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銷號主導下的社交媒體：快速增長與被收割的泛女權話語空間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近年來社交媒體的輿論環境發生了較大改變，隨着管理制度和用户羣體的變化，早期大V的話語權逐漸減弱，有人認為這一變動給女權者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女權主義因此在互聯網上迎來了一個繁榮發展期，但也有人認為變動之後的輿論場對女權者更不友善，話語空間有窄化和退化的危險。筆者以為，這兩種看起來似乎矛盾的觀點相輔相成，對當下的網絡輿論環境做了比較精準的刻畫。

網絡輿論場的生態變化

2018年，反性騷擾議題在網上漸熱，清華大學的女學者劉瑜發表質疑，將這一波運動與大鳴大放的大字報相提並論，並稱自己更偏愛法律路徑。這番言論得到不少男性知識分子的贊同（在反性騷擾運動中，一些知名的男性知識分子遭到指控，這被一些人認為是男性公共知識分子羣體對Metoo不滿的重要原因），卻引來眾多女權者及其支持者的抗議。在這次論辯中，有人發文稱我們已“告別公知時代“，他們那套方案”在上層被否定，在下層則過於脱離羣眾，一個公知的歷史舞台，已經開始坍塌了”。更有人認為他們的退場、走下神壇對女權主義來説是個好消息，間接使得女權主義者的話語權加強。

毋庸諱言，女權主義者對男性知識分子不滿並非始於今日。許多女權主義者都記憶猶新，她們剛登上社交媒體平台時，就在不停地與缺乏性別平等意識的男性知識分子（當時這些人在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都有很大話語權）做鬥爭。2013年，李思磐曾發文分析“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為何不支持女權主義”，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在一個性別歧視仍然嚴重的社會，當女性相對被剝奪，男性知識分子就成為重新性別化的勞動和私人領域的受益者”。因此許多男性知識分子不是對性別議題漠不關心，就是覺得中國已經“女權”過頭。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消彼長，公知話語權的減弱可能是讓渡給女權者一些話語空間，但這種增長是極其有限的。

隨着有關部門管理加強以及網民的更新換代，社交媒體近年來發生了很大變化。新浪微博副總裁曹增輝這樣談及新浪微博的變局，2009-2013年，微博是一個快速成長期，但是好景不長，隨着大V的退場和微信（強有力的競爭者）崛起，2013年發展一度陷入停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網民結構發生了改變，用户越來越年輕，16到25歲的用户(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大學畢業兩三年的年輕人)佔到微博用户的70%，成為最核心的人羣。此外，以前用户以一、二線城市為主，如今卻是三、四線甚至五線城市的用户佔到月活用户的50%以上。這些新用户的閲讀偏好與原有用户不同，而現在他們是主要受眾。

基於這種現狀，微博運營方放棄了對大V（包括一眾男性精英知識分子）的依賴，轉而扶持中小V。這些微博的新寵兒在公共議題上或許並無深入見解，但由於其個性化的話語風格、更好地迎合了微博公眾心理的情感敍事而很快獲得用户青睞，迅速崛起，與微博運營方一起實現了雙贏。2016年曹洵、張志安發表的文章中對此這樣描述，微博意見領袖多為居住在大都市的專業型男性，他們是網絡的核心節點，有較強的輿論影響力，不過這種局面正在發生改變，主要表現為大V式微、中V崛起，影響力更分散、多元。那麼，這一改變對女權主義者來説真的是一個好消息嗎？

​消費主義興起與營銷泛化

在網紅、營銷號佔優勢的時期，女權主義在社交媒體上面臨着一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新環境。一方面，年輕（女）用户的湧入讓女權理念有了更多受眾，網絡上的情感動員似乎越來越容易了，涉及性別的話題日益成為流量擔當，越來越多用户參與進來，乃至漸有全民皆女權的趨勢。儘管反對女權的勢力也在快速增長，但整體來看並沒能遏制女權的崛起勁頭。那些女性被嚴重傷害的案例大多可以得到廣泛傳播，並且在一個事件平息之後，可以很快借助另一個事件又捲土重來，反覆對民眾進行性別意識提升的公眾倡導。

另一方面，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上是以主流意識形態引導的增強、類公知女權主義者話語權的減弱和以行動主義為特色的青年女權者被限制發聲為代價的。這些被影響力被削弱的女權主義者與（男性）知識分子有較多關注領域上的重疊，在議題導向上也有相似之處，比如都關注結構性不平等、致力於政策倡導，分歧主要是在性別領域，集中在對人權與女權關係的看法上。男性知識分子大多認為先有人權才有女權，前者更為重要；女權者則認為兩者不矛盾，沒有先後之分，不能以集中力量爭取人權為理由忽略女性權益，後者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男性應該更多反思自己的性別身份侷限性。

