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林｜我們如何面對柳青的遺產？ ———從柳青“隨筆錄”説起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05-07 08:23
編者按
本文對當代文學史上由柳青及其創作引發的三次柳青熱的簡單梳理，討論了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我們應當如何重新理解柳青及其寫作。除去第一次對《創業史》出版引發的關注和第二次柳青離世的懷念性熱潮，21世紀第三次的柳青熱更值得我們思考。這種“熱”不僅在文學領域，在社會學領域、在“三農”研究和實踐等領域似乎也是一個常常被提及的話題。當新啓蒙的批評浪潮褪去，柳青與他的《創業史》重回人們視野，21世紀嚴峻的“三農”問題呼喚着梁生寶式的人物的迴歸，當代文學研究對“紅色經典”的討論也引發對作品與作者的“再解讀”和廣泛的關注。從梁生寶到自身，在柳青身上並不存在文學者與革命者的矛盾，它是一個整體，是其全部的生命歷程。而拋卻時代中的陳腐觀念，面對柳青熱的再度興起，我們又能從他的寫作中得到什麼呢？
本文原載於《長安學術》第十二輯，感謝郭春林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此文與何翔老師的文章同屬“柳青研究”專欄。
擺在我面前的是柳青女兒劉可風整理的《柳青隨筆錄》。可以換一個説法，叫《柳青談藝錄》。不是長篇大論，全部都很簡短，有些就是格言式的對於文學創作的隨感。總共也就百餘則，一萬六千餘字。就柳青使用的概念和語言看，這些帶着時代氣息的名詞，在今天大量舶來的西方新理論文學研究界看來，大概算是陳腐而爛熟的。文字的簡練外，是其明白易懂，並沒有什麼密碼，或特別晦澀艱深的理論藏在裏面。但在我看來，它和其他那些談文論藝的文字，以及説人生、評歷史的文字，甚至《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建議改變陝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等非文學作品類的文字一起，都是打開柳青文學世界的鑰匙，也是瞭解柳青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門，它們與《種穀記》《銅牆鐵壁》《皇甫村的三年》《創業史》等作品構成了柳青文學世界、精神靈宮，乃至全部生命歷程的整體。
根據有些條目附記的時間， 以及涉及的相關話題，大體可以判斷，這些隨筆，多寫於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這百餘條隨筆當然不是柳青對文學藝術思考的全部文字。我所見到的柳青談文論藝的文字，有這樣幾種：
（１）
收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四卷本《柳青文集》[1]卷四“集外文”中的幾篇，計有《二十年的信仰和體會》《美學筆記》《在陝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餘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創作的幾點看法》和1978年3月20日在《延河》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説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生活是創作的基礎》。最後一篇是柳青最後一次公開發表講話的錄音整理稿，且本人因病重未到會，是將發言事先錄好，拿到會場播放的。柳青於同年6月13日在北京朝陽醫院辭世。
柳青文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5出版
《柳青文集》收作者的三部長篇小説、兩部作品集，編為四卷：
第一卷《種穀記》《銅牆鐵壁》
第二卷《創業史》（第一部）
第三卷《創業史》（第二部）
第四卷《地雷》《皇甫村的三年》 集外文
（２）1985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蒙萬夫等人所編的《柳青寫作生涯》，除四篇附錄外，其餘十七篇均是柳青所撰，其中《自傳》和《我的思想和生活回顧（節錄）》所述為個人經歷，其餘部分都可以説是柳青討論文藝的文字。有些是已經發表的，比如那篇對嚴家炎的《創業史》批評文章的回應文字《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也有一些類似《美學筆記》和《柳青隨筆錄》的文字，如《藝術論（摘錄）》，基本上與《美學筆記》相重複（被刪除的幾個段落都是柳青徵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討論文學創作相關問題的文字，這無疑是1980年代意識形態的表徵）。相對而言，《柳青寫作生涯》是此類談藝文字最為集中的選本，但它最大的缺憾是有六篇標明“節錄”“摘錄”字樣，需要重新核對查考。
