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遺址青銅輪牙馬車到底是不是來自中亞和西方？_風聞

　　2014年，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成的周原考古隊於賀家村1976年甲組基址之南，發現了一輛罕見的裝配有青銅輪牙的馬車。

雖然西周時期木質輪輞外包青銅構件的實例在之前就屢有發現，如辛村衞國墓地、張家坡墓地、上村嶺虢國墓地、賀家村西窖藏等，但所出青銅構件均為“輪牙束”，並非完全包裹輪輞，故此周原青銅輪牙馬車甫一發現，便被冠稱為“西周第一豪車”（圖一）。

然而，豪華則豪華矣，卻不能稱之為先進。這是因為，形制幾乎完全相同的青銅輪牙，早在西周之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經在西亞和中亞地區存在。本文的討論將説明，周原青銅輪牙馬車的根源在西亞、中亞地區，其在東亞的出現，是以歐亞草原為媒介的東西文化交流的結果。

圖一 周原遺址出土馬車的青銅輪牙

一、中亞地區發現的青銅輪牙四輪車

　　中亞古代文明國家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共同體（Бактрийско-Маргианский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近十年來最重要的考古收穫，是位於土庫曼斯坦東南部的中心性城市戈努爾傑別（Гонур-тепе）“王陵區”的發現。

2004年，В. И. 薩里亞尼基（В. И. Сарианиди）領導的考古隊在城址南部對大水池遺蹟進行解剖發掘時，發現了一小片墓地，並在此清理了數座高等級墓葬，發掘者認為系王陵。此後，經過數年連續的考古工作，截至目前為止，在該“王陵區”內至少已經發掘十餘座墓葬和數十個祭祀坑。其中，M3200、M3225、M3240、M3900內出有四輪車，均裝配有青銅輪牙。

圖二 戈努爾傑別M3200平面圖

（引自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Дубова Н. А., 2010）

　　M3200模仿墓主生前居所，在距現代地表深2.5米、長寬各6.5米的墓坑底部， 用土坯砌築四間東西並排的墓室（殘存6層土坯，高1米），緊接墓室北部為長方形的“庭院”（圖二）。墓葬在早年被盜，但仍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位於“庭院”東北角的四輪車。車輛僅見較為完整的四輪以及結構清晰的木“座位”，二輪在北，緊靠“庭院”北壁，尚保持直立狀態，二輪在南，“座位”位於四輪之間；發掘者據此判斷應為整車埋葬，前輪在西，後輪在東。

在車“前”位置發現一具完整的狗骨，頭西尾東；車“左”為三具人骨及一具駱駝骨；車“後”則為一具因盜擾而受損嚴重的幼馬骨，頭部向西，疊壓在一個車輪上，發掘者認為很有可能是駕車的馬匹。車輛“座位”由四條長90、寬20釐米的木板拼接而成，中間以兩道寬5釐米的木條加固連接。

四個車輪大體相同，均以實木板製成，直徑70釐米，外包以6件青銅輪牙。輪牙兩兩相接，組成一閉合的圓形，每件青銅輪牙均呈圓弧形的凹槽狀，厚0.5釐米，外沿面寬3釐米，兩端及中部各有一對長寬各3.5釐米的圓形耳，耳上有圓形穿孔，用於容納青銅銷釘，將其與木質的車輪外緣固定，銷釘長8、直徑1釐米，釘帽直徑1.8釐米（圖三）。

圖三 戈努爾傑別M3200出土車輛的青銅輪牙

（引自Дубова Н. А., 2004）

　　M3225、M3240的材料尚未完全發表，目前僅知墓內所出車輪的情況。M3225四個車輪保存較好，車輪直徑90釐米，主體由三塊木板拼接而成，中間用兩道與木板垂直的寬5釐米的木條加固連接。車輪邊緣厚5釐米，中部厚10釐米，中心位置保存有由整木掏挖而成的輪轂，輪轂直徑22釐米，軸孔直徑7釐米。與M3200相同，M3225車輪外沿亦包以6件青銅輪牙，二者形制、大小相似，但M3225輪牙耳的尺寸更大，長9、寬6釐米（圖四）。

