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宇航員在太空中凝望地球，他們感受到了什麼？_風聞

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進入太空，成為第一個繞地球軌道飛行的人，他身上揹負的，是人類幾百年來的希望與夢想。

長久以來，夢想家們都努力想象着天空之上的浩瀚宇宙，它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以及新疆界帶來的誘人前景。

但對重返地面的加加林來説，讓他最感動的似乎不是地球之外的浩瀚宇宙，而是他在宇宙中看到的地球。

“坐在飛船裏繞地球飛行時，我們這顆星球的美麗讓我驚歎不已，”他在這場歷史性的飛行結束後説，“全世界人民，請保護、增進這種美麗，不要將它毀滅。”

孤立起來看，加加林之所以稱頌震撼人心的地球之美，也許是出於他熱情洋溢的個性。

然而在他之後的幾十年中，又有數百位宇航員追隨其腳步進入太空，並回來講述自己的太空之旅。

漸漸地，一種規律開始顯現。

雖然國籍、性別或世界觀各異，但宇航員們普遍反映，在從太空遠眺地球時，他們都體會到了意識和情感上的深刻震撼。

這種現象被稱為“總觀效應”。

作家兼太空哲學家弗蘭克·懷特（Frank White）在1987年創造了這個詞語。

按照懷特在《總觀效應：太空探索和人類進化》（The Overview Effect: Space Exploration and Human Evolution）一書中的定義，總觀效應是因為“親眼在太空中看到地球”而產生的“認知轉變”。

“我的假設是，身在太空時，你將以親身體驗的方式看到並領會到人類幾千年來努力想理解的東西，”懷特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説。

“也就是説地球是一個整體，上面的一切都相互聯繫，我們都是它的一部分。”

懷特從未去太空體會過第一手的總觀效應，但他採訪過很多宇航員，詢問他們的回憶和感觸。有一點在他們的敍述中反覆地出現，那就是從遠處觀察地球所帶來的原始震撼力。

“我也看過很多從太空拍攝的地球照片，可能不比任何人少，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會看到什麼。” 《總觀效應》援引**美國宇航員唐·林****（Don L. Lind）**的話説。

“對於智識上的準備，我已經做得面面俱到，但對情感上的衝擊力，我卻毫無防備，以至於看到那副景象時，我竟感動落淚。”

“那顆美麗、温暖的星球宛如生物，看着如此脆弱，如此精緻，彷彿用手指輕輕一碰，它就會分崩離析一樣。”阿波羅15號宇航員詹姆斯·歐文**（James Irwin）**在寫於1973年的自傳《統治黑夜》中寫道，“看到此情此景的人無不受到洗禮，無不對上帝的愛與創造滿懷敬意。”

“一切都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美國宇航員桑德拉·馬格納斯**（Sandra Magnus）**在接受懷特採訪時説，“透過舷窗看去，大氣層是那麼的薄，我不禁想，我們竟生活在這樣一個脆弱的生命之球上。在走出地球之前，你很難有此切身體會。”

油畫《加加林的早餐》

俄羅斯宇航員鮑里斯·沃利諾夫**（Boris Volynov）**描述説，這一經歷重塑了他的身心，使他“充滿了生趣，變得更加温柔、和藹、有耐心。”

 “讓我刻骨銘心的，是一種我從未見過的藍，”美國宇航員特里·威爾茨**（Terry Virts）**在今年接受採訪時説。“親眼目睹地球所帶來的，是一種強烈的情感體驗。回望自己居住的星球，這種機會絕不常有。”

“當我立足月球，第一次回頭看地球的時候，我哭了，”阿波羅14號指揮官阿蘭·謝潑德**（Alan Shepard）**在1988年的一次訪談中説。謝潑德也是第一個訪問太空的美國人。

與謝潑德同行的機組成員、阿波羅14號登月艙飛行員埃德加·米切爾**（Edgar Mitchell）**也深有體會。“那一刻，你變了。”米切爾説道。

從國際太空站上看到的地球

這種發自肺腑的“變”不僅僅是一種視角的轉變。越來越多的思想家認為，總觀效應預示着人類進化中的下一個“巨大飛躍”。

隨着太空遙望地球的畫面逐步滲透到我們的文化意識當中，人們將逐漸明白，地球就像是一艘宇宙飛船，它承載的資源是有限的，船員們必須負責任地航行。

隨着這種宇宙意識的日漸豐滿，我們越來越清楚，人類要長期生存下去，免不了要離開地球，作家沃倫·埃利斯（Warren Ellis）就曾直言不諱地説，在管理一個物種的過程中，“把所有繁殖對放在同一個地方”是一種極為短視的做法。

