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已是100年前！_風聞

1884年7月的一天，一支法國海軍艦隊，先是像幽靈似的緊貼我福建海域外海悄悄遊弋，不久後就突然掉轉艦艏，駛向清政府設在福建的馬尾軍港，馬尾海戰一觸即發。

由於福建水師與法國艦隊實力差距實在太大，再加上清政府倉皇應戰，這一仗只用了半小時，清軍福建水師就幾乎全軍覆沒。

但這場仗還是超出了法國艦隊的預料，他們本來以為能贏得更容易，卻被福建水師的旗艦“揚武”號纏鬥了好久，法軍主帥孤拔被“揚武”號擊傷，幾名法國水手也當即被擊斃。

氣急敗壞的孤拔命令部下加速發炮，“揚武”號接連被擊中，在一片火海硝煙中，有一名水兵在“揚威”號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後一剎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留美學童中的一員，後來自主設計了中國第一條鐵路，他叫詹天佑。

這次失敗，給詹天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經過幾年的蹉跎歲月，他於1888年在同學引薦下應召北上天津，擔任鐵路工程師，此後在外國人的一片譏誚聲中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所創設的“豎井開鑿法”和“人”字形線路，蠻聲中外，讓當初嘲笑他的人都閉了嘴。

1919年4月24日，願做“匍匐在華夏大地上的一根鐵軌”的詹天佑因積勞成疾病逝。

他去世10天后，“五四運動” 爆發。

文 | 李浩然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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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在何方

創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也曾是一名水兵，當年詹天佑經歷的是本國艦隊被法軍半小時內團滅，而在1898年7月，22歲的張伯苓則遭遇了兩天內“國幟三易”的奇恥大辱。

清軍甲午海戰失敗後，威海衞軍港上空升起了太陽旗。三年後，英國租借了威海衞。“我在那裏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説不出的悲憤交集。”《教育家張伯苓》一文中這樣描述。

可以想象，這一切把這位有良知的少年刺得有多狠，“目擊心傷，五內皆裂”，那一刻張伯苓決心棄戎從教，此後多年，在天津一些開明士紳的資助下，他輾轉多國考察先進的教育理念。

青年張伯苓

1918年秋天，張伯苓來到美國，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會議，此時，有一位清瘦、温文爾雅的28歲青年正在留學生會議上跟眾學友告別，他叫竺可楨，此時他剛拿到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決定回國。

橫穿北美的列車，越過大江大河、大平原、大峽谷，沿着一條不平坦的路奔馳，車中竺可楨的心情隨着北美大地起伏，一戰後的美國發了一筆戰爭財，贏得了一個小繁榮，喧囂、狂熱、絢爛多彩成為這裏特有的底色，美國正駕駛着這輛疾馳的列車轟鳴着奔向“咆哮的二十年代”，但大洋彼岸的祖國好像總跟不上世界的腳步，晦暗的色調下是軍閥混戰、南北分裂，被大小列強割肉放血。

此刻竺可楨正思忖着，自己雖無力讓國家命運突變，但能做一點是一點，首先就是把中國自己的氣象事業搞起來，把中國的氣候觀測權從外國人那奪回來，這是一個主權國家最起碼該做到的。

青年竺可楨一家

竺可楨回國的同一年，32歲的任鴻雋也回國了，他在美國留學時跟竺可楨是好友，被稱為最“不務正業”的科學家——曾留學日本，專心研修化學，目的只有一個：製造炸彈，為革命效力。辛亥革命前夕，他負責購買軍火，向國內革命黨人輸送槍支、彈藥。

除了暴力手段，任鴻雋還把文字玩得很溜，他辦過報社，將自己擬撰的革命文告油印成大量傳單，在革命黨人最活躍、最集中的長江沿線散發。後來袁世凱竊國稱帝，他才赴美留學，選擇了“科學救國”道路。

在當時，像任鴻雋這樣的“跨界”精英大有人在，其實他們在面臨“該如何拯救這個貧弱的國家？”這一宏大命題時也很迷茫，迷茫就會不斷求索，於是硬生生成了一個個多面手。

之後，在沒有任何彩排的情況下，更多的年輕人懷着對國家苦難的共同記憶從世界的各個角落匆匆趕來：

1921年，侯德榜、吳宓雙雙歸來；

1924年，葉企孫歸來；

1925年，金嶽霖、陳寅恪歸來；

1938年，龔祖同、顧功敍歸來；

……

這些歸國青年不僅閃耀了一個個動亂的時代，而且都深深紮下了根，此後不斷開枝散葉，讓這個羣體變得龐大起來。吳宓的學生有錢鍾書、曹禺、季羨林等；葉企孫門下受業的弟子的名謂也是振聾發聵——華羅庚，李政道，錢學森……在23位“兩彈一星”功臣之中，十多人師承於他；陳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門下弟子更是一抓一大把。

