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來對馬可·波羅來華史實的釐清_風聞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4-20

演講人：李治安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 演講時間：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馬可·波羅（1254年—1324年）是中世紀偉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遊記》在西方人描繪中國的書籍中最為淵博精彩，影響流傳也最深刻久遠，某種意義上充當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碰觸的先驅和橋樑。

　　然而，有關馬可·波羅來華及《遊記》，近百年來不乏質疑和爭論，我們的這次講座，主旨就是概略介紹學界對此的研究成果。

意大利威尼斯馬可·波羅故居附近的水道(2014年攝)。新華社發

　　馬可·波羅來華原委與《遊記》問世

　　馬可·波羅出自意大利威尼斯城波羅氏。祖父名安得利亞·波羅，伯父馬可，父親尼柯羅，叔父馬菲奧，俱以商貿為業。伯父馬可相繼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北岸克里米亞半島的索爾得亞經商及設貨棧，他的兩個兄弟又繼續向東經營發展。為紀念伯父，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襲用了老馬可的名字。

　　時值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三次西征，蒙古四汗國佔據了亞洲中部、西部及東歐部分地區，其嫡孫忽必烈還在東亞建立起元王朝。尼柯羅、馬菲奧兩兄弟利用東西方交通大開，於1260年從威尼斯負販商貨，東赴君士坦丁堡、索爾得亞、欽察汗國都城薩萊和察合台汗國的不花剌，最終於1265年首次抵達元朝的都城上都，受到優禮接待。不久，兩兄弟奉忽必烈之命出使羅馬教廷，聯絡請教皇派百名教士東來等事宜。因舊教皇去世和等待新教皇選出，尼柯羅、馬菲奧兄弟於1271年攜馬可·波羅踏上回元朝的旅途。同行的兩名傳教士中途畏難西退，馬可則跟隨父、叔繼續東行。1275年夏抵達元上都，向忽必烈汗覆命，並呈遞教皇覆信等。1260年—1275年他們兩次來華的路線，基本是漢唐陸上絲綢之路。

馬可·波羅的《遊記》 資料圖片

　　據馬可·波羅所述，忽必烈汗對尼柯羅、馬菲奧兄弟不辱使命並如約東返，頗為讚賞。又見馬可聰慧謹慎，甚是寵愛。多次派他出使各地，皆能盡職盡力，報告詳明，大汗感到滿意，故給予諸多優渥待遇。於是，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國生活了17年。

　　波羅一家久居東土，思念故鄉心切。恰逢伊利汗君主阿魯渾的元妃卜魯罕逝世，阿魯渾遣三位使臣到元廷求娶卜魯罕的同族女。1291年初，馬可·波羅父子叔侄獲准隨同三位波斯使臣護送17歲的闊闊真“公主”赴伊利汗國完婚。他們從泉州港航海兩年多，到達波斯，完成護送任務後輾轉回到威尼斯。他們離華返程路線大抵是唐宋以降的海上絲綢之路。

　　回到故鄉威尼斯後的第二年，馬可·波羅參與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戰爭，不幸被俘。在獄中，馬可口述東方旅行見聞，由同獄的比薩城小説家魯思梯切諾整理，於1298年撰成《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以記述忽必烈時期的中國蒙古、中原、江南、西南、西北為重心，還用一些篇章描述日本、印度、波斯及非洲等國的情況，內容非常豐富，幾乎包羅歐洲以外的東方世界，故又名《寰宇記》。

　　《遊記》問世以來，流傳甚廣，版本和譯本達數百種之多。馬可·波羅被公認為中古偉大旅行家，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一部《遊記》架起了西方人認識、瞭解中國及東方的橋樑，西方人知中國必先知馬可·波羅。此後的哥倫布尋找和發現美洲新大陸，就直接受其誘導驅動。公元13世紀，以絲路為通道的中西交通大開，成就了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馬可·波羅來華及《遊記》又是700多年前陸地絲路和海上絲路空前繁榮的最有力歷史見證。

　　關於馬可·波羅來華及《遊記》的百年學術爭論

　　馬可·波羅來華及《遊記》雖然是中西交通的劃時代事件，但早在馬可·波羅返回威尼斯後於1298年刊佈《遊記》並宣揚一系列東方奇特見聞之際，因其威尼斯商賈出身，在中世紀基督世界中人微言輕，社會信賴度偏低，不少人就曾對馬可·波羅的描述表示懷疑。甚至在馬可·波羅臨終彌留之際，一些親友還要求他痛加懺悔，馬可·波羅斷然拒絕，聲稱所言尚不及見到的一半。

