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重生：研究院的勝利_風聞

20年跌宕起伏，聯想研究院在時代畫布之下塗抹的浪漫故事。

文|封成 丁甜

編輯|強家宏

LUMING LAB 出品

“亞太第一也拿到了，世界第一還遙遙無期，我的任務應該完成了，你們誰繼續帶領公司向前走，我讓位。”

不勝酒力的楊元慶舉起酒杯突然感慨到，這個意外之舉打破了周圍人羣的欣喜氛圍。這是發生在1999年10月23日聯想最高層總裁室會議after party上的一幕，地點深圳西麗湖畔。

聯想歷史第一次把總裁室會議安排在這個遠離總部的地方，意在探討聯想關於未來的走向。這個after party本不應該如此愉悦，因為早些時候他們還在會議上爭得面紅耳赤。

與會的高管旗幟鮮明地分為了兩派。保守派認為，聯想應該更多的精力放在謀求業績增長，在市場份額上佔據更進一步的優勢，在老路上擊敗對手。這樣的競爭思維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畢竟聯想此時的發展狀況也有這樣的勢頭和底氣。

變革派則提出了新的路線，他們覺得，此時的聯想應該將重心押注於未來，進一步説是押注於未來科技，要加大對科技的研發投入。

20年後，我們再回過頭看這樣的爭論就顯得不那麼有意義了。在今天，市場競爭和前沿科技研究之間的鴻溝已經消失殆盡，要想取得良好的市場表現，其研發投入必然會與之對等。

可是回到20年前，一款產品的成功研發足夠一個大公司通吃多年的時代，聯想面臨的路線之爭則是整個時代科技公司發展的一個典型縮影。

這個會議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party沉寂氣氛的打開來自於總部臨時傳來的一條簡訊：IDC統計結果出爐，聯想奪得亞太區的PC銷量第一。

消息的到來無疑地增長了保守派的信心，一時間所有人開始推杯換盞，紛紛向楊元慶道賀。可是此時楊元慶卻表現出了身為領導者的理智，他心裏仍然沒有一個準確答案，這才有那句驚四座的言論“誰能帶領聯想往前走，我讓位”，其中的糾結和焦慮不言而喻。

向前走，往哪兒走？

同一年，聯想成立了研究院，這是效仿國際科技巨頭面臨這樣發展路徑問題的解決辦法。在四年前，IBM成立了中國研究院。在一年前，英特爾中國研究中心、微軟中國研究院也相繼成立……企業研究院通常被用來連接科技發展和市場發展，是個折中的方法。

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聯想研究院的成立和這個會議的主題有什麼直接聯繫，只是兩者發生的時間點足以讓我們勾勒出上個時代科技企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企業研究院很難説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法，因為前研技術的研究方向同樣存在押注現象，這導致企業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反映到對公司發展的貢獻成為一個概率問題。我們見過了太多企業研究院為人類科技發展做出長足貢獻，卻難以為公司發展提供可靠支撐的案例。

可喜的是，聯想研究院表現出了不一樣的面貌：在過去20年的時間裏，聯想研究院不僅成功預測出多個技術趨勢的到來，並且幫助聯想在趨勢來臨時取得優勢。尤其是當下，在產業互聯網的熱潮之下，聯想研究院更是成為聯想在此佈局的重要武器。

更重要的是，研究院的果實除了支撐聯想自身的發展，還在國家技術進步的層面貢獻了重要力量。在過往，他們不僅設計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祥雲火炬形象，還支持聯想支撐了整個奧運的技術系統。

現在，他們的努力更加意義非凡。在中國正在試圖突破國外長期技術封鎖的大飛機制造項目上，研究院自主研發AR技術卻無心插柳般地貢獻了長足的力量。這已經超越了突破技術封鎖的範疇，而是一次偉大的創新。

20年的歷史，聯想發展的沉浮和研究院的功績都應該被記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了聯想研究院一個經歷了這個跌宕浪潮的個體，以及他在時代畫布之下塗抹的浪漫故事。這算是意外之喜。

