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沉睡 一朝驚醒——馬前卒工作室 【洋關故事】之五_風聞

按：日前馬前卒工作室曾發表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文《用三十年時間 培育一個新中國》，裏面提到清朝和民國的海關問題，指出這個機構既是舊中國政府的財政基礎，又是整個舊中國積貧積弱的核心原因。

發表後，許多讀者留言，希望能進一步瞭解這個舊中國矛盾的核心點。因此，馬前卒工作室策劃了【洋關故事】系列，從人事、財務、社會效應等多角度介紹舊中國海關。

本文是後續第五篇，但從重要性來説，當屬全系列的核心內容，如果讀者沒有時間讀完整個系列，那麼只讀這一篇，也不會對舊中國海關之弊有錯誤的理解。下為正文：

“中國人的工廠遲早都要變成殭屍，要注射一點外國血才能活！”

這句話定格在1930年的上海，民族資本家周仲偉發出絕望的吶喊，為自己的火柴廠送葬。他喊出這句話之後，就在洋貨衝擊下繳械投降，蜕變為日本買辦——茅盾先生的經典小説《子夜》刻畫了這一幕。

要理解和明白周仲偉的失敗與痛苦，就要從鴉片戰爭後的海關關税説起。

自1859年，清政府簽下不平等條約《中英通商章程》。這一條約正式規定，中國海關關税最高5%，之後如國內轉運，只需增加2.5%子口税，即7.5%封頂。在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不斷交替的世界上，中國成了關税最低的大國，也是唯一出口税率高於進口税率的國家。。

而在歷屆外籍海關總税務司管理下，如此之低的關税也只能在名義上保持，實際執行的税率還要打個對摺：

橫向對比其他國家，我們才能體會這種低税率的“非同凡響”：

1913年，大英帝國還是世界統治者，自恃為第一個完全工業化的國家，高調提倡自由貿易原則，綜合税率卻依然高於中國。至於其他國家，關税壁壘相對中國的“城牆”來説幾乎是一道山脈。外國產品對中國的傾銷力度可想而知。

當然，海關税率畢竟不是零，4億人口的進口税加起來是個大數字，因此很多人會歌頌英國統治下的海關高效廉潔，。但是從馬前卒工作室的之前幾篇文章可以看到，洋人的海關一度變成了赫德家族的私產，是國中之國，用“腐敗”來形容，幾乎算得上開脱罪名了。

退一步説，就算洋人統治下的海關真的清廉如水，失去自治權的海關，也遠比任何貪腐對中國的損害大100倍！1000倍！

從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各國列強也有低關税的情況，但他們擁有關税自主權，低關税是為了調節國內經濟，收放自如。

如果需要鼓勵快速建設工廠，那就對機械領域降低關税，如果需要保護國內農業，那就增加對小麥玉米的税率。這樣，無論高低，關税都是有效的工具，至於收到的税額本身，倒不是政府關注的重點。

而清政府簽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對全世界列強都同時開放市場。中國古代水平的工農業披上一件褡褳，就和身披重甲的列強進行白刃格鬥，自然渾身是傷，收那點關税還不夠買創可貼的。

“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

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

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閒。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

所以然者，外國用機制，故工緻而價廉，且成功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

華人生計，皆為所奪矣。”

——《盛世危言》 1894年

鄭觀應的書稿常常被現代試卷用作分析材料，展示低税率洋貨對中國自然經濟的衝擊，説明手工業戰勝不了西方列強的大工廠，必然紛紛破產，更不可能積攢利潤升級為現代工業。這個邏輯總體上不錯，但細節説的太少，遠不如事實驚心動魄。

比如説，紡織業要發展，需要本國的原材料生絲。

可是，200兩白銀的生絲從內地運到通商口岸供外資工廠使用，只需要繳納5兩銀子的【子口税】，不再承擔任何其他税負。但如果供給本國企業，一路關卡都要繳税，平均要交厘金税30兩以上，本國企業的税負比外國進口貨多了五倍。換句話説，即便在中國內部，也是外資工廠佔絕對優勢。洋員海關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可不是僅僅影響進出口那麼簡單！

這項流毒無窮的政策直到1931年才被廢除，而這時候，已經換到第四任外籍海關總税務司了。

具體而言，洋人想要到中國內地買原料，可以到海關處領取【買土貨報單】，一次繳税就支付了全部國內物流成本，地方官員絕對不敢再加税，甚至檢查都不敢。時人譏諷這樣的關税政策 “厚外而賤內”。

民國著名的實業家“棉紗大王”榮宗敬在1926年2月發表《救濟紗廠業之管見》中憤憤不平：

“年來吾國紗廠業有一落千丈之勢，其原因甚多，而以華商受不平等之待遇為最大原因。查外商在華埠設廠，其錠數幾佔62.5%，發展若是之神速，實由條約上予以特殊之便利。”

