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轉行的理想主義者_風聞

New Year Resolution:拿完年終獎後，終於捨得跳槽了；

下一份工作，一定可以改變世界？

“Disillusion”是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它可以被翻譯為“幻滅”、“清醒”或“覺悟”，指的是人在意識到理想的虛假或現實的醜陋時，那種失望與醒悟共存的狀態。舉個例子：二十世紀美國最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説的就是一個關於disillusion的故事。蓋茨比對黛西的愛是一種幻想；其最終的破滅，映射了整個社會“美國夢”的警醒。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説，從夢中醒來只是一種日常。但如果你是個理想主義者的話，很不幸，“夢醒時分”可能會給身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千萬不要以為理想主義已死。在這個和平年代，理想主義早已被實用化和大眾化了：哪怕你只是一個公司裏的普通職員，你也可以相信自己的工作和事業能改變世界、為自己的人生和身邊的事物賦予意義。我姑且將這種通過努力工作來實現更高願景和使命的人稱作“理想主義勞動者”：他們比哲學家實在，比政治家踏實。

然而，在一些機緣巧合下，許多“理想主義勞動者”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其實並不能改變世界。但即使是在disillusion之後，最硬核的那羣理想主義者們也是不會將夢想就這樣放棄的。他們心態好，能力強，會想方設法將最初的理想嫁接到其他的行業上，繼續篤步前行。選擇轉行的理想主義者們會默默地告誡自己：

“下一份工作，一定要更有意義。” 

轉行是許多人一生至少會要經歷一次的精神洗禮。看透老本行的“無意義”後，夢醒的人卻不一定知道下一份工作到底要做什麼。金融界的人轉行做教育？建築師轉行做金融？如果上一份工作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那什麼可以呢？

這回，我就用四個小故事來談這個話題。

1****發黴的牆壁

2012年，美國東北被超級颶風桑迪（Hurricane Sandy）虐得百孔千瘡，紐約州的長島（Long Island）大面積受災。

兩年後，研究生剛入學的我隨班來到長島南部的一個重災區，調研當地的災後恢復情況。

當時已是2014年，然而許多災區的民宅仍沒被修復。發黴的牆壁導致不少居民（尤其是兒童）患上了呼吸系統疾病；政府投資建設的區域性防洪堤也“正好”繞過了那個社區；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片並不太大的社區裏竟聚滿了政府規劃建設的垃圾填埋場、汽車回收站以及發電設施等污染源，環境十分惡劣……

調研期間，當地的一個民間組織（NGO）帶着我們走在社區的街道上，義憤填膺地講述着這裏的各種遭遇。這個社區是“黑人區”。當地極其落後的災後重建工作，似乎證實了種族歧視在當今美國社會仍然存在。作為一個曾經只從網絡上獲取場地數據的建築系學生，我第一次從這個NGO那感受到了某種強大的“情感的力量”。

這種“情感的力量”在後來的討論會上達到了頂峯。針對社區的發展困境，我們的帶隊老師表示：“學生們一定會量力而行，試圖為這個社區的災後重建找到新的出路。”但令我沒想到的是，這個NGO的領袖居然堅決地否定了老師的態度。她説：

“你們不能只是量力而行，你們要拼盡全力。因為只要全心全意，就一定就能改變現實！”

只要你擁有了“心靈的力量”，就可以成功地對抗現實——這種幾乎帶有宗教色彩的熱情和信念在這個NGO中是被廣泛接受的。會議上，另外一位NGO成員激動地分享了兩年前她從法學院辭去了教授職位然後加入了NGO的經歷，並表示組織中的“心靈的力量”令她非常受鼓舞。説道最後，她自己已然哽咽。

2****停車坪裏的小房子

第二天，我們來到了位於長島東部的另一個社區，在那見到了一個服務外籍移民的NGO組織。

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長島是紐約富人的後院，然而現在，這裏已經變成了有着大量拉丁美洲移民的多元化社區。這些移民大部分在建築工地打着零工，按日結算。每天清晨，他們會聚集在街角的停車坪，等待包工頭開着卡車接他們去工地。

