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院士：五四運動100年，科學精神還沒有在中國大地真正紮根_風聞

本文整理自朱邦芬院士4月27日在“科學精神中國行”活動上的演講，原發於知識分子公眾號，轉侵刪。演講的很多觀點與本人之前的文章不謀而合： 中國人發展科學是被迫的嗎？我們是否有科學探索的文化自覺？ 評論 40 熱點事件。我之前在文章裏説中國人科學探索缺乏“文化動力”突出表現在純數學和理論物理，正好朱院士就是理論物理學家。

朱邦芬：中國學術誠信問題的兩個“史無前例”

演講 | 朱邦芬（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紀念。五四運動提出的“德先生”、“賽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時最急迫的使命以救亡為主，因而當年的“德先生”、“賽先生”主要是為救國、強國服務。

100年過去了，回顧我們現在的科學和教育，我認為，科學技術進步巨大，但很大程度上是硬件的進步，取得的成果比較多的是對已有知識擴展，多靠國外已發展的技術和設備；在精神層面，要想讓科學精神在中國大地真正生根，在中國文化當中生根，還任重道遠。

科學精神的真諦是探索未知，通過科學研究把世界上很多不懂的事情弄明白。這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好奇心、獨立判斷、批判，以及對人類的責任和擔當。這種科研的原動力在我國的科教界比較缺乏。

中國的很多教師和科研人員把科研看作是一種謀生職業，本質上還是原來科舉文化的延續，把科研發表論文看作應付職業考核的要求，看成個人晉升的途徑，甚至是做官的墊腳石，缺乏基本的科學精神，當下的學術誠信問題，與此密切相關。下面就我國學術誠信現狀，談談我的看法，談談如何使我國的學術不端蔓延得到根本的遏制。

我對我國學術誠信的整體估計同楊衞校長評價的 “誠信好轉” 有一點不一樣，我沒有他這麼樂觀。我對我國科研誠信現狀的評價用兩個“史無前例”來描述：

第一，隨着我國整個社會的急功近利趨向的盛行，隨着全民的平均道德水準的滑坡，隨着我國目前以考試分數、學位、論文、項目經費、各種人才帽子等數字化評價體系的全面建立和完善，學術誠信問題涉及面之廣和嚴重程度史無前例。

第二，我們社會對科研誠信問題的關注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當然是跟互聯網有關，也和國家對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有關。

這兩個史無前例是我對我們國家目前科研誠信問題的一個基本估計。

我國學術不端涉及面之廣史無前例，僅舉下面幾例。

**（1）**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弄虛作假相當普遍，一些高中生自主招生的科研論文、成果實際上是有人操刀代勞的，甚至是花錢買來的，今年教育部削減各個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額就有這方面的考慮。

**（2）**我國有一些做法，相當普遍，也不以為恥，然而涉及學術誠信問題。像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期中考試、期末考試作弊的確實非常少，但課程作業抄襲還相當多，不是個別人的行為，相當一些人覺得，自己做不出來抄襲別人的作業是很正常的，並不覺得這是一種學術不端行為。