（３）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孟廣來、牛運清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輯》中，收錄了《毛澤東思想教導着我———〈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啓示》《永遠聽黨的話》和《三願》這三篇未被上述兩個集子收錄、但已發表的文字。這三篇也不見於1979年由山東大學中文系編訂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
柳青傳
本書作者是柳青長女，從1970年到1978年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九年，後又走訪歷史當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記錄；自2000年起全力寫作本書，為我們呈現一個不同於文學史經典敍述的豐富的柳青，呈現一個時代的精神創業史。
散見於一些回憶文章、著作以及傳記中的相關文字。如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柳青長女劉可風撰寫的《柳青傳》，附錄了“柳青和女兒的談話”，涉及文學藝術的內容頗多。而因《創業史》出版與柳青結下深厚友誼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在其《歲月傳真》中，憑藉他與柳青20年的交往，既有多次面談，
又有書信往還，也為我們更具體、深入地瞭解柳青的文藝思想提供了頗為可靠的材料[2]。此外多為零散的單篇回憶文字，如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何啓治《〈銅牆鐵壁〉的再版和柳青的談話》，不僅對《銅牆鐵壁》在“文革”後期再版的修訂過程和一些具體細節有頗為細緻的記述，也涉及寫作《創業史》的意圖，
據此也可以看到柳青文藝思想的某些方面[3]。但此類文字最為集中的還是《大寫的人》和《柳青紀念文集》（人文雜誌叢刊第1輯）。兩書均為紀念柳青逝世而選編， 前者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編， 也由該社出版，後者是人文雜誌社編輯部與陝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合編。兩書作者雖略有重複，但內容基本不同。兩者共同的特點是懷人為主，即使涉及柳青的文藝思想，也是服務於懷人目的的。其中不乏可以補正我們對柳青及其文藝思想的刻板印象的細節。
柳青的鄉黨胡採説：“歷史實際證明，任何一位真正的傑出的作家，往往同時又是思想家和理論家。”[4] 誠哉斯言。柳青自己也説：“作家也是哲學家。”（《柳青隨筆錄》第5則）只不過方式不一樣。就體量而言，以上所有的文字加在一起，也只是不厚的一冊，即使與並沒有多麼偉大的思想家和理論家的著作相比，也顯得有些寒磣，但判斷一個人是否是思想家和理論家的依據並非著作的厚度，而是其思想的深度、廣度，即對時代、社會和人心、人性的把握之精準，且不止於某一時代，還能超越時代和歷史，具有一種普遍性。同時，對文學家來説，其思想和理論還以形象的形式藴含在其作品中，甚至形式本身也是其思想和理論的美學表達。
二
這些年，學術界頗有點“柳青熱”的意味，而且這個“熱”不侷限於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在社會學領域、在“三農”研究和實踐等領域似乎也是一個常常被提及的話題。誠如洪子誠最新的研究成果《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1949—1970）》一文所説：“……柳青為當代文學貢獻了《創業史》這樣的作品：一部今天仍不斷引發爭論，也就是仍有生命力，而且讓一些讀者讀過之後心潮澎湃的作品。”[5]
簡單地梳理一下“柳青熱”的來龍去脈，對我們重新理解柳青及其寫作的意義應該是有幫助的。
雖然中國知網並沒有將所有正式出版的報刊都作為資料來源， 而是以與今天學術體制的等級化呼應的原則進行取捨，但大體上可以作為考察主流學術界知識生產的重要參照。而當我以“柳青”為主題，搜索中國知網，一個很清晰的曲線呈現在我面前。
柳青於1978年6月逝世，在這之前，柳青引起文學界最熱烈討論的當是1960年《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後，
柳青自己也親自參與了的那場討論。據洪子誠的研究，特別是1962年8月大連會議（全稱“農村題材短篇小説創作座談會”）被批判後，在當代作家農村題材書寫成就的位置上，柳青與趙樹理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創業史》（第一部）產生的熱烈反應，更是‘十七年’小説所罕見”[6]，雖然其中有錯位，即對小説塑造最成功的藝術形象究竟是梁生寶還是梁三老漢，爭論的雙方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但雙方均對小説的藝術成就一致認可。這是柳青第一次引起普遍的關注，他的病逝引發的第二輪關注， 發生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
《創業史》1960年版
