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藥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之死(轉)_風聞
mengdaxia-2019-05-02 23:14
高敬德這樣的職業打假人幫助有關藥監部門查處假冒偽劣藥品和醫療器械,同時從藥監部門獲得獎金。 特約記者_ 劉科 上海、杭州報道 “一開始,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他是非正常死亡!”在電話那頭,陳曉蘭這樣告訴記者。 陳曉蘭是上海一家醫院的退休醫生,十多年來不懈地與醫療腐敗現象做鬥爭,成為2007年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而陳所説的“他”,指的是同在醫藥行業打假者的同行高敬德,兩人早在2006年就已相識。 11月初,“高敬德蹊蹺身亡”的消息在網絡中逐步流傳。最初,陳曉蘭認定高的死有隱情,併為此奔走試圖去了解更多的“黑幕”。 不過,在瞭解更多的內情後,陳曉蘭現在更多的感覺是沮喪和悲哀,“沒有人能説清楚真實的高敬德是什麼樣的,他把自己掩蓋起來了,用一層一層的東西,讓別人看不到他真實的一面。” 對於高敬德的死,新華社在11月11日發佈的簡短通報稱:“藥品打假人高某因患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於10月26日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一遲來的消息讓所有與高敬德相識者感到驚訝。在長三角地區的醫藥圈內,高敬德是不折不扣的公眾人物,其八年的藥品打假經歷已為其在民間贏得了不小的聲譽。 但是,在長達八年的藥品打假之後,高的命運軌跡一路下滑,最終,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 孤獨的神秘人 “老高是個不透明的人。”作為在上海打假的同行,王海東這樣評價他的朋友高敬德,“(他的)有些話,我也不能確定有多少水分在。” 有水分的,就包括高敬德的年齡和學歷。按照過去媒體中的描述,高敬德1968年出生,今年43歲。 不過,記者掌握的高的身份證資料顯示,其1959年12月25日出生在上海市寶山區大場鎮,真實年齡應為52歲。 除此之外,高的學歷也有出入,據高本人在媒體中的自述,他畢業於安徽中醫學院。11月14日,記者就此向安徽中醫學院求證。該校校友會一位董姓老師向記者證實,在該校校友錄的數據庫中沒有查到“高敬德”的名字。 值得説明的是,安徽中醫學院的校友數據庫是該校建校50週年校慶時建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畢業於該校的本專科畢業生均在錄。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高敬德均是孤身一人,其父母已逝世,膝下亦無子女,他的早年歲月已難以考證。只有鄰居們的零星記憶表明,他在1996年從外地搬入上海大場鎮南大路聯新社區居住,現住址為146弄8號303室。 如今,這裏大門緊閉,唯一醒目的是門前拐角處放着的一堆瓶子、木板等雜物,灰塵已有幾毫米厚,似有多時未被清理。 “他平時很少住在家裏”,這是鄰居們的共識。至於不在家過夜的原因,據高本人生前解釋,主要是因為打假得罪人所致,因此“一般在附近的小旅館或浴室過夜”。 “此前中央電視台一檔欄目記者來上海採訪,提出去他家裏拍攝,他死活不肯答應。”王海東這樣分析,“也許是他有忌諱,家裏比較髒,或者其他原因吧。” 王坦言,高的行蹤神秘,幾乎沒有人知道高的具體行蹤。不過,一個可靠的信息是,今年9月中旬,高敬德曾在南京有過停留,其主要行程包括請南京某法律援助中心幫其代寫自己的刑事起訴書。 如今,高的一些上訪和案件的信息,包括身份證複印件等,仍保存在該法律援助中心的文檔中。 作為該法律援助中心的志願者,南京某大學學生陸光在9月18日到9月24日之間曾與高有過聯繫。 “頭髮有些白,走路有些瘸拐,隨身拎着大包,裏面裝滿各種打假資料、相關部門蓋公章的證明以及假藥名單。”陸光這樣描述高敬德。 在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志願者們當時對高也有一些怨言,“高先生無盡索取,包括讓法律援助中心代寫他替別人代理的民事起訴狀,佔用其他求助者的時間等……” 從某種程度上説,生前的高敬德,鮮有相知的朋友,“對他只是認識,並不瞭解。”陳曉蘭這樣説。陳在2006年被聘為上海藥監局的社會監督員,其後又被聘為上海醫保局的社會監督員。 有一段時間,高敬德時常打電話詢問她:“他們給你多少錢補貼?有獎勵嗎?” “我跟他不一樣,他什麼事情都要聯繫到錢,這也讓我覺得有點不習慣。”此後,陳曉蘭自覺地與高敬德疏遠,她的解釋是,“就是因為這個,讓我覺得跟他沒有共同語言。”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數年的打假並沒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職業打假路後,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數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幾乎沒有固定的經濟 行政不作為,這是高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當發現無法撼動本地藥監部門時,高的選擇往往是去更高一級的藥監部門上訪。 