然而，因為這些民工中很多都是非法移民（undocumented），當他們在遭遇拖欠工資等不公待遇時，非法的身份使得他們不得不保持沉默。更慘的是，美國東北的冬天非常嚴寒，許多在停車場等工的移民們常常是必須忍受貧窮和受凍的雙重摺磨。

針對這些現象，這個NGO將一個集裝箱改造成了一間小房子，並長期駐紮在許多移民等工的一個停車坪內。小房子上貼着“Workers Available”（此處有工人）的標誌，示意包工頭可以到此處招人。

圖片@Coloki

於是，尋求工作機會的人們每天早上可以到這個小房子裏喝上一碗熱湯。他們與包工頭的“非正規”交易也能在這個温暖的室內空間進行，顯得更加安全可靠。有了這樣一個NGO的幫助，工資拖欠問題大大減少。休息的時候，工人們在屋內彈吉他，或是在外頭的空地上踢足球，也算是苦中作樂、其樂融融……

這個NGO沒有提到任何的“主義”、價值觀或世界觀，他們的行動微小，缺乏宏大的敍事。我甚至無法用一句話或是一個模型來概括他們的所作所為。

3****伊斯坦布爾海邊的閒人

有一年暑假，我在伊斯坦布爾旅遊時，被當地人的悠閒給震驚了。

在一個普通的星期三下午，當全世界大部分人應該正在努力工作的時候，伊斯坦布爾的海邊卻充滿了各種曬太陽、喝茶、接吻的“閒人”。

那兒的人特別會享受生活，他們彷彿擁有大把的空閒時間。作為一個在中國和美國生活過的人，我和我身邊的人都總是特別忙，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像伊斯坦布爾當地人那樣在週三下午曬太陽。於是，我和一個歐洲朋友聊起這事，他卻評論道：

“About the exuberance of free time, 

economics says it’s a loss, 

politics says it’s dangerous, 

and religion says it’s a sin; 

yet this is how most people imagine a good life - the solution of this contradiction teaches us a lot about the societies we live in.”

翻譯：經濟將悠閒視為一種浪費，政治視悠閒為危險，宗教則視其為罪惡；然而，大部分人卻將悠閒視為生活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解決這一系列矛盾，即是社會運作的關鍵。

他的前半句話就像是腦筋急轉彎一樣，戳中了我思維的盲點。

經濟生產、政治行為和宗教組織既是人類社會中客觀存在的事物，也各是一種自成體系的世界觀，被人們用來描述世界、認知世界。不同的世界觀對於同一個事物的意義會有截然不同的解釋。就拿“工作日下午在外面曬太陽”這件簡單的小事來説，經濟、政治和宗教就分別給出了“浪費”、“危險”和“罪惡”這三種不同的理解。（但生物的視角卻能將曬太陽與維生素D的生成以及多巴胺的分泌聯繫起來——有利於身心健康。）

接受某種世界觀並通過它來認知世界是一件特別正常的事情。這就像一個近視的人必須依靠眼鏡才能讓事物在自己的眼中成像一樣——各種世界觀、主義和思想確實可以幫助人們更加迅速地處理複雜信息、理清事物的意義。

然而，一旦一個人完全接受了某種世界觀，他也同時會被這種世界觀給“綁架”，形成一套僵硬的思維定式。

我從小就是“眼鏡仔”。一開始的時候，我每年都要因為度數的增長而換眼鏡。可後來當度數穩定下來後，同一副眼鏡便會戴很長時間（我的上一副眼鏡竟戴了三年之久）。最近我去換了一副新眼鏡，可當我戴上新眼鏡時，卻感到了頭暈噁心等不適。這是因為，我的眼球結構已徹底適應了舊眼鏡，併發生了變形。同樣的道理，當一個人徹底適應了某種思維定式，他的觀點和行為，也都會成為那個世界觀的投影；其他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會令他感到頭暈、噁心和不適。

4****西西弗斯的神話

西西弗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因為觸犯了天條，被罰將一塊巨石推到山頂。然而，每次當他快要達到目的地時，巨石就會滾落。這時，他也必須跟着下山，然後將巨石給重新推往山頂——週而復始，無限循環。這便是神對他最殘酷的懲罰。

