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能給自然科學帶來什麼？_風聞

內容來源：公眾號“賽先生” 作者：陳力陽

通過各種間接傳導機制，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降，在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四位巨人的帶領下，自然科學從自然哲學中脱穎而出。從此，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分道揚鑣，“大路通天，各走一邊”。

儘管如此，今天人們普遍承認，社會科學從自然科學中借鑑了諸多思想資源和工具資源，通過使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自然科學化”而實現了現代化。在這一點上表現最明顯的是經濟學領域。

比如，今天主流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均衡”來源於物理學；傑文斯、瓦爾拉斯和帕累託倡導的邊際主義革命，其源頭也是理論力學和能量物理學。在工具資源方面，高度精緻化的數學及統計工具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被廣泛運用。

在這些思想及工具資源的武裝下，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傳統上不屬於經濟學的領域，如政府、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及文化、社會常識、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也納入經濟分析範疇，其涉及領域之廣堪稱“經濟學帝國主義”。

同樣的趨勢也出現在歷史學等領域。1925年清華大學開設國學研究院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就提出，國學研究院“基本理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也就是説，要用自然科學方法重造中國國學和歷史學。他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時，對報考的學生也有很高的數學要求。這代表了當時中國學界試圖利用自然科學方法重造社會科學的努力。

但是，反過來，站在自然科學的角度上，今天的社會科學，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工具上，都沒有為自然科學提供直接、可利用的資源。達爾文《物種起源》中的“適者生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斯密《國富論》中自私理念和馬爾薩斯《人口論》中生存競爭觀念的影響，但是除此之外，幾乎很難再找到社會科學直接影響自然科學的實例。

在一些自然科學家看來，社會科學是否配得上“科學”這個稱呼，都還是一個很值得懷疑的問題。二十世紀經濟學大師薩繆爾遜曾經自嘲説，在社會科學中最接近自然科學的經濟學，在自然科學家看來也只能算是半個科學。

今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在學理上少有相通之處。自然科學給予社會科學的，要遠比它從社會科學那裏獲取的多。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今天的社會科學，主要不是通過學理，而是通過許多間接的傳導機制對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經濟增長支撐科學發展

經濟投入對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作用不容低估。歷史上，伽利略將自己的著作獻給美第奇家族，並將其族徽印在封面上以獲取贊助；劍橋大學的薪金和資源支持牛頓寫出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在做出最重要的工作之前，愛因斯坦也需要瑞士伯爾尼專利局提供的微薄薪金以維持生計。

在今天，從自然科學家自身生存需求的滿足，到科學研究所必須的經費支持，都需要多元資助體系提供保障。沒有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提供支持，就不會有國家和社會長期穩定、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對科學研究的投入，沒有投入也就沒有成果產出。所以我們可以説，社會科學以經濟投入為媒介，間接為自然科學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教育制度培養科學研究者

自然科學家需要在各級學校接受基礎教育。學校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自然科學家的思維模式，這些思維模式又會影響自然科學家日後形成原創性思想的幾率。比如，教育是側重於灌輸已有知識，還是培養獨立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是滿足於讓學生回答既有問題，還是鼓勵學生提出新的問題，都關係到學生未來的學術潛力。

教育的方式方法與教育學等社會科學的發達程度有關，又同時受制於教育制度、社會制度及社會環境，而這些又是多個社會科學學科實際應用的結果。

社會環境保障學術自由

自然科學的發展離不開充分的學術自由。大學是否實現自治，是否存在着追求真理、自由討論的氛圍，在成果評價及研究資源分配上是否存在潛規則。簡而言之，大學是否有精神？是否有一種自由而自律、獨立而自尊、理性而自信、客觀而無畏的近代精神？大學有沒有精神，一方面是大學自身努力和歷史沉澱的結果，另一面又確實受到外部社會環境的制約。只有在發達的社會科學支撐下，建立起健康和開放的外部社會環境，才能實現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

團隊管理造福科學研究

現代的自然科學研究離不開團隊協同。團隊的組建、分工、日常運營管理、進度跟蹤、內部溝通、配合協作，以及對成員貢獻的評價等等，都離不開社會科學提供的智慧。一個管理混亂、熱衷爭功奪利、內鬥頻頻的團隊很難保持長期合作並取得重要成果。

本庶佑（京都大學）之所以在癌症免疫療法方面取得突破並於2018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離不開其研究團隊和合作者的長期協作。在發表獲獎感言時，本庶佑也在第一時間對他們的工作表達了謝意。

同樣地，2012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的山中伸彌（京都大學）每一次談到自己的研究工作時，都要一一列舉自己研究團隊早期成員（他的三名研究生）所作的貢獻，指出自己獲諾獎的研究成果與他們的工作密不可分。今天，山中伸彌掌管着京都大學iPS細胞研究所由四百多人組成的科研團隊。日本國民良好的個人素質和團隊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團隊管理及運營的成本。而如何管理及運營如此龐大的團隊，必然需要社會科學（組織經濟學、經營學和心理學等）提供智慧。

評價與分配體系不可或缺

在現今科研體制中，評價體系與分配體系廣受詬病。社會科學家通常沒有能力對最前沿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在如何設計和構建合理、公平、開放、可糾錯的評價體系方面，社會科學有用武之地。近二三十年中，經濟學機制設計研究的重點之一就是洞察人性的正反面，設計合理的機制，從而激勵、發揚人性中善的一面，抑制、克服其不良的另一面。自然科學可以借鑑社會科學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果，完善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及資源分配體系，以便營造有利於切磋琢磨、競爭與協作並存的良好研究環境，充分激發科學家的內在潛能。

產業機制推動成果轉化

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順暢轉化，對於形成科學研究良性循環意義重大。前面提到的2018年諾獎得主本庶佑就非常重視這一點。對於每一項重要成果，他都會在第一時間申請專利，並以此與製藥公司合作，轉化成功後再將經濟收益回饋到基礎研究中去，實現了科研與轉化的良性循環。本庶佑與日本製藥公司之間的順暢合作得益於日本社會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社會的誠信度、社會分工的深廣度以及合作機制的成熟度。無疑地，這些又與社會科學及其應用水平有關。

輿論監督與倫理制約

自然科學家的研究資源來源於社會大眾（納税人）創造的財富，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將應用於社會，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後果。所以，自然科學家有義務接受來自媒體和大眾的輿論監督和倫理制約。這就需要包括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人文學者、媒體，以及社會大眾之間的廣泛對話和討論。在此過程中，對話和討論的質量取決於社會主流價值觀、公民整體素質、討論方式，以及媒體的傳播方式，而這些，又都受到社會科學及其應用水平的制約。

目前，中國自然科學界與大眾交流，並接受監管的程度弱於西方。賀建奎事件即是最近的明證。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與大多數人的直觀感受相反，通過多種傳導機制，自然科學的發展廣泛而深刻地受到社會科學的制約，越是具有原創性的科學研究越是如此。上述每一個環節中的負面因素，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殺傷力，輕則影響研究週期，重則使原創性成果胎死腹中。在現代社會中，沒有一個社會科學落後的國家能夠長期擁有繁榮、發達、充滿原創力的自然科學，其原因也正在於此。

沒有發達的社會科學，就沒有持久發達的自然科學。這既是歷史經驗與現實觀察之所得，也是理論思索的必然歸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