M3240被破壞嚴重，車輪保存不佳，但從殘跡可以判斷車輪木板的拼接方式為中間木板兩側出隼，插入側板的凹槽中，同時亦用與其垂直的窄木條加固，殘存青銅輪牙的形制、尺寸與M3225所出大體相同。

圖四 戈努爾傑別M3225出土車輛

（引自Дубова Н. А., 2004）

　　M3900保存完好，系一直徑近6、深2.5米的圓形祭祀坑。出土遺物豐富，包括人骨（分屬於4名25～35歲、2名35～45歲、1名10～14歲的男性）、動物骨骼（狗7、驢2、駱駝2）、青銅器（釜1、塔形器1、燈1、鏟1）、石器（權杖2、鏃1）、陶器（罐2）以及四輪車1輛（圖五）。四輪車位於坑底正中，前輪在北，後輪在南，左後輪尚保持直立狀態。

“座位”位於車身中部，由5塊木板組成，寬約84、殘長40釐米，但車身結構以及“座位”與車身的連接方式已不可復原。在“座位”之前，發現兩處木杆痕跡，直徑均為3釐米，長度分別為132釐米和100釐米，發掘者認為是轅。車輪直徑100釐米，由三塊木板平行拼接而成，外接6件或7件（左後輪）青銅輪牙。車輪邊緣厚5釐米，靠近中心部位厚10釐米，木製輪轂長20（兩側各凸出於車輪平面5釐米）、直徑20、軸孔徑7釐米。輪牙長37～40、寬5釐米，上有三對耳，內存直徑約為1釐米的青銅鉚釘（圖六）。

圖五 戈努爾傑別M3900平面圖

（引自Дубова Н. А., 2012）

　　關於M3200、M3225、M3240、M3900的絕對年代，沒有直接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但同墓地中的M3210、M3245各有一個碳十四測年數據，分別為公元前2150～1500年和公元前2200～1940年。研究者認為M3210因遭盜擾，年代數據有可能偏晚，而M3245的數據則更接近其真實年代，這和宮殿區及與之對應的“大墓地”的使用年代十分吻合。因此，“王陵區”的年代應該在公元前3千紀與公元前2千紀之交，M3200、M3225、M3240、M3900所出四輪車的年代亦應與之一致。

圖六 戈努爾傑別M3900出土車輛的青銅輪牙

（引自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Дубова Н. А., 2010）

　　戈努爾傑別四輪車及青銅輪牙的發現，其意義不僅在於確認了早期實用性輪式交通工具在中亞文明區的存在，更在於首次以完整實物遺存的形式明確了早年發現於亞述、蘇薩以及傳出自巴克特里亞等地同類青銅構件的功能，併為青銅時代西亞與中亞文明區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繫提供了新的佐證。

圖七 西亞及中亞其他地區發現的青銅輪牙（均引自J. H. Crouwel, 2012）

１.亞述古城 2.阿富汗 3.伊朗 4～6.蘇薩

　　1955年，德國學者公佈了在亞述古城（Ashur）內發現的3件青銅輪牙，這3件輪牙均已殘損，出自一座神廟下的窖藏內，根據層位關係判斷，其年代在公元前3千紀末期或公元前2千紀初（圖七，1）。1987年法國學者報道了早年發現於蘇薩（Susa）的18件青銅輪牙，其中6件出自阿帕達納（Apadana）地區（圖七，4～6），另外12件出自東榮（Donjon）地區的一座神廟內，根據共存的其他遺物判斷，其年代亦在公元前3千紀末或公元前2千紀初。

除此之外，類似的青銅輪牙也曾散見於阿富汗（傳出自巴克特里亞，Bactria）（圖七，2）及伊朗（圖七，3）的文物市場上。不難發現，這些青銅輪牙的形制與戈努爾傑別出土者幾乎完全相同。基於二者之間驚人的相似性，J. H.克羅威爾（J. H. Crouwel）認為，西亞和中亞青銅輪牙擁有共同的起源地——西亞地區，前者通過伊朗傳播到土庫曼斯坦和阿富汗。

