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啓蒙，不是西化的啓蒙——論五四精神_風聞

啓蒙和愛國的歷史統一——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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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五四運動是全國各階級廣泛參與的愛國運動，這點是毋庸置疑的。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核心，這也是沒問題的。

但是，五四運動同時也是一次全民族的思想啓蒙運動。如果放棄了對五四精神思想啓蒙部分的解釋權，那麼五四精神就瘸了一條腿，可以任人打扮，任人捉弄了。一方面，形形色色的“雜牌”的思想啓蒙（各種主義）也可以混入五四精神麾下，試圖佔領思想啓蒙的制高點。因為，這些“主義”在五四前後的一段時間內，確實是反帝反封建的同路人。只是隨着革命進程的深入，各自分道揚鑣。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劣質”的愛國主義都可以混入愛國主義的行列當中。明明為五四精神所反對的極端保守主義（封建主義）可以打着愛國主義、恢復中華傳統的名號死灰復燃。然後將五四貶為造成文明斷裂的元兇。

所以，提倡五四精神，必須認識到五四精神是啓蒙和愛國的歷史統一的同構體。

光講啓蒙不講愛國，歷史上就是胡適為代表的西化派，現在而言就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搞“新啓蒙運動”的歷屆公知；光講愛國不講啓蒙，歷史上就是軍統為代表的搞“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反動派，以及為其捧臭腳的各路知識分子，如新儒家、戰國策派和青年黨等等。

缺乏愛國目標支撐的啓蒙，必定淪為個人的啓蒙，追逐個人利益，必然是有奶便是娘。最後必然是依附於最強也最富的帝國主義麾下，成為其御用文人。

缺乏啓蒙精神支撐的愛國，要麼陷入無組織的困境，最終以失敗告終；要麼期望於依附強權政治之下，用強權的力量實現其政治抱負。然而強權本身自有其政治目標，是不可能來幫麾下門客完成政治目標的。長期下去，最後就是喪失信仰，腐化墮落融入強權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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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最為睿智和博學的人文學者（本人認同，非反義）李澤厚寫了一篇關於五四的文章，題目叫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其第二部分的小標題是“救亡壓倒啓蒙”，這成為了八十年代公知羣體對五四運動的定性。這個觀點上應了歷史上胡適提出的“五四中斷啓蒙”説，下合了下一代公知秦暉的“小五四壓倒大五四”説（大五四指新文化運動，小五四指五四運動）。

PS：李澤厚不算西化派。其文章很多觀點是深刻的，有遠見的。部分觀點有爭議，有時代侷限性。 

李澤厚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啓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還是看到了啓蒙和救亡是相互促進的。啓蒙在一個短暫時期內，藉助救亡運動而聲勢大漲；同時，啓蒙又為救亡運動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兩者相得益彰。

但他並不認同啓蒙和救亡的同構性。問題出在哪兒呢？ 

因為他把“啓蒙”狹隘的看成了文化思想的啓蒙，以為爭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即為啓蒙的最大目標，也就是西化的啓蒙。爭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一目標在最初階段確實是可以和救亡運動結伴而行。兩者都以批判舊社會對人的束縛，爭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為目標。然而救亡運動很快就轉向了強調集體的組織和紀律的革命行動，爭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只是階段性目標，要將從束縛中解脱出來的自由個體重新按照革命的要求組織起來進行革命，才是救亡運動的根本目的。而後者在他看來，不再是啓蒙，於是就成了“救亡壓倒啓蒙”了。

PS：李澤厚將救亡和革命是混同的，我們暫且也混用。但是救亡和革命是不一樣的，後面説。 

這種將“啓蒙”狹隘解釋成西化的“啓蒙”，至少錯了三個地方：目標、對象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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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説目標問題。