在久遠的將來，地球上的智人也許會分化出多個不同的分支，散居太陽系各處，甚至跑到太陽系以外。

懷特將這些想象中的人類後裔稱為“太空智人”，書中對此的定義是“一種截然不同的人類……高度適應太空生存條件，但不適應行星表面的生存條件”。

對於這種遺傳和文化形態的潛在後果，一些科幻作者已經在嘗試探討，值得一提的作品是科幻小説《無垠的太空》（The Expanse）系列。

這一前景激動人心，但也令人生畏。不過，回想人類的擴張史，以及我們對極端條件的強大適應能力，這樣的想象並非牽強。

因此，我們不妨大膽猜想一下，人類最好能以怎樣的形態，出現在這條進化鴻溝的彼岸。

“總觀效應已經成為地球上的團結符號，”懷特説，“但我擔心，在向太陽系各處遷移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不反躬自省，採納一種新哲學、新隱喻或新體系來指導太空探索，我們就可能失去這種團結性。”

人類往往都是沒考慮清楚後果、不就共同目標達成一致，就貿然踏上探險之旅，縱觀上下幾千年，在每一片大陸上，我們都將同樣的錯誤重複了一遍又一遍。

不少太空飛行倡導者認為，總觀效應是這類自毀行為的強效解毒劑，因為它暴露了我們在宇宙中的脆弱地位，激發了我們對這個星球及其居民的極大尊重。

要讓人類免於滅絕，走上自我拯救之路，並踏上星際征途，總觀效應也許是最大的驅動力。

若真是如此，我們就要讓儘可能多的人都親身體驗到總觀效應，經歷這一範式轉變。

但考慮到人類航天飛行的成本，這樣的期望是否合理？如果這樣做終究不太現實，我們可否通過其他方式來普及這種體驗，比如藉助虛擬現實（VR）？

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總觀效應普及以後，人類在地球內外的行為能否發生切實的改變？凝視地球這麼簡單的一件事，真的是保護地球乃至昇華地球的關鍵嗎？

寬泛地講，太空旅行者普遍反映，他們體驗到了昇華感、欣快感、精神覺醒，並且對自己和地球及其居民的一體性，產生了一種頓悟式的體會。

要將總觀效應帶到地面上，研究人員先得了解這一過程涉及的心理和神經作用。

幸運的是，宇航員們之所以被地球之美所傾倒，其中涉及到很多反覆出現的因素。

寬泛地講，太空旅行者普遍反映，他們體驗到了昇華感、欣快感、精神覺醒，並且對自己和地球及其居民的一體性，產生了一種頓悟式的體會。

至於原因，不少人提到，地球所呈現出來的豐富色彩令人迷醉，另外，看慣了地圖再看地球，你會明顯意識到，人為劃定的國界線消失了。

總觀效應對宇航員的改變可能是永久性的，回到地球之後，他們的習慣與觀念都就此改變。

阿波羅17號拍攝的傳奇照片《藍色彈珠》

2012年，阿波羅17號拍攝的傳奇照片《藍色彈珠》照片公開發布，與之同時面世的還有短片《總觀》，更加詳細記述了這些經歷。

聯盟14號宇航員尤里·阿爾土金**（Yury Artyukhin）**説：“一體感不僅僅是一種觀念。同時，你還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同情心，一種對地球狀況及人類影響的關切。”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中心（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研究自我超驗的研究員大衞·亞登（David Yaden）認為，這些總觀效應帶來的心理改變與敬畏感有關。

在發表於《意識心理學：理論、研究與實踐》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期刊的一篇論文中，亞登表示，這種效應與兩種觸發敬畏的事物有關：知覺上的廣闊和概念上的廣闊。

“知覺上的廣闊就好比看到科羅拉多大峽谷，而概念上的廣闊來自對宏大主題（如物種進化和無限性等）的思索，”亞登説，“我們認為，總觀效應之所以能觸發敬畏感，跟知覺上的廣闊與觀念上的廣闊都有關係。”

這種情感上的雙重衝擊形成了一種積極的體驗。“和宇宙中其他事物相比，你的生活和顧慮是那麼渺小”，天空實驗室4號**（Skylab4）宇航員愛德華·吉布森（Edward Gibson）**説，這一思緒“能讓你獲得內心的安寧。”

有時，宇航員在目睹地球時，也會感到悲傷、焦慮或擔憂，但這些情緒也讓人更能感受到地球的美麗與珍貴，更希望它能夠長存。

我們認為，總觀效應之所以能觸發敬畏感，跟知覺上的廣闊和觀念上的廣闊都有關係。

亞登認為，隨着人類進一步向太空深處邁進，總觀效應的積極影響應該有益於宇航員的身心。

他還想通過沉浸技術，將這種體驗模擬出來，讓地球上的人類也能獲得啓示。

“在針對總觀效應的第一批研究中，我們將用到已有的VR平台，並跟太空旅遊公司、虛擬現實軟件開發者乃至天文館合作，儘可能豐富地再現總觀語境，更好地喚起並衡量這種敬畏體驗。”他説。

