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這種人為何能一邊愛動物一邊大屠殺？_風聞

納粹德國的一個沒有引起充分注意的現象是，以希特勒為首的一些領導人，在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時，卻對動物懷有感情。

希特勒和他的狗

    早在維也納的艱難歲月，希特勒就喜歡省下一點麪包用來餵養小鳥和松鼠。一直有獨裁性格的希特勒沒有幾個真正談得來的朋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靠一條叫“福克斯歐”（Fuchsl）的狗的相伴才得以入睡。掌控德國後，他又養了一隻叫“布隆迪”的牧羊犬，每天一同就寢，定期為之做健康檢查，1943年染病時，希特勒把它送進醫院，專門派人送去一份特選的雞蛋和瘦肉做成的“病號飯”。1944年8月，希特勒還查問它和一隻母狗的交配情況。而布隆迪也日夜看護着希特勒，開會時也躺在他的腳旁。希特勒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談到希特勒對這條狗的感情。根據其管家副官京舍（Otto Gunsche）、管家海因茲·林格（Heinz Linge）回憶，1942年秋東線吃緊後，希特勒説，他現在才真正理解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當他在七年戰爭中感覺受欺騙後，他離開了他的將領和兄弟，只同他的羣狗生活在一起，並留下一句名言：“自從我研究了人之後，我就喜歡上了狗。”1943年2月2日凌晨6點，傳來斯大林格勒失敗的消息，希特勒垂頭喪氣地對管家林格説：“我要帶布隆迪出去，回來後再躺下來睡覺。”

希特勒、愛娃，和狗。

    此後一段時間，他每天早餐前都帶着布隆迪外出散步10分鐘。以至於京舍與林格感到：對希特勒來説，要他簽署因悲觀主義而對一位前線軍官做出死刑判決的文件，比布隆迪健康不好的消息讓他更覺得容易忍受。據秘書特勞德爾的回憶，1943年在貝格霍夫山莊時，這條狗是希特勒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4月19日是希特勒生日的前夜，整個晚上茶會的主題就是這條狗。1944年“七二〇”事件後，希特勒説“動物比人類要忠誠得多”，並不斷重複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名言。一般地説，希特勒也是保護動物的。他的老朋友和追隨者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女兒亨裏埃特與其青年團領袖席拉赫結婚了，希特勒遞給初為人妻的新娘一張便條：“我吃所有大自然自願獻出的東西：水果、蔬菜、植物油。請你們不要為我預備動物被迫獻出的東西：肉、奶和奶酪。葷食我只吃雞蛋！”

戈林

    戈林罪惡滔天。在納粹德國，戈林的官職僅次於希特勒：國會議長、普魯士邦總理、航空部長兼空軍總司令、經濟部部長、秘密內閣成員、赫爾曼·戈林康采恩總裁、帝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林業與畜牧部部長、“四年計劃”負責人等。戈林最重要的職務是“帝國元帥”，除了18世紀的歐根親王，德國曆史上唯有戈林享此殊榮。作為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戈林參與了納粹黨的所有戰略決策和作戰計劃的制訂，負有直接的戰爭罪責。尤其重要的是，戈林創建了集中營懲罰體系和國家秘密警察組織蓋世太保，迫害和屠殺了大量反納粹人士。

    1941年7月31日，應蓋世太保頭目海德里希的請求，戈林簽署了一份5年後被用來判處他絞刑的文件，這份文件授予海德里希“為擴大我1939年1月24日命令委派給你的儘快在最方便的時候通過移民或轉移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任務，茲指示你在組織後勤和物質方面做一切必要的準備，以便全面解決德國在歐洲勢力範圍內的猶太人問題。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門權限的地方，要與之商量。我還指示你儘快給我提交一份關於為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而要進行的組織上、後勤上和物質上準備的全面設想的報告”。毫無疑問，戈林是要為600萬猶太人之死負責的主要人物之一。

    然而，就是這位肥胖的、喜歡奢華和排場的帝國元帥，也是對德國乃至世界的生物保護有貢獻的人物，他從未想把動物像猶太人那樣趕盡殺絕。在發現野生動物受到隨意捕殺，鷹、熊、野牛和野馬幾乎絕跡時，他發起了一項雄心勃勃的植樹造林計劃，建立了幾十個野生物保護區，限制人們狩獵和誘捕動物，並於1934年3月頒佈了普魯士《狩獵法》，保護瀕危物種，禁止對動物進行活體解剖。在戈林辦公室的一塊木板上，寫着：

    誰折磨動物，誰就是在傷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我不願德國有一個猶太人。

    熱愛動物卻對人類冷酷無情，禁止活體解剖動物卻參與組織大規模屠殺。在納粹德國，野獸的生存遠比一部分人類的生存更重要。實際上，納粹醫生曾短期內利用動物做實驗，但在戈林的干預下，這一行為終止了，而這樣一來倒是為人體實驗掃清了道路。在集中營的配合下，黨衞醫生就基於各種目的進行了各種類型的人體實驗。

    戈林人格的雙重性——動物王國的保護人和他的人類敵人的殘酷屠殺者偶爾相互交錯。在1934年7月3日的同一次內閣會議上，希特勒作了關於在戈林另一種人性所策劃的長刀之夜中“殺死43名叛徒”的報告，然後，戈林慶賀通過他的《帝國狩獵法》。法規將森林和狩獵的管理大權交給了一個聰明人：赫爾曼·戈林，於是他成了200年來帝國的第一位首席獵人。1937年國際狩獵委員會法國主席表揚他創立了“贏得了全世界欽佩”的狩獵法。

