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前招生官：趙雨思們的勝利是“對教練信任”的結果_風聞

來源：紅星新聞

近期曝出的美國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毀壞了不少人心中的美國高校招生形象。為此，紅星新聞推出系列報道，揭示美國“特長生”招生漏洞的根源以及種種招生亂象。

3月12日，美國司法部啓動了史上最大規模高校招生訴訟案。其中，山東步長製藥董事長、聯合創始人趙濤支付了650萬美元，讓女兒以帆船運動員進入斯坦福大學的事件，引發了廣泛關注。實際上，這也正是此次招生醜聞中最多家長選擇的“門路”——他們通過掮客威廉·裏克·辛格，買通高校的教練，讓孩子以“體育生”的身份順利過關。

斯坦福大學社會理論博士後喬恩·裏德（Jon Reider）曾在斯坦福擔任15年招生官。他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實際上，這中間最關鍵的漏洞就在於，高校教練和招生辦公室之間存在的長期且無條件的信任。

“當我本人作為招生官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質疑教練説的話。如果教練説這是一個偉大的球員，我也沒辦法評論什麼……所以我們總是相信教練的話。”裏德説，“這就是辛格最聰明的地方，他發現了教練和辦公室之間的這層關係，並利用了它。”

那麼，教練又為什麼能夠擁有堪稱一錘定乾坤的説服力呢？裏德告訴紅星新聞，這一切就要從美國大學的私有制淵源以及體育對於校友捐款的拉動作用講起。

以下為裏德本人對於紅星新聞的口述。

體育對美國高校為何如此重要？因為這意味着公平、規則和競爭

斯坦福大學社會理論博士後喬恩·裏德（Jon Reider），曾在斯坦福擔任15年招生官 （圖自：個人官網）

此次招生醜聞中，為何有如此多的父母通過體育“特長生”的身份讓孩子獲得錄取？

這是一個好問題，而它也恰恰是此次醜聞中暴露出的核心問題，那就是美國的大學制度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究竟有什麼區別。相比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公立大學制，美國很多大學是私人的，並有相對較少的政府監督和干預。

大約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大學之間開始互相進行體育運動的比賽，而這一風氣的濫觴要追溯至那些最頂尖、最知名的學府，比如哈佛和耶魯。

這些知名學府在最早創立之時，最重要的目的是神職人員和律師，直到後來，體育運動出現了。比如在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之間，他們會舉行一年一度的，被稱為“大比賽（Big Game）”足球比賽，通常在每年11月舉行，在兩所學校輪流進行。

可以説，體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整個融入了美國大學的體系，它意味着，許多學生選擇進入哪一所大學甚至不僅僅是為了學習，也是為了體育。

體育最大的意義是，它提供了一種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團結感，一種在美國被稱為學校精神的東西，一種榮譽和一種競爭——看看美國現在的資本主義和商業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和廝殺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而學生時代的體育運動，恰恰是在為這種競爭做準備的。

隨着資本主義開始快速騰飛，體育運動開始在美國的高校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這意味着公平、規則和競爭。而且，體育運動可以幫助校友與學校產生連接和共鳴，因為學校會向校友要募捐。不只是向那些人們以為的大富翁們要錢，而是向所有的校友要錢，比如我每年也會（給斯坦福）捐一點錢，儘管我只是一個老師，我並不富有，但是我每年都仍然在捐錢，這純粹是出於對斯坦福30年來的忠誠。

所以，體育具有無可比擬的經濟效應。每當校友們回到學校中團聚，他們通常會去看一場足球比賽，而且他們在平時也會上校園網站、讀校報，來關注自己母校的比賽成績。反過來，大學也會盡其所能的通過各種渠道，讓校友們瞭解到自己在體育賽事中取得的成績。

最大的漏洞：招生辦公室對教練的無條件信任

那麼，這個體育生系統有漏洞嗎？

如果你在一年前問我這個問題，我也許會覺得沒有，因為這其中所謂的“漏洞”，也已經不再是什麼“潛規則”——教練完全可以擺明了説，（我想招收的）這個孩子的考試成績確實很爛，但是我們就是真的需要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將是我們的明星球員，甚至將會圍繞這個孩子打造整個球隊，我們因為這一個孩子就將可能贏得冠軍。

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的招生辦公室都會對此抬手放行,表示下不為例。但實際的情況是，如果這個教練有很多贏得比賽的記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教練，那麼他可能會一次一次地“破例”得到自己想要的隊員。

這就是這套系統正常運轉的方式。每一項體育運動，根據其重要性和規模大小，美國教練都有掌握每年一定數量的“體育特長生”收錄名額。

就拿籃球來舉例，假設一個籃球隊需要16個人，平均而言，教練一年就需要收錄4名新成員，因為可能有4個老隊員會畢業，也可能是3個或者5個，這就是每年放出來的一定數量的“體育特長生”名額。