第二輪的“柳青熱”，有相當一部分是回憶、紀念性的， 包括上文提及的幾部資料選編和紀念文集，但也不乏對柳青文學成就更為全面的研究， 如開風氣之先的閻綱的《創業史》研究[7]，其後， 山東大學中文系徐文鬥、孔範今合著的《柳青創作論》於1983年出版[8]，西北大學中文系蒙萬夫帶領學生在蒐集材料、選編《柳青創作生涯》的基礎上，開始了《柳青傳略》的寫作，該書於1984年初完成，遲至1988年才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其中或許就包含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柳青日益受冷落的原因。確實，柳青在這一階段文學教育中的位置已經處於尷尬之中，
一種新的文學觀念及與之相呼應的文學研究方法正在興起，新中國前30年的文學努力正處於這一套新觀念、新方法的審視，甚至審判的眼光下，但有意味的是兩者卻只是遭遇，並未形成真正的交鋒，起碼就柳青研究而言是這樣，某些地方甚至還共享着對歷史的相同結論和對未來的共同期待。這是“文革”後處於轉型期的意識形態領域和文化場域特有的景觀[9]。在這個意義上，也許並不能稱之為“熱”。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至整個90年代，對柳青的研究基本上侷限在文學領域，且在“重寫文學史”的脈絡中，對柳青及其文學成就的評價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柳青這樣的作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啓、80年代中在中青年知識分子中確立起霸權籠罩地位的新啓蒙的價值體系中，已經不僅僅是受冷落了，而是要被批判的了。於是有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啓示———重評長篇小説〈創業史〉》的出現[10]。雖然有反對意見[11]，但在新啓蒙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時代，也並沒有引起更大範圍的爭論。似乎一切已成定論，曾經獲得廣泛讚譽和影響的《創業史》不過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寫作的代表，到了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了。
柳青（右）和“梁生寶”原型王家斌。（資料照片）
然而，造化弄人，歷史並沒有“終結”在20世紀。21世紀以來卻逐漸形成了與60年代既有關聯又不盡相同的“柳青熱”。或許可以將《尋找梁生寶》當作這一輪“柳青熱”的引子，從題目的雙重意涵大致能瞭解文章的內容。有意味的是，文章作者並非文學研究領域中人，網絡上能搜到“武春生”這個姓名，可無從判斷究竟是哪一個，姑且不管。文章發表在《讀書》雜誌2004年第6期。作者之所以要尋找梁生寶和梁生寶式的人，是因為：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後一家一户的單獨經營遇到新的困難，暴露出一家一户小團隊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仍然有自身難以克服的侷限。不但在分田單幹後各自獨立的農户間客觀上存在着超家庭聯合的必要，進城的打工族和城市工人也需要團結起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自己救自己。新的合作組織或許是一條引導羣眾走上共同富裕的出路[12]。
於是作者想起了當年帶領蛤蟆灘的貧僱農堅決走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寶。
在這個意義上説，柳青及其《創業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是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日益嚴峻的“三農”問題引發的結果。但這是一個方面，
雖然在我看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來自當代文學研究領域。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紅色經典”研究無疑是重新討論“十七年”文學藝術成就的一個重要體現，而思想界的“新左派”也逐漸浮出水面，且面目也日漸清晰，雖然“紅色經典”研究並不都是新左派， 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延續的是新啓蒙＋90年代學院體制化專業化的思路，但十七年的文藝成就在“後革命” 時代重新引發“再解讀”和廣泛的關注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一個路向，另一個路向則是源自對20世紀80年代的反思，這一路向伴隨着路遙小説《平凡的世界》的電視劇改編，以及陳忠實《白鹿原》的獲茅盾文學獎和隨後的影、視、劇等各種形式的改編，柳青等陝西老一輩作家與當代陝西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被前所未有地關注。於是，我們在知網看到，21世紀以來柳青研究的論文數量基本上呈逐年攀升的走勢，雖然它也與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存在一定的關聯，但柳青之被廣泛關注則是有目共睹的。
