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混子胡適是如何“暴得大名”的（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溯流文化”

本文發佈於2018-06-19

叁

再説洋人。在胡適留學日記中，只記了1917年5月6日與5月30日和杜威的兩次見面，但1937年7月20日寫於太平洋船裏的《〈留學日記〉自序》，忽然自説自話地寫道：

【在這裏我要指出，札記裏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記裏。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後，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札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佔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札記的體例最適宜於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體系的地方，所以禮記裏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

這種“此地無銀”的表白，是要掩飾“暴得大名”的另一個秘訣——挾洋人之揄揚為己造勢。

1919年，胡適以學術交流為名，促蔡元培邀杜威來華講學。杜威的中國之行，無薪俸是假的，所有開銷都由邀請方支付。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辭職離京，使北大的承諾不能兑現，杜威在的薪水沒有着落，胡適對蔡元培生極大意見，最後由私人組織尚志學會、新學會與和清華學校分擔。杜威在中國一年零三個月，看到原本瞧不上的胡適，居然有炙手可熱的權勢，大為意外，在給女兒信中引陶孟和、郭秉文的話，説胡適“方面太廣了，以至於沒有太多的時間作哲學，不過他的《中國哲學史》已經付梓。他從事文字、戲劇的改革，翻譯易卜生、莫泊桑之外，還是用白話而非文言寫詩的第一人。總之，他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領袖”（轉引自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第78頁），方真正認下了這位中國弟子，默認為自己在中國的傳人，1927年胡適再到紐約，經杜威通融終於拿到博士學位。胡適借用杜威之名，也擴大了自己的聲望。杜威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胡適以北大代表名義到碼頭歡迎，送入滄州別墅，各家媒體預告：“五月二三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後3時（暫時）在省教育廳開演講大會，已分送入場券。”到了5月2日，各報又發出更正：“杜威博士演説改期”；而由杜威博士的學生——北京大學胡適博士於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時，“在西門外林蔭路該會會所演説實驗主義，以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説之導言”，5月3日的《申報》對此即有詳細報道。可見杜威的到來，遂成就了胡適的熱身。5月3日和4日杜威正式登場，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演講，百餘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後來者鹹環立兩旁”。多數演講由胡適為之翻譯，人們普遍的評價是：杜威的口才並不好，反倒是胡適的翻譯，聲聲入耳，給聽眾留下難忘印象。胡適還將講演發於報紙雜誌，又彙編成書交北京晨報社出版，在杜威離華前重版十次，每版印數都是一萬冊。到了1921年，胡適在北大開設“杜威著作選讀”，將自己樹為最權威的杜威專家。胡適的聲名，因向杜威“受學”而增光；杜威在中國的影響，也因胡適的宣揚而益大。

《申報》報道胡適演講詳情

到了1922年，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發起評選“當今中國十二大人物”，通過一番巧妙的運作，胡適得以順利入選。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對此有極好的剖析：他在自己所編的《努力週報》上發表評論，“抗議”評選標準的過於偏頗，“批評”那是在華外國人的把戲，不能代表多數中國人的立場，且擬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當今中國十二大人物”。這一有別有居心的舉動，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評選結果揭曉，分“正榜”、“副榜”各十二名：

【“正榜”的名次與得分是：1、孫中山1315分；2、馮玉祥1217分；3、顧維鈞1211分；4、王寵惠1117分；5、吳佩孚995分；6、蔡元培965分；7、王正廷925分；8、張謇915分；9、閻錫山724分；10、餘日章703分；11、黎元洪671分；12、胡適613。

“副榜”的名次得分是：13、顏惠慶513分；14、梁啓超474分；15、陳炯明378分；16、段祺瑞356分；17、章太炎328分；18、施肇基278分；19、聶雲台252分；20、李烈鈞237分；21、唐紹儀222分；22、郭秉文181分；23、黃炎培178分；24、康有為155分。】

胡適恰在“正榜”之末，不但凌鑠政界風雲人物陳炯明、段祺瑞，且壓過學界元老梁啓超（多139票）、章太炎（多285票）。胡適入選後，立刻“忘記”此前對評選的批評，因為他從此就有資本自稱“全國最受歡迎的領袖”、“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了。