01

“這是毛世傑院長。這是記者。”

他臉上露出笑容，動作很熱情。他還在工作狀態，剛剛在這間辦公室裏接待了一位美國公司派來的同事。聯想是一家全球公司，和外國人的頻繁接觸他已經習以為常。

眼前的這個中年男人看起來比我想象中年輕，甚至絲毫沒有技術研究人員以往給人留下的古板印象，頭髮茂密，有着不符合他年紀的面容和精神狀態。可是，他已經40歲了，僅僅就算是呆在聯想的日子，也有18年了。

18年，歲月流深。

在聯想，他身居高位，對外的title是聯想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長，計算視覺與增強現實方向負責人。同時，還有數不清的外部title，諸如北航特聘教授，上海科技大學企業導師，中科院上海高研院碩士研究生企業導師……

説到底，他是因為賀志強才來的聯想。2000年，履新聯想研究院院長剛剛一年的賀志強來到了他的母校中科大招聘，這時候他剛剛大三。賀志強在台上，他在台下。

這是一場關於IT產業的演講，講得很精彩，但是具體內容他已經記不大清了。台上的賀志強説聯想要向IBM研究院學習，這是一個很新的方向，所以他就記住了“企業研究院”這一個詞語。可就單單一個詞語就足以讓他心動，幾個月後他選擇了提前畢業，放棄碩博連讀的道路，來到了這個發源於中科院地下室的聯想研究部門。

                            

之後，他幾乎參與了聯想歷史上時代變革重大機遇的所有項目。在PC互聯網時代，他是名震一時的聯想FM365項目的技術骨幹。2008年移動互聯網來臨，他負責的樂phone應用商店更是成為聯想在移動生態端的重要佈局。中間幾年，他甚至還去成都從零領導研發了軍用加固型筆記本電腦。而現在，他所負責的計算視覺和AR領域的研究成果更是為中國大飛機的製造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為公司在產業互聯網的佈局打開了局面。

然而出了聯想，熟知他的人並不是因為他在公司取得的成就，而是他與聯想靈魂人物柳傳志在網絡上的兩場“對台戲”。2004年，聯想爆發歷史上最大一次裁員潮，他的部門9個人，3個人被裁，3個人轉崗，最後只剩下3個。他的心裏很難受，“有很多感觸，卻又好像什麼都堵在心裏，説不出來。”

理科生大多數時候給人的觀感是木訥的，然而會寫字的理科生卻極具人格魅力，他們寫出來的文字通常具有很強的感性力量，極具爆發力。毛世傑選擇把自己的悲憤和疑惑全都傾注在這雙平日用來敲代碼的手上，伴隨着鍵盤的噼裏啪啦作響，那篇眾人所熟知的爆款文章《公司不是家》就此產生。他以周遭的例子來痛陳這次裁員的冷酷無情，並且直指聯想此時業務受阻並不是員工造成的，“是誰的錯？是領導的錯！”

柳傳志看到這句話稍作停頓思考，這驅使他特地撰寫了關於這篇文章的回應，在回應中他對公司CEO楊元慶提出了三點要求：

牢記你的目標，牢記你的責任，進取、創新、突破!此外沒有別的出路；

要愛惜資源，特別要愛惜員工，牢牢記住以人為本；

去打仗，十仗中勝七仗就是優秀的指揮官!