《白鹿原》劇照
《平凡的世界》劇照
可以説，這一輪的“柳青熱” 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農村的現實狀況這一大背景下，知識界、思想界與文學界以及影視等大眾媒介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且目前尚未有停息的趨向。有論者説：
柳青是40年代“整風”運動後在西北解放區成長起來的作家，因此，他終身的文學命運都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糾結在一起，其榮與辱、浮與沉都源於對《講話》精神的操守和踐行……[13]
誠然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從上文資料彙編，柳青的三篇似乎頗多政治色彩的文字多被選家捨棄就可以看出，特別是其中一篇的題目《毛澤東思想指導着我》，大概就會令一些人看着就刺眼吧。但這恐怕並非全部的因素，就如同對毛澤東的評價一樣，它也是與現實緊密關聯在一起的。隨着劉可風《柳青傳》、邢小利與邢小美《柳青年譜》相繼在2016年的出版[14]，隨着文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隨着文學研究方法的拓展，更隨着現實中猙獰一面的充分暴露，我相信“柳青熱”還將持續下去。
三
柳青之被關注，除了他的寫作，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是對他這個人的敬佩。有意思的是，這種欽佩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新啓蒙話語的籠罩下幾乎完全處於無聲狀態。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卻又逐漸開始抬頭，彷彿在令人不滿的現實中驀然回首，突然發現曾經的歷史並非主流敍述的那樣，可是好像又沒有想明白究竟，於是將時代精神歸結為“浮躁”“急功近利”“商品化大潮”， 於是突然發現文學史上竟然有柳青這樣一個作家。
從神禾塬上俯視皇甫村
1995年5月， 在1985年創刊、由天津文聯主辦的《文學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假如柳青還活着》的短文， 作者吳崇厚，也是位無從查考的作者，大概也是文學愛好者或文學、文化機構的從業者吧。文章從一連串的假設發問：
假如柳青還活着，他還會繼續蹲在陝西省長安縣皇甫村嗎？他還會披着那件土布大褂，穿着那雙系麻繩鞋，跟那班提着小煙袋、吸着竹管土煙的老農泡在一起嗎……他還會仍然“佔領”那破舊祠堂的一角，躺在那充滿泥土味的土炕上，一股勁兒寫着《創業史》的續篇嗎？……
接着是想象其時主流社會對柳青仍然活着會怎樣地想象，但作者堅信，柳青如果活着，絕對不會搬進城裏，住進有“現代化電器相伴”的大房子，更不可能“下海”，“像柳青那樣的人，很難變。即使變，也不可能是時下那些時髦的西洋化變法”。可是，“如今似乎再不時興蹲點、紮根那一套了”，要是還有人“再跟滿臉皺紋、滿身泥巴的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簡直是不合時宜的大傻瓜。‘植根於人民羣眾之中’，被當做抽象的教條”。至於寫作，只要“你侃我侃大家侃，幾個晚上就可侃出一部具有轟動效應的鉅著來。反正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哪怕是過把癮就死”。這顯然是指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市場體制中大紅大紫的王朔。而這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浮躁的社會氛圍”和“急功近利的時尚”產生的結果。他因此“……懷念柳青，崇敬柳青，欽佩他當年植根農村、深入生活的那種可貴的執著精神，對待農村父老兄弟純樸真誠的熾熱感情，淡泊名利、獻身文學的至死不渝的堅定信念”[15]。
無獨有偶，在《假如柳青還活着》發表之前一年的非文學類刊物《老區建設》上，有一篇更短的《學點梁生寶如何》，用商量、建議的口吻，希望老區的“某些從事鄉鎮企業工作的同志”學習一點梁生寶買稻種時的“艱苦創業”精神，有意思的是，作者還引了老家的俗話：“財主是刮成的（刮，小氣的意思）。這可謂經驗之談。”[16]
這兩篇短文都出自非名家之手，但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更代表那個時代的普通人，他們的感覺也才更具有普遍性，雖然他們對柳青的理解和認識並不全面，甚至只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更有甚者還存在對柳青筆下人物內涵的原則性誤讀，可他們的意圖卻是十分明確而一致的———柳青及其塑造的人物身上有很多東西是值得90年代的人們學習的。
