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幹校的另一面_風聞

關於“文革”期間的“五七”幹校，在習近平指導下，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是這樣評價的：

【“他們（指幹校學員--引者注）雖然經受了勞動鍛鍊、增加了對農村的瞭解，但長時期被排除在各項業務工作和科學文化研究之外，使他們不能用所學專業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見該書第584頁）】

由此可見，當年的“五七”幹校還是有其積極的一面。

這個積極的一面，實際上源於毛澤東早就倡導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要成為一種永久制度”。其目的是防止幹部脱離羣眾、脱離勞動、防止產生特權利益階級、導致權力變味。

1949年10月，毛澤東在同綏遠負責人的談話中就指出：

【“幹部要參加生產指揮和勞動。勞動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

1957年4月27日，毛澤東提出，

【“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幹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幹部(不是一般幹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羣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

4月28日，毛澤東審閲修改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指示稿。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對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

【……(三)“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並且使這個辦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報》刊載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為標誌，中共中央隨後又下發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幹部參加勞動作為一項制度正式確定下來。

毛澤東倡導的這項制度，黨中央是一致擁護的。特別是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都有深刻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

1960年冬，中央國家機關萬名幹部下放基層勞動。對此，劉少奇在接見外賓時説：

【“我們實行政府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現在，風氣已經變了，幹部和羣眾的關係也不同了。羣眾看到幹部和他們一起勞動，他們很高興。雖然現在幹部參加勞動還是短期的，一年一個星期或幾個月，但這樣做，不僅密切了與羣眾的聯繫，而且使大家認識到領導幹部也同樣要會從事體力勞動。”】

鄧小平在1964年9月接見外賓時指出：

【“工業戰線學大慶，農業戰線學大寨……大寨、大慶最大的特點是幹部與羣眾密切聯繫，直接參加勞動和革命幹勁加科學精神。”“幹部參加勞動，是我們搞社會主義的一個標準。勞動能改變人的思想。幹部參加勞動，就不會變懶，就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去工作和鬥爭，與羣眾的關係就會更密切，對生產的領導就會更具體，實現領導與技術的結合，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幹部有了勞動的習慣，就不會去貪污、浪費、侵佔別人的勞動成果。”】

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寫道：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羣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

“文革”開始後，當黑龍江辦起了第一個“五七”幹校的時候，毛澤東立即給予肯定。很快，從中央到地方，各地紛紛仿效黑龍江的第一個“五七”幹校，辦起了許多“五七”幹校。毛澤東把自己的女兒也送到中央辦公廳辦的“五七”幹校去鍛鍊。

經歷過“五七”幹校生活的學員，實際上對“五七”幹校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有些還隨着形勢發展有所變化。有意思的是，據2012年《南方週末》一篇關於“五七”幹校的文章的披露，在對當年的“五七”幹校學員的調查中，持正面看法的達到了6成。這也可以説明，對於當時一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經受了勞動鍛鍊、增加了對農村的瞭解”，確實使得當年的不少幹部、知識分子受益匪淺。特別是一些著名的老知識分子（他們大都兼有幹部的身份），例如費孝通、俞平伯、錢鍾書夫婦等，都對農村和農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五七“幹校積極的一面。

我國著名詩人和作家臧克家，曾被世界詩人大會和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授予過榮譽人文學博士，獲得過今世緣國際詩人筆會頒發的“中國當代詩魂”金獎。臧克家最著名的作品就包括歌頌五七幹校生活，讚美農村勞動的《憶向陽》組詩，其中有的句子已經傳為經典，例如“不待揚鞭自奮蹄”等。這組詩中，可發現不少可以信手掂來的字字珠璣的佳句，例如：“詩情錯賞舊農夫，煙雨蓑衣稻滿湖。泥腿而今塘水裏，此身自喜入新圖。”“斗室是天地，神衰軀體空。幹校一千日，生命復葱蘢。”等等。《憶向陽》是1978年出版的。出版後，欣賞者不少，反對者也有。但臧克家一直不改初衷，堅持講真話，實事求是。

費孝通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是研究農村農民問題的大家。他在幹校利用勞動之餘，作了大量調研，和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93年5月，他還回到了闊別20多年的紅橋生產隊，去看望他多年不見的農民朋友。費孝通終生難忘的是他當年的房東。費孝通的校友回憶：

【“大家感情上的貼近，很快成了朋友。儘管生活很苦，但老鄉們想方設法為我們改善伙食。張萬洲老人看到費先生年歲大，找我商量説：‘老費年歲大了，不能委屈他。再説你們來這裏住也是短期的。他住的房子陰暗潮濕，還是換間向陽的房間吧！就搬到我兒子的新房住吧！’費先生知道後，執意不肯用主人家的新房，説：‘不能給老鄉添麻煩。’再三勸説，也無濟於事……”。】

