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作人20年：有偏見的不止是音樂_風聞

作者 / 曹樂溪

穿得像齊豫、唱了與以往風格都不同的《囈語》的毛不易，今晚在《我是唱作人》中被淘汰出局。日月蹉跎，小起大落，光陰裏有多少景色，他在歌裏唱道。面對鏡頭毛不易感謝了其他唱作人，“他們帶給我太多希望，勇敢和美好，我會繼續寫下去”。

從舞台表演到宣佈結果，毛不易都一臉淡然，另一位遺憾離場的唱作人高進則數度哽咽。最初節目組來找我，我以為是個玩笑，他説。因為之前有過無數次類似的玩笑，最後都不了了之。

 

從41歲的熱狗到18歲的王源，8位歌手在節目裏獻上了華語樂壇幾個時代的不同聲音。流量偶像，邊緣人物，爭議焦點，最後都彙集成唱作人三個字。淘汰令今晚的現場染上幾分傷感，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把歌曲留在舞台是一時，最終又有多少作品能留存在大眾的記憶裏，才是這批音樂人夢想的終極。

帶着偏見，撕下標籤

1999年，還在唸大四的姚中仁自己製作的音樂CD《地下Mixtape》已經在校內和網絡上廣為流傳，甚至盜版滿街飛。按理説讀大眾傳播系的他應該畢業後去做電視節目，但他偏要去搞當時還很underground的嘻哈，因為喜歡這種曲風的自我表達和敢説真話。

他給自己取名叫MC HOTDOG，儘管當時並不知道這暱稱一用就用了20年，從單純的耿直青年成長為真正的OG和麥克風掌控者（Micphone Ccontroller）。

 

他更不知道在距離台灣3000公里的東北，17歲的高雲龍也懷着音樂夢。但為了給姐姐賺取學費，隻身跑去哈爾濱酒吧打工做駐唱歌手的他，得先解決生計問題。站在華僑賓館樓下他抬眼仰望，想着再難也要在大城市裏站穩腳跟。很多年後當高雲龍變成了高進，揹負着“歌紅人不紅”評價的他發現在華語樂壇想有立足之地更難。

 

而就在高進來哈爾濱打拼的第2年，一個叫周鵬的姑娘通過演唱《塔里木河》，在人才濟濟的第九屆青歌賽上獲得專業組通俗唱法亞軍，冠軍是譚晶。尚未從軍藝畢業的她當年就簽約了唱片公司，6年後一首《萬物生》讓其驚豔於世，人們記住了她後來的名字薩頂頂。

有些人為夢想踟躕，有些人則註定要走這條路。比如出生在音樂世家的汪蘇瀧，初中時就開始接觸學習古典音樂，後又考上瀋陽音樂學院作曲系。有天賦的人總是多多少少骨子裏帶着幾分傲氣，這讓迅速成名於網絡的汪蘇瀧從不滿意自己“QQ音樂三巨頭”的名號，儘管在90後心目中他也許紅過了周杰倫。

這些人在20年後匯聚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不同的經歷、機遇和心態，決定了它不會是一檔單純的原創音樂類節目，也不僅僅是一場唱作人的生存遊戲。

正如首播期一開始的旁白，有人要打破流量的枷鎖，有人要撕掉idol的標籤：熱狗希望自己永遠是young blood，王源請聽他歌的人放下對流行偶像的偏見；高進代表着一羣努力打拼卻無名的音樂人，曾軼可説沒有真正瞭解她的人基本上都會停留在《獅子座》，“那是19歲的我，現在我已經29了”。

但想要撕下自己身上標籤的同時，所有人又在所難免地帶着固有經驗去Judge他人。比如曾軼可會認為高進選擇陳意涵是“欺負女孩子”，汪蘇瀧會對着鏡頭直言，在座都是寫歌很多年的人，王源敢來就是件很勇敢的事情；而陳意涵彷彿學校裏的小姑娘，“不太像是寫歌的人”。

 

他似乎自動忽略了身旁毛不易的創作時間還不到3年，而王源和陳意涵倒是初中時就開始為粉絲和同學們寫下了第一首歌。節目在努力打破這種偏見，讓大家看到音樂從沒有高低貴賤，唱作人用真誠的自我表達來換取一部分人的理解，因此《唱作人》裏歌手和評審們前後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觀點，甚至不斷被“打臉”的場面尤為精彩。

這是不同時代音樂人的交流，是流行文化與亞文化的博弈，是自我表達與社會關照的碰撞。

一場社會實驗：

尋找唱作人的感同身受

但想要得到別人的理解甚至共鳴，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事。節目裏僅有的101位大眾評審審美都難以形成共識，屏幕外的網友則呼籲着趕快換一批評審，因為他們“不配代表大眾”。

上週播出的《唱作人》第3期，也許讓王源再次經歷了“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由於繃不住了在舞台上痛苦而造成的演出事故，被一些人解讀為刻意炒作，這種誤解從11歲出道伴隨至今。它讓王源來不及經歷電影《地久天長》中的少年叛逆，他需要快速與青春稚嫩剝離，變成一隻怒吼着“吆不到台”的成年猛虎。

 

三年前他就用自己掙的錢給家裏買了房，一年前在聯合國青年論壇上全英文演講，今年初他考上了伯克利音樂學院。哪怕是再優秀的表現，放在流量偶像的身上也會被翻轉成別的模樣。“寄生網絡肆意瘋癲，”王源在歌裏這樣寫道。但在節目上他會更為謙卑地懇請大家花“寶貴的3、4分鐘來聽聽我的歌”，而不是一看到王源兩個字就划走了。