在吳崇厚的認識中，柳青令他欽佩的是：① 與農民打成一片，“對待農村父老兄弟純樸真誠”，真正“植根於人民羣眾之中”；② 真實地書寫農民；③“甘於寂寞”“淡泊名利、獻身文學”。很清楚，
這是在一個普遍性意義上對當代中國作家的期待，雖然其中也包含着政治，但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底層書寫的政治，而不是柳青念茲在茲的社會主義事業———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只能是社會主義整體事業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説，實際上他既將柳青與《創業史》相剝離，又將柳青抽離出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語境，在這個意義上，他延續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普遍主義，如果將這一套話語放置在20世紀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脈絡中看，他對其時現實的批判其實跟人文精神討論更相洽。一般而言， 這似乎並沒有什麼問題，但他對假如柳青還活着的期待除上面那三點，還有第四點，那就是柳青將在皇甫村“一股勁兒寫着《創業史》的續篇”，這就有麻煩了。
滈河
歷史不能假設，逝去的生命也不能“假如還活着”，但就柳青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實施後的20世紀80年代是否會續寫，並如何續寫《創業史》而言，這個假設，也許會幫助我們重新打開《創業史》，起碼會對柳青的理解多了一個角度，也就可能更貼近歷史中的柳青。這裏無法繼續展開，但可以肯定，柳青面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會和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一樣難以想明白[17]，會體會到比陳忠實所感覺到的震動更大的震動，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當年被否定、被批判的“三自一包”
並非完全一樣，但其中的矛盾也絕不是可以輕鬆而簡單地調和的，更不必説面對發展、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狀況了。且看陳忠實的回憶和敍述：1982年的春天，陳忠實“……被我們西安市灞橋區派到渭河邊上去給農民分地，實行責任制”，某天晚上凌晨一點，在回駐地的路上，“突然意識到，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在渭河邊傾心盡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終南山下滈河邊上所做的工作構成了一個反動。完全是個反動。三十年前，柳青不遺餘力，走村串巷，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宣傳實行農業合作化的好處；三十年後，我又在渭河邊上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説服農民，説服幹部，
宣傳分牛分地單家獨户種地最好，正好構成一個完全的反動。那個晚上從村子走回到我駐地的時候，這個反動對我心理的撞擊至今難忘”[18]。一個是集體化，互助合作，共同富裕；一個是分田到户，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如果集體化道路確實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分田包產；如果先富確實能夠積極地帶動後富，自然，也不會有今天再集體化的呼聲。但農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改善，就完全是集體化乃至人民公社的制度之惡造成的嗎？在這個意義上，續寫《創業史》，最大的障礙是要不要走集體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放棄了這一條，柳青也將不再是柳青。尖鋭一點説，即使柳青還活着，比如活到20世紀90年代末，並能繼續寫作，且也仍然住在皇甫村，他也不可能完成《創業史》。
實際上，類似吳崇厚這樣去歷史化的理解並非孤立現象。已故的路遙和陳忠實都宣稱柳青是自己文學寫作的導師，但他們對柳青的讚美仍然是他偉大而高尚的人格，對《創業史》的激賞是其長篇小説的傑出而富於創造性的藝術成就[19]。
柳青關於文學家的“三個學校”（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的理論常常被文學界和文學研究界提及，2017年，