中國的啓蒙運動是在中國被列強欺負的背景下進行的，前面可以追溯到維新派的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之後是革命黨的孫中山等，不管哪派，其最大目標都是強國，只有強國才能免遭列強欺負。這就註定了和西方的啓蒙是不同的。中國的啓蒙在內容上固然會引進西方思想，但本質不是要把中國的國家、社會和民族改造成西化的國家、社會和民族，只是要強國不得不跟上時代，引進先進的現代化文化思想，改造自身，以求自強。

只是這些努力並沒有找到適合的方案，而一直失敗。這並非如李澤厚所説的是因救亡的急迫需要而放棄了啓蒙。啓蒙一直在進行，一直在更新，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下一代人。

中國即使把滿清皇朝終結了，實行了共和制了，甚至成為了戰勝國了，還是在被列強欺負。正確的方案在哪兒呢？

在辛亥之後萬馬齊喑的年代，陳獨秀、魯迅等人別開蹊徑，在政治變革上一時做不了的事情，轉而從文化思想層面開始運作，通過宣傳，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這種“潛龍勿用”、積蓄力量、待機而動的韜晦，在李澤厚看來卻成了狹隘化“啓蒙”的依據。認為這些知識分子一開始只是追求文化思想層面的啓蒙，並沒有政治層面的野心。是後來的形勢發展導致了“救亡壓倒啓蒙”。 

實則不然。在五四運動之後，出現了從文化思想層面的啓蒙追求到政治層面的改革追求的轉變，是五四運動的實踐和初步成功給了五四運動發起和參與者們很大的信心。同時認識到原本只關注知識青年的啓蒙是有問題的，要把啓蒙推向更廣大的普通民眾勞動者之中，才能發揮出威力。這才是五四運動成為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轉折點所在。

可以看一看在《五四後三十年》中的描述

五四運動始於北京學生的集會，持續一月，毫無威懾力，一直遭到北洋政府的鎮壓。直到上海工商界開始罷工罷市之後，北洋政府立即態度轉變，釋放了學生，繼而罷免了親日派官員，最終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當然，這個轉變也有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是官方的説法。但我個人認為，是五四運動和之後的一系列實踐才是轉變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畢竟蘇聯遠在天邊，而五四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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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象問題。

啓蒙，如果狹隘成知識分子個人的啓蒙，那麼必然發展成了西化的啓蒙，淪為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為目標的“啓蒙”，這是同中國啓蒙運動要求救亡圖存的初衷相違背的。不忘初心很重要。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陷入了谷底，比晚清還不如。這時候連強國都喊不出來了，只能喊救亡圖存了。

既然，啓蒙是為了救亡圖存、發展強國，那麼啓蒙就不能僅僅滿足於追求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要追求全民族的權利和自由才是最大的目標。 

而五四運動和之後的實踐表明，啓蒙的對象不是隻有知識分子，還包括廣大勞動者。勞動者才是主力軍，而知識分子只是傳播思想文化的媒介。“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這樣，中國的啓蒙就可以展開成三個部分。第一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學習啓蒙。第二是知識分子向勞動者的傳播啓蒙。第三是勞動者向知識分子的反饋啓蒙。知識分子在向勞動者傳播思想的同時，必然需要結合實際情況改造自身。在此過程中，啓蒙自然是雙向的。絕不能看成是單向的。

看成單向的話，就是有了“知識分子專制”的幻覺，這種幻覺正是哈貝馬斯公知想法的基礎。公共領域所有的意見都必然有一個實際的來源，不來自於資本家，就來自於勞動者，而不可能有完全獨立的知識分子的意見存在。我們的階級分析從來都不把知識分子當作一個獨立的階級存在，就因為此。

經歷了這三個階段之後，知識分子就基本上和勞動者結合起來，成為中國啓蒙運動和革命的一份子了。如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論正是始於五四運動的中國的啓蒙運動走向更高階段的必然要求。

