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你一點也不瞭解劉邦_風聞

劉邦這個人，出生在戰國，出仕在秦朝，又建立了西漢，人生可謂豐富多彩，早年的經歷卻是撲朔迷離，史書中筆墨稀少，而眾多通俗説史者更關心的是用“性格故事”和他們總結出的可笑的成功學“道理”來割韭菜，反倒對最基本的事實漠不關心，殊不知，這些最基本的事實才是劉邦真正的“本錢”。

一

一個眾所不周知的信息是，在《史記》和《漢書》中根本沒有記載劉邦的生年。

**所以別看網上百度百科和各種“科普文章”滿天飛，其實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定論，**學術界也有爭論，因為歷史上就有兩個説法，並各有根據：

其一，公元前256年**（百度百科採信這個）****。見《史記·高祖本紀》註釋《集解》：**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二。”**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秦二世元年）

其二，公元前247年。見《漢書·高帝紀》註釋：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當前的歷史傳播中，前者是相對主流的認識，理由其實主要是有“兩條記載”，而後者則只有“孤證”，其他的文獻旁證，見曾維華《漢高祖劉邦生年考》（刊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但是張振台在《駁<漢高祖劉邦生年考>》一文中基本上解釋了這些“旁證”的意義不大。

不僅如此，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本身很多內容就荒誕不經，而徐廣的記載很可能是採信了他的説法，所以，核心證據也很值得懷疑。

這個問題，仍舊是一個“未解之謎”，但如果結合秦律規定來看，如《秦律十八種·內史雜》規定：

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

再結合《史記·高祖本紀》中提及“及壯，試為吏”，這個“及”字，已經説明劉邦為吏時，剛界“壯”年，這個“壯”年，也是一個相對確定的年份，也就是30歲。

而如果劉邦生年為前256年，沛縣前223年入秦，虛歲已經34歲了，這個“及壯”就莫名其妙了，劉邦隨時可以除佐了，當然，在裏耶秦簡中也有過了30歲“除佐”的案例，此人姓王，名援，臨漢縣都里人，上造爵位，時年37歲，之前任“官佐”3個月零12天。

不過，還是這個“及”字，説明是“到了”這個時候，另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

可見，蕭何為秦吏之後，劉邦有一段時間仍舊是“布衣”，所以才能“護高祖”，也就是説，劉邦並不是入秦即除任“亭長”，那麼， 很明顯，劉邦的生年只能是前247年，前218年時，滿30虛歲，得以“除佐”。

那麼，這個“佐”是“泗水亭長”嗎？

答案是“否”。

“佐”並不等於“校長”，也不等於“亭長”，而是裏耶秦簡《遷陵吏志》裏提到的一個吏員門類——“官佐”，在秩級上則屬於“佐史”，在職責上，屬於縣廷諸官的下級，所以秦簡中多有“司空佐”、“倉佐”之類的職務。

看《史記·高祖本紀》的記載，其實也明晰了這個關係，“試為吏”之後才是“為泗水亭長”，類似的流程，也可見《史記·樊酈滕灌列傳》裏對夏侯嬰的記載：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

這一段，記錄了夏侯嬰的三個在秦朝時的職務：

一為“沛縣廄司御”，這個不是吏職，屬於役職，給予擔任者的回報就是“免更”，所以秦律中還有學不會駕車要償還免徭年限的規定；

二為“試補縣吏”，這裏沒有説職務，但是緊隨其後就“坐劉邦傷人”而繫獄“歲餘”，也就是一年多，至少可以説明和前一個、後一個職位都無關；

三為“縣令史”，這個職務已經相當於蕭何的“主吏掾”了，是“最終職務”而非“初始職務”。

“廄司御”其實就是駕車的御手，屬於秦的一種“低級軍吏”，通過“學駕騶”除吏，之後，夏侯嬰又“試補縣吏”進入了縣吏系統，注意這個“補”字，實則是轉任補缺，等到秦二世元年蕭何、曹參迎劉邦於沛縣時，夏侯嬰已經升為“縣令史”了。

