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身份？_風聞

編者按

本期向大家推薦的是Tina Wu2016年發表在Citizenship Studies的More than a paycheck: nannies, work, and identity一文。在這項研究中，作者比較了兩種身份的保姆及其工作：一組是有色人種移民女性，一組是美國出生的白人女性。這篇文章發現，除工作不穩定存在差異外，有色人種的移民女性會通過捍衞工作和個人的尊嚴來應對不尊重和歧視，而美國白人女性會通過疏遠工作來回應家政工作的低價值和帶來的恥辱感。

這是社論前沿第S1274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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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5年7月，美國康涅狄格州通過了“家政工權利法案”，確保在私人家庭工作的保姆、管家和其他家政工在法律上得到保護，進而免受騷擾和歧視。權利法案的成功通過為勞工組織者帶來新的挑戰：紐約市，家政工聯合會一直設想在全市內進行家政工的罷工，但“建立和行使這種集體力量”需要動員更多的工人，需要在更廣泛的潛在成員羣體中得到集體認同，需要了解家政工如何構建自己的身份。

全國家政工聯盟（NDWA）是一個由當地分支機構組成的組織，目前正在嘗試進行大規模的基地建設。自成立以來，該公司的使命與移民政策改革等社會運動保持一致。它也一直是幾個州的家庭工人權利法案的支持者，希望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相比之下，現已解散的全國保姆協會（NANC）則在尋求一種不同的策略——通過呼籲制定國家保姆最低培訓標準，以使行業專業化。2005年以來，NANC創始人組織了Nannypalooza，這是一個為期兩天的專業會議，為保姆和相關企業提供兒童保育研討機會。在企業贊助商和出席費的支持下，Nannypalooza已在全國各城市舉辦。

NDWA和Nannypalooza都在努力獲得保姆的尊重和認可，但它們的不同策略和組織歷史反映了種族、階級和移民狀態如何影響家政工的經歷。NDWA等組織需要在更廣泛的潛在成員羣體中獲得集體認同，需要滿足像Nannypalooza這樣的團體需求，以使保姆專業化，吸引許多美國出生的白人家政工，並保護那些最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的工人（通常是移民和有色人種）。這些都需要了解工人如何構建自己的身份。

這項研究對美國東北部城市32名保姆進行訪談，包括有色人種的移民女性和美國出生的白人女性，前者沒有大學學位。通過文獻回顧，作者發現，雖然所有保姆在勞動力市場層面上都表現不穩定（例如，低工資、不確定的工作時間），但比美國出生的白人相比，移民和有色人種更有可能經歷不穩定的工作條件。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不包括住家保姆或互惠生：住家保姆通常工作時間更長，需要做更多的家務，與僱主關係更密切；互惠生通常是來自外國的年輕人，他們在交換學習期間通過安置計劃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保姆工作。這種就業結構使他們與其他保姆不同。

2012年6月-2013年1月，作者在美國東北部的一個大城市進行調查，在公園、遊樂場、街角招募受訪者。一般情況下，在市中心的居民區，一般都可以找到照顧小孩的成年人。在個別情況下，作者通過朋友或其他受訪者介紹。最終，作者對32位保姆進行了半結構化深度訪談。所有受訪者都是女性，其中28人為白人家庭工作，大部分保姆需要照顧未滿六歲的孩子。

本研究的受訪者分為兩組，一組是美國白人女性，她們20-30歲，在美國出生，英語流利，並大多持有學士學位，其中一人擁有碩士學位，其中一些剛開始工作，一些已從事保姆工作幾年時間（最長的13年）；另一組是移民女性，她們是30-50多歲的有色人種，英語不是她們的母語，沒有人擁有學士學位，從事保姆工作3-20年不等，其中一名女性沒有合法的移民證。

訪談內容涉及她們如何找到保姆這份工作，對當前/之前工作的看法、感受和對家政工作的總體感受、與僱主和孩子的關係、對育兒的看法、家政工和孩子的成長經歷、對工會的看法以及工資、福利和合同。每次訪談持續60-90分鐘，其中一些可能更長。採訪時進行錄音並轉換成文字。為了保護受訪者，作者使用假名。為提高可讀性，作者糾正錯誤，並將語言連續起來，在某些情況下無關緊要的細節會有所變動。