賀桂梅就以“柳青的‘三所學校’”為題專門討論過三者之間的關係及與柳青的寫作之間的關係[20]。確實，我們不能忘記柳青著名的三個學校中有一個“政治的學校”，而柳青的政治，是特指的政治，不是今天已經被泛化的政治。政治的泛化是後革命時代，也是後現代的產物。如果一定要為柳青所説的政治作一個説明，我覺得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我寫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21]在泛政治化的時代，如何重新討論社會主義的政治，一定程度上説是個時代的難題。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將柳青放回到他的時代裏去。柳青的同代人胡採説：
柳青同志，作為一個作家，是屬於從三十年代走到七十年代的老同志之一。如果可以把這個歷史時期走過來的革命作家分為兩種類型的話，比如説，一部分同志是從文學到革命，另一部分同志是從革命到文學，那麼，依我看，柳青基本上是屬於從革命到文學這一類型的人。就是説，他是從革命工作需要出發，而從事文藝工作，拿起筆來寫東西的。他所走過來的這一實際生活創作道路，既是形成他的世界觀的基礎，也是形成他的藝術觀的基礎。反過來，這種世界觀和藝術觀，又影響着和作用着他的生活和創作本身[22]。
從文學者到革命者，與從革命者到文學者的不同路徑，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文學事業的不同態度，以及對文學事業與革命事業之關係的理解，如果簡單一點，或許可以説，前者是在文學的意義上理解革命，將革命視為文學的一種替代或高級形式，而後者則是在革命的立場上重新界定文學，並將文學視為實現革命整體目標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對柳青而言，不能將文學者柳青與革命者柳青割裂開來，兩者水乳交融地統一在一起，甚至可以乾脆地説，在柳青身上並不存在文學者與革命者的矛盾，它是一個整體，它就是柳青全部的生命歷程。這一點最充分地體現在《創業史》全部的寫作歷程中。在這裏，“寫作歷程”不僅僅指作為文本的寫作過程，即從構想到實際寫作直至最終完成乃至完成後的不斷修改，而同時包含了作者全部的日常生活在內。
當年建的機械廠
柳青一直被人稱道的是他將《創業史》第一部的稿費全數捐獻給公社機械廠，又從出版社預支第二部的稿費捐獻給公社，可見其無私高尚。但這並不僅僅是人格的偉大，而是與他殫精竭慮、用生命書寫的《創業史》的主題完全一致。他對王維玲説：“我寫《創業史》，是宣傳人們和私有制、私有觀念徹底決裂，用共產主義思想，創社會主義大業，我是這樣寫的，也應該這樣要求自己！”[23] 這樣的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已經頒佈若干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不啻是天方夜譚，但它是事實。而這樣的事實説明柳青從未將寫作之外的生活與自己的生活當成兩個世界，在他身上，就是一個世界。他自己就説：“《創業史》也是我自身的經歷，我把自己體驗的一部分和我經歷過的一部分，都寫進去了。生寶的性格，以及他對黨、對周圍事物、對待各種各樣人的態度，就有我自身的寫照。”[24]他還説，“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樣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間塑造自己，在實際鬥爭中間塑造自己。”[25]也因此，塑造梁生寶這樣的人物，正是一個革命者的偉大目標。
柳青是獨一無二的，是偉大的，但不能將柳青成為柳青視為他個人的成長史，就如梁生寶一樣。柳青説：“我認為任何受人歡迎的作品，首先從養育作者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去分析，去理解，其次才從作者的主觀努力去理解，去分析。”（《隨筆錄》第32則）這才是真正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
四
2018年是柳青逝世40週年。歷史走到今天，現實在逼使我們重新面對柳青， 面對柳青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首先需要對柳青的遺產進行清理，在柳青全部的遺產中，是否有已經不合乎時代的東西，又究竟有哪些恰恰是治癒這個時代之惡疾的良方？！
註釋
[1]柳青著：《柳青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共四卷。
[2]據王維玲説：“柳青給我的許多信件，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丟失了……”但從其文中可以看出，他還是保留了一些“文革”前與柳青來往的書信。（王維玲著：《歲月傳真：我和當代作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頁）