簡單科普一下漢初呂后二年的縣吏級別**（從高到低，具體考證，另文詳述）：**

最高：司空（二百五十石、二百石、百六十石，以縣秩級高低定）

第二：田（二百石，無論縣大小）

第三：鄉部（二百石，大縣）

第四：有秩乘車者、鄉部乘車者（百六十石）

第五：有秩毋乘車者、鄉部毋乘車者、校長（百二十石）

第六：斗食嗇夫、令史、牢監（斗食）

最低：官佐、鄉佐、官史、鄉史（佐史）

由於漢初律令為秦吏蕭何訂製，且對照秦簡與張家山漢簡，兩者之間在崗位職責、等級高下上變化並不大，唯一有可能變動的，就是有秩（即百石）以上官職的秩級提升，不過這也缺少證據，只是猜測，所以，秦制應於上述相去不遠。

在確定級別之後，我們來參考一下里耶秦簡中收錄的一份身份殘缺的“閥閲”：

為官佐六歲

為縣令佐一歲十二日

為縣斗食四歲五月廿四日

為縣司空有秩乘車三歲八月廿二日

守遷陵丞六月廿七日

所謂“閥閲”就是“幹部履歷表”，詳細記錄了之前擔任何種官職及相應的時間，並精確到日。

由於簡牘殘缺，此人姓名不詳，入仕路徑為“官佐”，而非“史”，兩者在秦制中有相當的區別，因為“史”有明文規定為世襲，而“佐”則為民間除任，劉邦起自布衣，自然也是自“官佐”入仕。

二

這份“幹部履歷表”的最大價值是展示了一個“官佐”升遷的路徑，在“官佐”積勞6年之後，升任**“縣令佐”，這個職位****在秦、漢律文中均有出現，但在《遷陵吏志》中並未單列**。

有學者認為“令佐”是低於“令史”卻高於“官佐”的職位，但卻無法解釋在裏耶秦簡中存在先任“令史”後任“令佐”的兩例情況，所以，也有學者指出為“令佐”實為“令史”的“異名”，三解更傾向於為“同事異名”，只是由於縣廷內“令史”分工導致了稱呼的區別。

而此人僅1年12天后，擔任“縣斗食”職務，也説明“令佐”應為“斗食”等級的職務，而非升遷，因為秦漢的“少吏”升遷有“年”、“資”、“能”三方面的要求，跨越郡、縣界限，甚至要“有功”，所以，由“令史”升“斗食嗇夫”，實際上是同級別的調動，並擔任實職。

4年5個月24天后，他升任“縣司空有秩乘車”即“縣司空有秩乘車嗇夫”，也正是這個職務顯示了《二年律令·秩律》所代表的漢制下，“司空”的級別要比秦制更高，有“乘車者”，自然意味着有“毋乘車者”，而****“司空”秩級最低者，也已經是百六十石，明顯有所提升。

“守遷陵丞”是代理遷陵縣丞的意思，不屬於正式職務，但也説明了這位官員已經具備了代理“長吏”的資格。

剛才説到，劉邦“壯”年入仕，應為公元前218年，距離反叛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約9年左右，其與呂后的婚期不詳，但生子之年史有明載，**惠帝生於前210年，則劉邦與呂后婚期應在前211年之前，**也就是至遲此年，劉邦已經擔任了泗水亭長，否則就娶不到呂后，也就是入仕7年左右。

而我們觀察上文中所引的“閥閲”可知，此人在“官佐”級別幹了6年，在“斗食”級別（含令佐、斗食嗇夫二職）共幹了5年6個月零6天，在“有秩”級別共幹了4年3個月19天。

**三解大膽猜測一下，秦朝地方“官佐”的“資”的標準，應該是一級5年左右，**而哪怕是3年，劉邦在7年間躍居一百二十石或一百六十石的“校長”，也有點速度太快了，更何況他擔任“亭長”期間，根本不是什麼安分之輩。見《史記·高祖本紀》：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在他早年經歷的有限記載中，“狎侮”就出現了兩次，與夏侯嬰“相愛”，竟然給弄傷了，説明劉邦是一個非常愛開玩笑，且沒輕沒重的人，更不把同僚們當回事，所以才有“素易”之説。

