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懷疑」：為什麼普通人覺得自己比專家懂得多？_風聞

**撰文 |**孟昕（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不管懂多少籃球，我們都很清楚自己贏不過喬丹。但不用學什麼醫學知識，我們都敢説專家“不靠譜”。

自2018年底開始，美國東北部各州相繼爆發了“20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所公佈的數據顯示，截止4月26日，美國已經確診的麻疹病例達到704例，創下25年來新高，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麻疹患者年齡不到5歲，超過500名麻疹患者從未接種過麻疹疫苗**[1]**。在這其中，患兒家長所持有的“反疫苗”態度無疑對麻疹擴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無獨有偶，近年來也疫苗問題成為國內輿論的焦點。2018年7月，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震驚全國；接着，武漢生物爆出百白破疫苗效價指標不合格；2019年1月，江蘇金湖近百名嬰幼兒使用過期疫苗引發恐慌。除了疫苗本身質量問題意外，各類非法操作也讓大眾心力交瘁：今年2月，網曝石家莊醫務人員注射時掉包五聯疫苗；近日，又曝海南博鰲某醫院給顧客接種非法走私的九價HPV疫苗。更不用提這期間，網絡上還不斷穿插着“疫苗導致孤獨症”、“HPV疫苗導致不孕”等各類謠言……這些不斷湧現的負面事件不僅暴露了我國疫苗安全管理方面的諸多問題，也促使國內反疫苗思潮“潛滋暗長”。

而作為國際反疫苗運動的“大本營”，最近幾年美國反疫苗運動呈現“井噴式”爆發的態勢。 企業家出身且沒有經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特朗普經常公開批評疫苗科學，其“疫苗使美國兒童變成自閉患兒”之類的言論時常見於報端。事實上，在美國有相當多的普通人對疫苗持懷疑態度。調查顯示，近1/3的美國成年人反對公立學校強制接種疫苗。

可是，科學研究已經用確鑿無疑的數據證明了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近半個世紀以來，疫苗對過去廣泛傳播的疾病的爆發起到了很好的預防作用——據世界衞生組織統計，僅2000年到2017年間，疫苗便已經拯救了約2100萬人生命**[2]**。

那麼，為什麼沒有接受過醫學訓練的普通人會覺得自己比醫學專家更接近真理呢？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Matthew Motta等人借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分析了反疫苗運動中公眾對專家的態度及其所導致的政策立場。2018年6月，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雜誌發表了這一研究結果。

所謂“達克效應”是一種認知偏差，一般是指：**能力欠缺者由於無法正確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從而對其所掌握的錯誤結論產生“過度自信”的錯覺。**基於這一理論，Matthew Motta等人提出了研究假設：部分美國成年人持反疫苗政策立場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比醫學專家懂得更多。

問題緣起：一個世紀末的驚天騙局

我們知道，公眾對疫苗接種的態度是複雜的，受到科學、心理、社會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綜合影響**[3]**。儘管“疫苗懷疑”幾乎與疫苗相伴而生，但真正令公眾對疫苗的信任程度降至冰點的事件還要追溯到整整21年前。

1998年2月28日，英國醫生Wakefield等13人在頂尖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他們聲稱在8個患有自閉症的兒童體內發現了麻疹病毒，並明確指出該病毒來自於兒童在1週歲左右接種的麻疹、腮腺炎、風疹三聯疫苗（MMR）。換言之，他們認為MMR疫苗才是導致兒童患自閉症的罪魁禍首。

Wakefield等人的言論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普羅大眾的輿論中興起巨大波瀾。而在這一過程中，謠言如同瘟疫般傳播，種種疫苗“妖魔化”的議論甚囂塵上。

儘管這一結論在六年後被證明**“實為偽造”**，Wakefield也於2010年被吊銷了行醫執照，但懷疑的種子依然被深深埋下，這場世紀末的鬧劇和被裁撤的論文一起成為了疫苗陰謀論的一面“旗幟”，影響至今。

一方面，陰謀論使得部分公眾對疫苗安全性和該領域的專家產生了反感，部分支持者甚至認為政府和製藥行業為了實現各種政治和財政目標，故意“掩蓋”了證明疫苗危害的研究。

而另一方面，對疫苗的有限認知和關於疫苗的錯誤信息也深刻影響着公眾的態度——公眾出於對於已掌握知識的“過度自信”而拒絕接受疫苗。“美國成年人通常對疫苗的安全性一無所知，同時又輕易相信其得到的各種錯誤信息——尤其是關於疫苗與自閉症之間聯繫的。廣泛的信息來源，互聯網博客和各種媒體都加強了這種錯誤的引導。一些錯誤信息導致了一種看法，即強制接種疫苗是製藥行業的影響，這促使很多人更加註意疫苗的風險，而不是它對公眾健康的重要作用**[4]**。”

直擊現場：“過度自信”與“懷疑專家”

那麼，在疫苗問題上，哪些原因會導致普通人認為自己比專家懂得更多？對於這羣“過度自信”的人，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對疫苗接種的態度呢？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研究者們於2017年12月通過國際調查抽樣組織（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進行了一項在線調查，有1539人蔘加了這一研究，完成率為85% （final N = 1310），其後研究者按照美國2017年人口普查（CPS）的基準對這些數據進行加權，以反映性別、種族、收入和教育方面的人口基準特徵。自閉症知識的掌握情況、關於自閉症的錯誤信息以及對於疫苗專家的態度成為了這一研究中重要的衡量指標。

