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何以運動: 萬千解釋, 都不如一個“急”字_風聞

王也揚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導讀】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五四”運動的內涵仍然需要我們界定：這僅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事件，還是一個單純的政治事件，還是説中國與西方、現代與中古之間的文明運動？本文作者認為，近代形勢讓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感到了救亡圖存的急迫感，歐戰讓我們對西方文明開始產生懷疑，也對北方鄰國的社會主義實驗抱有期待，加之一系列偶然事件，共產主義的思想在中國紮下了根，也由此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代。文章為作者在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論壇上的發言，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種説法中，“五四新文化運動”説，因在“新文化運動”中又包含了1919年5月4日事件，顯得更全面一些。羅志田説五四有廣義狹義，廣義是新文化運動，狹義是五四事件。胡適作為五四中人，他的回憶和紀念文章裏面，也有廣義狹義兩種視角，他曾把《新青年》提倡文學改良説成新文化運動，這多少帶一點狹義的視角。他後來更多地從廣義視角看清末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對“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使得中國人的文藝復興半途而廢”感到遺憾。

我們今天的教科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2018年版）説，1919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從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開始的”。這個説法是狹義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新文化運動，用梁啓超的話説是中國人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知不足”、求進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經歷了洋務、維新、辛亥革命，經歷了中華民國的建立。歷史是不可以割斷的。今年台灣中研院紀念五四百週年的論文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論證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關係。在我看來，《新青年》提倡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1919年五四事件則是新文化運動長河中掀起的一個大浪頭，或者也可以説，五四開闢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階段。胡適論五四，特別看重其兩個條件，一是新型知識分子——學生羣體；二是社會言論工具——報刊。而這兩個條件的出現，起自清末改革，發展於維新與新政時期，到中華民國建立至五四事件發生，則有了更大的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口號“科學與民主”、“打倒孔家店”，也可以説是近代中國整個新文化運動的特徵。而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本來是孿生兄弟，沒有民主主義就不會有民族主義，可是民族主義又容易走上擁護舊文化，開歷史倒車的岔路，這在胡適當年紀念五四的時候就説到過。

新文化運動，早期叫“西化”，後來人們在認識上有了提高，感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差距不在地域，而是時代不同。馮友蘭説，“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於是，追求現代化，建設現代化，成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一直喊到今天。

今天又有了“文化自信”、“後現代”的説法，認為正確的路應該是“自己的路”。“文化自信”的一種説法，是不用學習西方，中國自己也能夠現代化，甚至超越現代化。汪暉説有宋一代，中國就產生了現代思想。毛澤東當年也説過“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那麼不學西方、不與世界接軌的中國自己的現代化如何實現呢？過去的歷史，尚缺乏足夠的材料來證明，因為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兩千多年後，直到1840年，現代化在中國還沒有影子。

關於五四運動的歷史敍述，受到國內不同政治派別的影響，在觀點上歧異不小。譬如把中華民國北京當局一概否定，斥為“賣國政府”，這是南方孫中山一派人發動國民革命的理由；又譬如説五四運動表明“公理戰勝強權”是騙人的鬼話，“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這是後來“走俄國人的路”一派的説辭。在他們的歷史敍述中，引發五四事件的“青島問題”，兩年後在華盛頓會議上，經過北京政府的努力，通過國際外交與談判，終於獲得解決的事實，往往輕描談寫，或者略而不表。這個樣子的歷史敍述還有不少例子，譬如鴉片戰爭，我們的教科書在講了大英帝國的侵略與無理、清政府的腐敗與賣國，論證了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之後，對於鴉片問題後來究竟是如何解決的，往往就不去談它了。因此，學生們大多不注意清末新政期間中英關於鴉片貿易的談判與協議，也不大知道後來在美國倡議下中美聯合舉辦的上海國際禁煙會議，直至三年後產生《海牙鴉片公約》的國際法，似乎知道了這些，教科書上反帝反封的徹底性就會打了折扣，政治就不那麼正確了。

五四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胡適説五四運動是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運動，表現為“學生漸知干預政治”，因為在“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的國家，干涉政治的責任必是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胡適又説五四運動的意義“在於思想的解放和個人的解放，”他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可是他又對“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使得中國人的文藝復興半途而廢”感到遺憾。這是胡適的矛盾。

須知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文化運動，正如梁啓超所説，它是國人“知不足”的第三階段。所謂“知不足”，就是知道自己落後了，落後才捱了打。激發這種思考的痛點在捱打。中國讀書人從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又知道了落後捱打還會導致“亡國”、“滅種”的大災禍。於是書生救國一個“急”字便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康有為説“大變則存，小變仍亡”；孫中山説救國要“畢其功於一役”；毛澤東説落後就要被“開除球藉”，他們的心理狀態都是一個樣：着急。巴黎和會收回青島一時受阻，學生們就上了街，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他們中間有人等不及看到兩年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便選擇“走俄國人的路”，有這樣的事嗎？從一個“急”字的心理狀態看，倒也可以相信。客觀上看，與其説歐戰結束的巴黎和會，不如説歐戰本身，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讀書人的思想衝擊更大一點，連梁啓超也在《歐遊心影錄》中，感嘆科學之夢的破產，臆測東方文化或許會有復興一天。青年蔡和森則寫信給毛澤東説“第二次資本家的大戰場必在中國。我們還不應該準備麼？”恰在此時，我們的鄰居用專政的手段、“根本解決”（李大釗語）的辦法成功了一個新國家，接着“遠方”派來了人，送來了經費和指示，強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導致新文化運動的解體和終結。李澤厚説救亡壓倒啓蒙，汪暉説啓蒙本來就是救亡的產物。他們説的都沒錯。而啓蒙要求人格獨立，救亡要求集體主義；啓蒙強調的是國家必須保障個人權利，個人才有義務愛國家。救亡強調的是“沒有國家，你什麼都不是”。這是中國思想界的矛盾。

歷史的偶然性，永遠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歷史事實本身儘管沒有多少假設的意義，但歷史思考卻離不開假設，離不開問一句“如果”：如果薩拉熱窩的槍聲沒有打響，又如果德皇威廉二世在上船去度假之前阻止了奧匈向塞爾維亞宣戰，那麼兩次世界大戰會發生嗎？如果陳獨秀那天和胡適、高一涵等幾個安徽老鄉一起離開了“新世界”茶館，而不是留下來活動，他還會最後不得不出走北京嗎？又如果陳獨秀沒去南方，下學期按計劃在北大開了宋史課，他會和一幫“搞政治的新朋友”結識，搞出後來轟轟烈烈的革命嗎？想想也是蠻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