胡適1928年的日記，附有英文剪報三則，均選自“Nation”.Vol.124,NO.3212。第一則主要內容是：

【胡適已重返美國。大約十年前，他離開美國——當時，他還是個謙遜的中國留學生，因其榮獲學生論文獎、編輯中國留學生雜誌而嶄露頭角。兩年後，從中國傳來消息説，某雜誌通過投票推選他為十二位在世的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當選者中有的年齡是他的兩三倍。他勇敢地推進了中國的白話文（一種為人們所不齒的口語）運動，他對中國的貢獻可以與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打開了文化教育的大門，而這些人在過去是永遠不可能掌握複雜的古漢語的。他號召國人用他們的口頭語言來寫作，認為用白話文創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價值和生命力。白話又是為舊文人所不齒的一種大眾語。數百年來，漢語書面語言脱離了生話，而文學卻不能將生活拒之於門外。中國的學者鄙薄小説，而胡適從近兩百年印刷質量低劣的白話小説中找出了數十部，發現這些作品完美、忠實地反映了中國的市井生活，它們不留斧鑿之痕，沒有傳統學者的酸氣與迂腐。他重版了這些作品，並附以研究介紹——雖然市面上有僅花幾分錢即可購得的廉價版本，而這些價格昂貴的版本卻被搶購一空。他的《中國哲學史》（捲上）連續兩年名列中國暢銷書之首。他用大眾的語言創造了許多詩歌、戲劇、隨筆：正是這次文學革命才推動了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有幸聆聽這位哲學講座的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生會發現，他還是一位具有靈性的藝術家、和藹可親的哲學家，他對平民運動具有一種直覺的領悟力。】

報道説：“兩年後，從中國傳來消息説，某雜誌通過投票推選他為十二位在世的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當選者中有的年齡是他的兩三倍。”可見《密勒氏評論報》評選影響之巨。

到了1925年，又借美國人勃德之手，廁身200“中國近代名人”之列，且譽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領袖”。《中國近代名人圖鑑》目錄首頁，從A到H，計有：

【第13頁：馮國璋；第37頁：趙爾巽；第41頁：張勳；第49頁：張譽；第53頁：朱葆三；第57頁：何東；第81頁：周自齊；第89頁：靳雲鵬；第97頁：周樹模；第113頁：張作霖；第121頁：馮玉祥；第169頁：陳錦濤；第189頁：張志潭；第205頁：範源濂；第217頁：張弧；第241頁：張謇；第277頁：傅筱菴；第293頁：錢永銘；第297頁：陳廉伯；第317頁：周長齡；第325頁：周少岐；第333頁：陳廉仲；第381頁：餘東旋；第409頁：狄梁孫；第421頁：馮偉成；第425頁：周星堂；第453頁：區康泉；第477頁：區克明；第481頁：程天鬥；第493頁：吳克愚；第520頁：朱榜生；第532頁：陳紀邦；第564頁：韓國鈞；第568頁：趙恆惕；第576頁：齊爕元；第580頁：褚耀南；第592頁：張錫元；第596頁：張福來；第616頁：蔣尊簋；第620頁：傅良佐；第632頁：張載揚；第668頁：朱兆莘；第672頁：薛篤弼；第700頁：陳介；第712頁：鄒魯；第716頁：何豐林；第720頁：陳世光；第728頁：陳其瑗；第740頁：程潛；第743頁：傅秉常；第767頁：張開儒；第775頁：張宗昌；第790頁：張培榮；第794頁：範石生。】

1925年時北伐戰爭尚未勝利，戰爭時期入《圖鑑》的“中國近代名人”，有不少是地方軍閥，其間有許多後人不熟悉的名字，而胡適竟然躋身其間，可見他之不同凡響了。

《中國近代名人圖鑑》目錄首頁

1933年7月7日胡適日記，附有英文剪報一則，題為《胡適博士在夏威夷大學演講人生哲學》，作者埃德娜.H.勞森。報道説：“昨晚，夏威夷大學演講廳擠滿了興致盎然的聽眾，他們聆聽胡適的演講‘人生哲學’。胡適是中國第一位用白話文寫作的詩人。他是白話文運動的領袖。白話文由此成為一種書面語言。他被譽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這位傑出的紳士也是太平洋關係學會計劃委員會主席，北平藝術和科學學院院長。……胡適博士説，中國的文學革命是很偶然的事，起因是一批大學生關於詩歌語言的一場爭論。語言的變換在學校已成為一個事實，文言文被譯成白話文。胡適博士在演講結尾時説：‘我的哲學是，要對你所説的和所想的負責，記得佛教有句話：“功不唐捐”。將來，我們要保持我們的信念：要對自己擔干係，並且要記着，每一件事情都會產生不朽的影響。’”

