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了,“五四”依然在,“精神”還有嗎?_風聞
砍柴书院-李砍柴,砍柴书院:kanchaishuyuan2019-05-03 21:41
2014年11月,奇葩説第一季海選大會的時候,有一位清華學霸在眾人期待中走到了”馬曉康“的面前。
他先是似乎不刻意的,表明了一下自己的學霸人生:本科清華法律、碩士清華金融、博士清華新聞傳播。
緊接着,他又拋出一個問題:
像他這樣的學霸,“應該做什麼樣的工作”。
這位學霸的經歷並沒有贏得三位老師的好感,高曉松更是絲毫未留情面:
“你是目前清華最優秀的在校生之一,我回學校裏,校長書記等等都跟我提到過你。所以你今天的表現讓我非常失望。我覺得你沒有拿出一個大名校生胸懷天下(的氣度)。
名校是鎮國重器,名校畢業是幹嘛用的,不是用來找工作的你明白嗎?
名校培養你,是為了讓國家相信真理。這才是一個名校生的風範。
一個名校生走到這裏來,一沒有胸懷天下,二沒有改造國家的慾望,在這兒問我們你該找個什麼工作。你覺得你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考名校、學熱門專業,最後就為了找份好工作。
其實這樣的想法,比起100年前的北大學子,已經算是境界高了。
古史辨派創始人顧頡剛,在《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中,曾描述過當時北大的景象: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並無什麼變化,封建主義仍然佔統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
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5000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
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説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裏只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裏簡直沒有地位。
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
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
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
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
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由10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
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裏像個什麼“最高學府”?我當時比較注意讀書,暇時看看京戲,就算是好學生了。
這樣一個“烏煙瘴氣”的學校,在蔡元培先生上任兩年之後,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活動基地。他力邀當時在上海的陳獨秀帶着《新青年》一起入駐北大。
與陳獨秀同住的汪孟鄒在日記中記下了蔡元培三顧茅廬的情景:“12月26日,早9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來訪仲甫(陳獨秀),道貌温言,令人起敬。”
從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
蔡元培是前清進士,同盟會元老,曾擔任過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名望和地位遠非陳獨秀所比,他的這番誠意感動了陳獨秀,最終答應出任北大文科學長。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推薦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青年》為輿論陣地,倡導民主與科學,影響極其深遠,成為一面旗幟。
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魯迅等人,也相繼加入到編輯隊伍中,並且都是義務服務。
這些知名教授和學者願意**“無酬撰稿”**,“一方面,他們決心發起新文學運動,為社會盡義務;另一方面,他們都已經得到豐厚的經濟生活保障。
就是這種一不依附於官、二不依附於商的經濟自由狀況,成為他們言論自由的後盾。
自己有了足夠的薪水錢,才能擺脱財神的束縛;自己有了足夠的發表權,才能超越權勢的羈絆。”
若論前因後果,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革,和陳獨秀《新青年》帶來的思想衝擊,以及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才是五四運動的前因。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沒有蔡元培就沒有新北大;沒有新北大就沒有五四運動,即使有也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之初,就提出了“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要求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砥礪德行,敬愛師友”**。
基於這樣的辦學理念,他對於學生運動是“有成見”的。
他曾這樣説道:“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之政治組織……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蔡元培預見到五四之後的北京大學已經難於走上“研究高深學問”的道路了:
“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
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就難以滿足。”
幾次請辭之後,蔡元培最終離開了北大,校務由他的秘書長蔣夢麟維持了下去。
