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曾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驗藥”_風聞

實際上還有第三次，就是屠呦呦研究瘧疾這次。找出2000多中醫藥方，從中篩選出600多個，絕大多數沒用，極少數有效果也是毒副作用大，用中醫的君臣佐使也沒用，所以常山被放棄了，另外一個胡椒是臨牀只能改善症狀，也放棄了。

《中醫藥法》規定：“中藥古代經典名方”不必再走臨牀實驗這道“驗藥”程序。在當代，中醫曾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驗藥”，結果都頗為尷尬。

2017年7月1日生效的《中醫藥法》已經明確規定：

“生產符合國家規定條件的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複方製劑，在申請藥品批准文號時，可以僅提供非臨牀安全性研究資料。”

亦即“中藥古代經典名方”不必再走臨牀實驗這道“驗藥”程序。

在當代，中醫曾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驗藥”，結果都頗為尷尬。

首屆藥理學會上的爭論

1961年，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

此次會議的主題是“尋找新藥”。對傳統中藥做藥理實驗進行篩選，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會者回顧了1958年以來全國範圍內的中醫“驗藥”結果：

“解放以來，中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由於缺乏經驗，工作進行得不十分順利，陰性結果較多，肯定結果較少。不少（宣稱）臨牀報告有效的方藥，在動物實驗中得不到證實。”

“我們單位所做的中藥篩選工作多數為陰性結果（筆者注：不能證明有效），少數為陽性結果。”

“用觀察血管脆性、血凝時間等方法來研究止血的中藥，結果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另外，中醫常用的補血驗方若以現代檢驗方法，如查骨髓、檢血象，都不能作出肯定結果。”①

這樣一種結論，無疑讓當時與會的中醫界人士頗為尷尬。會議期間，他們集中抨擊了現代醫學的“驗藥”方式不適合中藥：

“有的是屬於方法學上的，有的是由於對中醫學習不了不夠，有的則是由於對待科學工作的嚴肅性不夠，因而許多藥物實驗得到陰性結果。”

“重要的篩選工作，過去方法上不夠多樣化，因此大多數是陰性結果。”

“中醫理論很多是西醫難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實驗方法很難反映出中藥的真實藥理作用。”②

圖：民國史學家陳寅恪，陳曾謂：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當時的中藥篩選方式確實存在問題。不過，主要問題不在於“誤傷有效中藥”，而在於很多中醫機構樂衷於用“臨牀療效”取代“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來判斷某一藥方是否有效。大多數時候，被認定為“臨牀有效”的藥方，很難得到“動物實驗”和“雙盲試驗”的證實。

如《中醫雜誌》1963年的一篇學術論文所總結的那般：

“結果的可重複性不高以及與臨牀結果的不一致，是中藥藥理研究中一個比較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1959年抗癌中藥的篩選報告指出，初試有64種藥物對癌細胞的抑制率>50％，……但經複試，凡是能夠評價的結果，竟沒有一次得到>50％的抑制率，即使抑制率達30~49％的，也只有13藥次；湖北省衞生防疫站1958年報告，48種中藥中，只有黃連對流感病毒呈抑制作用，但西安方面同樣篩選(1959)，曾多次購置黃連，都未能重複出黃連對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與此相反，與湖北方面重複的16種單味藥中，卻至少有12種對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③

因為大多數中藥藥方得不到“動物實驗”的證實，1961年的會議上，許多中醫學界人士強烈主張以“臨牀效果”為準來判斷中醫藥方的有效與否，強調“中醫是一種臨牀醫學”，“動物實驗”不適合拿來驗證中藥。

有做現代藥理研究的學者對此作了駁斥：

“在評定中醫藥（臨牀）療效時應實事求是。有時由於未掌握疾病的規律，把自然好轉的病人誤認為是藥物的療效，也是應該避免的。如果某藥能治好一例結核性腦膜炎尚可理解。但是如果説某藥能治好腮腺炎（筆者注：該病絕大多數可自愈），如無客觀可靠的指標，就很難肯定。僅根據病人主觀症狀好轉就認為有效，根據是不足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需有適當的對照才能判斷藥物的療效。”④

著名藥理學家金蔭昌的委婉發言，大略可以代表當年藥理學界對此次“中醫驗藥”的總體看法：

“中藥幾千年相傳，究竟有效的多，還是無效的多，這是個問題。西方醫學記載的藥物也有幾千種，例如十七世紀德國藥典有五、六千種藥物，今天繼承下來的只有少數，似乎已有答案。但中藥目前尚無答案。我們主觀願望是有效的多，但實際上是否如此，有待研究。”⑤

