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元勳”鄧稼先：如果我能做好這件事，就是為它死也值得_風聞

日前，“新青年 耀青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文藝晚會在湖南衞視播出。晚會上，王洛勇、劉琳跨時空情景演繹《等待》致敬兩彈元勳鄧稼先，鄧稼先與夫人許鹿希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觀眾。

節目播出後，相關話題很快衝上微博熱搜。

5月4日晚，央視新聞聯播專題播出了鄧稼先與岳父許德珩“一家兩代”的青春故事。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鄧稼先的岳父許德珩同樣是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五四運動中的一名學生領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他曾做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又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親手創建了九三學社，連任九三學社第一至七屆中央主席，又在89歲高齡時以個人身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我們特別追憶終生以“五四青年”自稱、自律的革命老人許德珩與他終生引以為豪的女婿鄧稼先，以此深情緬懷兩位先輩光輝燦爛的一生。

“要麼救中國，要麼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縱觀許老一生，五四運動是他事業的起點，北大是他永恆的精神家園。無論際遇如何，許老身上的五四風骨始終未曾改變，他是五四運動的發起者之一，更是五四精神最忠實的傳承人。

鄧家與許家是世交。上世紀30年代，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與許德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他們是好友。那時的鄧稼先是個頑皮的孩子。許德珩與夫人勞君展到鄧家做客時，鄧稼先一邊雙手抓住門框用身體盪鞦韆，一邊向父母親通報來客人了。許德珩對夫人勞君展説：“鄧家的孩子這麼淘氣呀！”

1950年8月29日，鄧稼先自美國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在船上與同船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合影。鄧稼先末排右二。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後的第9天即返回祖國。1951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鄧稼先加入九三學社。當時，許德珩擔任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主席。1953年，鄧稼先與許德珩的女兒許鹿希結婚，許德珩和夫人勞君展對他視如己出。

1956年初夏的一個傍晚，全家人飯後在院子裏乘涼，許德珩講起他參與發動五四運動的場景，鄧稼先忍不住問岳父：“您當時在蔡元培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讀完了北大，還有兩個月就畢業了。但為了救國，您不惜捨棄自己的一切。您這麼幹，就不為自己的前途着想嗎？”許德珩回答説：“1919年5月3日晚上，我們北大全體學生與各校的代表一起開會。同學們羣情激憤，高聲吶喊：‘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失敗了！膠州要亡了，中國要亡了！我們要把國家興亡擔在自己的肩上。要麼救中國，要麼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岳父的這番話在鄧稼先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鄧稼先與趙敬樸衝向核試驗場前合影

一年後，鄧稼先接受了為祖國研製核武器的任務，他受命擔任國家原子彈工程的理論部主任。為了出色地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他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把原子彈給搞出來了？”

1964年10月16日晚上，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發佈後，人們又蹦又跳，高興極了。那年，許德珩先生已74歲，他一手拄着枴杖，一手拿着號外，他站在客廳裏，高興地連聲説：“太好了！太好了！”他轉而詢問正在家中做客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長嚴濟慈：“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把原子彈給搞出來了？”嚴濟慈先生立刻笑了起來，説：“嘿！你還問我？去問你的女婿呀！”天機一語道破，許德珩恍然大悟，兩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來……

許德珩先生另外一次瞭解鄧稼先的工作情況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九三學社的一次會議上，王淦昌院士走過來對許德珩先生説：“許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績啊！”許老聽後十分高興，對王老説：“你們要多幫助他。”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很多人因飢餓而浮腫。鄧稼先領導的原子彈研製理論組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青年技術人員每天忍着飢餓堅持工作。1960年春節，大家一起包餃子過年，理論組幾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大家不讓南方來的同事包餃子，生怕他們不會包，把寶貴的菜和肉煮到湯裏面。

那時，許德珩夫婦、鄧以蟄夫婦把節省下來的糧票支援鄧稼先，許鹿希省吃儉用給鄧稼先買餅乾，鄧稼先把餅乾和糧票分給大家用。其實，這一點點糧票、餅乾，對於那幾十名剛剛畢業不久且工作強度大的青年大學生來説，真是九牛一毛。但是，鄧稼先這種關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家，大家把老鄧視為兄長。

