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閲野】俞可平：40年後如何再出發_風聞

“深圳經濟特區既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排頭兵，從某種意義上説，還是改革開放的晴雨表。其設立和發展過程側面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其所發生的變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和成就的縮影。”在2018深圳改革榜單頒獎典禮上，著名學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俞可平以《40年後再出發，做治理現代化的引領者》發表主題演講。

　　 俞可平回憶，1984年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住在海上世界，當時深圳已給他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們這一代人是改革開放40年的見證者，我本人也是深圳從創立、發展到壯大的見證者。”俞可平認為，作為改革開放先鋒，深圳要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先行示範區，除了繼續在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等領域保持領先優勢，還應爭做治理現代化的引領者。

　　 要做引領者，深圳就要在改革開放再出發進程中，從五個維度起到示範作用：一是做解放思想的引領者，二是做社會公平正義的引領者，三是做政府治理創新的引領者，四是做民主法治建設的引領者，五是做幸福城市的引領者。

“做解放思想的引領者”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僅包括經濟現代化，也包括治理現代化。比起前者，後者的難度更大。可以説，沒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俞可平説，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不僅意味着高度的民主和法治，還包括高度的制度化、規範化、標準化和程序化。

　　 如何爭做治理現代化的引領者？俞可平認為，深圳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引領者”。“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也是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俞可平説，經濟特區建設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搬用，如果沒有新的觀念和思維，就沒有新的體制和政策，更不可能有人們津津樂道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蹟”和“深圳現象”。

　　 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俞可平認為，要做到黨的十九大強調的“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最根本的辦法也是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例如，過去倡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現在要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要倡導‘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新理念。又如，在社會治理中，過去習慣政府包攬一切的思路，現在則應當樹立‘社會共治’的新理念，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社區組織和廣大民眾在基層治理的作用。”俞可平説。

“做社會公平正義的引領者”

　　 “必須清醒地看到且勇於承認，在這方面還有許多必須解決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和家庭財產存在不平等，還有城鄉差別和東西部差別等。由此也產生了教育、就業、環境、健康、安全、性別等其他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社會基本保障的不平等，如最低工資、退休、醫療的不同待遇等，這將阻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他認為，公平正義的物質基礎在於經濟利益的分配，要通過合理的分配製度，把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適的範圍內，避免因差距過分擴大而導致兩極分化。與此同時，還必須從法律、制度、政策上營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保證全體社會成員能比較平等地享有教育、醫療、福利、就業、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護等權利。

　　 “顯而易見，僅靠發展經濟不可能完全解決公平正義方面的問題，上述各項任務的實現必須依靠政府治理的現代化，希望深圳未來不僅成為生活富裕的榜樣，也能成為公平正義的榜樣。”俞可平説。

“做政府治理創新的引領者”

　　 再者，俞可平強調深圳要“做政府治理創新的引領者”。“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關鍵在於政府治理的現代化；建設一個創新型國家，關鍵也在於建設創新型政府。”

　　 他説，政府創新首先是一種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體制、行政機構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其直接目標是改善政府治理。“政府掌握着國家的公共權力，是社會前進的火車頭。如果説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國家治理，那麼善政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政府創新則是實現善政和善治的最有效途徑。”

　　 “深圳一直走在全國政府創新的前列，在我主持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中，深圳總共獲得了11個創新獎，佔全部獲得項目的6％，是全國所有城市中獲獎最多的。希望深圳繼續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尤其在優質政府和專業政府建設方面有出色的表現。”俞可平寄語。

“做民主法治建設的引領者”

　　 “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民主與民生也休慼相關。離開民主談法治，就像離開市場經濟談自由貿易那樣不得要領；離開民主談民生，就像要求人們的嘴巴只能吃飯不能説話那樣沒有道理。深圳自設立以來，在發展基層民主、豐富民主形式、拓寬參與渠道、促進社會自治、提高法治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希望能更進一步。”

“做幸福城市的引領者”

　　 “一般認為，幸福是個人在需求和慾望得到滿足時產生的愉悦感。從根本上説，幸福應當是一種個人的主觀體驗，不能‘被代表’。然而，人們產生並實現其各自需求和慾望，卻通常要受到客觀現實條件的制約，政府正是通過創造、提供或取消個人的外部條件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和影響人們的幸福。”

　　 俞可平説，一項關於深圳居民幸福感的調查顯示，在10項“最滿意”的指標中，與低碳生活有關的佔了前7項。在10項“最不滿意”的指標中，道德風氣和社會公平的得分最低，其次依次是社區噪音、衞生醫療、社會治安、社區居民參與。“這表明，政府的公共治理與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滿意程度緊密相關。因此，希望深圳在幸福城市建設中也走在全國前列，使深圳成為全國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俞可平先生哲學和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德國杜伊斯堡大學名譽博士  拜讀轉發：送月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