費孝通還主動做那些處境不大好的學員的工作。他對一位有過輕生念頭的學員説：

【“不要再想輕生的事，你想想共產黨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國發生了根本變化，沒有帝國主義欺負了，這是誰人，哪個政黨都沒有做到的。我這個臭名遠揚的人還要活着呢，你那麼年輕，要珍惜呀！不搞清問題，糊里糊塗地離開人世，不是自己吃虧嗎？ ”】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經濟學家顧準。在“五七”幹校期間，他留下了一二十萬字的日記。1971年元旦日記是這樣寫的：

【雖在運動中新年伙食極其豐盛。運來豬四頭半，魚恐在四百斤左右，集體伙食供三頓好菜，魚、餃子、溜肉片。全天的勞動任務是絞餃子肉餡，這是五年來未乾過的活。】

當然，他更關心的是國家建設問題。關於三峽建設，他在1971年的日記裏寫到：

【昨聞三峽上馬,晚間浮想聯翩，不能入寐，…… 三峽電站若以450Kw輸電半徑計，達周邊為漢中、西安、洛陽、九江、長沙、重慶。其年發電量若上500億KW，以0.05元/KW計，每年收入達25億元。這樣，這個電站即使投資100億元，也是划得來的。】

關於西部開發，他寫道：

【東側建設，無論工業或農業，都是事半功倍，西部建設，並不是沒有必要，關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漢西側的廣大地區，資源現當開發，工業理應發展百年來偏枯局面當改變。東西並舉，速度更快。但願今後十年，我國工業能十倍於今日。】

那些老知識分子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大都回到城市，回到了工作崗位。但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忘記農村的父老鄉親。

著名學者俞平伯，在“五七”幹校的一年零二個月時間，成了他晚年創作的高峯期，農舍茅屋、河塘竹林、雜亂的集市、泥濘的道路均成為素材。在此期間他們夫婦與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農民問字》一首：

【“昔年漫學屠龍技，訛謬流傳逝水同。慚愧鄰娃來問字，可留些子益貧農。”】

由於他們夫妻年紀大，受人尊重，勞動時一般安排較輕些的活幹，“績麻”是其勞動內容之一：

【“脱離勞動逾三世，來到農村學績麻。鵝鴨池塘看新綠，依稀風景似歸家。”】

俞平伯一生當中，在“五七”幹校的這段生活經歷給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不亞於他長期居住的北京和蘇杭。在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後，俞平伯與房東之女顧蘭芳保持書信往來，常勾起老人的思鄉之情，他在《辛亥雜詩》裏寫到：

【“五七光輝指示看，中洲幹校一年還。茅檐土壁青燈憶，新歲新居住永安。日日風寒已是春，農娃書信慰離人。卻言昨夢還相見，回首天涯感比鄰。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歸味所趨。自是人情鄉里好，殷勤護我到茅廬。”】

當然，不同的人經歷同樣的事往往有着不同的際遇和感受。那些“長時期被排除在各項業務工作和科學文化研究之外，使他們不能用所學專業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的學員，看法就不一樣。例如，在離開“五七”幹校四十年後，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啓正、原駐法國大使趙進軍、原駐歐盟大使關呈遠相約重返他們當年的“五七”幹校。談起往事，趙進軍自稱是幸運者，

【“我吃了點農民的苦，學會了與農民交流”。】

但他仍然認為，興建五七幹校是錯誤的，

【“我自己學會了一些東西，但那麼多的幹部，荒廢了自己的主業”。】

儘管“五七”幹校有其歷史的侷限性，也造成了不良後果。但其積極的一面仍是值得發揚光大的。

黨的十八大以後，幹部下基層、參加勞動、勞動光榮聲音多了起來。2013年4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下達《關於組織團以上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蹲連住班的規定》。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台文件，規定幹部要下基層、參加勞動。上海市委還作出專門規定，規定市委市政府領導每週四下基層。

2013年4月28日，習近平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實幹首先就要腳踏實地勞動。領導幹部，承擔着特殊的責任和使命，但不是説可以講特殊、耍特權。相反，應該堅決拒絕空談，更加崇尚實幹，帶頭髮揚勞模精神，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通過自己的帶頭髮揚、帶頭實踐、帶頭勞動、帶頭創造，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帶頭髮揚、帶頭實踐、帶頭勞動、帶頭創造”可以説是“幹部參加體力勞動要成為一種永久制度”在新時代的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