創業者們也試圖將模擬版的總觀效應傳遞給全球受眾。

初創企業SpaceVR的目標，就是將VR攝像機送入太空。它的旗艦機型就叫“總觀1號”。

“自尤里·加加林至今，已經有549人從太空目睹過地球，”SpaceVR首席技術官艾薩克·德索薩（Isaac DeSouza）説，“可只有549人經歷過，那還只是件稀罕事。如果有一百萬人經歷過，那就是一場運動。十億人經歷過，我們就能徹底改變全人類對地球的看法。”

宇航員也渴望推廣太空視角下的地球形象。國際空間站的宇航員攝拍攝了幾十個小時的高清晰度數字畫面。

2016年4月，這些錄像被製作成了名為《美麗星球》（A Beautiful Planet）的巨幕電影。

紀錄片《美麗星球》（2016）片段

“宇航員們都渴望分享這種體驗，”美國宇航員凱爾·林格倫**（Kjell Lindgren）**在該紀錄片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個視角如此獨特，而地球又是如此美麗。”

參與過阿波羅計劃的多名航天員都曾建議，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決策者應該前往地球軌道或月球，換一種視角，看看他們管理的領土。

“我真心認為，如果世界各國的政治領導人都能在10萬英里開外反觀地球，他們的眼界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2009年，阿波羅11號指揮艙飛行員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接受採訪時説。

阿波羅14號宇航員埃德加·米切爾**（Edgar Mitchell）**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只不過，他的話更加的……樸實。

“當你在月亮上回顧地球，國際政治就變成了不值一提的雞毛蒜皮。你簡直想揪住那些政客的領子，把他們拎出25萬英里外，讓那些個狗孃養的好好看看。” 米切爾這樣説道。

米切爾已經於2016年早些時候辭世，但放在當年的政治氣候下，他當初的那番話尤顯生動。

儘管許多宇航員退役後都選擇了從政，但上太空的政治家卻幾乎沒有。

儘管如此，太空事業的有志之士並沒有停止努力，老百姓也開始慢慢地體驗到總觀的滋味。

《地出》、《藍色彈珠》、《暗淡藍點》等標誌性照片帶來了巨大的文化衝擊，幫助開啓了“地航”新時代。

懷特專門採用了“地航員”（terranauts）一詞，來描述那些沒有上過太空就“達致宇航員意識”的人。

《地出》，攝於1968年12月24日。

從地球肖像受到的廣泛推崇來看，在我們這座星球上生活着數以百萬計的地航員。

畢竟，“借宇航員之眼，從太空看地球，”這已經成為歷史上最具病毒式傳播力的模因之一，其影響力遠遠超越了航空領域，在無數人心中引發共鳴，其中就包括著名神話家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

“通過《地出》，我們看到，塵世與上天不再分隔兩地，塵世就在天上。”坎貝爾在1979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説，“我們不能再在自身經驗之外尋找另一種精神秩序。命運由‘上天’決定的舊有觀念受到了挑戰。”

由此，這些地球快照激發了我們深層次的精神反芻，讓我們思索生命的目的。

而在此之前，在受經驗主義支配的宇航界，這樣的思索只是細枝末節。

很多人都認為，連地球家園和其中的居民都照顧不好的人類，如何有權再去拓展其他疆界呢？

“總觀效應就是宇宙傳遞給人類的訊息，我們是誰？身處何地？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都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懷特説。“參與領會並理解它的人越多越好。”

幸運的是，領會它的人似乎正越來越多。總觀效應這個術語不算家喻户曉，但在時代思潮之中，它絕對是處在上升趨勢。

例如，2016年10月5日，音樂家蕾吉娜·史派克特（Regina Spektor）就在Reddit網站實時答問時引述了這一現象，用於解釋她在蘇聯的成長經歷：“對於當前的俄羅斯和美國，我思緒萬千，我認為，我們都需要把自己視作地球的一部分，而不是各自獨立的國家。”史派克特寫道：“最近我認識了一些宇航員，他們談到了‘總觀效應’……我們都需要儘快凝聚起來。”

就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似乎也沉浸在總觀效應的宏大敍事之中。

近日，他在發表於CNN網站的最新評論文章中，列述了他對人類火星探索的願景。

“當阿波羅飛船的宇航員從太空回望地球時，他們意識到，雖然自己的任務是探索月球，但他們‘其實是發現了地球’，”奧巴馬説，“如果本世紀，美國在太空領域的領導地位比上個世紀更加穩固，那麼，我們不僅將受益於能源、醫藥、農業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相關進步，還將因為更好地瞭解我們所處的環境、更好地瞭解自身而大受裨益。”

