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對外開放的大棋局_風聞

原創： 顧子明 政事堂2019 2019-05-01

一

隨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恢復中國席位，世行也派遣高級代表團來華，磋商啓動中國業務事宜，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雖然中央領導已經決定與世行開展全面工作，希望拿到世行的廉價資金用於發展，但地方上的官員對此依舊疑慮重重，在過程中各種阻撓。

當然，這無法阻擋中央改革開放的決心，旋即安排了一個工作組與世行並肩工作，裏面既有國家計委、財政部的領導，也有相關部委的陪同人員。

其中，令世行官員們最刮目相看的和欽佩的，莫過於來自社科院工業經濟所的一名朱姓官員。

最終，在工作組的積極配合之下，世行完成了題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的正式報告。

隨後，一大批世行貸款梯次發放，為改革開放初期缺乏資本的中國解決了部分原始積累，尤其是貸款流入中國的教育領域，以社科院為代表，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建立了強大的人才儲備。

當時，世行中國項目的負責人，是一位名字叫做林重庚的菲律賓籍華人。

手握世行的鉅額投資，讓林重庚在中國經濟官員中非常受歡迎。每當冬季凜冽的北風在四九城上呼嘯之際，他微暖舒適的辦公室，常常是中國金融高層和經濟學家們的聚會地點，其中就包括那位社科院的官員。

而在林重庚的辦公室中，西方市場化的思想與傳統觀念的激烈碰撞，也成為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發源地。

二

上世紀80年代初，在東歐國家改革失敗教訓的影響下，中國開始認識到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在1984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方向。

説起來，改革往往都是危機倒逼的。

當時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關鍵點上，1984年四季度中國發生銀行信貸失控，投資猛增，消費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幅度達到10%，中國經濟何去何從，面臨新的抉擇。

在這個背景之下，在中國政府的邀請下，由世界銀行牽頭，林重庚邀請了數十位國內外頂尖經濟專家來華進行“診斷”。

不同於剛剛結束的莫干山會議，本次會議定在重慶的一艘豪華遊輪上召開。由於空間太小，中方的參會人員受到了嚴重的控制，因此，中方最初計劃的參會人員中，只有一些高級領導。

但是，在林重庚的強烈要求下，會議給學術人士和中青年留下了幾個少數名額，因此社科院得以派遣大量才俊參與。其中，就包括了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等人，而青年才俊的代表，則是社科院在讀博士，年僅29歲的郭同學。

這場遊輪上歷時6天的 “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史稱巴山輪會議，被譽為中國經濟轉向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一個轉折點，而這場會議，也間接促成了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化概念。

三

1993年7月，林重庚藉着來中國發表演講的機會，去拜訪一位在北京的老朋友，試圖説服他與一家外國投資銀行成立合資公司，去幫助中國的企業融資。

此時，這位老朋友正在啓動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鐵腕式的市場化改革。

兩人的見面很友好，也很成功，作為世界銀行的代表，林重庚先是與老朋友討論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問題，然後自然而然的提到了關於組建合資投資銀行的想法。

而那位一直鼓勵“市場換技術”，並積極融入西方市場的老朋友，對此意見非常感興趣，當林重庚説金融行業也可以“市場換技術”，中國可以利用合資公司作來提升自身的金融管理水平時，這位老朋友對他鄭重承諾，他將給予全力的支持。

隨即，林重庚的《關於申請成立中外合資投資機構》的報告得以被批准，這位剛剛兼任央行行長的老朋友，旋即要求建設銀行負責向央行提交可行性報告。

當然，林重庚並不會沒準備就去拜訪如此位高權重之人士。

早在1992年的冬天，林重庚就通過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介紹，與方風雷相識，兩人在遊覽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站在大熊貓的面前，深入討論了在中國成立一家投資銀行的想法。

而這位方風雷早年在河南省工作的時候，將河南省最大的4家外貿和國際信託公司捏合在一起，因此得到了當時來河南調研的北京農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長的賞識。

從此，方風雷得以進入建行體系，成為建行歷史上的三名救火隊長之一，並被另一位救火隊長譽為“中國最優秀的交易人”。

而此時，建行歷史上的第三位救火隊長，早已從社科院博士畢業，此時正在批准了林重庚方案的老領導所領導的國家經濟體改委擔任司長。

四

1992年的那個春天，當一位老人家剛剛坐着專列從南方返回，中國開啓新一輪改革開放之際，摩根斯坦利亞洲業務的負責人Wadsworth，就給時任建行副行長，寫了一封關於摩根與建設銀行成立合資公司構想的信，不過這個計劃隨着這位副行長被調去央行救火而擱置。

但是，機會往往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當Wadsworth聽説了林重庚的合資投行的計劃後，旋即就飛往華盛頓與林重庚會面，並展示出了他給副行長的那封信，很快，兩者一拍而和。

而此時的國內，在劉國光等人不斷給領導們寫信，建議他們學習美國模式推動中國金融改革之下，最終，那位剛剛上調央行的副行長，又從央行返回建設銀行出任行長，肩負起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資銀行的任務。

這樣，新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資銀行水到渠成。

時任建行行長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長，世界銀行的林重庚出任CEO，建行的方風雷，這位“中國最優秀的交易人”出任副總裁，並主持日常工作。

五

摩根士丹利：“我們是專家，我們瞭解業務。”

建行行長：“高盛也是，而我有市場”

從外資從進入中國之初，就面臨着中國式智慧的挑戰。

1997年，在海南的一家酒店中，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拿着摩根投資的方風雷，在得到老行長的授意下，與一批高盛銀行家一起制定了中國電信香港IPO的計劃。

這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IPO交易，竟然從摩根的眼皮底下溜走，給了他的老對手高盛……這對於摩根來説，是一個非常重磅的打擊。

這讓摩根在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中的，再也不敢公開唱空中國，甚至也不得不與高盛等巨頭開打價格戰，將中國隨後一連串利潤豐厚的國企IPO，打成了白菜價。

這種“一女兩賣”的思路，並非臨時起意。

早在老行長們搞金融開放的時候，就打定了決心，是用市場換技術，並利用各方市場競爭，降低成本並倒逼自身金融體系的迅速發展。對比一下，後來中國高鐵四國招標，走的也是這個方式。

而站在高層的角度來看，金融開放為的也不僅僅是金融。

當年批准林重庚的方案，力主推動金融開放，除了考慮世貿談判，更重要的的是服務90年代啓動的國企改革。

90年代的中國，金融體系實在是過於低效，不僅融資成本高昂，而且資金的運用效率只有美國的幾十分之一，這使得國企改革過程中步履維艱，甚至還容易引發黑箱操作和羣體事件，大型企業要想實現跳躍式發展幾乎不可能實現。

而隨着90年代末開始的國企改革和上市，一大批募集到資本的中國超級央企不僅在全球稱雄和海外擴張，還成為了中國高速發展的發動機。

所以，如果明白了90年代的金融開放與國企改制的背景，就會明白，如今這一輪金融開放的背後，也有着接下來國企重組混改以及海外擴張的大背景。

因此，就像今天銀保監會發布的文件那樣，我們也會像20多年前那樣，打開大門，向全球相互競爭的金融機構發出邀約，利用他們廉價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推動中國數百萬億資產的國有企業資本化、海外併購以及跨越式的發展。

所以，這一輪金融開放的背後，也是中國新一輪經濟改革和升級轉型的啓程。

回想20年多前，老一輩的救火隊長們的重任，如今，將由年輕一代的救火隊長們肩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