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局外人”的政治革命_風聞

鄭永年專欄

今日世界政壇上一個令人矚目也是最重要的現象，無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並沒有實質關聯，甚至毫無從政經驗的人，紛紛被人民選舉成為國家領導人，這包括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馬克龍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烏克蘭的澤連斯基當選總統更具有典型意義。

人們可以説，烏克蘭的選舉是一場典型的當代存在主義的“荒誕劇”。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是一個和政治不着邊的人，但他依然決定參與總統選舉。他在電視辯論現場表示：“我不是一個政治家，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來這兒是要打破現在這個體系”。他甚至對現任總統波羅申科直言：“我就是你犯下的錯誤和未履行的承諾所產生的結果”。澤連斯基團隊在整個選舉過程錯誤百出，連最基本的事實和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像他所演出的喜劇。但所有這一切對支持他的選民來説都不重要，絲毫沒有影響支持者的熱度。結果自然很明瞭，澤連斯基“喜劇式”地當選總統。

這使人想起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Albert Camus）的中篇小説《局外人》。《局外人》形象地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關於“荒謬”的觀念：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説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但澤連斯基當選總統似乎相反，即“局外人”並不像加繆所描繪的那樣，儘管也一樣“荒誕”，但並不那麼無能為力和毫無希望。

如果加繆還活着，他是否會改變自己對社會和世界的看法？當代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已經改變“局外人”的環境，至少在政治領域如此。普通的局外人是可以通過自己近乎荒誕的行為，來參與和影響事物的發展。

時勢造英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是時代的產物。二戰以來尤其是互聯網產生以來，這個世界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民主形式而言，西方完成了從精英（共和）民主向大眾民主的轉變。精英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間的共和，大家都是精英，輪流執政。政治人物，或者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言，職業政治家來自差不多的社會背景、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所以他們之間就政治事務具有共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道德感，至少不那麼自私。“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時代在1970年代才開始。在這之前，選舉權有很大的侷限性，是那些為國家做過諸多貢獻（即納過很多税）的成年男子的權利。在大多數國家，婦女是沒有選舉權的，更別説屬於少數民族的公民了。

（共和）精英民主也是一份責任。西方之所以實行“代議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直接民主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假定這些代表所承擔的政治責任。而“一人一票”產生的政治人物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就民主而言，的確更加民主了；另一方面，所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的責任感也變得模糊起來。民意變成所有政治權力的基礎，但誰的民意呢？有沒有恆定的民意？就經驗而言，很難要求普通老百姓具有長遠利益觀，大部分人只有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民意是分化的，民主意味着要體現大部分人的民意，但也意味着要保障少部分人的民意。這些理論上很具有道德感，但如何體現在具體的制度上呢？實際上，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説，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社交媒體削弱政黨重要性

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更是把大眾民主推向了極端。社交媒體賦權社會上每一個成員一個表現平台，人人有話筒、人人有道具、人人有展現才藝的空間。澤連斯基團隊表示，他們什麼都沒有，就只有一個互聯網平台。

有了社交媒體，傳統政黨不那麼重要了，甚至不需要了。在很大程度上，傳統政黨的存在只是表達了那些從其中獲取利益團體的存在感。在歐洲，政黨早期只是“老人俱樂部”，後來演變成大眾政治的舞台。但有了社交媒體，政黨的運作越來越沒有效率，尤其對年輕人來説，誰還需要政黨呢？美國人一直以擁有穩定的兩黨製為豪，而且“兩黨制”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第三勢力的崛起毫無希望。但現在不好説了。如果拋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很難理解近來的幾屆總統選舉。與其説特朗普是依靠共和黨取勝，倒不如説是依靠社交媒體取勝。或者説，“民粹主義支持者”通過社交媒體把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當然，社交媒體只是一個工具，誰都可以使用。“局外人”擠走了傳統政治人物而奪權，主要還是因為傳統政治人物已經失去解決“局外人”所面臨的嚴峻社會經濟問題的能力。在當代，這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差異和中產階級規模的問題。二戰以後，美國中產階級在高峯時期達到70%，現在不到48%。前總統奧巴馬執政八年期間，美國的中產階級每年以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減少。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忍受這種快速從中產向窮人的轉變，而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社會背景。