除了知識分子，那時的青年實業家也沒有坐以待斃，他們在各自領域小心謀劃着。

1918年，35歲的湖南人範旭東橫下一條心，在天津自己的家中設立了一個試驗室，發誓“我搞不成鹼，寧可自殺”。

1918年範旭東創立的永利鹼廠

當時，在制鹼業，西方國家形成了專利壟斷，對外絕不公開，他們往往利用各種藉口將純鹼價錢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賣，使許多需要用鹼印染布料的民族工廠陷於停頓。範旭東曾到卜內門的英國本部參觀，英國人嘲弄地説，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看看鍋爐房就好了。

此後的8年中，制鹼所需設備全靠範旭東自己設計，工藝流程全靠摸索，期間連鍋爐都被燒壞了，股東失去了耐心，西方廠商集體嘲笑……範旭東仍咬牙堅持着，最終在1926年製出了純淨潔白的合格鹼，不但給西方廠商“一統天下”的制鹼業豁開了一道口子，而且產品還遠銷到了日本、印度、東南亞等。

圖左為青年範旭東，圖右為毛澤東為其題寫的輓聯“工業先導，功在中華”，雖是寥寥數語，在當時真的是步步艱辛

其實，當時以範旭東為代表的企業家今天看來更像讀書人，他們的業餘時間都愛看書。他們的休息時間，特別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而不是跟娛樂有關的事。

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遊玩，而不是去跟達官貴人往來，他們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

當知識分子、企業家嘗試“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時，魯迅正試圖用手中的筆喚醒國人。

1919年初，38歲的魯迅發表了小説《藥》，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犧牲，這一年，魯迅也在忙着搬家，從老家紹興搬到了北京。

當魯迅在考慮應該把家安放在哪裏時，在北京已經呆了一年的青年毛澤東正考慮離開這裏回湖南，這個來自鄉村的26歲青年當初沒有選擇在湖南老家謀一份安安穩穩的工作，作為師範類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完全可以在當地教個書，去大一點的城市當個編輯。

他畢業後就成為了一名“北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了一個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15種報紙，看似單調乏味，初來乍到也受了不少冷遇，但他得到的也不少：可以近距離聽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大V”的各種講座，還能泡北大的圖書館。

青年毛澤東

五四運動前夕，廣泛接觸到新事物、新思想的青年毛澤東決定回湖南長沙幹一番事業。

1919年前後那個時代，很多熱血青年都被當時艱難的時局深深刺痛，紛紛用各自的方式行動起來，有一份光便散發一份熱，最終點燃了民族覺醒、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燎原大火。

2

熱血年代

剛入5月的北京天氣，清早雖然還有點微冷，到了中午卻已讓人煩熱。 5月4日這天十點左右，北京幾十所高校的青年學生湧上街頭，穿長袍的佔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他們的隊列都是各學校自行組織起來的，各種形狀的白布標語用竹竿子挑着，標語大都是寫着：“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剷除國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等句子。

這都源於4個月前，商討“一戰”後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會召開。“一戰”期間被派往歐洲戰場的20多萬華工為中國換來了戰勝國的入場券，中國原本以為能在巴黎和會上收回一些主權，起碼能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攫取的特權收回。

然而結局卻是，巴黎和會不僅對中國代表的要求棄之不理，還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交給了日本。

主導這次和會的美國人只是表示同情，英國人比較冷漠，而法國人態度很糟糕。

巴黎和會場景

失望帶來的痛苦格外強烈，青年學生們經此刺激突然覺醒了，登時表現出一股捨我其誰、共赴國難的氣概，他們大多都是當年的80後、90後、00後，就學識與社會影響而言，確實無法與陳獨秀、胡適等比肩；但日後的發展，則不可限量。

29歲的青年學生領袖許德珩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在遊行前一夜，他把僅有的白色牀單撕成一條一條的，用來書寫標語，為第二天的遊行做準備，當時他只有這一條牀單，睡覺時一半用來鋪一半用來蓋。