《胡適與國運》提到，1954美國出版的《基本每日百科辭典》第257頁，有胡適的詞條，中曰：“胡適1891——中國學者和外交家，學於美國，發明白話。”評論説：

【嚇！“發明白話”？這在稍有常識的人看來，簡直以為編者在“發明笑話”了！自有人類以來，即有白話，最原始的文字，便是白話文，詩經便是最好的白話詩，而且“孔老二”也把它刪選過。（大約因為“孔老二”手快眼快，想爭“發明”權，胡先生才與他結下血海深仇，務要把他打倒）後世的語錄、詞曲、傳奇、鼓詞、彈詞……等等，多用白話寫成。在幾千年前，便有白話文，以後還不斷在各方面流行着。講到文字進化的程序，一定是先有白話，後有文言，那麼，即使不説提倡白話文是“開倒車”，至少也應説白話文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文字，提倡這種文字，不過復古而已。如果説“復古”，誰肯跟隨？胡先生是聰明絕頂的“假語村言”專家，明白這點，於是把白話文套上一頂“新文學”的帽子，便馬上取得了胡記的“發明”權，真是妙手空空兒的本領！多少中國青年入其彀中，怎能怪外國人受他欺騙呢！（第34頁）】

最為“胡迷”津津樂道的是，胡適獲得36個博士學位，是中國獲得博士學位最多的人，“證明國際文化界學術界對胡適的尊重和認可”云云。殊不知榮譽博士的授受，取決於雙方的需要。就大學而言，無非想借某人的名聲來宣傳自己，原是當不得真的。再説，你不跑到門上去招搖，人家怎會憑空授給榮譽博士呢？

1937年8月19日，蔣介石命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交給他的任務是“進行抗戰宣傳”。但胡適在美期間近似“無為”，即不宣傳、不借款、不購軍火、不辦救濟事業的“四不”政策，他最忙的是疲於演講，用唐德剛的話説，是“撈魚摸蝦，耽誤莊稼”，既然什麼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麼呢？忙着謀取博士學位也：

【1939年，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0年，韋斯爾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大學、卜隆大學、耶魯大學、聯合學院、柏令馬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森林湖學院、狄克森學院、密特勃雷大學、密達伯瑞學院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多倫多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2年，達特茅斯學院、紐約州立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羅切斯特大學、奧白林學院、威斯康辛大學、妥爾陀大學、東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第納遜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蔣介石1942年10月13日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説：“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説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蔣介石不明白的是，胡適之所以熱衷於榮譽博士的頭銜，不過是想用34個真的榮譽博士，來掩飾一個冒用了十年的假博士而已。

總之，胡適深既受徽商經營之道的薰染，又深諳美國投票選舉之奧秘，異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適之”在學、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權力——資本——媒體三位一體的產物，既不值得豔羨，更不值得炫耀。

徐子明著《胡適與國運》

肆

“暴得大名”，其實是帶有貶意的。陳嬰者為東陽令史，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史記·項羽本紀》）“暴得大名”雖然不祥，胡適卻樂此不疲，因為它帶來名利雙收，帶來了“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國第一”的“行樂要及時”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間”（江勇振語）。但這樣一來，所謂“學問事功”，就不可能“夙夜匪懈”了。

諸葛有言：“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胡適鎮日處於婦姑勃豨、叔嫂鬥法的狀態，加之忙於社交應酬，根本沒有讀書治學的時間與心緒。林語堂譯温源寧《胡適之》中説：“適之為人好交，又善盡主誼。近來他米糧庫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總算公開的了。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滿意歸來。窮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他肯修書介紹；向學者，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到了夜闌人靜時，才執筆做他的考證或寫他的日記。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書。”可為傳神之極。