　　後來，懷疑説仍在持續。特別是16世紀西方傳教士大批東來，看到明清“閉關鎖國”政策下日益衰敗的中華帝國，與《遊記》的描述以及與大航海時代的西歐相比，反差頗大，故而對馬可·波羅的負面評價或偏見陡然上升。

　　最近一百多年時間裏，國內外一批優秀學者紛紛加入到馬可·波羅來華及《遊記》真偽的討論，其中不乏亨利·玉爾、伯希和、楊志玖、柯立夫等學界泰斗。持肯定説和持否定説的爭論長達一個多世紀，且延續至今，學術與社會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早在19世紀90年代，英國著名學者亨利·玉爾在《馬可波羅遊記·導言》中就指出，《遊記》中有多處遺漏，如長城、茶葉、婦女纏足、鸕鷀捕魚、人工孵卵、印刷書籍、中國文字等。書中還有地名多用韃靼語或波斯語、記成吉思汗死亡及其子孫世系等訛誤。這些批評是嚴肅和中肯的，也並沒有影響亨利·玉爾對《遊記》的整體信任與傑出的翻譯工作。

　　不過，由此開始，中外學界討論馬可·波羅來華的第一回合序幕拉開了。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外相繼出現過頗節、張星烺、束世澂等“馬可即元朝廷樞密副使孛羅”的説法，旋被學界否認。上述對馬可·波羅在華身份的誤判，明顯屬粗疏比附，但背後也隱含着學者們的某種困惑。因為在素有“汗牛充棟”之譽的中國史籍內，居然未能尋見馬可·波羅的名字和事蹟，這不能不令當時的中外學人不安。

　　1941年夏，在西南聯大攻讀研究生的楊志玖，無意中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經世大典·站赤》中一段相關記載，撰寫並發表了《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該文比勘考訂《站赤》公文中“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的三位使者兀魯、阿必失呵、火者，與《遊記》中提及的Oulatai、Apousca、Coja完全相同，進而考證出《遊記》所述馬可·波羅伴隨蒙古公主自泉州離華和經波斯返威尼斯是真實的，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楊氏還訂正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説的1292年初。這一揭示是漢文記載中迄今唯一可見馬可·波羅在華行蹤的考證與研究，“替《馬可波羅遊記》提供了可靠的證據”，受到向達、顧頡剛、湯用彤、傅斯年等學界專家的很高評價。

　　不過，由於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相對隔絕，許多西方學者沒能及時看到楊志玖的這篇論文。令人欣慰的是，法國著名東方學家伯希和雖然在晚年疾病纏身，但他仍舊在《馬可波羅遊記注》“闊闊真”條中，巧妙地利用哈模《伊兒汗史》和多桑《蒙古史》對合贊汗的記事等西方資料，同樣考訂出馬可·波羅離華是1291年，此考與楊志玖的年代考訂等不謀而合。1970年，英國學者鮑埃勒發表論文《拉施特與法蘭克人》，又揭出波斯文《史集》有關合贊汗在阿八哈耳城接見阿魯渾汗所遣自中國迎娶卜魯罕元妃同族女闊闊真的火者等使團且與闊闊真成婚的原始記載，進一步印證和支持了楊志玖的考證結論。

　　1976年，美國哈佛大學柯立夫發表《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綜合評價了楊志玖、伯希和、鮑埃勒三位學者各自獨立的研究，特別詳細介紹並肯定了楊文的考證發現。由此，楊志玖最先考訂馬可·波羅來華真實性的傑出貢獻，逐漸被國內外學術界所承認。因楊志玖與伯希和、鮑埃勒等協同探究，某種意義上樹起了馬可·波羅來華之肯定説的“大旗”。

　　1966年，德國學者福赫伯撰《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交往》，列舉《遊記》中揚州做官，獻拋石機攻陷襄陽，未提茶葉和漢字書法等疑點。認為波羅一家是否到過中國，還是個沒能解決的問題。正如前面所述，類似的質疑早已出現在19世紀末亨利·玉爾的《馬可波羅遊記·導言》中。針對這些問題與懷疑，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持肯定説的學者與懷疑-否定説的第二回合討論就此展開。