當社交媒體中營銷類、娛樂類用户逐漸成為大V時，女權議題也深受影響。以前的女權者更多是在跟男性精英知識分子論辯，現在則不得不花較多精力來應對網絡營銷號對女權的污名化和隨意挪用，因為當下網友接觸到的女權理念許多來自網絡營銷號或者網紅。“嚴肅八卦”的創始人蘿貝貝（新號為“蘿嚴肅”）一度被譽為最有性別意識的“毒舌”，併成為“2015女性傳媒大獎”的候選人之一。她的娛樂新聞報道不少與性別有關，確實有倡導性別平等的內容，這從她對王寶強離婚事件、韓寒導演的電影《乘風破浪》的評論中可見一斑，她因此常被網民作為女權意見領袖來讚美或批評。

不過，蘿貝貝的文章中也不乏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在一篇《22年容顏不老的奇蹟？她也臉僵了嗎？》的文中，她讚美43歲演員何美鈿的皮膚狀態，稱她與其他風韻依舊的女星為凍齡女神。該文的最後是廣告：“很多人到30歲或是40歲才覺得自己需要保養。但其實25 歲後，我們皮膚中的膠原蛋白含量就會逐年下降……今天給大家推薦的一款是雅萌的單功能射頻美容儀Bloom。”儘管女性已為容顏付出了太多精力和金錢，但即使是被認為女權導向的營銷號也依然在對她們進行規訓，遊説她們付出更多去購買據説是可以延緩衰老的商品，在這一操作中女性獨立自主的話語模式被挪用或者説被利用了。

社交媒體中的營銷泛化深刻影響到了每一個人，帶有營銷性質的女權賬號日益增多，在網上隨處可見。例如自我標籤為女性主義作家、學者的侯虹斌就開發了自己的口紅品牌，並在推薦語中提到這款口紅的用户“多為高知女性，諸如律師、企業家、教師等對生活品質與健康有高需求的羣體“。這種話術暗示消費者購買的不只是一個口紅，更是女性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象徵。而一些本來非營利的女權賬號現在不但發廣告，有的還發表了類似消費可以促進女性自由的言論。消費當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女性自由，但利益相關者的這類言論到底是一種見解還是軟性營銷，很多時候恐怕難以分清。

在新近崛起的知識收費市場中，這些問題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如陳嵐、寫字樓大媽、麥雨香衣等人都在這一領域風生水起。她們傳播的內容裏有對女權理念的倡導，如女性要獨立自主，發展自己的事業，不要在家庭中太多犧牲……等，但另一方面，她們傾向於將女性的不利處境更多歸結於個人（的不覺醒）而忽略了對社會結構的批判，容易導致對弱勢女性的不當指責乃至歧視。而這些博主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如過於自大，自以為獨具慧眼有資格為人指點迷津，實則忽略多元、複雜的社會環境而淪為教條主義，對於女性賦權其實是不利的。

階層差異與反婚反育路徑

如前所述，不少新晉女權大V由於話語模式貼近受眾，在情感敍事和羣眾動員方面有着獨特優勢，影響力逐漸加強，但她們大多缺乏對女權主義理念的系統認知，對女權主義者的抗爭歷史更不瞭解，加之自身受階層(多為城市中產)與過往見聞的侷限，以及個性上的某些缺點，使得其熱衷參與的女權議題相對狹隘，比如主要關注中產階層青年女性的議題，對其他階層、其他族羣的女性議題缺乏瞭解，也不願意去了解，這就使得社交媒體中的女權議題逐漸窄化，越來越凸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這種趨勢在2016年時已初露端倪，其時這類女權者多被冠以“女利”之名。當時正參加奧運會的女運動員商春松的家人被指重男輕女（如讓女兒資助殘障哥哥買房），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商的家人對她有剝削甚至是虐待。由於部分人言辭激烈，而商本人對此不認同，引發了很多爭議。在這次討論後，中下階層重男輕女的議題越來越受到網民關注。對於如何看待一些女權者針對底層人的歧視言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當年有過不少討論，有興趣的可以參看李思磐的《多少對窮人的羞辱，假性別平等之名而行》以及後續其他人的文章。