仔細琢磨柳傳志的話語，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信息：在個人立場，柳傳志贊成毛世傑的結論，他還認為這是對聯想飽含感情的人才能寫出的文字。但是從領導者的角度，他也不認為楊元慶的裁員決策是失誤的，最後的話語中甚至還含有支持的含義。這是坐的凳子不同帶來的認知偏差。多年後，已經坐在聯想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長位置上的毛世傑也開始理解當時的決策，他現在不願再過多提起過去這段經歷。

18年的聯想經歷，讓毛世傑成了我面前的這個他。他的位置越來越高，負責的事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同時管的人越來越多，這意味着肩上的擔子也越來越大。不變的是，他對聯想的感情。2014年聯想30週年紀念日，柳傳志發了全員郵件，回憶了他在1999年聯想十五週年的演講，並詢問“1978年出生，1999年入職聯想的朋友應該是不多的，當年被大哥哥大姐姐帶着幹活的小屁孩轉眼已經36歲了，如今你們都在哪兒呢？有車有房了嗎？日子過得還行嗎？”

這兩個時間點讓毛世傑覺得自己是被詢問的對象，他再次發文回應。他不認為這是單調的15年，所做的事讓他始終有種時代弄潮兒的感覺。他見證了聯想這15年“從國內第一走向國際第一的整個過程，都感受到了劇情的跌宕起伏，以及結果的酣暢淋漓”。

終於，在2019年4月17日的聯想Awards Gala晚會上，毛世傑獲得了聯想個人最高獎項“聯想英雄獎”。這個獎是授予集團超越預期並幫助公司更好地向智能化時代轉型的先鋒。“這個獎項是對我過去18年業績的認可，現在是我在聯想集團的第19年，讓我們面向未來”。

這就是聯想35年來積累下來的中流砥柱，毛世傑只是其中一員。他們和聯想相互依存，互相促進。他們的努力貢獻使得聯想越來越好，戰鬥力越來越強。聯想也反饋給他們除了生活必須的車子和房子，還有“更重要的是擁有了豐富的經歷，保持了活力與激情，在聯想實現了精彩的人生”。

一個毛世傑長大了，他又能在他的崗位上帶出數以百計的毛世傑們。他們在科技上專研，在業務上奮進，無數個個體的力量凝聚成一股繩，以這種精神支撐聯想向更偉大的企業進發。

02

朗朗在聯想！

這話挺奇怪的。朗朗是鋼琴家，而聯想明明是一個科技公司，朗朗又不是聯想的代言人，兩者哪裏能聯繫得起來？可是楊元慶2015年5月28日的微博就是這麼發的。點進視頻去才發現，原來是朗朗和楊元慶合奏了一曲，郎朗負責彈琴，而楊元慶則在一旁翻琴譜。

不過，琴譜看起來有些詭異，虛虛實實的，一點都不像真的。看了毛世傑在微博上發的視頻完整版才後知後覺，這竟然是通過手機投影出來的一個虛擬琴譜！毛世傑在微博上説，“許多努力，就為了這一聲喝彩！這個手機酷不酷？聯想智能投影手機”瞭解一下。

在毛世傑發的那個完整視頻裏，朗朗甚至還用這台手機投影出來的琴鍵彈了一首慷慨激昂的曲目，引得現場驚叫聲一片。毛世傑把這種驚叫聲認為是對這項技術的認可，的確也是。他從2012年來，一直在做計算視覺和AR相關領域的研究。這個手機算是他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這款手機誕生的前一年，2014年，聯想手機達到頂峯。依靠聯想收購的摩托羅拉，使得當年手機出貨量總和超過9000萬部。聯想憑藉7.9%的市場份額在中國智能手機廠商中排名第一，全球範圍內排名第三，僅次於三星、蘋果。

講到這裏的時候，他產生了唏噓之感，“聯想似乎總是起了個大早，趕了晚集”。聯想的智能機佈局非常早，早到2006年全是功能機的時代。這年的聯想研究院技術戰略規劃會議就確定了智能機的方向，緊接着一個專攻智能機內部命名為“Beacon”的項目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

這是一款基於Lunix的下接鍵盤的智能機，看起來真酷炫。他起身去給我找珍藏的這台機器，就在辦公桌旁邊的儲物櫃裏面。

這個櫃子是多麼熟悉啊。就是這個櫃子，他把自己做過的產品樣品都保存在這裏面。坐在辦公桌上伏案工作的他，累了就扭頭看看這櫃子裏面典藏的物件，立馬就覺得精力充沛。這裏面的回憶實在太多太多。