　　1982年初，楊志玖發表《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聚焦“馬可·波羅懂不懂漢語”“馬可·波羅是否做過揚州總管”“《中堂事記》的發郎國人是否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三個議題，就亨利·玉爾、頗節等爭議的馬可·波羅的語言文字能力、在華身份和相關漢籍史料等熱點，作了中肯而有説服力的論證。

　　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翻檢《遊記》全文，檢出某些矛盾和可疑之點，發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內證中看到問題》，提出馬可·波羅只到過元大都，有關中國其他各地的記述皆系道聽途説。1982年底，楊志玖撰《馬可波羅足跡遍中國》一文，與海格爾商榷。他考訂馬可·波羅奉使雲南、波斯、印度以及鎮江、福州、蘇州等城描述，找出了一些在中國南方的行蹤內證，雄辯證明歷史上的馬可·波羅不僅到過中國北方，也到過南方。

　　1992年，蔡美彪發表《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17年間，既不是作為旅行家或傳教士，也不是作為色目官員居留中國，而是一名色目商人，亦即作為斡脱商，在中國各地以至南海諸國從事商業貿易。《遊記》只講各地見聞，很少講他本人的事蹟，可能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中國文獻中不見他的記事，可能也是這個緣故。馬可參與揚州的商務管理，充當使臣隨員奉使哈剌章和印度，均可從其斡脱商身份得到合理解釋。這是繼樞密副使及揚州總管説被推翻後解讀馬可·波羅在華身份且取得突破的重要論文，有力回應了懷疑-否定説的相關不實之詞。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肯定説學者與懷疑-否定説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三回合討論，更為激烈和精彩。

　　弗蘭西絲·伍德博士又名吳芳思，長期擔任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是擅長四合院等建築研究的“中國通”。她於1995年出版《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該書以專著的形式出現，所引參考書97種，除導言、結語之外，正文包括十五章，洋洋大觀，集懷疑-否定説之大成。其觀點依然基本承襲懷疑説，即依然重點質疑“記載失誤”“記載遺漏”“漢文文獻無正面記述”三個基本方面。之所以稱其為集大成，又在於該書不僅使以往一些較為籠統、模糊的提法更為明確、更為系統，而且廣泛蒐集相關資料，又取多種前人説法為其所用，使其論説較為充分，趨於成熟。還將懷疑説更深入一步，由懷疑走向否定。該書被譯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範圍內廣泛發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和議論。

　　為澄清是非和端正視聽，楊志玖先發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回答》。1999年又撰寫《馬可波羅在中國》一書，與伍德等展開新的一輪論辯。該書駁論分為五部分：1.“舊話重提”，回顧懷疑論者的論題及失誤與缺陷。2.以“否認確據”為題，指出伍德一書對“站赤”所載馬可·波羅離華史料不能全面認識；兼述“王著殺阿合馬事件”在《遊記》、《史集》、《元史》中記載的異同及價值，並指出伍德的理解偏差。3.重點談《遊記》的“版本問題”，認為用版本不同來否定馬可·波羅書真實性的方式，並沒有什麼説服力。4.“漏載釋疑”，對伍德指摘《遊記》漏載的瓷器、印刷、漢字、茶葉、纏足、長城等物，逐條予以闡明論證。5.“結語評析”，澄清伍德對馬可·波羅的旅行路線、資料來源等誤解，並強調兩條為《遊記》所獨有而未見於西方同期的關鍵史料：元朝法律笞刑數目和馬薛裏吉思在鎮江活動。“若説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試問，哪有如此內容豐富的指南書可抄？”用反證法證實伍德觀點的不可靠性，明確回答“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在此前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羅依果1998年發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評吳芳思〈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針對其馬可有關蒙古公主到波斯嫁給伊利汗阿魯渾的故事是“從其他材料中借來的”的説法，直接引用伯希和和羅沙比的論説予以反駁：伯希和已説過“波羅關於阿魯渾派遣的使團的詳細描述是完全可信的”；羅沙比在《劍橋中國史》中也評述：“諸如此類的懷疑都已被楊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終證實馬可·波羅在忽必烈統治時期曾經到過中國”。還指出，伍德所云“馬可應用波斯語地名説明他可能是根據波斯語來源寫的”，是沒有根據的。同年，黃時鑑、龔纓晏發表《馬可·波羅與萬里長城——兼評〈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針對伍德着重抨擊的漏記長城問題，明確指出：秦漢長城時至元代時絕大部分已荒蕪殘破為遺址，僅出現在元人詩文詠唱及地理文獻中。是時可以看到的是與長城不同的“金界壕”。而作為中外普遍重視的主要景物或中國象徵的明長城，是晚至百年之後才修築的。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合乎情理，也很正常。此外，還有黃時鑑撰《關於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説馬可·波羅未有記茶》（1993）和《元代纏足新考與馬可·波羅未記纏足問題》（2011），大衞摩根《馬可波羅在中國與否》（1996），陳得芝撰《馬可波羅補註數則》（1995）和《從亦黑迷失身份看馬可·波羅》（2009），等等。這些文章也不約而同地反駁了伍德等的懷疑-否定説。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夏，楊志玖在天津南開大學發起並主持了“馬可波羅與13世紀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特意延請伍德博士等前來進行面對面的對話，並登壇闡述主旨觀點。與會中外學者從廣度與深度上提供了不少雄辯而有説服力的證據，推動了馬可·波羅來華研究的縱深發展。譬如克羅地亞的安東尼奧·西蒙內帝《百萬：馬可波羅綽號的交互影響——數量單位及其著作》，瑞士米歇爾·漢斯《重建馬克波羅的旅行——傳説與真實》，意大利保羅·利貝拉里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元上都》，等等。伍德博士則向會議提交了當年公開發表的《馬可波羅的讀者：抄本複雜性的問題》，坦言並非否定馬可·波羅來華，只是提出一些疑問，希望學界關注馬可·波羅抄本的複雜性及累積增添。這一輪世界範圍內馬可·波羅研究論爭的主要代表人物蒞臨會議，各陳己見，互相交流，使馬可·波羅來華問題在論辯中逐漸清晰明瞭。