五四運動之後,段祺瑞派兵把大炮架在了景山上,炮口對準北大示威。
沒想到二十年後,北大再次遭到戰火威脅。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國民政府組織北大、清華、南開南遷長沙,後又繼續南遷昆明。
三校聯合,成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
這所“最窮大學”,交出了這樣一張成績單:
存在8年11個月,
畢業生3882人,
培養了8位兩彈一星元勳、
2位諾貝爾獎得主、
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173名兩院院士、
100多位人文大師……
被稱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峯。
當時的聯大校長梅貽琦曾説,“所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在最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這裏雲集了當時中國各領域的泰斗,真可謂是**“羣星閃耀時”**:
馮友蘭、葉企孫、陳寅恪、劉文典、錢鍾書、聞一多、胡適、朱自清、朱光潛、沈從文、錢穆、金嶽霖、梁思成、林徽因、吳宓、潘光旦、卞之琳,李憲之、吳有訓、傅斯年、費孝通、吳大猷、華羅庚……
這些大師裏,華羅庚、王竹溪是從英國劍橋出發,千里迢迢回到祖國,投身西南聯大;更多的是拒不做日偽漢奸,推辭了日偽大學的聘請,步行三千里,歷時68天,橫穿湘黔滇三省,最終抵達昆明。
陳寅恪為了不在日偽大學任教,放棄了右眼手術治療,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最終右眼視網膜剝離,導致失明。即使這樣,他還是堅持準點到校上課。
在昆明的日子,不僅時常受到日軍轟炸,還要面對物價飛漲,教授們不得不變賣家當,還要兼職貼補家用:植物學家李繼侗種菜;物理學家趙忠堯下鄉制肥皂;文學大師聞一多掛牌刻印;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上街賣米糕……
楊振寧的導師、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了給妻子治病,每天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
住所被炸之後,費孝通抱着即將臨盆的妻子,在一個牙醫診所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華羅庚房子被炸後,找了個牛棚上的茅草房住下,忍受蚊蟲叮咬難以入睡。
這樣的環境卻誕生了眾多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各學科的奠基之作。
當時註冊的8000多學生中,僅有3000多人畢業;每個學分都嚴格至極,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就被淘汰。
嚴謹治學、爭分奪秒地做學術研究,這些大師們,真正踐行了蔡元培倡導的“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畢業的3882人,大多成了新中國各個領域的殿堂級人物。昔日意氣風發的學子,如今都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人。可是他們仍然記得西南聯大的校歌:
“千秋恥,終當雪。
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户,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
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前幾年曾有一種悲觀的論調:
“中國深層次的悲哀在於:知識分子沒有良知,富人沒有遠見。”
當名校的學霸關心的也不過是學個技能找個工作,當整個社會對名校生的認知都停留在什麼專業的年薪會更高,我們又該如何要求讀書人既要胸懷天下,還要有改造國家的慾望?
當信仰缺失,“德先生”與“賽先生”黯然退場,“馬先生”(Money)趾高氣昂,我們談論“五四”,到底在談什麼?
五四精神,一直被大家理解為憂國憂民、積極創新、探索科學的愛國精神。
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愛國之心並無貴賤之分,然而讀書人被視為五四先鋒,是因為他們藉助了知識文化的力量,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承擔着公共良知和社會責任。
70年前,得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後,先後有2500多名留美學生克服了各種困難,回到了祖國。
1950年2月,華羅庚在歸國途中,曾寫下《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
“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
1950年7月,錢學森準備將整理好的八百公斤的書籍和科研筆記帶回祖國,但遭到美國移民當局的強行拘留,並扣押了所有的資料和書籍。
美國海軍部高級次長表示:“錢學森參加了美國很多機密科研機構,無論走到哪裏,他都抵得上5個步兵師,我寧可將這傢伙擊斃,也不讓他回到中國!
這些克服重重困難回到國家的學者當中,包括詹天佑、茅以升、錢學森、鄧稼先、李四光、華羅庚、朱光亞、童第周、王大珩、錢偉長、錢三強、竺可楨、林巧稚……
這批海外學子在實現強國夢的征途上默默耕耘,成為我國科技發展的中流砥柱。
70年後,中國又迎來第二次海歸大潮。從1978年到2018年,整整40年間,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積已達519.49萬人。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留學第一大國,其中313.20萬名留學生在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發展。
“萬里長城家,一生唯報國”。
北宋大家張載曾有四句名言,被馮友蘭稱作“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這才是讀書人的良知,這才是我們談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