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牌背後的生意：10萬買斷指標，20萬假結婚過户_風聞

來源：AI財經社

半年前，大學老師程先和與中介杜凱的人生毫無交集，但因為一塊北京牌照，他們坐在了一張餐桌前。

飯桌上，妻子一直後悔沒能在實行搖號政策之前先下手，程先和則“吐槽”，那時候想着攢錢買房子，哪有心思考慮車。辦理牌照交易當天，程先和的妻子告訴杜凱，前一天晚上一家人高興得一夜沒有睡着。他們想要一張北京牌照已經快十年了。

程先和與妻子的工作單位都在海淀區，距離位於昌平的家，不到四十公里的距離。公交換地鐵，每天通勤時間接近兩個小時。早高峯的地鐵13號線永遠人頭攢動，程先和一直都有買車的心思。

母親深夜的一次突然發病，久尋出租車、網約車不至，差點釀下大禍。那晚之後他終於下定決心，上有老下有小，還是得有輛車比較方便。2014年程先和貸款買了一輛車，在4S店員的“幫助”下，另外花費6000元給新車掛上了河北牌照。他的想法是，只要搖號中標了，就遷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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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京證”政策的調整，打亂了程先和的計劃。自2019年11月1日起，外地牌照車進北京六環和通州須辦理“進京證”，每車每年最多可辦12次，每次使用期限最長7天。這就意味着車輛掛着河北牌照的程先和，新政策正式實施後，一年只能在北京市主要路段行駛84天。

拿到一個北京牌照已經迫在眉睫。2018年7月，在同事的引薦下，程先和加了杜凱的微信。三個月前，這位同事剛從杜凱手中“買”下了一個小客車指標。

事實上，所謂的“買”指標只是購買了使用權。買指標的人租到標主的小客車指標，自己買車後用這個指標來給車輛上牌；但由於小客車指標歸標主所有，因而車輛的所有權也登記在標主名下，日常車輛使用則歸買標人。

自從2011年北京開始實施搖號買車之後，北京牌照就成了稀缺品，中籤率逐年降低。2018年最後一期普通小客車指標搖號的中籤率約為2280:1，2019年第1期中籤率約為2367:1，創歷史新高。

新能源汽車牌照也成為了緊俏品。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信息系統4月25日發佈的最新小客車指標申請結果顯示，新能源個人排隊人數已經超41萬人，按照每年發放5.4萬個指標計算，這意味着北京新能源個人指標的隊伍已經排至2027年。

北京小客車指標買賣變成了一門好生意，供應永遠滿足不了需求，絕對的賣方市場。隨着11月1日外地車進京次數限制的實施，京牌價格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飆升。

01

只跟熟人做生意

在北京，專職從事車牌買賣的中介並不多，汽車電商平台的銷售、二手車評估師，4S店的銷售人員、花鄉的二手車商是這個市場的主力。對於絕大部分中介而言，車牌生意只是他們的“副業”。

通過搖號獲得小客車指標的可能性越低，車牌的買賣就會越火爆。

租賃一張京牌的價格從每年數百元上漲至數萬元，不過六年時間。在這期間，北京小客車指標年度配額，已經從2013年的24萬個下降至2019年的10萬個。

早下手就意味着少花錢。程先和去年7月詢價的時候，“買斷”一個指標的價格是7萬元左右，半年後，這個價格就上漲到9萬元左右，今年3月的報價已經超過10萬元。所謂“買斷”，是指買家可以長期使用這個指標。

相比於走下坡路的新車市場，車牌生意堪稱一本萬利。整個行業基本已經做到了透明，包括中介的佣金。AI財經社從不同中介瞭解到，中介的佣金一般在車牌成交費用的3%~5%。短租一年，價格在一萬五六千元左右，中介能掙500元；租三年價格在4萬元左右，中介可以拿到1000-2000元。