回到沙發上，他回想起聯想的一些往事。“阿梅里奧對聯想的戰略是有很大的破壞意義的，因為他不會去看長遠”他突然來了這麼一句。

他不喜歡阿梅里奧。這個美國來的職業經理人把智能機如此有前景的項目經費壓得太死了，慘到什麼狀況呢？可以這麼説如果沒有賀志強的私下支持，這個項目恐怕早就夭折了。他認可楊元慶。從過往經歷裏，他發現“楊元慶當CEO，就永遠堅定投資聯想的未來。”

除了楊元慶，他還很佩服賀志強，“老賀的Vision在那個時代是極其領先的”。移動互聯網即將來臨，在2008年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賀志強給聯想研究院劃出三條明確的業務線：操作系統、樂Phone和應用商店。

這樣早且完善的移動互聯網戰略佈局，使得聯想取得了先發優勢。聯想不僅最早做智能機樂phone，而且是國內第一家用上安卓的廠商，針對最早版本的安卓，他們做了大量修改和完善。聯想開發出的“四葉草”交互方式，至今還被很多用户所懷念，這個工作量無疑於重做了一套操作系統。最重要的是，PC廠商的經驗還讓聯想最早考慮到了移動時代的生態體系，他們還決定了要做應用商店。

好景不長。隨着安卓的優化和發展，聯想的操作系統業務陷入了一種註定會消亡的命運，毛世傑把這場戰役的失敗總結為，“一個很偉大的夢想沒有實現好”。手機業務本來算是聯想的老本行，可是在中間幾年卻在市場戰略上搖擺不定，推出的手機產品參差不齊，甚至連毛世傑都一度棄用。

他嘆了一口氣，我明白這是對聯想失去的移動時代的惋惜。一手好牌怎麼就打成了這樣？操作系統且不必説，怎麼連智能機樂Phone業務也如此不順。他後來自己總結了原因，樂phone的產品定位，產品設計理念都沒有任何問題，關鍵在於品質把控沒有跟上，導致了早期出來產品質量非常差。他説道，“我們一幫讀博士做research的人去工廠盯的，這能行嗎？”

匪夷所思，硬件起家的公司會在供應鏈上出這麼大簍子？

有點起色的是應用商店，這個一開始阻力最大而且零經驗的項目，這是他從沒有想到過的。阻力同樣來自於內部，在那之前聯想在PC時代的硬件過於成功，他們的機器總是能賣得很好，他們從來就不會去涉足軟件應用層面的市場。所以，當應用商店項目確定後，內部很多人都想不通，為什麼要做應用商店？聯想能做成軟件生態嗎？在賀志強主持那次會議上，就有高管就直接質問毛世傑“你能保證應用商店上線的時候有200個應用嗎？”

此時，毛世傑並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的心裏同樣沒有底氣，只能默默把200個應用定為自己的目標。他面對的現實是，此時聯想內部連軟件合作協議都沒有，之前的幾乎全是硬件採購合同模板。他立馬做了兩件事，一個之前在Intel負責芯片設計的工程師被安排來負責財務文檔，另一個出身於微軟的工程師則被要求來研究軟件開發合作的法務文檔。

他嘴角微微上揚，此時坐在我面前沙發上的他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要知道，微博、優酷這些移動時代的知名產品第一款安卓APP幾乎全是基於聯想應用商店的sdk合作開發出來的。

他聲音越來越大，這間不大的辦公室頓時充滿了生氣。就是在這間辦公室，他和2018年赴美上市彼時剛註冊公司的樂逗遊戲CEO陳湘宇談論移動遊戲應用的合作，並且推動了聯想樂基金投資樂逗遊戲。彼時還沒註冊公司後來被阿里收購的豌豆莢創始人王俊煜找上來和他商量合作事宜。就是在這間辦公室，那個被他安排負責財務的芯片設計工程師經常向他彙報工作，那個人叫仇俊，就是在2017年就已經手握12億用户下載量的茄子快傳的CEO仇俊……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他的努力沒有白費。2010年，聯想召開了第一屆開發者大會，聯想樂商店正式上線，裏面內置1000多款應用，國內做安卓的人幾乎會全都到場了。