　　焦點、真相與展望

　　通觀國內外學界百餘年來的馬可·波羅研究與爭論，肯定説與懷疑-否定説論戰的焦點，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看待《遊記》若干漏記或誤記，其基本記載真實與否？二是馬可·波羅在華的身份究竟為何？三是如何看待中國文獻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名字，他是否真正來過中國？

　　爭鳴是學術繁榮興盛的永恆動力，真理愈辯愈明。經諸多學者的反覆辯駁乃至據理論爭，馬可·波羅來華問題達到越來越多的共識，真相也逐漸大白於天下。

　　《遊記》確實存在對長城、茶葉、婦女纏足、鸕鷀捕魚、人工孵卵等漏記或誤記，甚至有誇張吹噓之處，但多半有尚能解通的緣由背景。畢竟《遊記》是旅行記而非史書，無須過度苛責。況且《遊記》還提供了大量頗為翔實甚至是獨家記錄的可貴資料，故稱得上記述基本屬實。

　　至於馬可·波羅在華17年間的身份問題，他大抵是色目商人，亦即斡脱商，兼做奉使隨員及宮廷隨從。其難以進入中國文獻，也合情合理。

　　楊志玖、伯希和、鮑埃勒三學者業已利用漢文《經世大典·站赤》和波斯文《史集》等考訂並找出馬可·波羅離華的確定行蹤，其來華隨之確有其事。中國文獻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名字，確實是一個遺憾，但因其記述較多翔實或屬“第一手”，大醇小疵，不足以妨礙馬可來過中國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世紀論爭”中，馬可·波羅來華史實得以釐清，學界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應感謝懷疑-否定説的擁護者，因為正是他們的論説，“逼迫”蒙元史和中外交通史專家，高度重視一切對《遊記》的疑問，最終把馬可·波羅來華研究搞得更深刻更透徹。

　　因此，我們也要呼籲諸位專家學者，進一步做好馬可·波羅研究的“科普”，更多地運用通俗方式，向大眾傳媒宣傳介紹最新研究成果與真相所以然，以便讓更多關注此事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進一步理解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

　　展望今後的馬可·波羅研究，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團隊正積極翻譯《伯希和遊記注》，值得期待。令人欣喜的還有，德國傅漢思《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鹽和税收方面的新證據》（2013）和馬曉林《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文本與禮俗》（2018）兩部力作，相繼面世。他們能夠運用多種語言史料，能夠在英美法德意俄日等國範圍內開展直接對話和交流合作，能夠打通馬可·波羅的漢學研究與文獻學研究兩大學術圈，頗具新時代前沿學人的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