沈尹默則回憶了兩件事：一件是聽陳仲恕講，他震於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裏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後來知道胡博士過於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因事到他家裏去，書房裏有一張大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地翻開來覆着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式去採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説“胡博士是翻書著書”。沈尹默評論道：

【因此之故，才曉得一九二四年以後，北大學生對胡博士的信仰減低不少，是有正當的理由的。但是中學生們還是歡喜讀他的東西，這是什麼緣故呢：一則是因為他的文章寫得清楚，容易瞭解，再則他往往單憑他的主觀願望去處理每一個問題，輕易下斷語、作結論。中學生讀書少，不能夠發現他的輕率武斷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説得那麼簡而明。其實，不是用簡單化的手段就可以瞭解一切學問的，凡稍微多讀幾本書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為他對於一般人的影響，是一時的，不會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經説過：但開風氣不為師。所以開風氣這一點，一般人都是認為他的功勞，其實新文學運動的發起人是陳獨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張者是吳又陵，他不過跟着盡一些宣傳力量。他又善於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裏，卻把這個功勞歸到了他一個人的身上去了。】

徐子明《胡適與國運》，描述一位“胡迷”與人的爭論，道是：“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考古家，不料講到考古，人家總推尊李濟，董作賓，陳垣，羅振玉，王國維……（他們唸了三十多個名字我記不清了）；再問下去，他們又提到顧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父子，孫星衍，畢沅，阮元……（又唸了五六十個），我聽得不耐煩，便大聲反問：‘五千來年，對於《紅樓夢》、《醒世姻緣》、《水滸傳》……的考證，有誰敢與胡先生較量？’幸虧有這一手，才把他們嚇退。”（《胡適與國運》第36-40頁）也真實反映了“對胡博士的信仰減低不少”。

荀子《勸學篇》雲：“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雲：“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唐德剛説：“胡氏博學多才，興趣廣泛，生性又好湊熱鬧，一個題目未完，又趕着去搞另外一個熱門。一個接一個，結果一個也搞不完。”（《胡適雜憶》第39-40頁）有人説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這種印象，實源於名為“札記”的日記。為什麼要早早出版題為《藏暉室札記》的日記？就是因為盛名太過，無以服人，便將讀書札記公佈於眾，以博早慧、淵博的名聲，彷彿能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間穿行，以顯示學問之高深，不過把別人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東西的文抄公罷了。

唐德剛以《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為題，概括胡適治學的方向。按理而論，胡適是應該大搞西方文學翻譯，以為中國“樹立榜樣”的，但他只在年青時譯過幾個短篇，就收手不幹了；按理而論，胡適是應該大寫一點白話詩，以為新型詩人“樹立榜樣”的，但是他只在年青時“嘗試”了一陣，就收手不幹了；按理而論，胡適是不應該對中國“死文學”感興趣的，但他還沒有邁出年青階段，就開始“整理國故”了。原因很簡單：歐美文學功底不行，只能回頭來弄中國文學；當然，他是能找到藉口的：為了推行杜威的實驗主義，教給青年人做學問的方法。徐子明一針見血地説：

【胡先生的成功，向不止此！最妙是拿中國的東西騙外國人，又拿外國的東西騙中國人，這真是洪鈞老祖不傳之秘。你想，我們中國人，能學貫中西的有幾人？外國人懂得中國學問的更少了！拿一點皮毛工夫，兩邊騙騙，真是何等容易！即使識破了這套的人，又“識法不破法”，一笑置之，誰去拆穿西洋鏡？所以他打響馬鑼，演演魔術，愚夫稚子，無不信以為真。“假語村言”，哪不大行其道？你看他拿中國的諸子百家，去考取哲學博士，在美國又專講中國文明；在國內呢，他又大喊“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了。其實他對於民主政治固是外行，對於科學更是一竅不通。據他自白：他初到美國，本是學農，因為教師數他選種，他是不辨菽麥的書呆子，無法交代，自知終身不能入科學之門，還不如拿中國老東西，騙騙外國人，來得容易，所以不到幾個月，便改了行。後來，他又自覺文學一途，就是坐飛機也追不上那班老傢伙，而且當時的大學生，國學根底也不壞，於是又出奇制勝，要提倡“新文學”來打倒“舊文學”，而且用些外國的體裁。當時的老學究，已不屑做白話文，何況要採用外國格式？不懂文學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得不向他低頭。假如不玩弄這一套，他一輩子也出不了頭。其實他那《改良文學芻議》大份都是抄襲顧亭林的，其餘都是從前的“老生常談”，就因為“文學放”，迎合低級趣味，才使豎子成名。以後他又拿白話文導師的頭銜去騙山姆叔，真是“億則屢中”了！（《胡適與國運》第36頁）】