可哪怕是這樣的性格，蕭何還給他打圓場，説他向來好説大話，辦成的事兒沒幾件，其實就是勸呂公不要當真，否則真把劉邦“架”起來了，縣令的朋友還是有一定威脅的，而非對劉邦本人的貶低，因為“引入座”的過程中，不可能是“私語”，劉邦其實也沒當回事。

這個事件，其實也説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劉邦在縣中的地位不低，我們可以回溯下過程：

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也就是説，蕭何還在縣吏曹令史的任上，給呂公做儐相，注意他令的對象——“諸大夫”，這個説法當然是尊稱， 沛縣也不可能有那麼多“大夫爵”，**但是，絕對不是“佐史”這種層次的小吏，**而劉邦為“亭長”，且是交“謁”而入，這個“謁”實際上是名片加禮單的混合體，如果是個“末吏”，就是寫1億錢，呂公肯定也不會驚起的，説得直白點，經濟條件得和社會地位相匹配。

那麼，“亭長”到底是個什麼職務？

過往我們對“亭長”的基礎認知，實則來自於《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記載：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

也就是“亭”是一個基層管理單位，每10個亭的轄區就組成1個鄉，而這之中，鄉有秩為有秩吏，要郡中任命，而鄉嗇夫由縣廷任命，僅為斗食吏，鄉下之“亭長”，自然不過是“佐史”的級別。

值得注意的是，《漢書》的記載並非孤證，諸多成書於東漢、魏、晉的制度記載，基本與其相同。

見《風俗通》：

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弩，改為長，或謂亭父。

問題是，在漢代如此普遍設置的官職，在秦簡中卻沒有“亭長”之説，而在名稱上，則有兩個縣屬機構帶“亭”字。

其一，為“亭校長”，在《遷陵吏志》中寫作“校長”，在雲夢秦簡、裏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中則多有“某亭校長”的記載，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

羣盜 爰書：某亭校長甲、求（盜）才（在）某裏曰乙、丙縛詣男子丁，斬首一，具弩二、矢廿……

這個司法案例有明確提到“某亭校長”和“求盜”，《史記·高祖本紀》中有記載，劉邦在秦朝時就曾派屬下“求盜”到薛地做竹皮冠，這説明，“某亭校長”很可能被省稱為“亭長”，存世的秦印中，也有“校長”半通印。

其二，為“都亭嗇夫”，在《秦律十八種·效律》和《二年律令·秩律》中均有記載，詳見**《二年律令·秩律》：**

都市亭廚有秩者及毋乘車之鄉部，秩各百廿石。

**這裏的句讀應該是“都市、亭、廚有秩者”，也就是説，在呂后二年的西漢，還有都亭有秩者，**我們依據簡牘資料可知，“市”、“亭”、“廚”各為一官，正確的解讀是，都市、都亭、都廚有秩者，在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效律》中有：

其它冗吏、令史掾計者，及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如令、丞。

秦朝的法律裏，明確指出了“都亭嗇夫”，恰恰與上面漢律中的“都亭有秩者”是對得上的，也就是説，**“都亭嗇夫”和“校長”是並列於官僚體系之中，自然就不會是一個詞兒，**那麼，有沒有可能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或者是一事二名呢？

三

還別説，學術界真有這種説法，比如認為“亭長”即“校長”，“都亭嗇夫”是“校長”的上級管理部門，將“都”解釋為總管，也就是管理全縣所有“亭長”的“嗇夫”。

這種説法，看似説得過去，卻有一個無法解釋的問題，那就是“校長”的秩級為一百二十石**（另有一百六十石説法，為句讀錯誤，考證見另文）****，他們的主管領導“都亭嗇夫”也只有一百二十石，這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都”字的正確解釋，應該是“都邑”、“都鄉”。

秦朝的行政管理體系裏，有一個常用的“都—離”概念，比如官員在首都咸陽者稱為都官，而郡府所在的縣，也稱為“都”，縣府所在的鄉，也稱“都邑”、“都鄉”，對應的是“離鄉”，上面律文中的**“居於鄉”的“離官”，意思就是不在“都鄉”辦公的、派出到各個“離鄉”的屬官。**

