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一帶一路”倡議需要新戰略思考_風聞

鄭永年：“一帶一路”倡議需要新戰略思考

首先必須説明一點，以免人們對“戰略”一詞發生誤解。這裏所説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需要戰略思考。中國政府把“一帶一路”界定為“倡議”，而非“戰略”，這裏是具有其本身的意圖的。後來海內外很多人所討論的“一帶一路”已經遠遠超出中國政府的界定，多數人把“一帶一路”本身視為是中國的“戰略”。

這裏所討論的是，中國要實施這樣一個“倡議”是需要戰略思考的。換句話説，儘管“一帶一路”本身不是被人們所誇大了的“戰略”，但執行“一帶一路”是需要戰略的。

任何一個大項目的實施都需要戰略，何況像“一帶一路”那樣的跨區域和洲際的項目。儘管中國謙虛地把此界定為“倡議”，就是説這是一個開放的項目，中國的作用是“倡議”，但各國都可以參與到其中來。不過，在實施方面，中國作為“倡議國”必須做更多的事情，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實際執行層面也是這樣，以至於很多人認為中國是這個項目的唯一主導者，是為了實現中國自身的國際意圖。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對“一帶一路”就是如此認知的。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都必須思考其執行“一帶一路”的戰略。執行出現了問題，對項目本身的可持續性還是對國際社會都會產生不是所期望的結果。

自從“一帶一路”推出來之後，到今天已經有六年的時間了。至少在話語方面，“一帶一路”的效應是巨大的。這個概念不僅已經廣為傳播，而且已經成為今天國際社會外交的一個主題詞或者核心概念。但隨着概念的廣為傳播，人們對此的認識不是更清楚了，反而更不清楚了。

早期，人們比較機械地理解這個概念，就字面來理解這個概念，即中國所規劃的“一帶”和“一路”要經過哪些國家和區域？但到現在，這樣的理解不那麼管用了。一方面，似乎中國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被界定為“一帶一路”或者和“一帶一路”掛起鈎來。另一方面，因為“一帶一路”是開放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區域都被劃入了“一帶一路”的範疇。不過，如果範疇太大了，“一帶一路”就失去了原有的含義。

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

在國際層面，人們對“一帶一路”所關切的問題有很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類不同的關切。就現在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大國來説，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動力機制和意圖是什麼？是像西方國家從前實踐過的“帝國主義”“擴張主義”或者“殖民主義”嗎？或者是一個新版本的“主義”？中國要通過“一帶一路”來統治全世界嗎？是不是中國不滿意於國際秩序現狀，要通過“一帶一路”重塑世界和區域秩序？或者中國要修正這個秩序（即西方所説的“修正主義”）？或者僅僅如中國自身所説的，中國這樣做不是挑戰西方所確立的秩序，而是為了提供國際公共品，至多在西方秩序的基礎之上做些補充？

另一方面，就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説，他們所關切的是“一帶一路”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所能產生的影響，而不那麼關切國際體系層面的問題。考慮到至少到現在為止，“一帶一路”沿岸沿邊大多數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很多仍然是落後國家，它們都需要發展，並且它們在國際社會也無話語權，這些國家對自己發展的關切不難理解。實際上，就很多國家來説，“一帶一路”給予了它們一個重新選擇或者調整發展模式的機會。二戰以來，大多數國家都遵循西方模式，但並沒有成功，那麼多年過去了，它們仍然處於貧窮之中。

鑑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成功經驗，它們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感興趣。它們對中國“一帶一路”所重視的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感興趣，因為落後的基礎設施一直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大障礙。不過，這並不是説這些國家對“一帶一路”毫無疑慮。無論從概念上還是實踐層面，一些國家是有疑慮的。例如它們也關切，中國會不會變成另一個類似西方的“帝國主義者”或者“殖民地主義者”？中國給予了它們無條件的投資，但它們是否能夠承擔得起對中國的債務？如果不能如期償還，中國會對它們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參與它們的發展，但中國的方式是可以持續的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參與它們的發展，會不會也試圖影響它們的內政？

實際上，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這些發展中國往往因為各種因素（反對黨、社會團體、西方勢力等等）而經常被放大和誇大，而對中國在當地的項目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緬甸、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是典型，巴基斯坦（印巴經濟走廊）在很大程度上也面臨類似的問題。

不管怎麼樣，所有國家，不僅僅是“一帶一路”沿岸沿邊國家，而且也是其他不那麼相關的國家，都在積極計算和評估“一帶一路”能夠為自己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作為創始國的中國又如何呢？如果早期對“一帶一路”的利益和風險的評估只是概念層面的，這麼多年下來，現在的評估已經具有了豐富的經驗材料。