杜凱細算過一筆賬，僅這個4月他就通過車牌買賣獲得了十餘萬元的利潤。他絲毫不擔心有人來跟他搶飯碗，這個中介圈子相對封閉，沒有熟人引薦即使拿錢也沒有人願意跟你做生意。“資源共享”已經成為圈內人的共識，因為市場足夠大，沒有人可以獨吞。

做北京小客車指標買賣近十年，作為中介，杜凱有一條原則——只跟熟人做生意。相互之間知根知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風險。哪怕你手裏有錢，如果他覺得不可靠，寧可不掙這筆錢。

去年8月，一位老客户介紹自己的一個朋友來見杜凱，想租賃一個北京指標。詢價過後，儘管對方一直在微信上跟杜凱互動、表現積極，但這筆生意最終沒有做成。

杜凱通過中間人瞭解到，老客户帶來的這位朋友，不僅有吸毒史更有賭博的嗜好。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只要跟“賭”和“毒”沾上，杜凱都將其視為“高危人羣”，堅決不跟這些人做生意。

滴滴司機也被杜凱視為“不能合作”的羣體。整天駕車在路上跑，出事故的概率很高，一旦發生車禍或者肇事逃逸，出租車牌的一方很可能要承擔連帶責任。相反，在北京有房產、有正當穩定職業的都市白領、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都是杜凱願意打交道的人。“有房子、有正當職業就不怕他跑了。”

持有北京小客車指標的人被稱為“標主”，買方付一部分訂金委託中介尋找有意出租或出售的指標。搖號多年依然毫無所獲的“北漂”與手持指標的“標主”，在“杜凱”們的牽線搭橋下，接上了頭。圍繞着牌照的租賃和買賣形成了一條產業鏈，“一牌難求”的現狀，則催生了一個公開卻又隱蔽的地下交易市場。

之所以隱蔽，因為私下買賣小客車指標並不受法律保護。

2018年3月，北京二中院曾公開審理了一起私下籤協議買賣車牌的案件。原告花3.7萬元購買的北京小客車指標實際無法使用，將“標主”王某告上法庭，法院最終判決雙方簽訂的《指標協議》違反了《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要求王某將3.7萬元返還原告並承擔案件受理費。

想從“歧路”獲得牌照，幾乎每一步都藏着風險。北京密雲區法院今年4月審理的一個案件顯示，2018年7月至10月的三個月時間內，郭某以出售法院拍賣的北京機動車號牌為由，騙取11名買家訂金共計68.5萬元。郭某稱其在2018年6月，被謊稱能辦理北京車牌的張某騙走4萬元訂金後，也決定以同樣的方式騙錢。郭某最終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在瞭解到杜凱的報價後，程先和並沒有下定決心買指標。同小區的一位業主告訴他，花13萬元可以保證三期6個月內搖號中標。

在這位業主的引薦下，程先和認識了花鄉的一位二手車商。雙方很快就簽訂協議，交錢，等待搖號結果。半年時間過去了，最終一無所獲。程先和這才回頭又找到了杜凱。

儘管這13萬元最終還是退給了程先和，但他總覺得這件事像是一個“空手套白狼”的遊戲。13萬元待在別人賬户半年時間，即使是買餘額寶也能有3000多元的利息，如果有10個人付錢，這位車商半年“躺賺”3萬多元。但這只是他的猜測，無從證實真假。

02

價格一天一變

指標的稀缺讓“標主”站在整條食物鏈的頂端，擁有絕對的定價權。

“北京土著”田鵬家有兩個指標，北京還沒實施搖號買車政策之時他就買了輛車，結婚後，同為北京人的妻子通過搖號也拿到了一個指標。2014年，他以每年7000元的價格將自己的車牌租賃給了同事。今年1月，他的租金已經上漲到每年1萬元。