38年後一個初夏的傍晚，已經67歲的許德珩跟家人坐在院裏乘涼，把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給大家又講述了一遍。他的女婿忍不住問，您在蔡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讀完了北大，還有兩個月就畢業了，您這麼幹，就不為自己的前途着想嗎？

許德珩脱口而出地回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許德珩的女婿在一年後的1958年受命擔任國家原子彈工程的理論部主任，他叫鄧稼先，直至彌留之際他還在擔憂“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圖左為許德珩，右為鄧稼先

5月4日那天，19歲的謝婉瑩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陪動了手術的二弟，黃昏時候來了一位親戚，告訴了她北京大學生們聚集遊行的事，年輕的謝婉瑩聽了之後既興奮又憤慨，第二天她就回學校去了，到學校一看，學生自治會里完全變了樣，大家都不上課了，站在院子裏面紅耳赤地大聲談論，同時也緊張地投入了工作，她也加入到了聯合會的宣傳隊當中去。

這樣，原本生活在狹小且較為優渥圈子裏，以後想當一名醫生的謝婉瑩，在宣傳工作當中發覺到了自己的寫作天賦，也受到了新思想的感召，開始用“冰心”這個筆名發表文章，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五四運動之所以能發生，很大程度上離不開之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啓蒙，在5月4日這一天，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錢玄同也加入了遊行的行列，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還領着自己6歲的兒子參加了遊行，他想讓兒子體驗下“改造社會”的艱辛。

不知道6歲的小孩能對那時所見所聞有多少印象，但錢玄同的一番良苦用心確實沒有白費——他的兒子此後去歐洲留學，師從居里夫婦，歸國後參與了中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他就是“兩彈元勳”之一的錢三強。

圖左為錢玄同，右為錢三強

這天發生在北京的運動，從漣漪變成層層波濤，很快跨過大江大河，翻過高山峻嶺，穿透各地大小軍閥的封堵傳遞到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那裏，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掀起了驚天巨浪：

在天津，21歲的青年周恩來所創立的覺悟社成為天津愛國學生運動的總指揮部，他們對外廢除姓名，用抓鬮的辦法決定各自的代號，男5號周恩來，後化名“伍豪”，女1號鄧穎超，後化名“逸豪”，此後，無論在苦難輝煌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艱苦奮鬥的和平建設時期，這兩位革命伴侶始終長相依，成就了一段傳世愛情。

青年周恩來

在湖南，從北京歸來的青年毛澤東辦起了“新媒體”《湘江評論》（新文化運動後，傳播自由、民主思想的報刊與傳統報刊相區別，也算是一種“新媒體”了），毛澤東一開始就把雜誌宗旨定位成了：鞭撻時弊、鼓吹革命、宣傳新思想！在雜誌第一期就大聲疾呼北洋軍閥趕緊把因發文批判時局被抓的陳獨秀放出來。

圖為《湘江評論》

在蘇州一個叫甪直的小鎮上，25歲的小學教師葉聖陶並沒有因所處位置偏遠就“兩耳不聞窗外事”，雖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師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是“文學研究會”11位發起人之一，當時的北大學生也絕不會因為葉聖陶是小學老師就看不起他。五四運動後，葉聖陶與小鎮上的青年貼標語，呼口號，大聲疾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傳播新思想。

後來，工人和商人羣體也積極響應，在商人的提倡和努力下，全國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藥房不賣日藥，糖商不賣日糖，面紗業停止與日商聯繫，紙業不賣日紙……而且，不賣給日本人糧食。頓時讓日貨銷量大減，貨價陡降，日本政府惶恐不安。

中國的工人此時也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辛亥革命前中國的產業工人不過50～60萬人，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即達到了200萬人！

於是，這把火越燒越旺……

1919年6月28日，在凡爾賽鏡宮貌似莊嚴的簽字儀式上，唯有中國代表的兩個座位空無一人，主持和會的法國總理克里孟梭雖露不悦之色，卻也無話可説。 中國人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不像之前那樣被拎到談判桌前簽字。

中國代表拒絕簽字的舉動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

此時，一輛汽車正緩緩駛過巴黎沉寂的街頭，透過車窗能看到坐在後座上的青年果敢的雙眸，五個月前他在巴黎和會上發表了一篇有禮有節、擲地有聲的演講，闡述中國要求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的正義主張，雖然獲得了廣泛讚譽，但依然沒能改變什麼，他叫顧維鈞，31歲的他正想象着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

