做事，可以比較文雅地説：勞動你了。但是與古漢語相比，又有了重大變化，具有了抽象的一般意義：人類創造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活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由勞動派生出許多新詞，如勞動者、勞動人民、勞動力、勞動資料、勞資關係、勞動模範，等等），甚至成為哲學的重要概念之一——“人類特有的基本的社會實踐活動。人類憑藉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適合自己的需要，同時改造人自身的有目的的活動。”

​

二

簡要説來，20世紀觀念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勞動”觀念獲得了一次現代意義的躍遷。

“勞動”的現代意義之形成，或者説現代勞動觀念的產生，有社會史的根源。從中國本土而言，是現代化過程中新的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形成，以及20世紀社會革命中廣泛的社會動員的觀念產物。如欲從知識社會學的層面闡明這個過程，需要更細緻的研究。而且，即使從最宏觀的視角看，我們也必須注意它是世界範圍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勞動”觀念經歷了一個外來觀念傳播、獲得本土植根性並且衍變的軌跡。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它們之間在許多問題上有嚴重的分歧。但是至少在最初，重視工人運動是其共同點之一，“社會主義”使得“勞工神聖”的口號第一次在中國傳播，意味着“勞動”價值前所未有的提升。最初進入前衞知識分子視野的，其實更多的是帶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以及與之相似的“新村運動”、“工讀互助團”等社會實驗。新村主義成為與社會實踐運動相配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烏托邦主義思潮，是日本武者實篤創辦《新村》雜誌提倡新村主義，經過周作人等社會名流的大力介紹，1920年代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進步知識分子深入農村，以平等合作而非階級統治的方式實現“共產自治的共同生活”，目標是使古老的農村擺脱舊的落後面貌。這一新型的烏托邦吸引了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曾經不同程度關注與支持乃至參與過新村運動的著名人物中，有一類後來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早期共產黨人，如李大釗、毛澤東、何孟雄、惲代英、林育南；另一類是作家或文學家。這兩類人的結合，使得新村運動不但有思想的傳播，而且有實際的社會活動和建制實驗。繼“新村運動”的社會實驗而起的，是與其類似的烏托邦實驗——“工讀互助運功”。最著名的有王光祈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鄧中夏、張國燾與羅章龍發起的曦園；惲代英發起的利羣書社；陳獨秀、毛澤東等26人發起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工讀互助運動”主要發生在中心城市。參與者希望通過工讀互助的形式，建立一個財產公有、人人各盡所能地參加勞動、實行各取所需的公平分配的理想社會、“城市中的新生活”。

工人夜校

無論是新村運動還是工讀互助團的實驗，都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即告解散，其幼稚病和烏托邦性質是無疑的。但是其意義並非完全消極的，有一些實質性的遺產為社會所接受，特別是新村運動與工讀互助團的實驗，開啓了新型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歷史。如王拱璧在河南西華縣孝武營村創辦“青年村”、30年代陶行知創辦鄉村工學團，都在普及鄉村教育，主張學者下鄉、深入民間參加勞動和農民結合。積極支持新村運動與工讀互助團的李大釗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中強調，創造一個“少年中國”需要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改造。精神方面是以互助博愛為宗旨去“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物質改造的運動，就是本着勤工儉學的精神，創造一種‘勞工神聖’的組織，改造現代遊墮本位、掠奪主義的經濟制度，把那勞工的生活，從這種制度下解放出來，使人人都須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飯”。它試圖用泛勞動主義來改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歷史，表現出很強的實踐動力。