結果

（一）不尊重、歧視和抵制

本研究中的所有保姆都經歷過工作的不穩定，報酬為每小時13-16美元或每週500至600美元。除少數例外情況，大多數人沒有合同，沒有加班費，無法從病假或休假日獲得醫療福利。她們都報告説工作時間不可預測（隨時可能被僱主縮減）、工作內容不確定甚至不安全。雖然大多數人每週工作30-40小時，但工作時間不確定性很強，還會被縮減工時或剋扣薪水。除擔任保姆外，一些受訪者還從事兼職工作。

雖然所有的保姆工作都不穩定，但有色人種移民女性的工作條件更加惡劣，也更加容易受到剝削。其中一位保姆米拉貝爾，現在28歲，20歲時從危地馬拉來到美國（沒有通過代理機構），只有短期旅遊簽證，也沒有和僱主簽訂合同，在美國不認識任何人。她在隔離、恐懼和沮喪的情況下在僱主家工作多年。雖然這種情況在訪談中只有一例，但是無證移民的情況並不少見。

在本研究中，許多有色人種移民女性都曾有特別低工資或額外工作的經歷，因為她們沒有或不瞭解其他選擇。

很多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受到來自僱主、僱主朋友、鄰居或其他人的不尊重或歧視。但是，這些受訪者並沒有談到受害（或不尊重、被歧視）情況，而是談到了自己的抵抗行為。她們有時會積極應對對她們不尊重的人。或者，她們重新構建互動，拒絕沒有受過教育的觀念，進而保持自己作為勤奮、熟練和值得尊重的人的尊嚴。雖然移民女性意識到兒童保育工作是低價值的、可能會被社會瞧不起，但她們非常拒絕將其作為身份的一部分。她們中很多人認為，保姆是一份工作，可以支付自己的消費賬單，它的價值不低於其他任何有償工作。她們不僅要保持作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工作人員的身份，還要就工作內容、薪資等進行談判。有受訪者會通過重新定義自己的工作來應對內外部的壓力。

（二）恥辱和內部衝突

在美國出生保姆（大多是白人，並持有學士學位）也報告説，保姆工作不穩定；僱主經常不徵求她的意見，就縮短工作時間，以致報酬降低。美國出生的白人保姆沒有報告移民保姆經歷的歧視，也沒有分享太多反抗的故事。不過她們的家庭內部衝突比較多——許多美國出生的白人保姆因為自己、家人、朋友覺得應該從事其他工作，因為做保姆感到羞恥。但她們堅持認為，兒童保育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需要各種特殊技能，需要很強的適應性。然而，美國白人保姆不主動接受保姆工作的正式性質、價值或尊嚴，而是普遍強調保姆工作只是臨時的，尤其是在成年早期，之後她們會從事更合適更好的工作，拒絕將保姆作為其長期身份的一部分。在她們看來，雖然保姆工作可以在某種情況下被接受，但也會覺得保姆工作可能是一種恥辱（尤其是出身於中產階級或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所以她們是矛盾的。她們會選擇性披露工作信息，進而維護自己的尊嚴。有一些受訪者傾向於相信“坐在電腦前是一份工作”，而“保姆”不是，保姆工作的低價值被她們內化。

討論

所有受訪者都深知，兒童保育是被社會貶低的工作；她們都經歷了工作的不穩定和勞動力市場的不確定性，如低工資、不可預測的工作時間。然而，有色人種移民保姆，更容易遭遇歧視和不尊重——她們幾乎沒有其他的工作選擇；她們更容易受到剝削，特別是作為無證工人。但是，她們積極地保護自己和工作的價值：將工作概念化為“支付賬單”的可敬工作；相信自己是一個人，應該與僱主談判，並要求獲得尊重。美國出生的白人保姆，她們對保姆的身份更加矛盾，會與自己的工作保持距離，強調保姆工作的階段性或自己身份的其他方面。她們會將兒童保育等護理工作進行內化貶值，並認為保姆工作是社會不可接受的。在向家人、朋友披露信息時，她們會（因為自己做保姆）感到恥辱。

雖然有色人種移民婦女的經歷與DWU和NDWA等組織的社會運動相一致，但美國出生的白人婦女的經歷與社會運動的集體認同不太一致。當集體參與確實發生時，它可能會遵循現有的排斥模式。例如，Nannypalooza組織者（旨在使保姆行業專業化的目標）可能會吸引美國出生的白人女性，但對移民保姆尤其是無證移民，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努力使兒童保育工作專業化，會使那些的非專業、非熟練的移民工人或者少數族裔工人邊緣化。像NDWA這樣的團體可以選擇不招募那些削弱他們承諾的人，但當在家政行業——一半的家庭工人是白人或在美國出生——擴大會員基礎和影響時，工人維持個人尊嚴不同的方式需要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