巨大的文化變遷要被社會廣泛消化，通常需要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的時間，日心説或進化論就是很好的例子。

美國宇航局宇航員羅恩•加蘭**（Ron Garan）**説，地球就是一片“脆弱的綠洲”。

曾經，這一啓示只在宇航員和太空愛好者的圈子內引起共鳴。

如今，普通大眾終於也開始有所體悟。

《暗淡藍點》，“旅行者1號”攝。找找地球在哪？

彷彿我們正進入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照鏡子階段”。

這是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提出的一個概念，從這個階段起，嬰兒開始認識鏡中的自己。

事實上，在有關總觀效應的討論中，一個概念被反覆提及，即通過太空飛行，人類才終於“長大成人”。

“毫無疑問，從太空凝望地球對人類的文化認同和自我意識都產生了巨大沖擊，”創業者馬紹·吉弗拉（Marsal Gifra）説，他創辦了人類航天飛行倡導組織太空智人基金會（Homo Spaciens Foundation）。

“在我看來，這些照片首次捕捉到了這樣一幅景象：人類作為地球母親孕育的胎兒，即將作為宇宙生物呱呱墜地。

然而，對絕大多數只能待在地面的人來説，總觀效應仍然是個抽象的概念。

由於日復一日地在地面上生活，我們很難意識到地球資源的有限；即使是最尖端的沉浸式技術，也只能做到對總觀效應的模擬而已。

“我認為，VR這類方法，用來引發敬畏之心還是很可靠的，藉此，我們能研究總觀效應涉及到的部分心理過程。但和宇航員的經歷比起來，這些模擬還是會顯得格外蒼白。”亞登説。

“不要忘了，這些宇航員們都是自成年之後就開始為進入太空而不懈努力——再加上，他們幾乎是在頃刻之間就從地面來到太空，這期間還要承受發射失敗的生死風險，所以當他們從舷窗向外看去時，個人的、職業的、生存的意義一齊湧上心頭，”他説，“而我們所能模擬的，只是其中的若干個方面。

無論像卡爾·薩根（Carl Sagan）這樣級別的思想家有多少個，無論他們在這一點上做出多麼雄辯的闡述，到頭來，人們還是要到太空看一看地球，才能真正豁然開朗。

很多人都認為，連地球家園和其中的居民都照顧不好的人類，如何有權再去拓展其他疆界呢？

至於未來幾十年中，太空旅遊將對公眾開放到何種程度，現在殊難預測。

但假設一下：一旦太空探索大眾化的夢想瓜熟蒂落，人類開始大量離開地球，屆時，總觀效應團結人心的力量就可能會日漸喪失。

概念畫：火星環境可能經歷過的演變。

畢竟，對那些從未踏足過地球、甚至無法生存在地球重力環境中的新人類而言，地球的倩影還能激發共鳴嗎？設想第一批孩子在火星上出生，他們在從火星軌道上俯視自己的星球時，能體驗到火星版的總觀效應嗎？隨着地球在新人類的後視鏡中漸行漸遠，這種令人脱胎換骨的經驗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人類將太空殖民化作為財富創造、精益求精、宗教救贖或其他任何事由的達成途徑，對此，我不作價值判斷。

對那些反對地外探測的論點，我也沒有置若罔聞，那個陣營中的很多人都認為，連地球家園和其中的居民都照顧不好的人類，是無權拓展其他疆界的。

但考慮到人類對太空探索的觀點五花八門，明智的做法還是為“太空智人”的未來制定一項共同的規劃，而不是一路誤打誤撞過去。

概念畫：奧尼爾圓筒（O’Neill cylinder）太空棲所。

隨着人類文明逐漸覺醒並意識到自己的宇宙語境，如果能對“太空智人”在宇宙中的角色有一種先見之明，我們將大受其益。

就目前所知的情況，我們可能是宇宙中唯一一種走出家園、探索未知的生物。

這既是不可思議的成就，也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

隨着後地球時代的降臨，我們需要具備全球性的多樣化意見與觀點，以對此進行管理。

“很快，人類就可以離開這個名為地球的搖籃，探索四維上下，”吉弗拉預言，“從這個引爆點開始，人類的主要進化譜系將分出多條支線，給人類中心主義畫上句點——就像地心説被推翻時那樣。”

換句話説，總觀效應的全民化還只是一個起點。

未來，如果我們成為由太空人類組成的多元化大家族——一如加拉帕戈斯羣島上的達爾文雀那樣，我們就可能失去對地球的強烈認同感與情感聯繫，失去宇航員首次目睹地球時的那種震撼。

但也許只有做出這樣的犧牲，地球才能保持“人類搖籃”這個純粹的屬性，而不至於成為人類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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