　　由於同樣的原因，並考慮到結構和工藝的複雜性，我們認為周原與西亞、中亞青銅輪牙之間存在着基因的聯繫。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西亞還是中亞的青銅輪牙，在地域和年代上均與周原的青銅輪牙相去甚遠。因此，在西亞、中亞與周原之間應該存在着聯繫的中介，而這個中介顯然就是地處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地帶，對草原地帶雙輪輕便式馬車及相關遺物的分析可以説明這一點。

二、歐亞草原地帶雙輪輕便式馬車的出現及其東傳

　　（一）中亞與草原的聯繫：雙輪輕便馬車的出現

　　自20世紀70年代末辛塔什塔墓地發掘以來，考古學家已經在南烏拉爾和哈薩克斯坦北部的多處辛塔什塔文化（Синташт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墓地中發現了至少17輛裝配有輻條的雙輪輕便式馬車（以下稱雙輪輕便馬車）。最新的碳十四測年數據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2030～1750年，這是目前歐亞大陸發現的最早的雙輪輕便馬車（圖八）。

此後，隨着印歐人向東、向南的擴張，雙輪輕便馬車迅速在歐亞草原上普及起來，在辛塔什塔文化的繼承者，彼特羅夫卡文化（Петр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阿拉庫文化（Алакул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遺存中均出現了雙輪輕便馬車的實物或遺蹟。

圖八 辛塔什塔墓地M12出土馬車的復原

（引自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1992）

　　關於雙輪輕便馬車的起源地，西亞起源説和草原起源説兩種主要的觀點長期爭訟不已，但自1992年辛塔什塔的材料正式發表以後，草原起源説逐漸被大多數的考古學家接受。其最主要的事實依據是：雖然實心雙輪馬車最早見於西亞，但是雙輪輕便馬車在草原的出現要早於西亞。不可否認的是，辛塔什塔馬車已經非常先進，遠不是最原始的形態，因此部分草原起源説的支持者也不否認西亞古代文明在雙輪輕便馬車的發明方面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

比如，И. В. 切秋什科夫（И. В. Чечушков）就認為，雙輪輕便馬車的出現是一個漸進式的、十分複雜的過程，因此討論其“發明”的具體地點是沒有必要的。他結合黑海北岸加古諾娃（ТягуноваМогила）M2 7 及北高加索伊帕託沃巨冢（Бо л ь ш о й И п ат о в с к и йкурган）32號墓等洞室墓文化實心雙輪車輛的發現（圖九；圖一〇），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公元前3千紀與公元前2千紀之交，由於與西亞人羣直接的接觸（穿越高加索山脈或繞過裏海經中亞），草原居民引入了西亞的二輪車，並將驢等其他畜力代之以自身久已熟悉的馬匹，隨之為提高車速而改進了車輪樣式，並創造了控馭烈馬的銜和鑣。

圖九 加古諾娃M27及出土車輛

1. 墓葬平、剖面圖 2. 出土車輛 3. 車輛復原方案一 4. 車輛復原方案二

（改繪自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Н. Н., Пустовалов С. Ж., 1991）

　　西亞與中亞古代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自不待言，在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общность）人羣南下建立移民據點之前，中亞與草原居民之間的聯繫也已被大量考古發現所證實。例如在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遺址內出現了來自北方草原文化的陶器，同時北方草原辛塔什塔、波塔波夫卡（Потап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彼特羅夫卡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現了中亞式的裝飾紋樣。

不僅如此，戈努爾傑別葬車墓與同時期的草原葬車墓也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В. А.諾沃熱諾夫（НовоженовВ.А.）將其概括為殉人、殉狗、殉馬以及包括車和工具、武器在內的一套特定的“戰車”組合等。在這裏，我們要補充的是戈努爾傑別輪牙與草原文化的聯繫。