在對洋人實行低關税乃至零關税的條件下，民族資本家們負重前行，就算搞996乃至007，也沒法向包身工榨出足夠利潤，更對付不了洋商。

中國人不傻，既然打着洋人的旗號有税收方面的便利，為什麼不跟洋人一起幹呢？

沒錯，這就是買辦階級誕生的重要方式。

只要依附洋人，就可以獲得更低的税率，甚至不需要開工廠，只要倒賣洋貨就可以輕鬆掙大錢，你為什麼要想不開，去搞民族工業？

即便有些人足夠硬氣，開了工廠，起步階段也大多是依附洋商獲得低税單。

“賄買牌照，假託洋商之名，洋商出售保單，坐收華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詰”

海關對於洋人的低税政策，最終培養出一頭怪獸，它們是近代中國的統治集團，是各國列強的買辦，是一羣違法後第一時間向外國領事館求助的中國人。

受益於税收特權，買辦階層把國家利益賣了個好價錢。按《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的估算，1895年-1926年間，買辦階層替洋人辦事的總體收益為12.48億兩白銀，平均每個中國人要向他們繳納2-3兩銀子，他們替洋商拿到的利益肯定百倍於此。

客觀地説，並不是所有的買辦都是依附洋人、摧毀中國民族工業的急先鋒與爪牙。也有一小部分買辦通過為洋人服務後賺取原始資本，然後投資民族工業，例如著名愛國實業家劉鴻生，年輕時便是買辦。

可是從總體上來看，大多數買辦對創辦民族工業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的資本除了奢侈享受，匯往海外，剩下的基本投向金融與房地產：

金融和房地產業需要的原料少，沒有進出口干擾，在洋人不能從海外運地皮來中國的情況下，這是中國資本唯一可以和洋人“平等競爭”的行業。所以相比實業，金融與房地產收益高，來錢快，最大的上海買辦，一個人就在租界購置了3000萬兩白銀的地產。

而真正想創辦民族工業的資本家，無論有多大的本事，一般的下場都是屈服於擁有更多資本的金融買辦或者洋人。

《子夜》的配角周仲偉便是如此，他從買辦出身，把資產全部投入生產國貨火柴，最終絕望地重新淪為買辦，喊出了開頭的話：

“中國人的工廠遲早都要變成殭屍，要注射一點外國血才能活！”

在周仲偉重當買辦的1930年，中國火柴市場上無需列強出手，小國瑞典就能輕鬆摧垮幾十個周仲偉的畢生心血。

民國年間的《火柴工業報告書》記錄：

“1929年下期，東北各廠全數倒閉，廣東廠家亦倒閉過半，蘇、浙、皖各廠雖根基較固， 而停業亦及小半… … 國內華廠無不自危。”

在前幾天馬前卒關於五四的演講視頻下，我看到有人回覆，質疑“舊中國海關低税率”的結論，認為1927年後的蔣系南京政府已經掌握了部分關税自主權，提高了關税，不能把火柴廠的破產責任賴給海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125990

這就要説説1928年前後的“關税自主”運動了。

的確，1928年起，海關税率有所提高，從2.49一路提高到27%，雖然海關總税務司還在洋人手裏，雖然27.5%成為封頂税率，但畢竟提高十倍有餘，這關税壁壘建設還是很有成效麼！

但你要看更大的歷史背景啊！

上面的表格顯示，1929年開始，中國關税出現飆升，突破鴉片戰爭以來的7.5%上限，這一年還發生了什麼？

大蕭條。

所謂大蕭條，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未能解決列強之間的矛盾。1929年，這個矛盾在經濟層面徹底爆發，之後十年爆發世界大戰。

這十年間，全世界各國都在瘋狂提高海關關税壁壘，中國增加20%左右的税率，和別家的關税城牆相比，幾乎就是嬰兒牀的圍欄！

更可怕的是，工業最發達的英美德等國競相貨幣貶值，提高出口競爭率，1934年，美元一次性貶值41%，相對國貨貶值4成。考慮到中國和列強的產業水平差距，20%的關税增額能擋住什麼？給汽車加税20%，你就肯買馬車上下班？                                                                                                   

所以説，1928年後的“關税自主”，本質上是列強對蔣介石的獎賞，為了避免大蕭條激發中國革命，有必要讓最反動的中國軍閥得到一點財政支持，讓他有錢剿共，有錢打服阻斷商路的內陸軍閥，尤其是要打穿長江商路，把三峽以西的近1億人口變成英美日資本的傾銷市場。