江勇振著《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

錢穆説，胡適“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裏不是個讀書人”，“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擾之無窮”，“以言以人，兩無可取”。尤為可笑的是，胡適讓自己也上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當。他一生不曾讀過《水經注》，偶爾翻檢則有之。1937年，胡適相信孟心史的話，認為戴東原“作偽實可惡”；及讀王國維《戴校水經注跋》，對“趙東潛作《水經注釋》全部為戴東原所竊”公案提出大膽懷疑，因為在戴震是自己安徽同鄉，“我審這個案子，實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鄉東原申冤”，於是上下求證，用了將近二十年功夫，論證了戴東原“無竊書之事”，可惜徒增糾紛，無補於事。正犯了王國維所説的毛病：“宜由細心苦讀以發現問題，不宜懸問題以覓材料。”細心苦讀原典，融會貫通，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方是治學的正當門徑。徐子明評論説：

【胡先生在美國十年，除了做中國圖書館管理員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經注》的考據上，這種不朽的盛業，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不料他考據出那種“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妙論，卻被台灣享盛名的女文學家説是“一錢不值”，“決非現代學者口中之所出”（原文見《中華畫報》十三號）。他那種“火鳳凰”的“大膽假設”，真是令人噴飯；大抵因那位女作家沒有去“小心求證”罷。（《胡適與國運》第39頁）】

其實，胡適何嘗看不出戴震的抄襲？他的意念發端，實源於抄襲謝無量的潛意識。此舉的客觀效果，除蒐集到四十一種酈注版本外，還為沒能完成《哲學史》等偉著找到藉口——那是因為把心力都放到《水經注》上，“往往廢寢忘食，夜間做工到天亮”啊。請看他1952年12月5日在台灣大學講演：

【社會上常常笑我，報紙上常常挖苦我的題目，就是《水經注》的案子。為什麼我發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經注》這個問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經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來審這件案子，因為一百多年來，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如山西的張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楊守敬和作了許多地理學説為現代學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國維以及江蘇的孟森：他們都説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紀享有盛名的考古學者、我的老鄉戴先生是個賊，都説他的《水經注》的工作是偷了寧波全祖望、杭州趙一清兩個人的《水經注》的工作的。説人家作賊，是一件大事，是很嚴重的一件刑事控訴。假如我的老鄉還活着的話，他一定要提出反駁，替自己辯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現在已經死了一七五年，骨頭都爛掉了，沒有法子再跑回來替自己辯護。而這一班大學者，用大學者的威權，你提出一些證據，他提出一些證據，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提出證據——其實都不是靠得住的證據——後來積非成是，就把我這位老鄉壓倒了，還加上很大的罪名，説他做賊，説他偷人家的書來作自己的書。一般讀書的人，都被他們的大名嚇倒了，都相信他們的“考據”，也就認為戴震偷人的書，已成定論，無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點閒工夫，想到這一位老鄉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難道他是賊嗎？我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幾個人提出的一大堆證據拿來審查，提出了初步的報告。後來覺得這個案子很複雜，材料太多，應該再審查。一審就審了五年多，才把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這一百多年的許多有名的學者，原來都是糊塗的考證學者。他們太懶，不肯多花時間，只是關起大門考證；隨便找幾條不是證據的證據，判決一個死人作賊；因此構成了一百多年來一個大大的冤獄！】

唐德剛説：“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胡適雜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牟宗三説：胡適“對中國哲學一點都不瞭解，沒有一句相應的話，所以只寫了上卷，後來也寫不下去了，轉去做考證，考證禪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證，……其實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這種人來領導學術界，出大風頭，這當然非國家學術之福”，都是説得很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