就整個市場行情來看，田鵬報出的價格算不上高。

標主在提價，買主的日子更不好過了。為了尋求續租，張洋每年6月都會買上水果、禮品看望他的“標主”。三年前，張洋經由朋友介紹，以每年3600元的價格租賃了江婆婆名下的一個北京小客車指標。此後每年，張洋都需要跟江婆婆簽訂一次續租協議。

張洋曾經提出過建議，希望租約可以從一年一簽改為三年一簽，但沒有得到江婆婆的同意。時至今日，這個指標的租賃價格已經漲至每年12000元。

北京小客車指標的租賃有短租和長租之分，短租以一年起租，價格從兩年前的五六千元租賃一年，已經上漲至一萬五六千元。三年期的租金是1.4萬元每年，五年期的租金則1.2萬元每年。杜凱説，這還是今年3月份的報價，就連京牌的新能源小客車指標的年租金也要六七千元了。

長租最長可以到20年，也就是所謂的“買斷”，這種方式承租方需要花費14萬-15萬元，可以租賃使用20年，甚至標主的身份證也可以直接給承租方使用。

杜凱解釋説，20年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20年，實際上你可以永久使用這個指標，標主一般不會再收回這個指標，業內將其統稱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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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號多年無果卻又擁有購車剛需的人，成為購買指標的主要人羣。

素不相識的兩人，因為一紙指標建立聯繫，相互之間最需要的是信任。金錢和抵押物可以幫助建立這種信任。

對於三至五年的中短期租賃，標主對承租人的要求很多，比如，必須給車輛買100萬元的保險，同時車輛“綠本”（即機動車登記證書）必須放在標主手裏。

“綠本”不在自己手中，始終心裏不踏實。一旦丟失或被有心人利用，拿去做抵押貸款，租賃指標的人很有可能人車兩空，還背上債務。程先和正是有此擔憂，才在開始時下決心花錢“買斷”一個指標，將“綠本”保留在手中。

價格的波動是以天來計算的。想買的人多，標主就抬高價格，特殊時期，標主上午和下午的報價都能不一樣。標主有此底氣的原因是，這個市場從誕生之初就是賣方市場，買方只能處於被動接受的一方。

儘管指標租賃、買賣市場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但今年的情況比往年更特殊，需求增大，但市面上可以流通交易的牌照卻越來越少。“手裏有牌照的人，會選擇觀望，很明顯，牌照越到後來越值錢。”

通過梳理過自己手裏的客户，杜凱發現，這些人幾乎都是搖號5年以上的人。一批有着“進京”剛需卻多年搖不到號的人，直接推高了小客車指標市場的價格。

去年，北京新能源汽車指標租賃一年的價格為2000-3000元，現在已經漲到7000元左右，依然“一標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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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生意經

比起租車牌，還有一條可以自己擁有車牌“捷徑”。杜凱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搞到了車牌，每次借次現身説法，取得了客户的信任——假結婚。

2014年，杜凱還在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副業是“鼓搗”指標。他的一位北京女同事，因為父親去世連車帶牌照繼承了一個指標。因私交不錯，當杜凱提出想以“假結婚真過户”的方式買下女同事的指標時，離過一次婚的北京大妞很爽快地答應了。

“當然我也沒讓她吃虧，給的錢絕對是當時市場上最高的價。”2014年9月，具體哪天杜凱已經記不清了，他們決定去民政局“把事兒給辦了”。杜凱當時已經有了女朋友，但他並沒有把假結婚這件事告訴她。

領結婚證之前，雙方還簽訂了一份婚前財產協議和公證書。儘管都是熟人，但在可能面臨的風險面前還是要做好託底方案。拿到結婚證的第二天，杜凱和女同事就到車管所提交了變更京牌指標的手續。半個月後，杜凱拿到了印有自己名字的行駛證，當天下午就去辦理了離婚手續。

談及當時是否考慮到風險，杜凱語氣平淡，“就是想要牌照，沒有想過風險不風險的。”