那麼，“都亭嗇夫”有“離鄉”屬官，按照其他“官嗇夫”的慣例，應為“官佐”，如“亭佐”，這些“亭佐”雖然主一地，卻不能稱為“亭長”，非常幸運的是，這個依據慣例的猜測，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的記載中得到了佐證，見《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一文中引用的“芮盜賣公列地案”：****

棺列旁有公空列地，欲受，亭佐駕不許芮、朵。

這位名叫“駕”的**“亭佐”，可以決定“市”內“列地”的授予，可見其活躍的地方，就是在“市列”之內，其“亭”自然就是“市亭”。**

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黔首賣奴卑（婢）、馬牛及買者，各處廿二錢以質市亭。（金布律）

翻譯過來就是，黔首買賣奴婢和馬、牛的，要各出22錢，質押在“市亭”之中。

另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

元年十二月癸亥，亭慶以書言雍廷，曰：毛買（賣）牛一，質，疑盜，謁論。

整理者認為這個元年是秦王政元年，也就是漢簡記錄了秦朝的舊案例，裏面的“亭慶”，就是一個名叫“慶”的“亭長”，他在“毛”賣牛，交了質錢之後，懷疑他的牛是偷來的，所以向上舉報。

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陶器上有不少打着“安陸市亭”的印文，這實際上説明，在秦朝存在“市亭”的建制，市場上銷售的商品要接受它的監督，同時，還要負責處理市場內的商業糾紛和交易違法行為，類似於今天的“工商局”。

朱德貴先生在《嶽麓秦簡奏讞文書商業問題新證》一文中，更細緻地指出“亭”對市場的管理職責還包括管理市列店鋪的承租和受太守領導，聊備一説**。**

確認了這個事實，再回頭看“都亭嗇夫”的設置，就非常好理解了，因為秦朝的市場管理制度非常嚴格，律令嚴格規定交易行為需要約束於市場之內，而設置“市”的，又往往是“都邑”，一個區域的交通要道和政治中心，比如都城、縣城，則“都亭嗇夫”，自然就是都邑內“市亭”的主官。

不僅如此，在出土的秦印中，除了“咸陽亭印”之外，還有“咸陽亭丞”，可見，國家首都的“亭”，甚至可以設置“長吏”級別的“丞”，這就跨越了“有秩”這個“少吏”的概念，也意味着，設有“亭丞”的“亭長”，不可能是全國範圍內一盤棋的“校長”，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秦漢的官方文書中不見寬泛的“亭長”之説，而細緻區分為“都亭嗇夫”、“亭校長”，恰恰體現了秦、漢初條線責任管理的行政原則。

那麼，“都亭嗇夫”為什麼會有“離官”設於“離鄉”呢，和“亭校長”的職責是否存在重疊？

具體原因，參見《二年律令》：

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賊律》）

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郵律》）

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津關令》）

備塞都尉書請，為夾溪河置關，諸漕上下河中者，皆發傳，及令河北縣為亭，與夾溪關相直。（《津關令》）

第一條顯示，城、邑、亭、障實為四種有牆的，有防守功能的據點，所以才要求堅守。

第二條顯示，郵，本身並沒有與“亭”合一，而是單獨的編制，所以在無法設置“郵”的地方，才讓門亭卒和捕盜兼任人工傳遞文書的郵人職責。

第三條顯示，郵和門亭卒都可以行書，且擁有用符出入關塞的權力。

第四條顯示，新設關，則由縣置亭，與關口對應。

這四條共同説明了一點，就是一部分“亭”是設在交通要道（關口、城門）的有防禦功能、有亭卒人力的縣屬建制，參閲文獻所見，還有“門亭”、“邊亭”、“關亭”等，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還有“市南街亭”則屬於“邑中亭”，秦簡中還有亭校長率求盜徼循到某山，也説明“亭校長”在秦朝的治安職能與漢代文獻中的“亭長”類似。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上文中提到的關塞、津關，往往又配套着“關市”，比如《史記·商君列傳》記載：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

“客舍”不同於私營的“逆旅”，略同於官營旅館，位置則在“市”中，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中收錄的《為獄等狀四種•（人名：字上為魏下為山）盜殺安、宜等案》：**