他長舒了一口氣。

03

2012年，他在聯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推動了兩個項目。

一個是AR眼鏡，要知道當時沒有AR這個詞語，連大家熟知Google AR眼鏡都是要到12年年底才發佈的。

一個是智能投影手機，就是楊元慶翻虛擬琴譜，朗朗彈虛擬鋼琴的那款。

這是定位明確的兩個項目，前者旨在探索下一代硬件革命，後者則期望改變智能機的交互方式。

這就是從2011年底毛世傑開始接收以來聯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所必需要做的事情，去探索未來5-10年技術上可能發生的變化。結合當時市場狀況，他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智能手機之後是什麼”。

他的第一個命題來自於楊元慶。從樣式千變萬化的功能機時代跨越到智能機時代，楊元慶認為智能手機的形態一定會有一些變化。至於怎麼變，他則把問題拋給了毛世傑。

按理説，這樣一個很虛的前瞻性開發性問題，不會有人趕拍着胸脯説自己是對的。毛世傑卻很自信，他想了好久，再找到楊元慶彙報，“我覺得智能機只是這個樣子了。現有的交互方式情況下，只能追求屏越大，屏佔比越大。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須要改變交互方式。”毫無疑問，後來的發展趨勢的確印證了他的説法。

基於計算視覺的兩個項目紛紛上馬，進展突飛猛進。2015年，智能投影手機發布，朗朗和楊元慶一起在台上展示了這款擁有全新交互方式的智能手機。他在台下很高興，在微博上寫下“許多努力就為了這聲喝彩”。

同時，他還有一點小沮喪，他心裏明白這款手機註定只能停留在舞台上，這場發佈會只是為了向外界展示聯想的技術實力。在那之前，他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找了無數的代工廠，從內地找到台灣找到日本，始終沒有人解決這款手機的量產問題。這多多少少有點悲壯的味道，辛苦多年做的產品，大家都覺得很好，可是就是造不出來。

後來，他們換了個思路，將這套交互系統和尺寸大一些的音箱結合了起來，誕生了一台能投影屏幕的智能音箱。同樣，聯想為這款智能音箱舉辦了一場發佈會，聯想現任CTO芮勇和一個小女孩在現場演示這個產品交互的獨特性。

但凡看過這場發佈會的人，都會被這個音箱所吸引。在桌上光影組成的投影屏幕是多麼好看啊，這塊屏幕可以幫助小朋友繪畫，這個屏幕可以識別現實的物品，這個屏幕能讓人感受到我們正在向着科幻片中的場景進發。發佈會後直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曾找上來想要跟他們合作這款產品。

他其實很少在公眾場合生氣，不過就算現在提起來，他仍然有一種咬牙切齒的感覺。他給我翻了當時的朋友圈，他想不通一家全球知名的日本公司怎麼會如此無恥。事件的起因是，他們找到索尼來為這款音箱代工鏡頭模組，索尼來的代表就坐在我坐的這個位置。結果不久後，索尼就發佈了一款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我們就這件事告它絕對以告一個準”過去這麼久了，他還是有點不服氣。

時間來到2018年，聯想流年不利，外界質疑聲音於耳。

首先是資本市場的遭重。從年初開始，股價持續下跌，創下2011年以來的歷史新低，股民紛紛指責聯想是“最垃圾的科技股”。同時，市場分析師也在瘋狂踩盤，財新報道，彭博排名前十的分析師大多建議投資者賣出聯想。

到了5月，港交所又發出了將聯想踢出恒生指數的公告，這已經是聯想歷史上第二次被踢出恒生指數。這直接導致了聯想成為港股市場上被做空最多的一隻股票，根據金融諮詢公司IHS Markit的推算，最危險的時候有13.8%的聯想股份被空頭借出。