通過結婚將指標過户，收費在20萬元左右，較租賃指標價格高，但難度也更大。儘管自己的指標是通過結婚過户再離婚得來的，儘管做成一單結婚過户能拿到8000~10000元的佣金，但杜凱並不建議客户為了一紙指標去假離婚再假結婚。他一再強調，“寧拆一樁廟，不毀一樁婚”，更重要的是，監管對於結婚過户其實越來越嚴格。

杜凱2014年辦理結婚過户時，前後不超過1個月的時間就順利拿到了指標，但現在至少需要半年。此前，上午拿到結婚證，下午就能去車管所辦過户登記。但現在幾乎不可能，審核越來越嚴格，結婚與過户申請間隔時間太短，車管所工作人員容易起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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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申請間隔時間外，買方和標主的年齡也不能相差太大，否則也容易讓辦理過户的工作人員起疑心。去年有一位70多歲的北京老大爺，願意通過結婚過户賣出自己名下的一個指標，但杜凱沒給他找買主，“年齡不能太離譜了。”

根據北京市小客車指標管理室發佈實施的《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對於通過虛假手段或者非法手段獲取的北京市小客車指標確認書視為無效，取消其資格，同時三年內不予受理申請人提出的指標申請。

如果想將指標直接落在買標人名下，目前通過結婚過户是唯一的方法。買方需要先付一部分訂金，中介收下訂金後會在約定的時間期限內去尋找標主，這就是所謂的“配標”。

杜凱告訴AI財經社，圈內有一條“心照不宣”的規則，通過結婚過户購買指標時，女標的價格要比男標貴1萬-2萬元。並不是擔心女性在結婚這件事上更可能吃虧，而是因為女性標主比男性標主更難找。

“重男輕女的思想還是很根深蒂固的，像車子這種固定資產，指標很少會落在家庭裏的女性名下。”杜凱説，相較於租賃和“買斷”，結婚過户買指標的還是少，很大原因也是因為“女標”難找。

​除了鑽結婚過户的空子，變更公司法人也可以將指標過户至買主名下。嚴格來説，通過這種方式並不是實現北京指標過户，而是將擁有北京小客車指標的公司變更法人和股權，買主通過接手公司繼而擁有公司名下的小客車指標支配權。

但這種方式涉及公司賬目問題，需要有專門的財務人員進行查賬。每年需要審查公司營業執照，這筆費用在五六千元左右，也需要買方承擔。

今年3月，一位在北京做小生意的老闆通過熟人輾轉找到了杜凱。一次性買下了兩個20年長期使用的指標。收到《北京小客車指標更新通知書》後，他在微信上給杜凱轉了10000元表示感謝。

在找到杜凱之前，這位老闆曾通過4S店銷售人員，試圖多花錢搖號中標，但承諾的“13萬元三期包中”最終並沒有實現。

北京來廣營一家4S店銷售人員稱，三年前只需要5000元就能保證一期搖中一個指標，但現在需要15萬元。當AI財經社表示有意願購買想了解更多信息時，對方稱需要先支付1000元“諮詢費”。

如果不吝於多花錢，除了結婚落户之外，也有可以直接將指標落户在自己名下的方法。上述銷售人員稱，買主只需要提供身份證原件以及複印件，一個月之後就能辦成。“當然這種方式的費用比較高，需要28萬元左右。”不過對方一再強調，“絕對安全。”

但當AI財經社問及選擇28萬元“直落”的具體方法時，該銷售人員不願意透露更多，“我們有可靠的途徑，你只需要付錢就行。如果不放心，可以辦一張聯名卡，先把28萬元存進去，等你拿到指標咱們再一起去銀行把錢取出來付款。”

在杜凱看來，或許此前會有其他方法獲得北京小客車指標，但如今能夠走得通的路子，屈指可數。“市場上有人是真正在做生意，做信譽的，但也有人能騙一點是一點，畢竟這個市場也不會太長久。”