一人殺三人田壄（野），去居邑中市客舍。

兩條記載對照，可知在秦國，“關市”同樣遵循着“邑中市”的管理模式，否則不會有“客舍”存在，而一般的“邑中市”或稱“縣市”，則有“市亭”，有“市官”，有“客舍”，有“候館”，見**《嶽麓書院藏秦簡（伍）》**

縣為候館市旁，置給吏（事）具，令吏徒守治以舍吏殹（也）。自今以來，諸吏及都大夫行往來者，皆得舍焉。

“市亭”負責治安和糾紛處理，“市官”負責市場管理和税收，“客舍”負責平民的居住、飲食，“候館”則負責往來官吏的接待，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功能板塊，可能在各處交通樞紐進行選擇性複製。

當然，對於一個縣級單位而言，往往“市”也就只有一個，所以，“都亭嗇夫”負責的，只是本縣的唯一的“都亭”，但臨時的商業行為卻並不侷限於此處，見**《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一文中三解的考證，實際上，只有十天以上的持續交易才必須入“市”，而秦朝絕不會允許商業行為的監督和管理脱離它的控制範圍，哪怕只是理論上，所以，在各鄉轄區內的交通要道設“亭”同時，派駐“亭佐”，也就不奇怪了。**

當然，這個解釋仍需進一步的史料發現來予以證明。

四

**説到這兒，又得聊一聊劉邦，他的“泗水亭長”****（《史記·高祖本紀》）或“泗上亭長”（《漢書·高帝紀》、《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到底是“都亭嗇夫”呢？還是“泗水亭校長”呢？

前一個問題本來不是問題，但是當前有觀點認為，秦朝泗水郡的郡治即在沛縣，也就意味着泗水郡郡治的“都亭”，即有可能名為“泗水亭”，而歷經2000年的滄海桑田，秦漢沛縣城址早已不存，仍需討論一下這一問題的可能性，也就是“泗水亭”的位置。

見《水經注》記載：

（沛縣故城）《述徵記》曰：城極大，四周通豐水。豐水於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亭長，即此亭也。

由此可見，“小沛縣”實在泗水西岸，而劉邦為“亭長”的“泗水亭”則在泗水東岸，而“小沛縣”和“沛縣故城”並不是一回事，結合上文中説的“城極大”，所謂“小沛”，應該並非《集解》、《索隱》所引證的等同於“沛縣”。

在酈道元的時代仍可以確認，蕭何、曹參“迎高祖”的“沛縣”實際上是“城極大”的“沛縣故城”，“小沛縣”城其實是在“故城”南的小丘之上。

所以，東漢末年，劉備將徐州治所遷至“沛縣故城”，袁術來襲，呂布求援就屯兵在“小沛”，而這個“小沛”恰恰是日後一直到唐代的“沛縣”地標，所以《括地誌》中説的泗水亭在徐州沛縣城東一百步，其地標選擇本就不是“沛縣故城”。

而前述《述徵記》已經明確説到“沛縣故城”四周通豐水，豐水又在城南東流入泗水，也就意味着，坐落在故城東南的泗水亭比較合理的位置，應該是豐水（泡水）入泗的交叉口之東岸，也可以算是區域內的交通樞紐。

也就是説，劉邦的“泗水亭”或“泗上亭”根本就不在“沛縣故城”內，自然也就不可能是“都亭”，當然，這樣的水陸交通要津，有可能也有商業設施的存在，他的“亭”內，也有可能設有“亭佐”，這些就無從稽考了，只能説是可能性存在。 

綜合一下，也就確認了劉邦所擔任的“亭長”，只能是秦朝的“亭校長”，那麼其秩級就是一百二十石，而非學術界一般認為的是“佐史”級別的小吏。

那麼，這種“誤會”是如何產生的？這個誤會又揭示了怎樣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

在於振波《秦漢校長考辨》**（刊於《中國史研究》2018年01期）**一文中，基本集合了學術界之前的討論，而追根溯源，則在於漢代“亭長”的級別，據考證，居延漢簡中燧長、亭長，以及尹灣漢簡中的亭長，秩級都是“佐史”，低於“斗食”。