“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3

新的開始

五四運動不止是一場針對巴黎和會的抵制運動。更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羣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衞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啓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的發生，讓當時的中國人看到了團結起來的巨大作用，也把之前觀點各異、一盤散沙的中國青年人重新凝結在了一起。它“以全民族的搏擊培育了永久奮鬥的偉大傳統”，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

之前發生於1911年的辛亥革命並不是一場有組織的革命，全國一起反清朝皇帝的人，各有各的心思：有人覺得推翻八旗貴族就好，有人覺得只要能地方自治就好，有人覺得能正常發工資就好，有人覺得能讓自己的企業正常發展就好……大家唯一的共識是清朝沒有給他們滿意的出路，但是到底該走什麼路，完全沒有共識。

所以各方面互相牽制，清帝退位後，反而是很多沒有參加起義的清朝將軍和官僚出來接管政府，連續掌權十幾年。

但1919年之後，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放棄了之前的很多幻想，劃掉了很多錯誤選項，也就更容易達成共識，逐漸開始聯合起來，帶着下一代年輕人去改變中國。

這其中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19年，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得到了足夠的信息，知道十月革命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底層革命，少數知識分子和工人士兵聯合起來，居然能夠管理一個有幾萬公里鐵路的半工業國。

實際上，遠在蘇俄的列寧和剛建立不久的共產國際也在時刻關注着中國年輕人的這場運動，1920年春，幾個俄國人悄然搬進了上海霞飛路716號，帶頭人叫維經斯基，公開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報》記者，中文名叫吳廷康，由於不會説中文，他還帶了翻譯，維經斯基此行的任務就是了解中國國內的情況，並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繫。

維經斯基還幫助中國的革命青年去蘇俄學習，1920年秋，他在上海創辦了外文學社講授俄文，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就有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

此時，還有很多青年也紛紛遠渡重洋，學習新思想。1920年11月，在友人資助下，22歲的周恩來來到巴黎，他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兼做社會調查，他最喜歡去的就是咖啡館，這裏是他了解社會、發展社會關係的重要手段。

同年，一個戴着寬邊帽，儀表整潔，稚氣未脱的青年經過巨浪顛簸後也來到了法國，他叫鄧小平，比周恩來小6歲，曾在五四運動中參加了罷課、抵制日貨等行動，後來得到了赴法勤工儉學的機會。

勤工儉學聽起來不錯，但其實勞動強度大，工資低，他每天都要在40度以上高温的廠房內工作，在被鋼水映紅了的熱氣中使用長把鐵鉗將數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燒紅鋼板拖走，在鑄鐵時他不止一次受傷。

青年鄧小平

在巴黎期間，鄧小平同周恩來相遇，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共同革命活動生涯。

這個在法國經歷過“鋼鐵歲月”的“00後”年輕人，幾十年後帶領中國進行了一次規模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兩年後的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齡只有28歲。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一批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幹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待遇而乾的，是為了完成民族救亡、喚起同胞覺醒。

他們發出過最激烈的吶喊。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1928年3月20日，武漢漢口餘記裏，面對敵人的槍口，28歲的夏明翰寫下這首氣壯山河的就義詩。

他們帶着最淡然的微笑。

1935年2月，在主力紅軍撤離中央蘇區踏上長征路途數月後，留在根據地的瞿秋白在轉移途中被捕。在刑場，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説：“此地很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36歲。

他們不懼怕最艱難的道路。

參與長征那年，毛澤東41歲，周恩來36歲，張聞天34歲，劉少奇36歲，陳雲29歲，羅瑞卿28歲，楊尚昆27歲，李先念25歲……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暮氣沉沉。

他們充滿對生活的熱愛。

1940年，楊靖宇陷入日軍的層層包圍中，叛徒趙廷喜勸楊靖宇，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裏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日本將安排其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他，還讓他當大官，利用他的影響擺平東北抗聯。

楊靖宇最後跟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他犧牲時，身上還帶着一隻口琴。

他們懷着對親人的柔情。

1949年8月，在革命勝利前夕，得知丈夫彭詠梧已遇難的江竹筠（江姐），此時最擔心的就是年幼的兒子彭雲，在渣滓洞監獄中，她將衣被中的棉花燒成了灰，加上清水，調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筆”，將給親友的信寫在了毛邊紙上，這其實是一封託孤信，“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你了”。

“中國社會發展，中華民族振興，中國人民幸福，必須依靠自己的英勇奮鬥來實現，沒有人會恩賜給我們一個光明的中國。”