隨着北京對外地車輛管控的加嚴，北京小客車指標交易市場還會持續下去。不過杜凱説，這一行的高潮期已經過去了。隨着此前流落至外地的京牌逐漸回籠至北京，北京小客車指標暗中交易的行為將面臨更加嚴厲的監管，“口子已經在慢慢收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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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從何處來

市場上的北京小客車指標數量是有限的，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僅憑自己的人脈關係網去尋找指標就是一道門檻。

一位中介人脈有限，通常需要委託其他同行共同尋找。互不相識的買賣雙方最終能夠完成交易，需要數箇中介牽線搭線。一旦交易完成，促成交易的每個中介都能分得一杯羹。

信息的不對稱催生了一批以此為生的中介，圈內稱他們為“標商”，他們依靠多年的合作形成穩定的聯繫。成千上萬的人在北京來了又去，但車牌卻以相對穩定的方式在北京流轉。維繫着這些車牌流轉的是一個遍佈全國的中介網絡。

今年3月，北漂十餘年的楊東辭去了在北京的工作，跳槽至深圳一家互聯網公司。房子退租，車輛賣給中介後，他把車牌以一萬元一年的價格租給了自己的前同事。“租給別人不放心，出了事處理起來也麻煩，自己朋友能省點心。”

像楊東這樣，標主能夠直接與租標人交易的屬於少數，大部分搖號多年未果的人，要想短時間內獲得北京小客車指標，還是需要通過中介去尋找標主。

中介的存在既有市場因素，也有歷史原因。在北京交管系統未併入全國大網時期，由於違法信息處理傳遞“技術”層面的原因，讓一批外地京牌車主事實上享有“特權”。

全國交通違法信息聯網之前，各地交管部門使用的系統並不統一，例如山西、陝西等部分省市交管部門啓用的是同一套管理系統，但北京等地的交管部門使用的是自己研發的系統。兩個系統之間並未聯網，導致在北京上牌的車輛如果在山西或者陝西有違章行為，不會被錄入北京交管系統，車檢也不會受到影響。

《太原晚報》曾報道，2007年，一名太原市民把車輛的户口登記在了北京的親戚名下，給車輛掛了京牌，幾年下來享受了諸多“便利”：貼了罰單頂多擦擦玻璃，不用擔心被罰款；早晚高峯敢走公交車道。用他自己的話説：“只要不被交警當場拿下，京牌車就不怕!”

隨着2012年北京交管系統併入全國大網後，“京牌車主”外地違章不受處罰的情況不再出現，但這批外地車掛的京牌並沒有作廢，而是通過中介迴流至北京。這批車牌也就成為北京市場上車牌交易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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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北京市場上交易的大部分牌照都是從外地收回來的。本地人有牌照，拿出來的比較少，極少。”杜凱説，“如果不是中介，這批牌照怎麼回來？讓這些不在北京的人自己送回來嗎？”

今年4月17日，網上流傳的《推動汽車、家電、消費電子產品更新消費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2019年-2020年）（徵求意見稿）》指出，嚴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車限購規定；對已實施限購汽車的地方，應加快由限制購買向引導使用轉變，並且2019年和2020年車牌增量指標數量在2018年基礎上分別增加50%和100%。

該徵求意見稿還提到取消對限購城市無車家庭購車的限制，各地不得對新能源汽車實施限行限購，已實施的必須取消。不過，國家發改委向媒體回應稱，正在瞭解相關情況，所有政策的出台都是經過反覆論證、充分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

多年搖號不中的無車家庭似乎看到了曙光。儘管只是徵求意見稿，但杜凱能夠明顯感覺到，新能源指標詢價的人變少了，選擇“再看看”的人多了。“一旦政策放開，指標價格肯定會下跌，但政策哪是這麼容易放開的？”杜凱在微信羣裏告訴同行，“不要慌，還能掙錢。”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杜凱、程先和、張洋、楊東、田鵬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