**（3）**我國許多推薦信、評價意見，普遍是由被推薦人自己起草的。推薦信在國外的評價體系裏是最受重視的評價方式之一，而我們這個環節由於普遍由被推薦人起草，不僅價值大打折扣，而且嚴格地説涉及到學術誠信問題。

**（4）**目前在科研成果方面普遍存在的包裝、吹噓、浮誇，學術成果署名不規範。我國媒體上許多有關重大成果的吹牛，有些甚至完全不符合事實。

**（5）**眾多的人才“帽子”評選過程中，包括評院士、評長江學者、評傑青，打招呼、拉關係相當普遍。現在相當多的院士候選人覺得，如果自己不向很多院士介紹一下工作，就吃虧了。而在20年前，十幾年前，這種情況是比較少的。

**（6）**依託中介公司進行的虛假論文評審代發論文行為。現在經過嚴厲打擊雖然有所好轉，但買賣論文的情況還一直存在。事實上，不只是SCI論文，還包括各種課程論文和畢業論文，只要有需求，網上就有人來提供。

**（7）**很多在職博士學位問題。這些博士學位大多隻經歷3年就獲得，而且都是在全職工作日理萬機的情況下獲得的，其中很多還是一流大學授予的真學位。此前有人甚至兩年就拿到一個博士學位，而且所學和本科學習的是完全不同的專業。

以上這些事都涉及到學術誠信，涉及的面之廣，反映了我們整個科教界誠信的缺失，特別是“五四”倡導的科學精神的缺失。

有人認為，學術不端行為每個國家都有，中國有也不稀奇，但我國學術誠信問題的嚴重性在於：

（1）重大的、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學術不端案例，調查不徹底、處理極輕。比如上海某高校的芯片問題，處理結果與其錯誤的嚴重性極不相稱；又如韓春雨事件，河北科技大學給出了一個不痛不癢的結論——未發現韓春雨團隊有主觀造假。公眾關心的是，什麼樣的調查事實支持了這個結論？還有其他種種案例，《知識分子》也曾對一些學術不端案例進行過披露，但這些事很多最後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一些人在國外學術不端，由於國外對此一票否決、零容忍，因此他在國外付出了代價，然而中國卻還有市場，最有名的是黃禹錫。黃禹錫在韓國判了刑，出獄以後在中國又 “東山再起”，和一所國內著名大學下屬的一個公司簽了合作協議。

（3）從2015年起，虛假同行評審問題不斷曝光，2017年 “腫瘤生物學” 一口氣撤稿100多篇中國論文。這類學術不端問題能得到處理，我覺得非常好。這些虛假評審案例都是外國人揭發的、國外期刊發表的中國作者論文，但沒有聽説由中國人揭發的、發生在中國科技期刊上的虛假評審案例，中國的學術期刊到底有沒有類似的虛假同行評審情況？我查了一下互聯網，網上中介公司有代寫、代投中國各種科技期刊的廣告。既然中介公司有這種服務，並且在國際期刊有大量“成功”的前例，那完全沒有理由不懷疑國內期刊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目前國內科技期刊沒有揭露任何一起虛假同行評審，中國的學術界自淨能力很不夠。另外，虛假評審文章公開撤稿的只是冰山一角。

（4）部分主管科教界的官員和一些學界領袖，他們本人的學術誠信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而國外的科研人員，特別是主管級別的人物，一旦被發現有這方面的問題，一般是沒有臉面再做下去的。

所以****從學術誠信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來看，我認為我國的學術誠信問題還沒有根本好轉。

如何從根本上遏制我們國家這種嚴重學術不端情況的蔓延？百年以來，我們的硬件進步巨大，軟件層面應該更加強調。當教育學生時，我們確實應該教授更多具體的學術規範，但根本而言，我們對青少年學術科學精神的培養可能更為重要。我們過去總是把科學看成是救國、強國、富國的工具，但是科學精神能弘揚和提升我們民族文化和精神，這是一個治本的理念。

我們都知道科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務實。愛因斯坦曾經總結過，現代科學有兩個基石：一個是古希臘的邏輯推理，一個是文藝復興時期發展起來的通過實驗檢驗理論，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來越來越接近真理。這種科學方法保證了我們的結論雖然不是絕對真理，但可以逼近絕對真理，保證科學研究具有可糾錯能力和可重複性。

愛因斯坦還説過：“探求真理的權利也含有責任：你不能隱瞞你發現的真理中的任何一部分”。這都表明了科學研究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求真。