法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在《西西弗斯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用這個推石者的故事來比喻人的生活。

 原圖攝影@Henri Cartier-Bresson

西西弗斯的人生顯然沒有任何意義。他完全可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或是藉助其他的精神媒介來讓自己相信這荒誕的生活其實是有“意義”的（加繆將這種精神上逃避現實的行為稱為“哲學自殺”）。然而西西弗斯既沒有選擇殺死自己的肉體，也沒有選擇將自己的精神交託給其他人。他就一直這樣反覆地推着石頭上山，再追着滾落的石頭，然後再上山……

加繆認為，西西弗斯之所以可以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徒勞的事卻還不崩潰，是因為他早已看清並且完全接受了“自己的生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個事實。

對於西西弗斯來説，巨石其實並不是壓力的來源，意識（consciousness）才是。一個做着無意義的事情的人並不一定感到絕望，但如果他試圖去解釋本就沒意義的生活，他才會被絕望的意識給壓垮。對於西西弗斯來説，他那種罕見的拒絕追求生活意義的態度恰恰給了他最大的自由。在加繆看來，西西弗斯也可以是一個快樂而滿足的人。

加繆是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代表人物，在《西西弗斯神話》等著作中，他都對“意義”保持了強烈的懷疑態度。在他筆下，任何通過單一邏輯來給事物賦予意義的世界觀都是危險的。無論是宗教，還是柏拉圖式的理形論（Form），在他看來，這些理念都是將原本就荒謬的世間萬物給過於簡化了，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行為，即哲學自殺。

許多人會覺得加繆的哲學觀點過於偏激，但我卻認為他對於單一邏輯世界觀的批判倒是指向了不少“理想主義勞動者”矛盾的根源所在。

5**“理想主義勞動者”的轉行困境**

我猜，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心中或多或少會住着個理想主義者，希望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對現實世界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

理想主義者們有個特點：他們在面對世界上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時，總是非常迫切地需要找到解決方案，好讓混亂的世界趕快回歸正軌，讓眼前的事物變得更有意義。打個比方，不少建築師就是這樣一種典型：他們對周邊社會的各種問題保持很高的敏感度，並相信自己能通過創造出更好的空間來直接改善人們的生活……

這種設計行業內的理想主義，被《建築為什麼不一定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一文給質疑了。然而，當理想的道路上突然出現了個大“窟窿”時，選擇繼續前行的人就需要找到其他的“意義”來將其填補。於是，不少建築師在最初的理想幻滅後紛紛決定轉行，投身房地產、金融、城市規劃、互聯網等行業——他們依舊是理想主義者：仍然想要改變世界，仍然相信金錢不是衡量人生意義的絕對標準。當問到為什麼要從建築轉到其他行業時，他們會説：

“經濟和資本才是改變世界的方式。” 

“政治權力才是現實世界的終極規則。”

“科技進步才是第一生產力。”

但其實，試圖通過建築來改變世界的人，和依賴其他某一種手段來解決所有問題的人並沒有本質區別。在事物的複雜性面前，“經濟學是一切人類社會現象唯一的合理解釋”與“建築足以改變人們的生活”一樣，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可笑之談。

分類思維（categorical thinking）主導着我們從小對各個學科和世界觀的認知，它或許可以讓人一眼就看到事物的“意義”並順着其邏輯找到眼前問題的解決方案，卻沒能讓人去真正地思考問題。畢竟，能只花一秒時間就通過套用公式來表述事物“本質”的人，久而久之便會忘了如何去分析事物的本質。

運用強大卻單一的邏輯來將複雜問簡單化、公式化，説到底，是一種以實現自我滿足為目的的條件反射。堅信“所有的問題都是空間問題”的建築師與主張“經濟學思維是解答一切社會問題的金鑰匙”的經濟學家看似相差十萬八千里，但他們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都會在用各自的套路處理完眼前的問題後，感到一絲髮自內心的愉悦。畢竟，沒有什麼比自圓其説和“清晰的邏輯”更能給高壓忙碌的現代人帶來心靈慰藉了。