然而在李澤厚看來，知識分子這種“我將無我”的轉變，又成了“救亡壓倒啓蒙”的依據。知識分子從自我走向無我，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就是啓蒙走了回頭路。這又是將“啓蒙”狹隘化之後形成的認識錯誤。 

由“小我”走向“大我”，絕不是回頭路，而是啓蒙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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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內容問題。

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上被引入介紹進來的外來思想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這些外來思想相對中國社會來説，肯定是先進的，對沖擊舊社會秩序起到了共同的作用，都可以説是啓蒙思想，曾經都是同路人。

如果把這些思想中的某一些就當成啓蒙思想的全部，就當成啓蒙思想的終極形態，這既不是民主，更不是科學，倒不如説是中國版“歷史終結論”。比福山的正版還早幾年就提出了（李澤厚文章發表於1986年）。顯而易見，思想進化既然終結於個人的自由主義，那麼國家的制度發展必然終結於倡導自由的資本主義了。

但是，這些扎多的初步啓蒙思想都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它們之間會有競爭，要競爭出到底哪個主義能讓中國從谷底爬起來，實現民族復興，那麼這個主義自然是最適合中國的，也是最好的。

具體的歷史過程不多説了。結果就是從眾多的主義中，馬列主義脱穎而出，然後經過馬列主義的革命實踐，又發展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成果。以此作為指導思想，共產黨最終取勝並建立了新中國。當然在新中國的建設當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非終極形態，仍然在不斷的創新發展當中。 

馬前卒的兩次演講《馬平：讀懂少年中國，就能讀懂民國政治》和《用三十年時間 培育一個新中國 ——馬前卒談五四運動到解放的歷史大趨勢》，給了我很多啓發。

他提到，從五四到新中國建立，國內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經得到相當多的資源實踐其各自的政治主張。如果我們把這些政治主張追根溯源，一定能在五四時期找到某些相對應的啓蒙思想。五四的對立面極端保守派也一併算入。這樣看來，各派政治力量的鬥爭就好比是各派思想的競爭。最後的勝負要由實踐來裁判。 

臨道別的時候，（共產黨）鄧中夏過來和（青年黨）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説“舜生，談是談不到一起了，以後戰場上見吧”。

由實踐來檢驗，正應了“以後戰場上見吧”。有意思的是，當年青年間的誠實、坦率和認真，在中年人看來卻成了急性子。在李澤厚看來，這種實踐是鬥爭的需要，打出來的結果不算數。而啓蒙應該是在書齋中琢磨出來的結果，這又暗合了胡適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鮮血比不了腦洞？這還是侷限性造成的“知識分子專制”妄想症發作。 

在今天，我們能獲得更多的資料，能夠更深刻的認識中國和西方，古代和現代的時候，我們以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分析，自然可以對，中國的啓蒙和西方的啓蒙為什麼不同，得到大致的結論。

中國古代社會和西方中世紀社會是不一樣的。中國古代社會對人的束縛不是剛性的，是軟性的；不是制度和法律上的，而是經濟和生產上的。西方的啓蒙運動是要把農奴變成自由民，好讓他們變成可以隨便僱傭的工人。而中國的農民本來就是自由民，根本不需要制度和法律上的解放。讓中國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不是制度和法律，也不是地主，而是當時中國沒有那麼多工廠來吸收農民。

封建思想（所謂“禮教吃人”），可能對知識青年是一種束縛，因此在啓蒙的最初階段，即知識青年的覺醒，是重要的。要讓知識青年從封建家庭中走出去，成為可以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但正如我們在對象問題中所説，知識分子只是啓蒙運動中的媒介，而勞動者才是主力。對勞動者的啓蒙才是重點。啓蒙既然是實現古代過渡到現代的思想，那麼對勞動者啓蒙的目的是讓其適應新的社會生產形式，而非得到所謂的“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讓原先農業社會的農民變成現代勞動者，無論是革命時期的戰士，還是建設時期的工人，首先自然是要有知識，其次是要有組織性和紀律性，最後就是要有覺悟，要有能動性。