換言之，這種級別的跌落，恰恰是由“校長”到“亭長”之間變化最令人費解的部分，而《二年律令·秩律》中的“校長”的秩級表明，從裏耶秦簡所記錄的秦朝末年到呂后二年的西漢初年，“校長”的變化並不大。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職務的職能上來，關於漢代“亭長”職能最詳細的表述見《漢官儀》：

亭長課徼巡尉、遊徼。亭長皆習役，備五兵。五兵：弓弩、㦸楯、刀劍、鎧甲、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㦸，習射，司奸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

職能、裝備、服飾全都描述得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在“司奸盜”之外，提到了“亭長皆習役”和“習射”，當然也屬於捕盜和防守的必要，但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路，且按下不表，先説説“司奸盜”

見《二年律令·捕律》：

盜賊發，士吏、求盜部者，及令、丞、尉弗覺智（知），士吏、求盜皆以卒戍邊二歲，令、丞、尉罰金各四兩。

而上文中將“士吏”、“求盜”並稱為“盜賊發”的“部主者”，非常奇怪，因為在《遷陵吏志》和《二年律令·秩律》裏有“士吏”，是“衞尉士吏、衞將軍士吏”，還真沒有個“郡士吏”或“縣士吏”，這裏的“士吏”、“求盜”何解？

另見《新見裏耶秦簡資料選校（二）》：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唐亭叚（假）校長壯敢言之：唐亭Ⅰ旁有盜可丗人。壯卒少，不足以追。亭不可空。謁Ⅱ遣【卒】𡩡（索）。敢言之。

二月辛巳，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主，以律Ⅲ9-1112令從吏（事）。尉下亭鄣，署士吏謹備。貳鄉上司馬丞。/亭手。/即令Ⅰ走塗行。Ⅱ

二月辛巳，不更輿裏戌以來。/丞半。壯手。Ⅲ9-1112背

簡要翻譯下，這是一份上報盜賊的文書，唐亭的代理校長“壯”上報，“亭”旁邊有30名左右的盜賊，本“亭”的“壯卒”少，沒法去追剿，因為“亭”不能空，所以，請求上級派卒抓捕。

遷陵縣的代理縣丞“敦狐”通報縣尉和鄉部主管，按照律令執行對策，由縣尉命令所屬亭鄣的“士吏”謹慎守備，由貳鄉上報郡司馬丞。

這裏面，還是沒有“士吏”什麼事兒，不過也因此答案呼之欲出：“校長”就是縣“士吏”。

五

在《忘記商鞅的秦始皇》一文中，三解已經指出了“衞尉”、“衞將軍”的京師屯衞系統有“士吏”官職，而“中尉”和“郡尉”的地方武職系統沒有“士吏”官職的現象，當時沒有展開討論，現在可以説明問題了。

李昭毅在《試釋<二年律令．秩律>所見衞尉五百將、衞尉士吏和衞官校長》（刊於**《早期中國史研究》第三卷第二期）一文中指出，《二年律令·秩律》中“百六十石”的“衞官、校長”實為“衞官校長”之句讀錯誤**。

因為漢代職官中，陵守衞士官有“校長”一職；且“衞官”如與“校長”並列為縣屬官吏，應在各級縣、道均有設置，而不會只在某一種縣裏設置，且不在首都設置；另《二年律令·秩律》中記載的官職，明顯缺衞士令屬官層級，“衞官校長”恰好補此缺，這一點，與三解之前討論秦軍兵制的研究略吻合。

而之所以“衞尉”、“衞將軍”之下有“士吏”，蓋其為京師的“屯軍”性質，即等同於野戰軍常駐，所以，其兵員性質為“屯兵”，等同於野戰軍的發屯、入屯，而其基層的管理者和組織者，即“士吏”。

而之所以縣設“士吏”，實質上是“中尉”、“郡尉”所統屬的常態軍事系統的基層“半軍半民吏”，平時以“校長”的身份統領求盜、亭卒駐守亭鄣，行使交通要道的防衞職能，同時，“習役”、“習射”督率“中卒”。