這些文章分析了網絡泛女權言論中的階層歧視，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以及作為女權倡導者和運動者應該怎麼辦。如李思磐指出“拒絕被家庭和親密關係中的他人剝削勞動成果。這固然是很多人女權覺悟的第一步，但僅僅’為自己而活’，離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還有不少距離”；董一格提出要“區分女權主義運動者和女性發言者”，後者只是“一些受女權元素啓發、以利益出發的“女性發言者”，不能代表女權；觀爾則認為“不能簡單地對女利主義者貼上‘仇視底層’的標籤而把她們看成與資本共謀的兇手。女利主義是問題的表徵，不是問題的原因。怎樣在她們中間做左翼女權主義的倡導和組織工作，考驗着每一個運動者和研究者的專業和能耐”。這些觀點也許還不夠全面，但大致在當下也具有批判力。

當下的網絡討論中，一些接受過學院裏面較系統性別理論教育的女權主義者通常更客觀，言論更政治正確，但這種態度似乎更多是基於理性判斷而非情感上的認同。她們的立場大多有些搖擺，這點非常微妙地體現在她們對底層者、弱勢者的態度上。例如當一個男性陷入經濟危機後試圖通過假死（給妻子和孩子留下保險費用）來擺脱困境，卻意外地造成妻子帶着孩子自殺的悲劇中，一些人認為該男是萬惡之源，而選擇性地忽略了其背後的社會原因。這種以“男人為惡之根源“的認識來展開的女權主義，傾向於給女性提供一個簡單粗暴的解決路徑，如果在親密關係、傳統婚姻中剝削女性的男性是女性困境的根源，那離開他們不就可以了嗎？

這一思路跟近期在微博崛起的母權博主不謀而合，後者的核心觀點是女性是第一性（男人是第二性），女性當下的不利處境是因為被篡奪生育權所致，所以我們要奪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生育權，實現路徑正是反婚反育。持這種觀點的人相信，只要每個女性都覺醒，不再選擇在父權制婚姻中生育，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就會被瓦解，社會將重建為以女性為中心的結構。這種思路從多數女性都要面對的生育議題入手（容易激發共情），因其簡單易行、迴避階層差異從而迎合了城市中產階層的偏好、鼓吹女性為第一位（滿足了某些人隱秘的權力慾），在網上風行一時。

母權理論跟西方早期的文化女權主義有些接近，由於其主要理念建立在女性生育權上，其流行使得生育議題受到更多關注，代孕在這一背景下漸成焦點議題。之前代孕並不那麼引人關注，因為實際參與代孕的人並不多。雖然2016年時因有人倡導代孕合法化一度有過討論，熱度也並不高，彼此（反對代孕合法化和同意有條件地開放的兩方）沒有形成尖鋭對立的狀態。而如今代孕儼然已成為微博女權最重要的議題，一些女權者（如“暴烈甜心小鱷魚毛毛“）甚至認為不堅決反對代孕的女性要被開除女權籍，那些表述跟她們所制定標準不一致（尤其是有過積怨）的羣體（男同性戀）和個體被反覆拎出來指責，結果是導致女權羣體內外出現了更多的爭議和分裂。

從現實情況來看，反婚、反育在高階層更容易實現，很多中下階層女性因為條件所限，仍然需要在傳統家庭中獲得情感需求、物質支持和社會保障。因此不少人認為反婚反育是少數人的特權，如果將此作為標準路徑來推廣乃至要求，則弱勢、邊緣女性必將更多地成為被質難者，被指責為拖後腿的人。其次，如果把關注焦點集中在生育議題上，相對忽略職場乃至整個社會的結構性不平等，那麼多數女性即使擺脱了家庭（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的壓迫和剝削，也不過是淪為競爭激烈的職場中筋疲力盡的一枚螺絲釘，對於其困境的改善是很有限的。

小結

近年來網絡輿論場中女權話語的增長讓一些女權主義者感到欣喜，但議題的窄化和日漸加劇的分裂狀態沖淡了大家的喜悦，而消費主義的盛行儘管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女權理念的推廣，但同時也在加速其商業運營和收割利益的步伐，其中不乏對女權話語的挪用和利用，這些讓人逐漸意識到在一個資本佔據了更大話語權、不夠開放自由、缺乏良性溝通而更多是推崇叢林法則的言論空間，女權議題的發展深受限制。尤其是那些缺乏話語權的弱勢女性更難以在這樣的輿論場中發聲，即使她們作為受害者可以獲得一點關注，但這種關注也是極其有限的。如何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堅持女權主義的批判性立場，堅定地站在更弱勢的女性立場上，致力於為她們提供更多的資源，是女權倡導者和運動者必須面對的一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