接着是外界輿論的圍攻。網絡上有人故意翻出了兩年前關於5G標準的投票事件，不明所以的羣眾民族情緒被點燃，進而直接引發了2018年中國互聯網上最大的一次全民討論。面對罵聲，早已退隱的老同志柳傳志不得不出山，以視頻演講的方式向公眾陳述箇中原委。

危機之後，聯想似乎陷入了一種“怎麼做都是錯”的誤解困境。參與美國“雙11”黑色星期五因折扣力度過大，導致被冠以“國民良心想”的名頭。楊元慶接受採訪時説了一句“聯想不僅僅是一家中國公司，更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就被個別媒體惡意解讀為“聯想CEO：我們不是一家中國公司”……

這是非常詭異的一年，外部的輿論危機讓人感覺聯想這家企業不行了，然而在企業內部卻呈現出一種別有洞天的景象。

2018年11月6日，珠海航展。中國商飛上海飛機制造有限公司與聯想集團研究院簽訂AR技術應用戰略合作協議。中國商飛是實施國家大型飛機重大專項中大型客機項目的主體，也是統籌幹線飛機和支線飛機發展、實現中國民用飛機產業化的主要載體。

簽字落下最後那一筆的儀式定格在秋天，但是聯想研究院與商飛的結緣，要開始得更早。商飛之前根本不知道聯想在做AR這個事情，和外界一樣，他們認為聯想就是搞電腦的。

聯想PC品牌概念太強了，研究院根本不為人知，研究院的技術更是匿影潛形。在這次對話中，毛世傑前後有3次表達了類似的場景：客户跟研究院接觸之後才知道聯想有那麼多核心技術。

去年夏天的時候，熱氣穿透屋頂、牆壁和地板，上海，2018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毛世傑這支特別的團隊，搞了個展會，商飛也在現場。毛世傑派了一個人現場演示了一下聯想研究院的AR技術，商飛看到後頗有興趣，腦海中冒出一句：就是它了。

然後就是參觀研究院，接觸研究院，與聯想研究院談一些具體合作。商飛最初拋出的難題，是飛機內部接線纜，在當時的技術環境和大家的普遍認知裏，“這是最有挑戰的事情。”

“你們現在的技術肯定做不到。”開始的時候，商飛對聯想研究院還持有懷疑，還主動拉來另外兩家，希望與毛世傑他們合作完成，算是一個留後路的Plan B。但是在後期，商飛某種程度上是被震驚了，這個“驚”解釋得更具體一點，就是驚訝，與驚豔。

飛機制造需要非常多的零部件、線纜組裝，一般大飛機生產線在商飛都需要至少幾百號員工。就以插線纜頭組裝為例，一般是三人一組，可能有十幾個小組。而插頭只是其中一個項目，類似的項目超過20個，每一項都費時費力。

航空插頭是密密麻麻的孔，線纜很多，三人中的一人專門查無數條線纜其中一根線纜的編號，並得出結論它應該插在哪個孔上，另一人要去實際端口位置把孔的位置找到——用肉眼，從密密麻麻的孔中找到一個。而這個插孔不足兩毫米，比馬蜂窩要密集細小得多，肉眼難以可見。三個人一組，最後一人便是確保位置的爭取性。這些生產線上的工人也很快需要調班，以免疲勞出現失誤。

而相同的線纜，在一架飛機上，有成千上萬條。

商飛不是不想智能化，而是認為智能化的精確度，到不了這個程度，只能維持這樣的工作模式。

這時候，毛世傑給他們提供了AR技術。只需要一個人，拿出一根線纜，通過AR眼鏡，用接口掃一掃，相應的端口上就會顯示出配對的孔的實際位置。“戴着AR眼鏡，圖紙就全部標識出來了，每個線纜從哪拐，怎麼接，就非常簡單。