歐洲也是如此。儘管較之美國，歐洲是高福利社會，但在金融危機之後，高福利難以為繼，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肯放棄已經得到的任何好處（或權利）。歐洲因而表現在極端的左派民粹主義運動（例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和極端的右派民粹主義運動（例如意大利的五星黨運動）。

一旦社會分化，民粹主義就有了市場；而社會越分化，“局外人”就越容易進入政治過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戰以來，這個廣大的地區一直往返於極端左派和極端右派之間。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學教授科拉萊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來，拉丁美洲共有13位幾乎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人當選總統，他們背景各異，有軍官、商界大亨、媒體人物、藝術家、經濟學博士、工會領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義”和“局外人”崛起之間的關係，猶如雞與蛋的關係，兩者互為依存、互為強化。今天精英紛紛譴責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使得他們的政治飯碗破碎了。民粹主義的確有其“毒害性”，不僅會導致內部的不穩定，也表現為外部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等。但從歷史看，民粹主義實在是歷史的必然，社會高度分化了，民粹主義必然成為“弱者的武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就表現為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外部的民族主義。在歐洲資本主義早期，人們就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為了拯救資本主義，主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政策，以保障勞工的利益。但很顯然，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使得類似的局部社會保障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主義運動因此成為必然。正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福利社會。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馬克思所説的原始資本主義會自然演變到今天的福利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完全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

“局外人”無法改變現實

今天的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再一次為民粹主義運動準備了物質條件，再次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換代、奪取政權）的機會。但問題在於，“局外人”能夠革命，但能夠改變社會嗎？答案也是很顯然的：“不能”。“局外人”不僅不能改變現實，反而會造成新的危機。每一次“局外人”奪取政權成功，普通民眾都會歡呼“人民的勝利”，但之後普通人就會面臨“人民的危機”。原因很簡單，説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為。

傳統上，所謂的“局內人”就是既得利益。傳統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內人”動“局內人”，“左手”改革“右手”。儘管西方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但不管哪一個政黨，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選舉都動不了它們，這使得民眾對傳統政治人物、對傳統政治體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民粹主義成為民眾改變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參與者並不對未來抱很多幻想，但他們拋棄現存自稱為政治精英的決心是堅定的。

事實確實如此。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後，“局外人”仍然面臨原來“局內人”所面臨的問題，那就是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困境。在全球化狀態下，資本和技術都是流動的，國家已經失去經濟主權，但政治主權因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強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權”，但其他方面的主權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精英手中。技術的進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為轉移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越來越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對此毫無辦法。

再進一步説，今天資本所擁有的能力已經超出人們的想象。不管怎麼説，社交媒體也是被資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體對資本沒有什麼害處，資本就會放任其作為。但一旦資本感覺到基於社交媒體的大眾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當別論了。人們不難想象，當控制和操縱足夠大量信息的互聯網巨頭，自己出來選總統的未來情景。美國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黨人，近年來一直呼籲監管互聯網和分解互聯網。互聯網公司壟斷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選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資本所塑造的。當選民成為資本的“被操縱者”時，政治人物（無論是傳統的“局內人”還是今天的“局外人”）就會無計可施。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未來政治越來越趨向於“空轉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眾的確被賦權選舉出自己想要的總統，但總統影響不了其他精英羣體，更做不了什麼事情來改變現實。這和傳統的政治“自主性”剛好相反，因為傳統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能夠自主決策來影響整個社會。但“空轉政治”的“自主性”表明總統儘管有足夠的權力（人民的選票），但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

從這個角度來説，加繆的存在主義仍然是對的。世界繼續會是一部荒誕劇。對一些“局外人”來説，進入了體制就搖身一變成為了“局內人”；而對另外一個“局外人”來説，即使進入了體制，仍然是“局外人”。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