圖：1961年首屆藥理學會論文集

“慢性支氣管炎”全國驗藥運動

1971年，醫學界響應政府號召，展開了一場全國規模的中醫藥篩選工作，並持續數年之久。篩選目的，是尋找能夠攻克慢性支氣管炎的辦法。

據中南海保健專家吳潔之子為乃父所作傳記披露，這場篩選運動的起因如下：

“毛澤東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從上個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時有急性發病，甚至合併呼吸道感染，乃至肺炎。父親從這一時期起，經常為此到中南海會診。……據我們所瞭解到的，大約1970年10月下旬，……毛澤東又病了。主要表現是低熱和咳嗽，而且越來越重。……毛澤東當時曾不客氣地説道，你們大夫怎麼連氣管炎也治不好？此話對父親他們觸動很大，診療完後就此情況向有關領導作了彙報。當年11月份，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由衞生部牽頭向全國醫療系統發出號召，展開攻克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的科研攻關活動。”⑥

也有資料稱，這一篩選運動，與當時中國氣管炎患者甚多有關。有數據稱：

“我國自1971年以來，7892萬人普查的結果，慢性支氣管炎患病率為2.5~9.0%(平均4%)，50歲以上患病率為13%。”⑦

此次篩選，採取了“專業人員與羣眾運動相結合”的方式。據不完全統計（僅截至1975年），全國共派出醫務人員近30萬名，臨牀驗藥治療440多萬病例。1972年，篩選出18種據説對防治支氣管炎有效的中草藥（絕大多數號稱有效率在80%以上），1976年，《防治感冒及氣管炎中草藥手冊》（人民衞生出版社），將據説有效的中草藥種類擴大至48種。⑧

圖：1973年、1981年，人民衞生出版社曾出版兩部《慢性氣管炎實驗方法彙編》

在當代醫學史上，慢性支氣管炎是唯一一種曾動用舉國醫學力量做藥物篩選的疾病。如此大規模的“驗藥”運動，所取得的效果如何呢？著名中醫陸廣莘承認：

“1971年全國範圍的篩選慢性氣管炎中藥，針對‘咳、喘、痰、炎’，篩選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種草藥，卻又經不住時間和實踐的考驗。百餘年來，從麻黃素開始，能從中藥裏成功提取分離成為化學藥的不到60種。”⑨

當然，陸廣莘等中醫界人士並不認為這種結果意味着中藥無效者居多，他們更願意將原因歸咎於“實驗方法”和“療效觀設計”出了差錯，與60年代一樣，繼續強調“中西醫學觀存在差異”。

其實，考慮到那是一場帶有“羣眾運動”色彩的藥物篩選，出現這種結果並不奇怪。畢竟，煤油也曾被當年的醫學工作者認定為是醫治慢性支氣管炎的良方——1971年，《遼寧醫藥雜誌》的一份實驗報告稱：某“攻克老年慢性氣管炎協作組”使用民間單方煤油，“共治療慢性氣管炎182例，……有效率達91.0%。”具體實驗方式是：“用撫順市石油三廠生產的煤油。成人用量每次四至五毫升，每日一至二次，飯前二至三小時服用，十天為一療程，可連續用三個療程。”⑩

“煤油治慢性支氣管炎”當然是極端案例。不過，同屬“羣眾運動式驗藥”，其他號稱有效率超過80%的中草藥，其結果可信度並不會煤油高出多少，“經不住時間和實踐的考驗”，乃情理中事。

圖：煤油治慢性氣管炎的實驗報告

註釋

①中國生理科學會藥專業秘書組/編著，《尋找新藥的理論基礎和臨牀實際：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專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P161、P167、P172。②同上，P168、P171、P172。③高曉山，《建國以來我國中藥藥理研究概況》，《中醫雜誌》1963年第8期。④《尋找新藥的理論基礎和臨牀實際：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專集》，P168。⑤同上，P167。⑥吳新生等/著，《共和國領袖首席保健專家》，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P372~375。⑦翁心植、邱鶴庚，《九年來我國慢性支氣管炎防治研究的一些進展》，《北京醫學》1981年第2期。⑧《把防治慢性氣管炎工作一抓到底》，《廣東醫藥資料》1975年第3期，轉引自：四川醫學院等/主編，《中國現代醫學》，人民衞生出版社，1985，P126。⑨陸廣莘，《中醫學之道》，人民衞生出版社，2001，P301。⑩撫順市衞生局攻克老年慢性氣管炎協作組，《煤油治療慢性氣管炎的臨牀療效觀察》，《遼寧醫藥雜誌》1971年第3期。

原標題：中醫曾兩次大規模“驗藥”，結果很尷尬 | 短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