多項數據結果表明，“過度自信”與“懷疑專家”，在受調查的美國公眾當中是廣泛存在的。

我們發現在樣本之中，有3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對自閉症病因的瞭解與醫生和科學家一樣多或更多。儘管有許多人肯定了專家的作用，但仍有42%的受訪者對非專家的信息持信任態度，有38%的受訪者認為非專家應該發揮主要的決策作用。我們還注意到，雖然我們的樣本對自閉症的病因瞭解不多，但其對錯誤信息的支持程度卻相當高。

更重要的是，該研究還進一步表明，“過度自信”與受訪者的接種態度之間存在着相關關係，即“過度自信”與支持強制接種疫苗政策呈現負相關。**缺乏認知可能會改變公民對自身知識的看法，那些對自閉症知識掌握較少或者容易被錯誤信息迷惑的個體更加容易參與到反疫苗活動中來，他們更有可能認為自己比醫學和科學專家更瞭解自閉症的病因，**這就增加了這一研究主題的複雜性。

除此之外，我們的分析還表明，這種過度自信可能會產生重要的政策後果。樣本中過於自信的個人對強制性疫苗接種政策的支持程度較低，而且傾向於提高非專家在決策過程中應發揮的作用。

這一發現表明，對非專家疫苗態度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而這些結論都如涓涓細流匯入江海，給予今後的疫苗研究以啓迪。

達克效應：無知者無畏

達克效應獲得了2000年的搞笑諾貝爾獎，而關於這一現象的研究靈感起源於一場搶劫案。1995年4月19日，美國匹茲堡一男子麥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試圖搶劫一家銀行，搶劫前他在臉上精心抹滿了檸檬汁——檸檬汁加熱後會轉變成棕色，他天真地以為有了檸檬汁的偽裝便可以改變原有的膚色，從而逃避抓捕。不出所料，其大搖大擺搶劫銀行的行徑很快就遭到了警方逮捕，而直到阿瑟惠勒看到銀行的視頻監控錄像，他才意識到自己的臉部在鏡頭中清清楚楚**[5]**。

攝像頭下的阿瑟惠勒，臉上塗着檸檬汁（來源：http://www.kiwireport.com/heres-man-rubbed-lemon-juice-face-rob-bank/）

實際上，無知比知識更容易令人自信。在許多社會領域，人們都會傾向於對自己的能力持有過於樂觀的看法。對此，社會心理學家鄧寧（David Dunning）和克魯格（Justin Kruger）解釋道：過高的自我評價是源於這些人在其不熟悉的領域中承受了雙重負擔：一方面由於欠缺專業的知識技能，他們往往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並作出欠佳的選擇；另一方面，由於缺少元認知能力（元認知能力即人對自己的認知過程的認知能力），這些人總是難以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水平，從而容易滑入“過度自信”的深淵之中。****[6]。

達克效應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由於缺乏元認知能力，有些個體往往難以進行正確的自我評價，結果也就更難識別自己的真實能力水平——他們雖然技能水平不怎麼樣，卻沉浸於自我營造的虛幻的優勢之中，而無法發現自己糟糕的表現。比如説，很多差生都會對自己的考試成績“蜜汁自信”，而沒有社會經驗的高中生則常常認為自己具有更強的領導能力**[7]**。

然而，專業技能不足，就一定會陷入到達克效應之中嗎？學者們認為，答案取決於人們所涉足的領域。在某些領域之中，專業技能不單單是知識或智慧方面的，還取決於其它因素，例如身體技能。一個人不必精通籃球戰略和技術，便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單挑”中戰勝喬丹——他可以敏鋭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識到自我能力的極限，並對自我的能力邊界做出較為正確的定位。也就是説，一個人因為缺乏籃球技能而不能做職業球員，同時他也能明確地認識到自己缺乏籃球技能。

然而，對於另外一些領域而言，專業知識就賦予了在該領域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例如，對語法規則或推理邏輯有深刻理解的個人往往也是熟練的語言學家和邏輯學家。在這樣的領域中，缺乏專業知識意味着不僅無法勝任這一工作，還無法評估自身的技能，換句話説，這些不稱職的人可能無法意識到自己是能力不足的，從而容易陷入到“過度自信”之中**[6]**。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缺乏必要醫學知識的普通人會覺得自己比醫學專家懂得更多了。一如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言：“我們這個時代讓人困擾的事之一是：那些對事確信無疑的人其實很蠢，而那些富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卻總是懷疑和優柔寡斷。”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 “Knowing less but presuming more: Dunning-Kruger effects and the  endorsement of anti-vaccine policy attitudes”

參考文獻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204503244821123&wfr=spider&for=pc

[2] Joslyn, R.M., Sylvester, M.S. (2017).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ccurate beliefs  about childhood vaccinations. Am. Polit. Res. 1-22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532673X17745342.

[3] Larson, J.H., Cooper, Z.L., Eskola, J., Katz, L.S., Ratzan, S. (2011). Addressing the vaccine  confidence gap. Lancet 378 (9790), 526–535.

[4] Jolley, D., Douglas, K.M. (2014). The effects of anti-vaccine conspiracy theories on vaccination  intentions. PLoS One 9 (2), e89177

[5] Fuocco, M. A. (1996, March 21). Trial and error: They had larceny in their hearts, but little in their heads. Pittsburgh Post-Gazette, p. Dl.

[6] Kruger, J. , & Dunning, D. (1999).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7(6), 1121-34.

[7] Felson, R. B. (1981). Ambiguity and bias in the self-concep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4,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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