而從蔣介石集團自己的角度説，收關税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財政，並非保護國內產業，一切的出發點是多收税，而不是刺激經濟。

只看前面的税收部分，關税一直是蔣介石收入的主體

於是，30年代初，在關税總體税率不斷上升的同時，棉布（製成品）税率相對下調25%，棉花（原材料）税率卻暴增43%，急不可耐地要向剛剛起步的中國紡織業抽血。工商業憤怒地指責政府對關税的依賴是“覆滅實業之先聲”。

1930-1931年，蔣介石集團的關税收入創歷史記錄，靠撒錢打贏中原大戰，但中國經濟的逆差也達到驚人的歷史高點——1930年貿易逆差是4.1億兩白銀，1931年是5.2億兩，平均每年賠出一個辛丑條約，還不勞煩八國聯軍親自上門討要。

20世紀20-30年代，世界經濟對抗空前激烈，民族工業唯一的屏障不是海關，不是關税，更不是蔣介石政權，而是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是覺醒的小資產階級發動的國貨運動。

上面提到的愛國實業家劉鴻生，他的紡織廠能夠勉強抵抗洋貨，就是因為使用【九·一八】商標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靠愛國生意扭虧為盈：

“真正使我第一個企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時的愛國運動推動了這個企業的發展，因為當時每個人都願意買國貨。”

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用愛國主義要求人民必須買某產品那無疑是道德綁架，可在海關與政府都不能保護民族工業的情況下，愛國羣眾卻為國家保存了一點點現代社會火種，這是蔣介石政府無能的標誌，也是中國人民耀眼的光芒。

對於中國工商業來説，另一個意外的“好消息”是日本侵華。

1938年後，沿海港口全部被日軍佔領，日佔區和國統區之間名義上處於戰爭狀態，貨物流通不暢，客觀上反而為內遷工業提供了百年未有的關税壁壘。

而即便在西南貿易通道勉強打通後，英美處於對日作戰的需要，一時間也沒有急着要蔣介石政權開放市場，所以內地工業頗有發展。馬前卒工作室此前詳述的“侯氏制鹼法”在抗戰期間應用，就是內陸鹽業百年來第一次佔據中國市場的結果。

這個故事反過來説，就是舊中國海關由洋人掌握，百年積弊，對中國的傷害遠遠超過日本兵的刺刀。

古人云苛政猛於虎，20世紀的中國則是低關税之恐怖，猛於日本百萬大軍！畢竟舊中國農業社會晚一年被消滅，就意味着上千萬人死於饑荒和貧窮。

1946年，日本人走了，大英帝國垮了，美國人回到了上海，馬上就讓蔣介石政權知道什麼是超級帝國主義。

為了攻佔延安，蔣介石向美國要了堆積如山的二戰剩餘物資，還把美國接收的全部日佔區物資拿到手，組建了90多個美械師和更多的日械師，代價就是閉眼簽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此時中國海關總負責人已經由英國人換成美國人李度，所以“中美商約”跳過“自主關税”，確定110種美國貨輸入中國減免進口關税，計算價格時還故意壓低美元匯率。中國人民用抗戰八年換來的暫時關税壁壘全面崩盤。

1946年的《解放日報》指出：“美國貨充斥了市場的每一個角落”導致“今天的上海真的是‘美化’了”

結果，在二戰後的和平時期，中國工商業反而紛紛破產：

舊報新讀·049----要求貿易保護的民國國貨

重慶商務日報1946年6月27日報道《外貨像潮水湧來，上海工商業面臨死亡邊緣》

中國國貨廠商聯合會，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在九尺坎該會會所舉行六月份會員聚餐會，特請參加南京商聯會議返渝之該會理事長潘仰山先生講演。潘先生對商聯會表示悲觀，他説：提出的問題很多，希望很少，也許一樣也辦不到。

同時，他談到戰時遷川的大小工廠，現在絕不能遷回上海，因為上海的外貨充斥市場，把國貨壓得透不過氣，不僅沒有銷路、成本太高、質量有沒有外貨好。

再加上上海的生活成本高昂，根本就不能生存。現在上海的米每鬥賣上了四萬，豬肉每斤二千五，就是一桌最壞的酒席，也要賣上十五萬元。房子很難找，租一間小屋子需要四五條黃金，坐洋車費用上千，坐汽車費用上萬，出門一次，身上沒有一二十萬別想走動。

所以到處困難，特別是工商業抬不起頭，外貨嗶嘰布每尺一萬四，國貨嗶嘰就要一萬一；美國鐵每噸十一萬，國產鐵每噸要三十萬；美國煤每噸十七萬，國產煤每噸要三十萬；而且這些國貨的質量，與外貨相差太遠，誰又不去買外貨呢？所以機器業的產品沒有人要，政府也説沒有外國的好，只能破產關門。