教練會列出一份名單，然後告訴招生辦公室，這是他要的人，這些人都承諾會來斯坦福，我認為他們都是可接受的，而斯坦福對於這份名單基本會選擇全盤接受，除非其中有人太差，斯坦福可能會拒絕，這個時候教練就得去找別人。

醜聞的中間人辛格是如何利用了招生辦公室和教練之間的信任——招生辦公室通常是相當信任教練的，這兩者之間有着相當的友好關係，密切的溝通交流以及最大程度的信任。

​所以，當我本人作為招生官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質疑教練説的話。如果教練説這是一個偉大的球員，我也沒辦法評論什麼。這個孩子可能來自遙遠的密蘇里，我從來也沒見過他打球，就算我看見了也沒法評價他，因為我也不擅長這個，所以我們總是相信教練的話。

而這就是辛格最聰明的地方，他充分明白教練和招生辦公室之間的這層關係，並且能夠聯繫到不同學校的教練，包括斯坦福的帆船教練、耶魯大學的足球教練、波士頓的網球教練以及南加大的各種球隊，並且能夠説服他們為了錢背叛自己的學校，並且讓自己多年來都能夠一直逍遙法外。

所以，這中間最大的漏洞就在於信任,以及濫用的信任。因為他可以保證孩子能夠通過體育生的渠道進入高校，教練可以保證有這個孩子的一個位置。

實際上，在之前，富人幫助孩子進入大學的“正常渠道”是通過學校的發展署捐一大筆錢，但是，問題就在於，這條後路不是板上釘釘的，發展署會向招生辦公室提供一份捐贈者的名單，但是這份名單中成績太差的人可能依然無法被錄取。

辛格正是利用了這個弱點，他對父母説，儘管捐款也不失為一條後路，但這不是確定的事情，我還有一個“側門”，這是肯定行得通的。他能夠為父母們提供一個擔保。

4萬美元升學顧問背後：名校升學只是富人的遊戲嗎？

實際上，我是在2008年聽説辛格這個人的。當時，他還住在北加州的薩克拉門託，距離舊金山90英里，他宣稱自己是大學錄取方面的專家，能夠在申請學校上幫助父母。

而這就是所謂的獨立諮詢師——這個完全不受監督的職業。要成為一名獨立的升學顧問，你只需要説我是一名獨立顧問就可以了。

辛格就是這樣，他在薩克拉門託到處吹噓自己的能力。他顯然是一個十分有魅力、伶牙俐齒的人，他吹噓自己認識斯坦福的內部人士，並且建立了一個諮詢公司，有了一個顧問委員會，這在美國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你建立了一家公司或者基金會，你會有一個名人顧問的名單，而辛格在這個名單上羅列了很多與斯坦福有關的人的名單，來顯示自己和這所學校關係頗深，而這份名單中的一個人正是斯坦福的一個前院長，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正是這層關係我才能知道，事實，他從沒有授權過辛格使用自己的名字“掛羊頭賣狗肉”。

實際上，也有一部分人士在一開始的時候曾經授權過辛格在顧問名單上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因為辛格最開始的時候承諾，他的顧問公司將會幫助一部分貧困孩子進入大學，而且還列出了一份幫扶計劃，但是最後的結果是，辛格從來沒有兑現這些承諾。

除了辛格這樣的投機者，其他類似的獨立升學諮詢公司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劇了美國大學錄取的不平等性。這些諮詢公司的費用極為高昂，在美國東部海岸地區，“全套包裝”一個孩子的升學材料的價格大概是4萬美元，其他服務的價格則從5000到8000美元不等。

我們甚至可以説，目前在美國整個的錄取過程都在傾向於富人，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冰山一角，甚至我可以説SAT（美國入學考試）這種考試從一開始就是為富裕家庭設立的，那些從富裕家庭走出來的孩子普遍在這些考試中表現的更好。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高中，選更好的課程，擁有一個專門的升學顧問，這些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比不了的。

儘管富人家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可能仍然會過得不錯，但是名校是一種“加持”，比如當你上了斯坦福，你就更有可能被斯坦福畢業的老闆僱傭，這就是一種“共同品牌”之下對於彼此的信任，就像我們如果信任某一款牌子的車，那我們就會相信這個牌子下的每一台新車都將是性能良好——儘管，這可能也只是一個錯覺。

如你所見，美國正在越來越變成一個世俗化的社會，而在這個世俗社會中，名校的光環會被視為父母成功的一部分，證明你是一個稱職的父母，而對於父母們來説，這種名校的光環就像是一種對於孩子的“塵世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