回到美國長島，我相信，那兩個NGO都從各自的工作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就感，但其原因不同。一個是因為信奉和履行了某一個理念而感到安心和“有理”，另一個則是來源於解決實際問題帶來的清醒和踏實。

南部社區的NGO試圖通過“心靈的力量”來推動災後重建——這是一個依靠單一邏輯世界觀來處理問題的極端例子。不可否認，該組織的行動理念確實是很強大的思想武器，它傳承於美國上世紀後半葉盛行的“心靈雞湯”主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和滲透當下美國社會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一種非常實用、具體的認知世界的方式。然而，僅僅通過心理治療、個人信念以及基於受害者身份的自我同情，這個社區可以爭取到政治權利嗎？可以得到經濟資源嗎？可以促使空間規劃的改變嗎？

單一的理念是無法讓人完全理解並處理髮黴的牆壁和當地其他複雜的現實問題的。如果社會現象的其他側面都被某種強大的世界觀和敍述邏輯（narrative）給“過濾”掉了，那麼思維定式反而可能會將理想給反噬。

與之相比，在停車坪上運營小房子的NGO則沒有遵循哪一種宏大的理念。其提供的服務都很簡單實在：移民站在停車場等工很冷，那就給他們提供一個小屋子；包工頭拖欠工資，那就讓交易在更加正式、更加安全的場所裏進行；針對外籍務工人員的情感需求，食物、音樂和足球則給他們提供了必要的心靈慰藉……

這個組織令人“看不透”——你很難用一句話來總結這個組織的行為、運營模式甚至是價值和意義。但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説，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糅合了多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和世界觀：他們既相信物理空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也不否定政策法律的重要性。這個NGO同時擔任着建築師、法律援助、心理諮詢和社會工作者等職能。他們這樣“東一下、西一下”的運作方式雖會顯得有些條理不清，卻更能準確地描繪出長島移民問題的全貌，因此，他們得以瞭解不同思維模式各自的邊界（limit），對其關注的問題本身保持罕見的、清醒的認知。

西西弗斯只有在強行給自己本就荒誕的人生找“意義”的時候，才是可悲的。理想主義者們在現世中努力工作和實踐，這無可厚非；但如果一個人用簡單、絕對的世界觀來給自己的工作找意義，並試圖依靠同樣單一的邏輯來構建某一個行業與更大的社會變革之間的固有聯繫，他便踏入了神給西西弗斯準備好的陷阱。

許多“理想主義勞動者”認為，描述問題和解決問題時，道理越簡單越好，條理越清晰越好。但如果一味地追求“思路清晰”，並將其作為一切行動的終極目的和準則，這樣做反而會讓人喪失對複雜事物的理解能力——**“思路”雖“清晰”，腦子卻不一定清醒。**自圓其説和分類思維，就像那些自己和老闆都很喜歡的精美PPT一樣：解釋力強，讓人身心愉悦，看上去一切都好——直到disillusion的那一天。

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完整地解釋世界，沒有哪一份工作可以徹底地改變世界，也沒有哪一種世界觀可以讓你從小到大都只用同一副“眼鏡”就看清事物全部的意義。

對於理想主義者來説，夢醒是不可多得的機遇。從某一行業轉到另一個行業，可以讓人逐漸認識現實問題的多個側面；一次次的disillusion，正是讓人不斷地接近這個世界全貌的過程。每次換完眼鏡感到眼球不適的時候，應該是一個人最清醒的時刻——畢竟，沒有什麼會比親自體會、記住並思考這些不同視點之間的碰撞和磨合更能讓人受益。

但如果夢醒後，你為了讓自己心裏好過一些（feeling justified）就立刻全盤接受了新一套的思維邏輯，那麼轉行對你來説並不是“系統升級”，而只是世界觀的“格式化”和“重啓”罷了。沒有疼痛感的轉行，很有可能只是原地打轉。

放棄原先的行業，轉到新的領域，可以是為了錢，可以是為了興趣，也可以是為了理想。對於理想主義者來説，如果因為夢醒而選擇新的行業，卻又捨不得單一邏輯和自圓其説能給人帶來的愉悦感，那麼即使是擁有了新的前進方向，離理想的距離可能反而會越來越遠。

作者： 羅雨翔 來源： 不成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