在南京逗留期間,高就曾向陸光提及此次進京上訪的目的:“一是為幾年前自己被打傷上訴失敗的一個案件。二是向國家藥監局舉報杭州藥監局相關行政人員。” 北京上訪 “我可能活不長了。”早在兩年前,聯建社區門口的保安隊長曾在與高的閒聊中聽其這麼説,“他説自己得了癌症,我當時覺得他在開玩笑。” 多年的打假,高敬德的身體已每況愈下,因為糖尿病的緣故,整個人變得日漸消瘦。此外,他已被明確診斷的病還包括胃出血等症狀。 在陸光的回憶中,在南京期間,高因腦部垂體功能障礙引起的肺部疼痛,曾就診於南京市鼓樓醫院。“當時他有些説話不清,一激動便劇烈咳嗽不停。精神不足,但狀況還可以。” 離開南京後,高敬德抵達北京的時間在9月底。在北京期間,他入住位於西城區護國寺中醫院附近的一個旅館。 10月9日這天,北京某報記者李超見到了高敬德。李是高在北京見的最後一家媒體的記者,在此之前,他還陸續接觸過北京其他媒體的記者。 原本約定第二天李超陪同高敬德去暗訪打假,但由於高敬德當天發燒,他去了護國寺中醫院就診,此前的約定被迫取消。 10月11日這天,李超一直陪高在北京地區打假。據李超介紹,在暗訪結束後的當天下午五點,高敬德還獨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訪。 11日半夜的事件成為了高此行的轉折點。據旅店老闆的説法是:“高敬德半夜大聲説夢話,大喊大叫,看起來不正常。由於小旅館的隔音效果不好,住在隔壁屋子的住客被吵後,與高發生了爭執,其間有人報警,該旅館轄區所在的廠橋派出所人員聞訊趕來,發現高繫上訪者後將其帶回。” 10月12日,李超在廠橋派出所見到了高敬德,不久他被駐京辦帶走。在高被帶走時,李超拍下了這輛車牌為京E45428的白色麪包車,並將消息發佈在了微博上。 同一天下午1點44分,在上海的陳曉蘭醫生給高敬德打了電話。在電話中,高敬德告訴陳曉蘭,他正在派出所,“從當時講話的語速、口氣,我沒感覺到他有異常。” 這個時長16分57秒的問候電話結束之後,陳曉蘭以為高並無大礙,於是就出門了。在晚上回到住處後,她驚訝地發現微博上傳播着“高敬德被上海駐京辦帶走”的消息。 由於有照片的“真相”在,她立刻給高敬德打了一個電話,這個在當天晚間6點17分打出的電話接通後,電話那頭並沒有聲音。 “我當時很擔心他可能不方便説話,所以,就一個人在電話這邊自言自語。我還問他,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嗎?但是電話那邊始終沒有回應。”一分鐘後,陳曉蘭又給高敬德打了電話,但手機仍然是接通但無人説話的狀態。 次日上午,李超接到了高敬德打來的電話,在電話中,高對李超説,“我要被送回上海了!”此後,高本人與外界再無聯絡。 對於高被駐京辦帶走的過程,上海官方提供了一種簡單的説法:“10月12日下午,上海在京工作人員接到北京有關方面的電話,稱一名叫高敬德的上海市民因健康等原因,提出希望回上海接受治療。” 至今,陳曉蘭仍不明白,高敬德為什麼不願意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訴別人?“他自己要求回上海和被強制送回上海是有本質上的區別!” 較早得知高敬德死亡消息的人是王海東。11月4日下午,王陪同當地寶山區電視台的記者去高的住處,被聯新社區居委會的人告知“(高)已經死了”。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死活不相信,懷疑他非正常死亡!”王海東這樣説。 高死亡的消息此後亦在網絡中傳播,“陰謀論”瞬即蔓延,有網友甚至懷疑,“他是否是被假藥販子們暗殺了?” 艾滋疑雲 由上海駐京辦護送、乘坐火車,高敬德在10月14日上午抵達上海。 對返滬期間的狀況,上海官方在11月11日的新聞通報中稱,“在回上海的途中,高敬德出現發燒、腹瀉等症狀”。 由於當時其病情已加重,他被送往了其户籍所在地的寶山區大場醫院。11月12日,大場醫院一位醫生亦向記者證實了高在大場醫院內科急診的事實。 高的病情在10月14日下午1點稍有好轉,此後,他從搶救室轉到了大場醫院住院部二樓的監護室。 從10月15日到18日,高敬德在大場醫院內科患者部住院,住院期間產生的費用為10124.24元,該費用由大場鎮政府支付。 其後的10月18日左右,高略有清醒,他要求離開大場醫院,而要求去治療水平更好的三甲醫院就診。值得一提的是,大場醫院的病歷報告顯示:高在此並沒有被診斷患有艾滋病。 18日這天,高敬德被送往了海軍411醫院治療。411醫院隸屬於軍隊系統,並不歸地方管轄。按照官方通報的説法,“高在治療期間,連續高燒並伴有肺炎、腦梗和糖尿病等多種症狀。”次日,高在411醫院被確診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也即民間所稱的艾滋病。 在被確診為“晚期”艾滋病症狀後的10月21日,高敬德從海軍411醫院被送往了位於上海郊區金山縣的上海傳染病總醫院,入住A4棟樓二層的第11病區裏,直到26日因肺部感染等併發症,院方“用盡所有治療手段”最後感染無法控制而身亡。 不知何故,上海官方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公佈高敬德死亡的消息。
在11月12日官方的通報出來後,並非所有人都願意相信一個知名藥品打假者是絕症病人的現實。 對於高敬德的死,陳曉蘭仍覺得不可思議,“如果是艾滋病的話,他身體就沒有絲毫抵抗力了,每次感染都可能成為他的歸宿,他難道不知道?他這個玩笑未免開得也太大了!把所有關心他的人都套了進去。” 陸光也坦言她在感情上很難接受,“如果高敬德死於艾滋併發症,説明他已經到了末期,那麼他之前就診的醫院,應該也具備這種基本的防備常識吧。” 這也是所有人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