就連香煙業也被打倒，從前上海下等人社會里，每人都是抽的外國煙，實際上，外煙就是比國煙好，價格又巧。譬如，十隻裝的美麗香煙賣四百元一包，五十裝的飛利浦只要六百五十元，這種比較之下，誰又不抽外國煙呢？

其他行業也危機四伏、朝不保夕，上海的廠商如此，重慶的廠家更不能言了，但是上海還能勉強維持的，只有棉紡織業，因為美布來的少、但美棉來的多，原料沒有問題。困難因此也就較少。不過，若美布一旦來華，紡織業也不能保險。

總之，整個的工商業都陷入泥沼之中，政府不從根本來救濟，僅靠外貨維持局面，這是自殺政策，這是要把工商業窒息而死，。然而政府卻説：我們的工商用品不夠用，只能大量的進口外貨，否則物價就要高漲。

這話固然對，但中國的工業正在萌芽，政府不來灌溉，而任其荒蕪，當然不會有成長的一天，一切依靠外國，經濟握在外國之手，中國人民破產，那還哪有國家呢？如此看來，一年後的國貨上就會全部消滅，而永無聲息了。

因此，我建議政府外貨全部由國家統購統銷，其價比照國貨來定，得到錢拿來輔助廠商，又可扶植工業，奠定自己的工業基礎，可是政府就説難辦就算了。

最後潘先生説，維持工商業最好的辦法，是請政府嚴格管制外匯，限制不必要的外貨輸入，同時，政府要大量貸款給工商業，如此廠商才能轉危為安，物價與幣制才能根本上穩定。

買辦政權到底是買辦，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蔣介石政權的盟友。

還好，這是帝國主義買辦最後的瘋狂。隨着中美商約摧垮了民族工業，法幣通脹消滅了民族商業，美國麪粉打垮了剩餘的自耕農，工商農業一起破產，蔣介石政權的支持者只剩下幾千個從搶劫中發財的黃埔軍官。

1946年頭幾個月的美械師攻勢未能消滅解放軍，新中國的建立就只是個時間問題，或許1948年，或許1950年。

舊中國的喪鐘在最強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奏響**。**

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國民主同盟】於1948年1月發表聲明：

“中國人民決不承認美國政府與南京政府所簽訂的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條約，並認為美國政府給予南京政府的所有援助，都是與人民為敵。”

“我們要公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實行密切合作。”

自晚清以來，中國有識之士皆知洋關之害，只是對帝國主義無可奈何。任何敢於挑戰洋人海關的中國領導人——哪怕只是讓外籍海關官員退了半步——也能贏得全國性聲譽，比如孫中山。

1912年後，即便曾直接策劃辛亥革命，但未能掌握軍隊，孫中山一度已經成為軍閥的吉祥物，全無實權。但由於在廣東海關“關餘”事件中迫使英國讓步，孫中山的聲望瞬間回到國家領袖的層次，並藉此組建國民政府，為數年後消滅北洋各軍閥確立了基礎。

1949年解放軍不僅敢和帝國主義對峙，還完全無視美國人的威脅，遇到英國艦隊重巡洋艦隊直接開炮解決問題，這種帝國主義的剋星得到全中國各階層的一致支持。民心所向，解放軍無論是進攻舊中國哪一路軍隊，都是摧枯拉朽。從1947年延安被佔領，到1949年10月1日建國，僅僅30個月。

然而，100年來的低關税摧殘經濟，中國已是滿目瘡痍。

19世紀鴉片戰爭過後，雖然中國已經是半殖民地，但憑藉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基礎，中國在部分農產品，手工業品上還有絕對優勢，至少還掌握着世界茶葉、生絲市場的壟斷供應權。

可是，到了1949年，中國工業產量可以忽略，農業不敷自給，就是傳統上優勢的行業也一敗塗地。建國前一年，中國茶葉出口只有7000多噸，全國蠶繭產量3萬噸，不到峯值的1/7！毛澤東堅持要在國歌中留下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並不是勝利後的卧薪嚐膽，乃是對中國現狀的客觀描述。

好在中國從此有了自己的海關，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得因此感謝解放軍。

從1951年-1979年，大陸海關平均税率為52.9%，幾百個工業門類從無到有，進入發展快車道。對岸的台灣省經濟發達，發電量一度等於大陸之和，人均鐵路里程是大陸的幾十倍。但台灣懇求美國撤走海關總税務司後，也確立了45%的海關基本税率。兩岸的經濟因此快速發展，2011年，中國大陸成為有史以來世界最大工業經濟體，一直保持到今天。

這就是新中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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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