圖一〇 伊帕託沃巨冢32號墓

（引自Кореневский С. Н., Белинский А. Б., Калмыков А. А., 2007）

　　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在哈薩克斯坦中部的薩坦墓地（могильникСатан）發掘了三座青銅時代冢墓，其中在M1內出土了一輛保存相對較好的雙輪輕便馬車。M1墓室呈西北-東南向，長390、寬250釐米，西北部有兩個相距150釐米，各長約70、寬約15、深約25釐米的車輪坑。

該墓早年即遭盜擾並被焚燬，在車輪坑內保存了炭化的輪輞及輪轂碎片，並幸運地在一件輪輞碎片上發現了一小塊紅色的皮質“輪胎”，以及用於將“輪胎”固定在輪輞上的4枚長8～17釐米的骨質銷釘（圖一一）。由出土遺物及墓葬形制判斷，該墓屬於彼特羅夫卡文化，唯一的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其年代在公元前2150～1300年。

圖一一 薩坦墓地M1及M1、M3出土遺物

1. M1平、剖面圖 2、3. M1車輪坑平、剖面圖 4～7.M1出土骨銷釘 8、9. M1出土陶器 10. M3出土石鏃 11. M3出土骨釘齒鑣（改繪自Новоженов В. А., 2012）

　　薩坦馬車的“輪胎”與戈努爾傑別車輛輪牙的作用一樣，均是為了保護木質輪輞，並減小車輪與地面之間的摩擦力，且二者均以銷釘將輪牙或“輪胎”與輪輞固定，技術原理幾乎完全相同，唯前者以草原盛產的皮、骨材質代替了後者彰顯文明古國王室身份的青銅。這種技術上的一脈相承，顯然是通過文化交往得來的。

雖然這是歐亞草原上目前發現唯一的“輪胎”實例，但需要指出的是，薩坦馬車的皮“輪胎”因墓葬早期被焚而得以保存，故不難想象，此種“輪胎”在其他的草原葬車墓中亦有可能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如此，從草原文化的角度看，周原青銅輪牙與戈努爾傑別青銅輪牙之間的基因聯繫就不難理解了。

　　（二）草原與東亞的聯繫：雙輪輕便馬車的東傳

　　殷墟二期前後，馬和馬車在中原突然開始大量出現，這使得絕大多數的考古學家相信，中國的馬車並非源於本土，而是來自西部，但究竟來自西部的何方，意見頗有分歧。近年來，隨着歐亞草原和中國北方（包括新疆）地區考古新發現的湧現，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根據在中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大量歐亞草原青銅文化因素，非常明確地將中國馬車的來源地指向歐亞草原地帶，然而他們所能提供的關於馬車的直接證據卻並不充分。

在這種情況下，對伴隨中國馬車同時出現，且互見於中國及其他地區的車馬器進行考察，就成了解決中國馬車起源問題的另一個有效方案。參照現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在舊大陸範圍內，滿足以上條件的可資對比的車馬器材料是與鑣相關的御馬器。

　　目前發現的考古材料表明，中國最早的馬車見於殷墟，最早的馬鑣亦見於殷墟，而且殷墟所出幾乎均為方形鑣，發現於婦好墓，小屯M20、M40、M202，59孝民屯，72孝民屯，殷墟西區M216、M217、M1613，郭家莊M51、M58、M146～148，梅園莊M1、M40、M41，大司空M76、M226、M231等，其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圖一二）。殷商以後，形制大體相同的方形馬鑣亦見於其他數處遺址，其年代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期。

圖一二 殷墟出土的方形馬鑣

1.小屯M20 2.小屯M202 3.小屯M40 4.72孝民屯 5.殷墟西區M1613 6.郭家莊M51 7.郭家莊M58 8.郭家莊M146 9.郭家莊M147 10.郭家莊M148 11.梅園莊M1 12.梅園莊M40

　　與方形鑣共出的還有一種釘齒器，如梅園莊M41，大司空M76、M226，前掌大M40、M41[48]方形鑣在出土時，內側均貼合有釘齒器，釘齒朝向馬嘴，用以控御烈馬。值得注意的是，梅園莊、大司空、前掌大出土釘齒器的輪廓與鑣相同，均為方形，這説明方形釘齒器專門與方形馬鑣配合使用（圖一三，1～6、8）。