詳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除吏律》**

除士吏、發弩嗇夫不如律，及發弩射不中，尉貲二甲。 發弩嗇夫射不中，貲二甲，免，嗇夫任之。駕騶除四歲，不能駕御，貲教者一盾；免，賞（償）四歲（徭）戍。 除吏律

可見，士吏、發弩嗇夫都是與“發弩”相關的“武官”，“發弩”有例行都試，發弩嗇夫也有，都要求達到一定的“射中”的考核標準，駕騶即夏侯嬰擔任的廄司御，職責就是駕車，而秦、漢初的輕車，實則就是駕騶和發弩的組合，所以，均為“吏職”。****

具體到職責上，見《秦律雜抄·戍律》：

同居毋並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

這裏已經可以明確看到“士吏”行戍的職責，也就是安排“戍卒”的任務，而我們再看張家山漢墓竹簡《奏讞書》：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丞嘉敢讞男子毋憂。

六月戊子發弩九詣男子無憂，告為都尉屯，已受致書，行未到，去亡。無憂曰：蠻夷，大男子，歲出五十六錢以當徭賦，不當為屯，尉窯遣無憂為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

這裏“六月戊子”日，名為“九”的“發弩”見到了名為“無憂”的男子，告知他已經被徵發入“都尉屯”，且“無憂”接受了“致書”，也就是説，簽收了入伍通知書，卻沒到屯所，跑了。

這兩條材料非常清晰地表明，“士吏”、“發弩”是“行戍”、“發屯”這兩個軍事行為的重要環節，而結合上文《風俗通》中所説的“亭吏，舊名負弩，後改為長”，也就意味着“負弩”極有可能是“發弩”之訛，而漢代的“亭長”並非由“亭校長”改稱，而是“發弩”改稱。

之所以如此，實則是秦漢兵制變化的必然，在漢高祖、呂后的時代，以《二年律令·秩律》為實證，仍舊繼承了秦國、秦朝的“中卒”+“屯軍”制度。

“中卒”即材官引強、材官蹶張、輕車（駕騶），在縣中則是“發弩嗇夫”統訓“發弩”（含引強、蹶張），校長**（士吏）**居於各“亭”分領“發弩”，帶領其日常管理和治安工作，則其編制仍為“佐史級”的小吏，實則是“養精兵於吏”的思路。

以裏耶秦簡中的《遷陵吏志》與西漢中後期尹灣漢簡的《東海郡吏員薄》比較可知：

遷陵縣吏員共103人和104人兩個記錄，總數相近的西漢東海郡屬縣如下邳縣有吏員107人，大體可以比較。

令史：遷陵縣28人，下邳共14人（令史6人、獄史4人、尉史4人）

官嗇夫：遷陵縣10人，下邳共5人（官有秩2人，官嗇夫3人）

鄉嗇夫：遷陵縣3人（《吏志》未載，三解猜測應因鄉部為郡管，故只計總數，不計細目，所以有104員之説），下邳共13人（鄉有秩1人，鄉嗇夫12人）

牢監：遷陵縣1人，下邳1人

官佐：遷陵縣53人，下邳共18人（官佐7人、鄉佐9人、郵佐2人）

校長：遷陵縣6人，下邳0人

遊徼：遷陵縣0人，下邳6人

亭長：遷陵縣0人，下邳46人。

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對照比較，就能發現，本質上，秦到漢的縣屬吏功能角色變化並不大，只是進行了細緻的“析置”，同時，在部分崗位上進行了數量的縮減，而最重要的是，“校長”、“遊徼”、“亭長”、“官佐”的關係，大略明晰。

簡言之，即“校長”這個在秦朝綜合了日常軍事管理、戰時軍事動員和日常治安管理的職能角色，在漢代中期施行普遍建制“郡國兵”，也就是置“材官”、“騎士”、“樓船士”的常備軍事編制之後，舊的“中卒”體制被廢棄，曾經普遍設置於郡縣的“校長”（士吏）基本消失，而只保留了邊塞、陵園衞士這種軍事化組織中的“士吏”和“校長”稱謂。