在這段充滿着苦難和輝煌、曲折和奮起的路上，中國終於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首都羣眾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4

生生不息

五四運動是一場在垂老的舊中國發生的青年運動，春去秋來，這場運動漸漸離我們遠去，但它的光芒依然在照亮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一代代青年，教他們懂得愛國、進步，教他們崇尚民主、科學。

新中國成立後，時代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了五四時代那些熱血青年的學生或後輩身上，他們成了舞台上的主角，開創了“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鼓舞着人們忘我奮鬥。

“鐵人”王進喜

改革開放後，無論是發起思想解放大討論的知識分子、徹底解決中國温飽問題的農民，還是興辦實業推動中國經濟的企業家，青年都繼續閃耀着這個時代。

1984年，被稱為“中國企業元年”，這一年，無數青年告別了清閒如水的日子，決定下海創業，最終開啓了中國發展的新篇章。

在廣東惠州，27歲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與香港人合錄磁帶，未來的TCL發出了第一聲。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為了整治工廠，他一上任就制定了13條規章制度，其中有一條就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

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華為”、“蘇寧”、“聯想”、“健力寶”等得以誕生。

1985年，海爾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92年後，在一個五四時代的“00後”號召下，更多的年輕人主動跳出了固定閒適的生活，在市場經濟改革的大潮中水擊三千里。馬雲第一次創業的時候28歲，馬化騰創辦騰訊時27歲，雷軍掌舵金山的時候29歲，網易在納斯達克上市時丁磊29歲。

此後，一批批80後快馬揚鞭，相繼殺入戰場的中央。大疆雄霸全球無人機市場時，汪滔才剛30歲出頭；今日頭條日活2.4億時，張一鳴35歲……

還有一些人，他們對日益高漲的商業潮流興趣不大，他們盯着的是自己研究的科學領域。

1992年，34歲的黃大年在機場衝着來送他的親人朋友使勁兒揮手，堅定地説：“等着我，我一定會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回來。咱們一起努力，研製出我們國家自己的地球物探儀器！”

17年後，黃大年回國，震動海外，當時有國外媒體報道，“他的回國，讓某國當年的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後退100海里”。他所研究的領域能確定地下是否有油氣等礦藏，水下是否有潛艇等異物入侵，“讓地球變得透明”。

黃大年在為學生們授課

1996年，26歲的潘建偉留學奧地利。潘建偉的導師塞林格教授第一次見他時，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夢想是什麼？”潘建偉回答，“在中國建一個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實驗室。”

當然，在歲月靜好的和平年代，也從來不乏英雄。

2001年4月1日，美國一架偵察機侵犯我南海領空，我軍隨後派出兩架飛機跟蹤攔截。美軍飛機突然撞向我殲-8Ⅱ戰機，飛行員王****偉再也沒有返航，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33歲。

雖然這裏只提到了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還是寥寥數語，但其實有無數隱匿在歷史帷幕後面的青年探索者和犧牲者。

而今，我們依然能看到從世界各個角落匆匆趕來的青年人，像百年前的竺可楨、任鴻雋們一樣。

2011年，被《自然》雜誌稱為“量子鬼才”的陸朝陽從劍橋大學博士畢業後歸國，目標是把量子信息技術做大做強，真正為國家所用。

2013年，“80後”科學家朱嘉放棄了百萬美元的高薪回國，在美國做研究的時候，朱嘉在納米材料和太陽能轉換方面的研究就處於國際前沿，被國際權威雜誌《科學》稱為“可以為世界解渴的人”，有望帶來高效太陽能海水淡化產業的突破。

朱嘉坦言：“美國人覺得這是他們的家，我説我們感覺這不是我們真正能一輩子待著的地方。”

今天，新時代中國青年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既面臨着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時代使命。前方，就是民族復興的重託。每一代青年人、此刻屏幕對面的你，終將接過時代的“接力棒”，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

歷史有很多峯迴路轉，走來走去，先輩的終點往往成了新一代的起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

2018年11月，京張高鐵開始鋪軌建設，跨越百年，沿着老京張線，一條嶄新的京張高速鐵路將於2019年底開通。100年後，“岸上拼裝法”、適用於350公里高速鐵路的鋼桁梁橋技術等，引領着全世界的創新。

變的是國力，不變的是骨氣。

當京張高鐵風馳電掣般駛過青龍橋車站的詹天佑雕像時，就是對百年來不斷進取的先烈們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