除此之外，郭莊M6[49]出土了4件方形鑣與釘齒器合體的釘齒鑣，亦可證明方形釘齒器與方形馬鑣之間的密切聯繫（圖一三，7）。目前已經公佈的殷墟發現的方形釘齒器（包括方形釘齒鑣）已有20餘件（出自梅園莊、大司空、郭莊等），其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這不僅是已知中國最早的方形釘齒器，亦是殷墟僅見的釘齒器。與方形鑣一樣，殷商以後，形制大體相同的方形釘齒器亦見於其他數處遺址，其年代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期。

圖一三 方形鑣與方形釘齒器的搭配

1、2.梅園莊M41 3、4.大司空M76 5、6.大司空M226 7.郭莊M6 8.前掌大M41

　　可與殷墟馬鑣相對比的材料來自歐亞草原地帶。根據切秋什科夫2013年的統計，歐亞草原上目前已知的青銅時代馬鑣已達260餘件。其中，辛塔什塔文化諸遺址中出土者年代最早，形制也最為原始。辛塔什塔文化馬鑣均為角質釘齒鑣，可分為圓形、半圓形、方形三種。這三種釘齒鑣在辛塔什塔文化之後的彼特羅夫卡文化、阿拉庫文化及木槨墓文化（Cрубная культура）中繼續使用，但形制有所發展。以方形釘齒鑣為例，為了降低製作的難度和生產的成本，在彼特羅夫卡文化時開始以劈裂的動物長骨製作方形釘齒鑣，相應地，釘齒鑣的高度有所增加，並且釘齒由辛塔什塔文化大致等距的四齒演變為縱向排列的多齒（圖一四，1～10；圖一五）。到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時，方形釘齒鑣變得更加瘦高（圖一四， 1 1 ～ 2 0 ；見圖一五）。

圖一四 歐亞草原地帶出土的方形釘齒鑣

1、2.卡曼阿木巴爾5號墓地（мог. Каменный Амбар-5） 3、4.辛塔什塔墓地（Синташтин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5.阿爾卡伊姆遺址（пос.Аркаим） 6～9.阿克薩伊曼墓地（мог.Аксайман） 10.薩坦墓地（мог. Сатан） 11～14.鄂畢裏金魯格3號墓地（мог. Обилькин лугⅢ） 15.塔斯泰布塔克遺址（пос. Тасты-Бутак） 16、17.新克柳奇3號墓地（мог. Новые КлючиⅢ） 18.魯瑟爾卡2號遺址（пос. ГуселкаⅡ ） 19、20.卡馬羅夫卡墓地（мог. Комаровка）（10引自Новоженов В. А., 2012；15引自Чечушков И. В.,2013；餘均引自Усачук А. Н., 2013；年代範圍參照Чечушков И. 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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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體上看，殷墟發現的大部分方形馬鑣（包括方形釘齒器、方形釘齒鑣）與彼特羅夫卡文化、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的方形釘齒鑣均較為相似，這不僅表現在鑣體中部、頂部穿孔的位置上，還表現在釘齒的排列方式上；殷墟方形馬鑣的管狀孔及釘齒分兩排分佈，顯然是在模仿動物長骨的兩側壁（見圖一二；圖一三；圖一四，6～20）。

從細節上看， 殷墟發現的大部分方形馬鑣輪廓近正方形，與彼特羅夫卡文化最為相似，但前者側面常見的環鼻不見於後者（見圖一二，1、4～12；圖一四，6～10），而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的方形釘齒鑣，單側壁上開始出現的圓形穿孔（見圖一四，11、12、16～20），顯然具有殷墟方形鑣側面環鼻的功能（圖一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侯家莊西北岡M1136-1137出土的“加長版”方形鑣（圖一六，5），輪廓雖與殷墟發現的大部分方形馬鑣不同，但卻與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所出更加瘦高者相似，其若非殷墟首創，則很有可能是源自草原地帶。