不過在史料記載中消失的不僅是縣“校長”，繼而出現的是“遊徼”，全稱為“門下游徼”，于振波在《秦漢校長考辨》**（刊於《中國史研究》2018年01期）**中詳細論證了“門下游徼”實為縣屬吏，而並非鄉吏，在漢代中期之後，才出現在西北邊塞漢簡中，並廣泛地設置於邊郡和內地。

這也就意味着，作為“斗食”秩級吏的**“門下游徼”很可能是“校長”、“求盜”職務基礎上的變化，而其歸於“斗食”，其實是整個西漢中後期“少吏”秩級下沉大背景下的一部分，更是“諸曹”實職化的結果，**例證可見於振波文章中引用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中的材料，東部勸農賊捕掾、遊徼、亭長列名上書，清晰地表述了三者之間的上下級關係。

綜上所述，秦朝、漢初的**“亭校長”在西漢中後期演變成為了“門下游徼”；秦朝、漢初的“發弩”****（列名官佐）在西漢中後期演變成為了“亭長”。**

六

上文中提到的“都亭嗇夫”至漢代中期已經不存，蓋因早在漢文帝時代，一系列解除商業流動束縛的政策一樣開始實施，秦朝和漢初所執行的“市”的管理環境發生了變化，縣級單位的集中經濟干預職能逐步退卻，也就意味着，“市亭”所代表的強制交易環節的消失。

但是，“都亭嗇夫”的“離官”，“亭佐”卻與新的“亭長”一同持續存在，見《東觀漢記·趙孝王良傳》：

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 。

這一記載表明，遲至東漢，“亭佐”仍舊存在，只不過其執掌，肯定已經和最原初的秦制大相徑庭了，而這個職務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我們可以回溯秦朝劉邦擔任“泗水亭長”時的基本人力配置包括：

（1）亭校長——漢代中期變為“門下游徼”；

（2）亭佐（“都亭嗇夫”離官，交叉管理）——漢代延續，變為“亭長”屬吏；

（3）發弩（“發弩嗇夫”下屬，交叉管理）——漢代中期變為“亭長”；

（4）求盜——漢代中期消失；

（5）亭卒——漢代延續。

這之中，“發弩”和“求盜”或許為“同職異名”。

在考證了上述事實之後，我們可以確切地描述出劉邦在秦朝擔任“亭校長”時所能觸及的社會關係的範圍，即：

（1）縣吏，含蕭何、曹參、夏侯嬰、任敖，均為秩級低於他的“同僚”；

（2）市井之徒，因“泗水亭”（或泗上亭）地處交通要道，有極大可能有“亭佐”存在，則當地存在市易的可能性，所以含周勃**（以織薄曲為生），樊噲（以屠狗為事）****，灌嬰（睢陽販繒者也）等。**

**（3）大豪，**呂公、張耳、王陵。

這樣的交往面，在“居處相察，出入相司”的秦制國家已經屬於非常廣闊的，過往有説法，認為劉邦屬於戰國**“大俠”的概念，應該説非常不全面。**

正如蕭何所説的“好大言，少成事”，恰恰與《史記·遊俠列傳》中“重然諾，輕生死”的“大俠”完全相反，而王陵評價他“慢而侮人”並在他起事之初不願居於其下，都説明，劉邦本人的氣質，可能更近似於“宋、元、明話本”中的“豪傑氣概”，而並非戰國、秦漢時的“豪俠”形象。

但是，劉邦少年與盧綰一同“學書”，又長期擔任“士吏”武官，起兵後，好統車騎親冒矢石突陣****（見****《秦軍到底有多強大？》及《如果韓信不死，劉邦可以避免白登之圍嗎？》二文考證）****，屬於文武雙全的奇才，在勢力壯大後，能迅速地在漢軍中建立官僚體制，並善於與盟友、部下分利，掃蕩敵人和逼反潛在敵人時又絕不手軟，具備十足的“官僚”氣質。

而這些，與其説是他23歲時到張耳門下游蕩數月所得來的，不如説是幾乎覆蓋了他整個成年期的秦帝國制度薰陶所獲得的，他或許不是一個合格的“秦吏”，但確實是一個百分之百洞悉秦制奧秘的“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