這就是技術的力量，看起來像科幻電影一樣。從火神的僕人、拉比的魔像（golem）到木牛流馬，我們從來沒有放下過有一種造物能代替自己從事機械繁重的勞作的企盼。但是在今天，比起重複，可能我們更需要智能解決的難題是——複雜。

當全部裝完以後，又可以通過AR眼鏡來檢查，有沒有差錯與遺漏。以往，在安全性上，一根線插上去後又斷掉是有一定概率的，所以一般飛機的操作流程是插進去以後又拔出來再插，保證線纜不會掉落。AR眼鏡同樣能視覺識別這個動作有沒有必要，或者説有沒有做，從而提高飛機的安全性與可靠性。

後來，聯想研究院與商飛的合作越來越頻繁，領域也越來越大。比如第二代晨星AR眼鏡，微軟的同款產品太厚重，他們就提供輕便的。比如5G，商飛的整個園區都布好了5G，聯想就用5G做遠程視頻協助。

這才有了商飛與研究院籤戰略合作協議那一幕。11月的珠海，當時的天空還有殲20飛過的痕跡，從這裏，可以看到對面的澳門，也就是在澳門迴歸那一年，1999年，聯想研究院成立的。

除了幫助中國大飛機的製造，聯想研究院的AR技術還無意間闖入飛機維修的行當。毛世傑曾做過一個演示，他在舞台上帶上了晨星AR眼鏡。舞台中間擺着一台完整的飛機發動機，金屬質感很強。而在他的視角里，一個依據現實影響的數據模型開始建立。他的右手稍微動一動，這個模型立馬就能被有序拆解，然後迅速定位故障問題，再通過專家連線的實時指導。用他的話來形容“每一個人都能輕鬆修飛機”，這話有點誇張，不過台下的我們依舊驚歎於這科幻片般的場景。

現在就AR技術，他們已經收穫了很多客户。回望過去幾年毛世傑的所有經歷，簡直就像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故事。他們在技術上想方設法的探索，中間遭遇了無數挫折和質疑，但是卻在2018年這個聯想歷史上處境最為不妙的一年，他們堅持了多年技術終於開始散發出光芒，開始被人所認知。

這一年，大小巨頭都認為移動互聯網的紅利已經過去，未來的機會是B端，是產業互聯網。作為技術研發者的毛世傑或許還有想到這個問題，他們每一天所做的努力都是怎麼在技術上更進一步。2018年這個時間點，讓他們意外地探進了產業互聯網的世界裏，這項一開始旨在改變C端交互方式的技術卻被發現在B端有更深層的應用，意義更為重要的應用。

在2018年年尾，聯想的股票反向拉出了一條上漲的弧線，市場正在重新認識這家科技公司。

04

時隔幾年後，毛世傑的手機再次換回了聯想手機。他説，聯想手機正在慢慢找回當年的感覺。他還拿起來特地向我展示這款手機的升降式鏡頭。

臨走時，他又一次給我看了他微信裏剛收到的圖片，圖片上柳傳志正在參觀他們造飛機的業務場景。這是臨走前剛發生的事，説來有點巧合。

他和柳傳志在網絡上兩次呼應，不過在現實生活他直接向柳傳志彙報工作的經歷卻只有一次。此時他應該會想起那個名叫“007”的聯想特別小組。

在2000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奧運的全球贊助商IBM機器出了問題，甚至要人工手抄成績，弄得IBM與國際奧委會都很狼狽。聯想能夠接續了不起的IBM的位置嗎？而當時的普遍情況是，歐洲人不信任聯想。都靈冬奧會奧組委的CIO (技術部部長) Ariko Frskury ，甚至很直接地説過：“聯想？我做這行二三十年了，沒聽説過你們這個公司。”

距離2008年還有7年時間，於是，聯想T服務版塊負責人俞兵與喬健，商量了一下，有了“詹姆斯.邦德”這是聯想“007”的來由。和電影原型裏的007一樣，這個項目也是高度機密的。內部評估分了兩個小組，一個是財務組，一個是技術組，毛世傑是技術組成員之一。