    希特勒和納粹不但有種族觀念，也有動物觀念。1939年12月29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元首篤信宗教，但卻完全反基督教。他認為基督教是衰敗的徵兆。確實如此。基督教是猶太民族的沉澱。兩者都不關注動物性，最終都將被毀滅。元首是虔誠的素食主義者，原則上……他不關注現代人。人類不應該覺得高於動物。人類並無理由這麼做。”按照這個説法，納粹所稱頌和自誇的雅利安人是否也是動物呢？希特勒和戈培爾都沒有解釋，他們所説的“人”是什麼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納粹的物種階梯上，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只是動物或者還低於動物。奧斯維辛的醫生把猶太人説成是人類軀體上可以切除的壞疽，戈培爾和其他人都用必須清除的害蟲來比喻猶太人，猶太人的命運在德國還不如動物。這種對動物關懷備至、對一部分人殘酷無情的動物觀念，與納粹的“自然觀念”有關。當代學者尼古拉斯（Mark Neocleous）考察了這一現象後指出：“迴歸自然就是迴歸社會性的前文明形式：即迴歸野蠻。因為文明被認為是已經失敗了，並且似乎找不到一條擺脱失敗的途徑，剩下的只有野蠻……法西斯主義者實在不能從現存的統治實踐和剝削勢力處釋放人類慾望，解放人性，於是就用自然作為壓制人類欲求的方式。”納粹的動物觀念既然是其反文明觀念的一部分，則其必然的後果就是反人類。

估計約有110萬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殺，超過九成的遇害者都是猶太人。圖為奧斯維辛的倖存者。

    在納粹德國，猶太人不如狗幾乎是一個流行的觀念。1942年10月，擔任屠猶任務的第25警察團的團部通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一隻14個月的黃色德國犬名叫哈里，幾周以前在盧布林附近從火車上跳下去，再也沒有找回來。已通知各個車站，要求他們協助尋找這隻德國犬，以便歸還主人。如果找到這隻犬，請通知團部。”1943年6月11日，這個團的團長斥責其部下“對保護動物注意不夠”：“應加緊採取措施，防止虐待動物，並將此事向團部報告。要特別注意保護菜牛。由於火車車廂裏十分擁擠，以致造成牛羣的大量死亡，影響到食品的供應。”他們對同時運送的猶太人沒有絲毫關心。“我記得一件特別殘忍的事。猶太人是被硬塞到車廂裏的。車廂的人擠得太滿了，必須花很大的勁兒才能關上滑動門，有時必須用腳踹。”1941年8月，黨衞軍的“阿道夫·希特勒”旗衞隊師二級突擊隊大隊長邁耶的狗被一塊彈片炸死了，邁耶將30多名和平的居民槍殺，以為狗報仇。特雷布林卡最後一任指揮官庫爾特·弗蘭茲認為他的狗比猶太囚犯“更像人”，常常命令他所豢養的一隻名叫“巴里”的聖伯納狗去咬犯人，導致犯人常被狗咬死。在德國文化中，服從是一種美德，而狗的最大特性就是服從。直到1952年，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去德國旅行，在漢堡的街上，他看見幾個女人圍着哀悼一條被車撞死的狗。策蘭感到驚奇：“她們居然為狗抹眼淚”——這些女人是否為猶太人而抹眼淚？

    德國人分裂的、雙重的人格，是學術喜歡問津的話題。這在動物與人的關係上也有表現：“作為個人，他會把自己的配給麪包在週日清晨餵給蒂爾加滕公園的松鼠吃。他可以是一個和藹、體諒的人。但是作為日耳曼大軍的一分子，他又可以迫害猶太人，在集中營裏折磨和謀殺其同胞，通過轟炸和炮擊屠殺婦女和兒童，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入侵其他民族的土地，殺死所有敢於抵抗者，並奴役被征服民族。”戈林早已自殺身亡，但一部分動物比一部分人更有價值、更應當受到保護的事實卻仍然存在並得到實際的維護。但若干處於生命和生活困境中的人卻鮮見有效保護，這是否是文明的諷刺的？其實，在公園、在保護區護養動物，説到底還是一種受控於人的展覽，它們的存在並不真的就能調整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因為擁擠的人類早已佔據了動物曾經棲息的地盤，歸根結底，自私的人類絕非為了動物而保護動物，對動物的關懷是人類自我關懷的延伸，動物和自然仍然是被統治者。而且，與許多珍稀動物並沒有得到切實保護相對應的是，人類中相當一部分弱勢羣體、底層民眾也不大可能奢望得到應有的保護，法西斯式的國家權力和高科技的戰爭武器時刻準備着像宰殺動物一樣宰殺人類的某一部分。既然有人不想讓一部分人像人一樣地生活，那麼這樣的人來保護動物，究竟是藉此來掩飾其非人道行徑，還是再度確認文明只能以迫害和屠殺為基礎？文明肯定是進步了，因為人類開始關心起身外之物了；文明的進步又是可疑的，因為奧斯維辛的焚屍爐和死人坑仍在向蒼天傾訴：有一部分人類還沒有得到保護，他們還不如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