西方的農奴變成工人，自由是增長的。而中國的農民變成工人，自由卻是減少的。中國的啓蒙自然是強調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強調組織紀律而非個人自由的，強調共性約束而非個性解放的了。

無視這些區別，而教條式的照搬某一種西方思想，這不是啓蒙，這是在用人命交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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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一下愛國問題。

啓蒙一開始是為了強國。後來國家快不行了，強國就成了救亡圖存。現在救亡圖存應該不至於了，所以就用愛國主義一體概括了各階段，用民族復興崛起替代了救亡圖存了。

在革命時期，啓蒙和救亡是歷史統一的。無啓蒙，則救亡無法實現；無救亡，則啓蒙失去目標。在今天，愛國就不需要思想支撐了嗎？是否無論操持什麼樣思想的人都可以打着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旗號，堂而皇之的成為人民一員了嗎？是否也會出現只談愛國不講啓蒙的情況呢？ 

我們不妨看看歷史上的青年黨。 

青年黨對內的政治綱領很少，就是要求肅清政治，堅定地搞民主，幾乎不談經濟問題，主張中國不存在什麼階級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問題。對外則是堅定的國家主義，以強軍為本，驅逐一切外國勢力，建設強大的中國。文化上，青年黨論述不多，總的來説是介於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屬於政治上最保守的極右翼。

在另一個方面，青年黨口口聲聲説要反腐敗，要搞民主，重鑄國民性格，打造新的政治風氣，同時堅決反對觸動已有的經濟社會，這意味着青年黨主動放棄了任何從既得利益集團手裏搶資源的想法。換句話説，青年黨必須討好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才可能通過社會改造拿到資源。這意味着青年黨從一開始就是依附性質的黨派。哪裏的軍閥現有實力最強，談社會革命最少，青年黨就一定會貼上去。

比如説，1923年建黨的時候，青年黨首先批判的是北洋軍閥腐敗無能又獨裁，但一旦落到實踐上，青年黨首先跑去和南京的孫傳芳合作，同時和吳佩孚討論聯盟問題，理由是孫中山的國民黨聯俄聯共，違反了青年黨最基本的原則。1924年，青年黨的曾琦還和孫中山當面吵了一架，轉身就配合孫傳芳開辦金陵軍官學校，希望藉此培養自己的幹部。前面提到的刺殺蔣介石事件就是這時從孫傳芳手裏拿的經費。等到孫傳芳和吳佩孚在南方被國共北伐擊敗，青年黨毫不猶豫地去找張作霖和張學良，依附奉系軍閥。第二代北洋軍閥就三個，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他們的大腿被鄙視北洋軍閥的青年黨抱了一個遍。同時青年黨堅決反對用青天白日旗當國旗，讚美北洋的五色旗。所以我前面説，分析一個政黨的政治立場，首先要看他的經濟政策，看他的經濟基礎。其他口號喊的再高調，經濟基礎也是壓倒性的問題，也會最終決定你其他的政策。

我們不能否認青年黨是講愛國主義的政黨，是在參與民族救亡運動起到作用的政黨，但肯定不是革命的政黨。救亡不等於革命。

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在抗戰之中也是講愛國主義的。

這樣的愛國主義無濟於事，實質上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派。他們在抗日戰爭中可能能鼓動不少青年學生走上抗日戰場，但是並不可能對國家帶來絲毫的正面改變，戰前戰後都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抗戰之後的國民黨政府的統治，甚至還比抗戰之前更為黑暗。缺乏啓蒙（進步）思想支撐的愛國主義，即便取得了抗日戰爭這樣空前的偉大勝利之後，也沒法轉化成為國家進步的動力。這還不夠説明問題了嗎？

愛國主義要和追求進步的思想覺悟結合在一起才行。 

                                                          北大紅樓，五四運動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