由此我們認為，殷墟方形馬鑣的原型是歐亞草原地帶的方形釘齒鑣；歐亞草原方形釘齒鑣的東傳，應該在辛塔什塔文化和彼特羅夫卡文化之後，大致在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階段。進而我們認為，殷墟的方形馬鑣有可能是來自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分佈的歐亞草原西部地區。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缺少相應的考古發現，我們目前尚不瞭解同屬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分佈在阿拉庫文化以東，年代與其大體同時且與東亞關係更為密切的費得羅沃文化（Федор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的釘齒鑣的情況，因此也不能排除殷墟的方形馬鑣來自於費得羅沃文化分佈的歐亞草原中部地區的可能性。

圖一五 草原地帶典型方形釘齒鑣的分佈示意圖

1.卡曼阿木巴爾3號墓地（мог. Каменный Амбар-5） 2.辛塔什塔墓地（Синташтинскиймогильник） 3.阿爾卡伊姆遺址（пос. Аркаим） 4.阿克薩伊曼墓地（мог. Аксайман） 5.薩坦墓地（мог. Сатан） 6.鄂畢裏金魯格3號墓地（мог. Обилькин лугⅢ） 7.塔斯泰布塔克遺址（пос. Тасты-Бутак） 8.新克柳奇3號墓地（мог. Новые КлючиⅢ） 9.魯瑟爾卡2號遺址（пос. ГуселкаⅡ） 10.卡馬羅夫卡墓地（мог. Комаровка）（1～3.辛塔什塔文化 4、5.彼特羅夫卡文化 6、7.阿拉庫文化 8～10.木槨墓文化）

　　如前所述，殷墟的方形馬鑣是伴隨着馬車一起出現的，因此殷墟的馬車應與方形馬鑣一樣，來自於歐亞草原地帶；並且，歐亞草原馬車東傳的時間，亦應與方形馬鑣一樣，大致在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階段。殷商之後，西周馬車基本延續了相同的車制，不僅如此，與殷墟幾乎完全相同的方形鑣、釘齒器亦見於西周遺址。由此看來，周原青銅輪牙馬車很有可能是繼承了殷商的傳統，從而間接地與薩坦墓地出土的彼特羅夫卡文化馬車有關。至於殷墟類似的考古發現，則是值得預期的。

圖一六 殷墟與草原地帶方形馬鑣的對比

1、2.大司空M76 3.阿克薩伊曼墓地（мог. Аксайман） 4.新克柳奇3號墓地（мог. Новые КлючиⅢ） 5.西北岡M1136-1137（3、4引自Усачук А. Н., 2013；5引自黃銘崇，2015）

三、結語

　　公元前3千紀末至公元前2千紀初，中亞戈努爾傑別遺址的四輪車輛上出現了有可能源自西亞地區的青銅輪牙。與此同時，西亞的實心二輪車輛經中亞地區傳入草原地帶，並經改良，在辛塔什塔文化中首次出現了裝配有輻條的輕便式雙輪馬車，在此過程中，中亞的輪牙技術也隨之傳入草原地帶。

辛塔什塔文化和彼特羅夫卡文化之後，大致在阿拉庫文化和木槨墓文化階段，隨着印歐人向東的擴張，雙輪輕便馬車開始東傳，在殷墟文化二期左右，家馬和馬車大量出現在中原地區。很有可能，與殷墟馬車一起傳入的還有輪牙技術，周原遺址出土的青銅輪牙馬車直接繼承自殷商的傳統。

　　已有的研究表明，殷墟文化二期左右在中原地區突然開始大量出現的，除了家馬、馬車，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馬鑣和弓形器等之外，還有一系列特殊的陶器和青銅器紋飾。這些特殊的紋飾，部分可追溯至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但於“後安德羅諾沃時代”始在分佈於南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中、北部的諸晚期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中普遍流行，其年代恰好大致相當於殷墟文化時期。

而與此同時，在草原與中原之間的廣袤地帶卻基本不見這些文化因素的蹤跡。這或許暗示出，公元前13世紀左右，歐亞大陸中部與東部的人羣曾在短時間內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文化交流活動。若是如此，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馬車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同時也不難想見，其在殷墟的出現，僅僅是此次事件最為明顯的表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