王維玲對柳青的回憶文章最早寫於1980年，柳青逝世3週年紀念時有修訂，修訂文字收錄在《大寫的人》中，篇名《追憶往事》，該文收入《歲月傳真：我和當代作家》時，又略有修訂，特別重要的是添加的結尾：20世紀80年代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的政策，在當時是最得人心的，是解決當時農村中廣大農民徹底擺脱貧困和飢餓， 走向温飽和富裕，實現增產增收，最妥實的辦法……隨着經濟的發展和大西北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八十年代初曾經使農民有了很大變化和發展的一家一户單獨經營的模式和分配方式已經滯後了， 在農業現代化、產業化、市場化的進程中，暴露出了自身難以克服的侷限性、制約性，
而超家庭聯合的趨勢越來越顯現出它的優勢和強勢……人們就發現當今社會太需要梁生寶這樣為農民信得過，公正、公道、無私、能幹的帶頭人了！人們也越來越感覺到柳青和他的《創業史》塑造的這個堅決帶領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梁生寶存在的價值！”（見王維玲前揭書，第99—100頁）王維玲的敍述和對現實的把握並不完全準確，但大體上與時代和社會變化的狀況是相符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使用的“超家庭聯合”這一概念（或許這一概念與其觀點一樣，多受到了下文將涉及的武春生《尋找梁生寶》一文的影響），並寄望於以此克服一家一户模式的侷限性。然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40年後，僅僅依靠這個“超家庭聯合”就能解決積弊多多的三農問題了嗎？時代呼喚梁生寶， 然而， 在盛產“精緻的利己主義” （錢理羣語）的時代和社會中，梁生寶的誕生如何可能？不能不説這些問題是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3]何啓治著：《文學編輯四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
[4]胡採著：《新時期文藝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頁。
[5]洪子成：《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1949—1970） 》，《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 第14頁。
[6]洪子誠：《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1949—1970）
》，《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第7頁。關於大連會議更詳盡的分析，參看洪子誠著《材料與註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相關章節。對柳青親自參與論爭一事，
目前的結論多采信自賀桂梅對當事另一方嚴家炎的訪談。據嚴家炎2008年的回憶，柳青對嚴家炎第一篇討論梁三老漢的文章“很欣賞”，對3年後發表的討論梁生寶的文章“很生氣”，柳青懷疑嚴家炎受到某大人物的指使， 且不知道嚴家炎當時還只是“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因此，在1967年兩人在西安見面後， 瞭解了這些情況之後就冰釋前嫌了， 後來柳青在北京住院，嚴家炎還去看望，兩人“相處得很好”。參見賀桂梅《從“春華” 到“秋實” ———嚴家炎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9年第6期， 第53—54頁）。和解應是無疑的， 但並不意味着分歧就不存在了，換言之，對嚴家炎而言，他對梁生寶與梁三老漢哪個形象更成功的結論是不會改變的，而對柳青來説，他也絕不會因為並無大人物指使就放棄他自己對《創業史》人物形象塑造的自我判斷。也因此， 要緊的是如何理解這個分歧，以及柳青和嚴家炎各自的堅持背後的東西。
[7]閻綱自1976年開始研究《創業史》，並於1980年完成《〈創業史〉與小説藝術》，翌年該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8]徐文鬥、孔範今著：《柳青創作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20世紀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當然是從文學領域爆發並影響人文學科其他領域的思想政治運動，官方採取的手段基本上是過去行政化的處理方式。
[10]論文首發在《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之後被一些選本收錄，如徐俊西主編、王紀人分卷主編《上海五十年文學批評叢書： 思潮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如江曉天《也談柳青和〈創業史〉》就是直接針對宋文的回應文章，見《文藝理論與批評》1990年第2期。江文被收錄進陸梅林、盛同主編的《新時期文藝論爭輯要（下）》，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一直要到21世紀後，這一論爭才成為高度體制化的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對象，如劉忠《“重寫文學史” 爭鳴中的觀念碰撞和思想交鋒》（《中州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12]武春生：《尋找梁生寶》，《讀書》，2004年第6期， 第36頁。