一路走來習慣於非議的，還有曾軼可。2009年，高進通過為小瀋陽量身打造單曲《我叫小瀋陽》，成功轉型為音樂製作人；18歲的梁博考入吉林藝術學院流行音樂演唱專業，而19歲的曾軼可參加了超女比賽，冥冥中都在經歷命運的轉變。

沈黎暉與包小柏在直播現場直接為曾軼可吵了起來，那一年的春晚小品都拿綿羊音開涮，但曾軼可似乎都有些置身事外。“沒有應對，就是隨便啊，”她坦言。

很多歌手拼命想要尋找的辨識度這種東西，曾軼可從不稀缺。只是與高進歌紅人不紅相反，曾軼可的爭議讓人們容易忽略她的作品。這10年來，曾軼可推出了5張專輯，包辦了全部53首歌曲的詞曲創作，還親手操刀專輯封面設計，自導自演MV。迷幻搖滾，爵士，電音，民謠她都有嘗試，有人評論説曾軼可拓展了華語流行音樂的邊界，也有人表示她曲風太另類打動不了自己。

 

孤獨麼？介意麼？也許吧，儘管多數時候曾軼可表現得雲淡風輕。但她會把感受寫進歌裏，“荊棘裏的花朵開得絢爛，但沒人勇敢沒人靠近”，她也會對毛不易説，謝謝你能聽懂我。

有時候想想，也許《唱作人》並不是要反映真實的唱作生態，而是通過音樂，窺見背後音樂人的成長曆程。同樣面對爭議，汪蘇瀧會選擇“不服”，而“過來人”薩頂頂則覺得音樂人都應該放棄一些東西，比如外界的理解或者不理解。

鄙視鏈從未消泯

但感謝音樂總有人聽

能率先做到寵辱不驚這一點的，也許是梁博和毛不易。

《唱作人》節目第一期，梁博花了7分鐘演唱《表態》，連熱狗都表示以觀眾的角度來看後面表演拖太長，但梁博自己覺得，少一分鋪墊都不行。第三期節目進入到下位區，他非但不失落反而竊喜，因為“一直在上面有一點點不自在”。

經歷了2012年《好聲音》的一舉成名，也經歷過隨後幾年留學考研的銷聲匿跡，並不健談的梁博在大眾眼中保持着耿直與神秘。喜歡他的人會覺得他的歌簡潔而直擊靈魂，不喜歡的人則會嘲諷其是低配版汪峯或竇唯，始終歌唱着缺少了憤怒的理想主義。

 

同樣是選秀冠軍出道，毛不易的橫空出世似乎驗證了這個時代，比起憤怒人們更樂意擁抱小確幸（或者小確喪）。毛不易的音樂總是娓娓道來而極具共鳴和畫面感，有評審形容他是一個有4D效果的歌手，“一開口我就感覺下雨了、起風了”；連不願相信有感同身受的王源，都覺得毛不易的《小王》唱出了自己的心聲。

在毛不易還叫王維家的時候，學護理專業的他有過短暫的醫院實習經歷。也許是見多了生老病死的分離場面，很少能從如今毛不易的身上看到太多情緒起伏，似乎一切都是天經地義順其自然：寫不出歌就不寫了，超越不了自己急不得。

當看到高進在《唱作人》中因為受到不平對待而落淚時，毛不易淡定地説，可能他身上揹負的責任感太重，太想要證明網絡歌手可不可以登上舞台。但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個網絡的時代，他需要稍微放鬆一些。

 

​道理不錯，但這會不會有些站着説話不腰疼？正如王源的判斷，在音樂產業固有的鄙視鏈中，節目裏幾位唱作人層級涇渭分明：擁有垂直受眾的熱狗、梁博、毛不易和曾軼可都是“高級”的，而處於流行端的高進、汪蘇瀧和自己則很容易被扣上low、沒品位的帽子，輕視感從歌到人——當高進在節目裏唱歌時，彈幕上刷的最多的是“換個人唱早火了”。

市面上90%紅的歌都是大流行，那為什麼在這個舞台上大流行一次都沒有贏過呢？王源感嘆。

再加上做“世界音樂”的薩頂頂，《唱作人》直接將金字塔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礙於虛榮心本性，那些在KTV裏點播《我們都一樣》的大眾評審，很可能會把票投給他們並不曾為其買單的藝術家們。

這還只是音樂界的鄙視鏈。如果放大到整個娛樂圈，歌手甚至唱作人都會被放到一個更為被動的境地：曾軼可頻頻出演電影，汪蘇瀧兩年上了15檔綜藝，精心準備的《追光者》在《蒙面唱將》播出時被剪成了28秒，曾經diss各路明星的狗哥在《中國新説唱》裏都變得柔軟温順起來。為了能繼續在公眾面前演唱下去，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到底什麼才是中國音樂應該有的樣子？這個問題可能永遠都不會有答案。但《唱作人》至少提供了這個生態的多樣性，並讓我們意識到一個音樂人該有的樣子：他們也許在音樂風格上針鋒相對，性格更是迥異，卻擁有同樣的赤子之心，返璞歸真的勇氣和不服輸的精神。

很多年後人們也許會回憶起2019年的這個春夏，汪蘇瀧在為甩掉網絡歌手的標籤努力着，王源在為成為20年後華語樂壇00後音樂人代表而努力着，曾軼可10年後依舊是那麼特立獨行的曾軼可，毛不易對着曾經的自己唱歌：我會伸出還温熱的手掌，告訴他明天會有多晴朗。而高進説感謝這個舞台，把我放到一個觀眾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以唱作人的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