另外有一位科學史學家薩頓曾説過：“大多數人只是從科學的物質成就上去理解科學，卻忽視了科學在精神方面的作用。科學對人類的功能決不只是能為人類帶來物質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產品。科學最寶貴的價值不是這些，而是科學的精神，是一種嶄新的思想意識，是人類精神文明中最寶貴的一部分……”另外薩頓特別強調科學史，他把科學史定義為“客觀真理髮現的歷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歷史；它描述漫長而無止境的為思想自由，為思想免於暴力、專橫、錯誤和迷信而鬥爭的歷史。科學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報酬是真理的發現。”我覺得這些精神層面上的東西我們應該更加重視。

我曾把學術不端的危害性總結成五條罪狀。其中一條是禍害科學，摧毀科學界和科學家以及社會的公信力；不僅如此，我認為更重要一點是，“學術不端”將會“亡天下”。明末學者顧炎武曾把改朝換代稱之為滅國，而亡天下是説一個民族的精神倫理底線徹底淪喪：“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他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保衞一個朝廷，這是肉食者謀之。他把這兩者做了區分，雖然與我們今天的定義不一樣，但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它的科學家、教師、醫生，都是社會良知的體現者，代表着社會的最後一塊淨土。如果最後一塊淨土本身的行為普遍缺乏誠信的話，對整個社會，對整個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一種災難，所以我們不要小看學術不端行為，它實際上無形當中在侵蝕我們整個國家的道德、倫理和文化。

具體怎麼辦？我曾經在一個場合提過幾點遏制學術不端蔓延的具體意見。當然我覺得首先要回到科學精神的真諦，要提倡科學精神。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講，我有這麼幾點建議：

第一，區分學術不端和學術不當，對學術不端應當是零容忍，特別是一定要處理好一些有帽子的人和一些影響大的典型案例，一定要對有重大影響的典型案例進行實事求是、嚴肅的處理。

第二，要鬆綁名利之間的強關聯。韓春雨發表這麼一篇文章，馬上就當了省科協的副主席，很快又有了大量經費，要蓋大的實驗室，結果別人重複不了，最後卻是不了了之。這個“收益”和“成本”完全不成比例，按馬克思《資本論》引用的一句話：“資本家為了300%的利潤率可以上絞刑台。” 這裏還不止300%。這種不認真處理實際上是在鼓勵一些人去鋌而走險。

第三，對於青年學生，我們要加強學術規範的教育學習，減少由於青年學生和青年研究者由於不熟悉學術規範而引起的研究不當行為。

除此之外，雖然遏制學術不端學術行為蔓延主要要依靠學術共同體自身，但也需要有關部門建設比較專門的調查處理機構。據我所知，現在也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有一個辦公室專門調查涉及基金中的學術不端。教育部、科技部、中國科協，都沒有專門調查處理部門，所以一般舉報都返回到本單位調查處理，然後很多事情都不了了之。所以這方面既要自淨，但還要有國家機構的監管。

現在很多人強調不良環境對科研工作者的影響，把許多學術不端行為歸為“逼良為娼”。環境、制度和政策確實起很大的作用。鄧小平同志説過：“好的制度能讓壞人幹不了壞事；不好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同樣的環境下，為什麼有的人可以遵守學術誠信，有的人卻做了一些學術不端的行為？所以對於研究者個人來講，我們應該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而作為有關部門，應該加強自身建設。

總之，千萬不要低估學術不端行為的嚴重危害，它的蔓延將會不斷動搖和降低國人的道德水準和底線；要分清學術不端和學術不當，對學術不端切實做到一票否決、零容忍，對學術不當要加以批評教育；科研工作者要加強學術規範的學習，把學術誠信和榮譽看成學術生命；整個學術共同體需要一起努力，全方位地扼制學術不端，把之看成自己的分內之事；我們的評價體系應該把個人的學術榮譽和待遇適當的鬆綁；此外，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建設調查處理學術不端事件的機構，要認真處理學術不端案例。

“五四運動” 100年了，希望不要到了150年的時候，我們的科學精神還沒有在中國大地真正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