郭永懷（左1）、鄧稼先（右2）等在核試驗場羅布泊考察地形

有一次進行模型計算時，鄧稼先睡不着覺，他凌晨三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着的同志叫起來詢問。等他們把問題搞清楚了，天也已經亮了。鄧稼先問同事，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你們餓不餓？同事回答説，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這時，鄧稼先從兜裏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四兩。

事情雖然已經過去40多年了，當時的同事回想起來依然十分激動：“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又沒有副食，糧票是多麼珍貴呀！當時，我們拿着老鄧給的這四兩糧票的感覺，今天就是給我四兩黃金也無法相比！”

鄧稼先的繼任者胡思得院士回憶説，當時去國防科工委彙報工作時談的時間較長，會議結束時已經過了食堂開飯的時間。這時，鄧稼先就拿出10元錢請大家在砂鍋居吃了一頓。鄧稼先單位的司機師傅曾經問他：“為什麼大家出去吃飯總是你花錢？”鄧稼先説：“只有跟3個人出去的時候不用我付錢，這3個人就是錢三強、王淦昌和彭桓武，他們是我的老師，地位比我高。”

1956年，鄧稼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生追求民主與科學，一生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許德珩先生，於1979年以89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許德珩先生在自己回憶錄的最後部分寫道：“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我感到無限光榮。我要永遠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死而後已。”

住院363天，他在病房工作了333天

他説：“不能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起初，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給鄧稼先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後來，單位分配給他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住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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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稼先(右二)和夫人許鹿希(左二)同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右一)合影

鄧稼先家裏沒有沙發，傢俱也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牀以外沒有什麼擺設，僅有的兩個單人沙發是1971年接待回國探親的楊振寧博士時從單位借來的。上世紀80年代，國家機關行政改革，單位把這兩個單人沙發作價賣給了鄧稼先，一直用到現在。去世之前一年，鄧稼先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長級。他本有資格搬到部長公寓去住，但是他沒有搬。許鹿希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裏面。

許鹿希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説，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其他國家少很多。楊先生聽後説：“若算上科學家的奉獻，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的確，在國家經濟和技術基礎十分薄弱、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中國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裏掌握“兩彈一星”等尖端技術，離不開中國科學家的無私奉獻。

1986年，鄧稼先在病房中用雙手示意核武器的大小 

1985年，鄧稼先被查出患有癌症。1986年3月，他預感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醫院，他不止一次對許鹿希説：“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他翻着堆在牀頭桌上的兩尺多高的書籍和資料，想到了什麼問題馬上就給九院領導打電話。

從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鄧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議》和20多萬字的《羣論》。

這部由他為新進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輔導授課“羣論基本概念與理論”的講義整理而成的專著，鄧稼先本打算寫40多萬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個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筆來。寫建議書時，鄧稼先開始做化療。做化療要向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治療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着或靠着，邊做治療邊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許鹿希不斷輕輕地給他擦汗。他和同志們反覆商討，並由鄧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聯合署名，寫成了一份給國家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終年62歲。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能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當中央領導同志詢問許鹿希有什麼困難和要求時，許鹿希的要求是：“請派個醫療隊給基地的同志們檢查一次身體，他們的生活太艱苦了……”

1996年7月29日，在又一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之後，中國宣佈從1996年7月30日起暫停核試驗。這一天，恰是鄧稼先逝世十週年。

1986年鄧稼先逝世時許德珩先生已96歲，正在生病住院的老人涕淚交流，他親筆題寫了大幅白綾挽幛：稼先逝世，我極悲痛！

鄧稼先逝世三年後，又一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獎金1000元。許鹿希教授把獎金贈給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協，她在信中寫道：“……一個人靠脊樑才能直立，一個國家靠鐵脊樑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國挺立得更高更強，青年同志們會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同時，在你們身邊有和鄧稼先共事多年，有的至今仍在奮戰不息的元勳們。因此，青年同志們會感到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為了中國的核事業，為了祖國強大，為了民族振興，鄧稼先毫無保留地為祖國貢獻出自己的青春、畢生智慧和寶貴生命。

而許鹿希為支持丈夫的工作，為了讓他毫無後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她放開了丈夫温暖的懷抱、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把她的青春、把她的全身心的愛，奉獻給了那個特殊的時代。

“我今年91歲了，稼先比我大5歲。他如果在世，應該96歲了……”

央視新聞 中國青年報 綜合整理

（本文原標題：《五四百年 無悔青春：如果我能做好這件事，就是為它死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