“一帶一路”可以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利益？多少利益？中國又在不同層面（國內、區域和國際）面臨怎樣的風險呢？如何避免和控制風險？當一種方式因為形勢的變化變得不再可行的時候，需要什麼樣的替代方式？簡單地説，到了今天，如何定義“一帶一路”？中國要做什麼？怎麼做？實際上，對這些問題，很多人並不清楚。這就是説，中國需要對“一帶一路”做新的戰略思考。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利益和風險

如何評估中國自身在“一帶一路”的利益和風險？其實，就內部來説，是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就外部來説，是實現國家安全。如果從這兩個視角來看，人們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幾個問題。

其一、國內國際兩方面發展的平衡。“一帶一路”首要目標就是要實現國內的可持續發展，而非西方所説的對外擴張。資本、產能和技術的“走出去”都是為了內部的發展。因此，“一帶一路”以不影響內部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再者，一旦內部發展受到負面影響，外部的發展就沒有了基礎，變得更加不可持續了。這也是中國內部一些人所擔心的。歷史上，中國有這樣的傳統。朝貢體系是一個例子。其他國家向中國的皇帝叩一個頭，中國就向這些國家開放貿易，而中國本身從來不要求他國向中國開放。這種不對稱的開放使得朝貢體系經常成為中國的負擔。

毛澤東時代的援外儘管是為當時的“生存外交”服務，但也是以犧牲內部利益為代價的。國家主導的“走出去”項目尤其要注意其經濟能力的可持續性。有人開始擔憂“一帶一路”會變成另一個“鄭和”項目，這並非沒有一點道理。鄭和七次下西洋，充分代表了當時明朝的國家能力，但之後因為內部因素嘎然而止。

其二、“一帶”給中國西部邊境有可能帶來的戰略、文明等地緣政治環境的衝擊。“一帶”涉及中國和俄羅斯、中亞國家、中東地區之間的關係。數千年裏，這些地區都是地緣政治環境最為複雜的地方。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長城”。到了今天，人們可能必須重新思考長城文化的價值。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極端主義、大小國錯綜複雜的關係，所有能夠導致國際國內衝突的因素都在“一帶”區域體現出來。而這些又會馬上反映到中國內部，演變成中國本身的問題。

這些年來，儘管西方指責中國遏制穆斯林文化，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西部穆斯林文化實際上得到大發展。此外，漢人人口的急劇減少、對少數民族的不合理的優惠政策、地方政府因為恐懼民族和宗教問題而不敢處理等等，使得這些地方變得越來越不可治理。同時，一旦中國想有所作為，以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就會立刻招致很大的國際壓力。可以預見，“一帶一路”不可能不影響到所有這些因素。如果“一帶一路”能夠對這些因素有所遏制，就可能有助於治理；但如果“一帶一路”“解放”了這些因素，廣袤的西部就會變得不可治理。

其三、中國既是陸地國家，也是海洋國家，就要考慮如何維持陸地利益和海洋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傳統上，自明清以來，中國的陸地文化戰勝了自己的海洋文化，使得中國放棄了成為海洋大國的機會。今天，當人們的焦點轉移到海洋國家的時候，如何處理陸地和海洋需要很多的考量。經驗地看，當人們在海洋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很容易轉向陸地，這是文化使然。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海洋顯然遠遠重要於陸地。中國今天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而80%以上的貿易就需要經過南中國海。或者説，中國至少從經濟上説，已經是海洋國家。但如何處理與海洋有關的問題呢？這方面需要做認真的戰略考量。

這些年來，在黃海、東海、南中國海、印度洋等都面臨着重要的挑戰。如果沒有發展出海洋精神，很難解決這些問題。今天，因為“一帶一路”，這些問題變得具有現實性，因為畢竟怎麼説，“一路”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其四、既是走向了海洋，也要重新評估海洋的地緣政治價值。任何國家，除非是想建立帝國，無論是陸地地緣還是海洋地緣，其重要性已經是今非昔比了。今天，除了傳統的技術製造業、金融和互聯網已經成為經濟主體。如果借用傳統地緣政治的概念，人們可以説，誰控制了這兩個相關的領域，誰就能控制世界。美國正在以各種方式減少對傳統地緣的投入，而轉向金融和互聯網。所以，如果要排列一個優先次序的話，金融互聯網居先、海洋居次、陸地再次。

對陸地地緣，西方和美國一直會對中國持批評、反對甚至阻撓的政策，但其本身不會投入太大，因為它們對陸地經濟已經沒有很大的經濟動機。對海洋，美國會有相當的投入來維持其海上霸權，既有很大的經濟動機，也有以美國為中心的安全考量。而對金融和互聯網，美國的投入會最大。如果美國在陸地地緣上的利益已經不大，在海洋上仍然是不可挑戰的霸權，在金融和互聯網上儘管美國保持領先，但也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這次，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竭力打壓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技術並不難理解。

如果在構建、調整和實施“一帶一路”過程中，能夠把諸如此類的因素考慮進去，人們既能夠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所可能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也能夠對“一帶一路”在中國內外發展中的角色有一個客觀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