李大釗

任何重要的新觀念要真正引進一個社會，廣泛傳播並代替舊觀念，需要相應的社會生活實踐，尤其需要在建制上獲得體現。上述烏托邦運動雖然失效，但是它體現出新的“勞動”觀念與社會建制的互動關係。不過真正使得新的勞動觀念傳播與社會運動結合，是1920年代以後的大革命以及更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弔詭的是，正是大革命失敗以後，唯物史觀開始佔據了中國思想界的王座，對這一問題作出過深入研究的美國學者斷言：“歷史唯物主義，比其時任何一種歷史理論更甚地將社會置於歷史研究的中心，並斷言那些與經濟活動最直接相關的社會要素的邏輯優先性。這種歷史觀的結果是：產生了與此前的歷史觀根本不同的對歷史現象與歷史變革動力的相互關係的看法。”具體地説，勞動創造了人、勞動創造了價值，人類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歷史是勞動人民羣眾創造的），地主資本家之所以應該被推翻是因為他們剝削勞動者，諸如此類成為進步知識分子的社會常識，都與新的“勞動”觀念相聯繫。毛澤東後來回憶説：“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最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聊。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勞動”“階級”“鬥爭”和“生產力”“平等”等構成了一個新的革命觀念譜系。它們成為推動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種精神動力。譬如土地改革的時候要剝奪地主、要平分土地，總要算賬：到底是誰養活了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成為對私改造的合法性論證，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反過來説，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新的勞動觀念獲得了建制上的實現。懷特海曾經説過，觀念起於對風俗的解釋，終於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得勞動觀念客觀化了，同時也普及化了。換言之，勞動觀念的建制化，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勞動保障制度，各級教育機構中實行勞動教育，乃至幾次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甚至還有禮俗上的變化，如五月一日成為法定的公共假日“國際勞動節”，各級勞動模範的持續不斷的評定與獎賞，少數勞動模範可能通過選拔直接進入政治精英集團，等等。

1951年7月15日，天津市總工會北戴河的勞模們幫助農民除草

三

不過，如果我們將“勞動”的歷史看作線性的進步史，就太未免簡單化了。以最簡化的方式説，1949年以後，在勞動觀念於社會結構層面獲得建制化保證的兩個問題上，人們始終在摸索：一是（勞動）人民如何能真正當家作主？二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如何落實？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現在的原則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位一體。那麼，為什麼還要開展“羣眾路線教育活動”呢？這就説明（勞動）人民與精英治理之間的矛盾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更為明顯，以往是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城鄉二元結構、單位區別、幹部身份等，都從制度上決定了“勞動”觀念的民間理解與官方解釋有着巨大的差距。改革開放以後，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按勞分配與按照要素分配的張力呈現了。財富和資本無論是對於社會生活，還是對人心的支配都急劇增強。與此相比，“勞動”的價值變得相對暗淡，與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統解釋也拉開了差距。在這一階段相對活躍的自由主義，對於“勞動”觀念明顯缺少興趣。

上述情形證明，即使“勞動”觀念事實上經過了一個現代躍遷，也不是觀念史的終結，毋寧説是該觀念展開了新的譜系。如果我們對這一歷史的長程作哲學分析，那麼我們可以説，社會主義並沒有最終結束“勞動的異化”。“勞動異化就是説，勞動創造了財富、文化，勞動中形成了社會交往方式與制度等——這些勞動的創造物轉過來成了支配勞動者的異己的力量。”它表現為對人的依賴和對物的依賴兩類現象，前者是生活中常見的權力崇拜，後者則是近年來無處不在的金錢崇拜（拜物教）。權力崇拜和金錢崇拜決定了普通人的勞動觀念難免發生扭曲，對於許多尚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來説，勞動純粹是謀生的手段，對於另一些人來説，則是“發財”的墊腳石甚至對立面。雖然在當代的社會條件下，這是難以避免的，但不等於是可以完全不加理會、不努力克服的。根治這樣一種狀況的思想方案是建立在“自由勞動”上的理想：“任何一個‘我’作為創作者，都可以自覺地在自己的創造性勞動中改造自然、培養自己的能力，於是自作主宰，獲得自由。”用中國哲學的術語説，通過自由的創造性的勞動，我們得以“成己成物”。從全社會的實現而言，離開這一理想似乎相當遙遠，但是也並非完全的烏托邦。如果我們的古人都可以知道“淡泊名利”、“樂天知命”之類的人生哲學，今天在生活水平獲得普遍提高的條件下，以積極的態度去爭取“自由勞動”應該有了更好的社會基礎，一定程度地減少異化也就不再純粹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