那時候，為了奧運這件事，毛世傑和服務器小組的周操，還有PC部門的王，三個人一起去了西班牙巴塞羅那進行測試評估。奧運會總集成商的實驗室在那裏。

9月30日，毛世傑生平第一次出國。座位上方的禁煙指示燈和安全帶指示燈同時亮起來的時候，大型空客開始加速，在跑道盡頭騰空而起，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八千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只是，10小時50分鐘後飛機降落在巴黎機場轉機，“服務器那哥們卻被扣下了”。

安檢照過去的時候懷疑周操是恐怖分子。服務器的線太多，周操隨身帶的電線、硬盤……都被海關給查扣了。法國人發不出“周”的音，就到處叫“操”，“操”，“操”叫了好一會兒，毛世傑他們才聽出來是叫周操，趕緊把他給找來，結果“一找來就給扣了”。毛世傑回顧當時法語創造的那種中文語境，很逗。

後來在巴塞羅那的一個月，毛世傑和團隊其他兩個人天天測試環境。都是極限測試，中間出現過至少兩次故障，把他們嚇得滿臉蒼白，趕緊看怎麼回事，哪裏有問題，是不是聯想的服務器承受不了，後來對方確認是他們的軟件問題，不是聯想產品的問題。

回來以後，毛世傑第一次和柳傳志一起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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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世傑年輕，有一點膽小，或者説是謹慎。得出的結論是聯想要支持奧運會系統，技術風險還是很高，因為“聯想服務器沒有經歷過奧運級別的考驗，但凡是系統出了任何故障都是影響非常大的事情。”而財務組的結論也是，奧運這個事會燒掉很多錢，會影響到未來兩三年的報表。

但是柳傳志對着報表判斷良久，還是堅定地要成為全球贊助商。老柳覺得，中國人第一次辦奧運，沒有中國的頂級贊助商太丟人，聯想必須去做這個事情。“我們全力做，保證質量，如果真的出現了事情，做不好，我們被別人罵，我們低個頭認錯。” 楊元慶也在那個會上，後來聯想就成為了08年奧運會TOP贊助商中唯一一家中國企業。

和國際奧委會簽字那天，楊元慶笑着説：“這是一個歷史時刻，我不能用這支筆來籤。我要找支有意義的筆來簽署啊!”他們在聯想最大的會議室3408開了一瓶意大利Remole，最後簽字的那支筆是萬寶龍。

2008年8月8日晚上8時整，北京奧運會正式開幕，最終點燃聖火的那支祥雲火炬，也是聯想集團設計的。整個奧運會期間，在計算機領域，聯想負責了全部的信息系統，所有PC、服務器都是聯想提供，“奧運會不許用別的品牌，都是聯想的”。

沒有讓柳傳志失望，聯想支撐了2008北京奧運會信息平台，零失誤。

這件事讓毛世傑感受到了聯想的力量，而現在他所在的研究院更是聯想力量的未來支撐。中間他有很多機會去向財富、向名譽更進一步，但他沒有過絲毫動搖。他的心裏只有技術，只想看更新的東西，這才是他想追求的東西。

坐在這間辦公室裏，他時常會想起自己剛進聯想時的場景。

一天的工作結束了，三五個小夥伴就聚在一起，PK編程能力，多線程訪問公司主頁看看誰的訪問速度最快。一羣Geek緊張而激烈地敲打鍵盤，電腦屏幕上全是一些看不懂的數字和字母組合，神秘地反着微光。有一回晚上，毛世傑和團隊裏的幾個年輕人又PK嗨了，直接把公司網搞掛，拒絕訪問，癱瘓了。

這個場面，似曾相識。好像《社交網絡》裏的那五六十個參加面試的程序員圍坐成一個半圓形，一邊喝酒一邊比拼hack服務器一樣，詭異又瘋狂，認真又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