[13]趙學勇、王貴祿著： 《守望·追尋·創生：中國西部小説的歷史形態與精神重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頁。
[14]邢小利、邢之美著：《柳青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15]吳崇厚：《假如柳青還活着》，《文學自由談》1995年第2期第94—95頁。
[16]向東：《學點梁生寶》，《老區建設》1994年第1期第20頁。該刊由江西省扶貧和移民辦公室、江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創刊於1986年。
[17]武春生沒有找到梁生寶，王家斌已經於1997年去世，據武文，“他一九九七年前後去世的遭遇更讓我不勝唏噓———下着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
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的”。見前揭文。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和陝西出版局領導的朱語今在柳青逝世5週年時作《寄故人》一闕，起首句雲：“下堡淒涼，生寶潦倒，長使故人心折。”見《人文雜誌叢刊第一集柳青紀念文集》，第12頁。
[18]陳忠實：《〈創業史〉對我的影響》，《中國文化報》2010年5月9日第3版。
[19]路遙：《病危中的柳青》，見《路遙全集 早晨從中午開始》，第379頁，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379頁。
[20]賀桂梅：《柳青的“三所學校”》，《讀書》2017年第12期。賀文説： “一九六二年，在作協西安分會的報告會上，柳青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學校’這一著名主張。”此説或許是根據邢小利、邢小美《柳青年譜》（前揭書， 第67頁）， 年譜稱，1962年4月19日，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會上的講話》20週年報告會，柳青受邀出席併發言， 正是在這個發言中，柳青“提出作家有三個‘學校’，即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不知賀文為什麼沒有註明是紀念“講話”的報告會的發言，也許是一種修辭或表達的需要？
而邢小利、邢小美此説或許是根據《延河》1962年第5期發表的一篇報道《作協西安分會舉辦報告會———柳青同志談作家的學習問題》，報道説：“柳青同志説：作家有三個‘學校’，即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他説：這三個‘學校’沒有畢業的期限，活到老，學到老。作家要不斷地從生活、政治和藝術三方面學習，加強自己的修養，才能提高水平。”報告會的時間是1962年4月19日。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3月17日，其時還住在皇甫村的柳青寫作了《二十年的信仰和體會》一文，文末説：“當延安文藝座談會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
我把平時學習的點滴體會寫出來，請同志們指教。”但從這篇文字中，除了在快結束的地方有一句“生活是作家的大學校。生活培養作家，鍛鍊作家和改造作家。”外，再沒有其他關於“學校”的比喻。但這篇事先寫就的文字首發何處，一時尚無從查考。如果説柳青就是為一個月後的發言提前做的準備，
那麼也就存在另一種可能，在報告會上，柳青並沒有按照講稿講；但恐怕更可能的是，柳青深知自己的寫作與“講話”的關係，正值20週年之際，又在《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後不久，有一些新的體會想寫下來，於是有了這篇“信仰和體會”，而一個月後的報告會上，柳青在即興演講中，更進一步地提煉出了著名的“三個學校”理論。無論如何，柳青與《講話》的關係，雖不能説最緊密，恐怕也超乎於受其影響的很多文藝家之上。另，柳青自己的提法是“三個學校”，而不是“三所學校”，箇中存在細微差別。
[21]柳青：《在陝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餘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柳青文集（第４卷）》，第321頁。
[22]胡採前揭書，第178—179頁。
[23]王維玲前揭書，第23頁。
[24]王維玲前揭書，第6頁。
[25]柳青著：《柳青文集（第4卷）》，第3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