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哪裏有什麼“東林黨”，只有一羣忠君愛國的殉道之士｜文史宴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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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正文之前，大司馬先要普及一個常識：“結黨未必營私”，或者雖然“營私”，但追求的是合法利益，就沒有任何問題。

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因為政治理念相近，引為同道，大家為了貫徹理念而組織起來參與政治，這叫政黨，這是政治近代化的必然產物，政黨政治也是促進近現代政治成熟的重要因素。政黨並不是貶義詞，即便代表某些階層和集團的利益，但只要是在法律的框架裏面合法競爭，那就是合法利益，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中國古代的秦制帝國是不允許政黨出現的，理論上皇帝獨霸天下所有利益，官員乃至百姓的利益只不過是皇帝賜予的，“朕不給你，你不能搶”，組團來要自己應有的一份，甚至幫老百姓要那更是大忌。所以“結黨”這個詞在秦制帝國是貶義詞，只要一沾上就會被帝國名正言順的打擊。

當然，不同的“結黨”，皇帝的應對方法也有區別。如果結黨的人沒有政治理念，願意迎合皇權，只是給自己撈好處，這就叫“朋黨”，那麼即便他們貪腐、殘暴、不稱職、不負責任，只要不是太過分搞出大事故，皇帝是不太介意的。相反，如果結黨的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對抗皇權，那麼即便品德高尚、能力出眾甚至能夠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皇帝也要優先打擊、殘酷打擊。

在秦制帝國的重壓之下，有志之士雖有組成政黨的客觀需要，但很多時候不但不敢公開承認，還要撇清自己“無偏無黨”，表現出“孤臣孽子”的風範，以免政敵的誣陷和皇帝的殘害。

而真正的朋黨把自己看不順眼的正人君子誣陷為“朋黨”，鼓動皇帝進行打擊，在歷史上也並不新鮮。

東漢宦官就誣陷清流名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掀起兩次黨錮之禍，將清正有能的官員清洗一空；北宋呂夷簡等人對付范仲淹，也是誣陷其“勾結朋黨”；南宋外戚韓侂冑則將反對自己的大半個學術界誣衊為“偽學逆黨”，讓宋寧宗將他們罷官、流放。其實東漢宦官、呂夷簡、韓侂冑自己就是朋黨的頭目，反而誣陷別人是朋黨，明末的閹黨把正直士人誣衊為“朋黨”、“東林黨”，也不過是襲他們的故智而已。

漢末黨人也好，道學人士也好，東林人士也好，他們德行、能力、政績等方面都沒什麼問題，找不出可以攻擊的點，而他們的對立面基本上一無是處。但是沒有關係，一頂“朋黨”的大帽子扣上去，無論他們才德如何出眾，皇帝都可以名正言順的打擊。此即歐陽修所説“小人慾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吳應箕所説“小人之傾君子，未有不託於朋黨之一言”。

所以“東林黨”原本是不存在的，“東林黨”這個詞是閹黨為了將正直之士誣衊為朋黨而發明出來的。當然，到了復社時代，東林的後繼者們是有點朋黨的意思了，但那也是被閹黨拉了下限，在萬曆、泰昌、天啓三朝並不存在一個叫做“東林黨”的朋黨。

閣部之爭與歷次京察

1

東林人士的嶄露頭角，與明朝政治體制的演變有很大關係。

我在《東林的對立面哪裏是閹黨，分明是惡性皇權》一文裏分析過，朱元璋廢掉宰相以後，內閣大學士的身份只是國事顧問，跟真正的宰相相比，只有議政權（明宣宗以後還分一半給太監），沒有監督執行權，所以從法理上來説，內閣並不是六部尚書的領導。

朱元璋這樣設計，是為了在內閣權力漸重時，挑動六部拆內閣的台，避免內閣演變為真宰相，導致皇帝不能為所欲為。此外，朱元璋還設置多重言官系統，都直屬於皇帝而非宰相，幫助皇帝對付宰相。這套制度的用心是在朝臣裏面蓄意製造內耗，這樣皇權就可以穩如泰山，隨意的擺佈官僚系統。

但是當內閣逐漸被皇帝馴化以後，內閣就成為了皇權的一部分、太監一般的存在，這時候朱元璋原本用來對付內閣的六部和言官繼續在制度的慣性上行進，批內閣就相當於批皇帝，就具有了反抗皇權為所欲為的正當性。

具體到萬曆時代，自從萬曆清算張居正以後，申時行、王錫爵、趙志皋、沈一貫等內閣輔臣的獨立性基本消失，成為皇權的一部分，變成皇帝用來調和與羣臣矛盾的棋子和擺設，皇帝的惡行也就成了他們這些無原則順從的閣臣的惡行，所以六部和言官對他們的批判就非常正當了。

六部和言官與內閣交戰的焦點，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由六部中的吏部和言官系統的都察院主導，對五品以下的官員進行進行考察，根據其能力與操守進行提拔和罷黜，四品以上的官員則由皇帝自己考察和獎懲。

這些五品以下的官員，有很多是內閣輔臣的黨羽。內閣輔臣的人不一定就惡劣，但是萬曆朝內閣劣化以後，其黨羽也就等而下之，其中有不少貪腐、瀆職之輩。尚未被皇權劣化的六部和言官之中頗有責任心強的官員，對這些貪瀆之輩十分不滿，想要在京察中將他們罷免。

閣部在京察交鋒的開端就是赫赫有名的“萬曆十五年”，開啓這一進程的人裏面也有一位赫赫有名，就是連皇帝都敢罵的海瑞海青天。

京察同時在北京、南京進行，萬曆十五年（1587）丁亥京察，北察由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南察由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主持，兩人均鐵面無私，有志於裁汰貪瀆的官員，結果被申時行阻撓，支持辛自修、海瑞的顧憲成、顧允成等都被罷官降職。不過有更多正直的士大夫繼承海瑞的精神，批判貪瀆之輩的總後台——明神宗與他的內閣。

到了萬曆二十一年（1593）的癸巳京察，由吏部尚書孫鑨、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日後都被誣為東林黨）主持。這次京察，首輔王錫爵的黨羽工部主事徐泰時、都給事中楊文舉，以及輔臣趙志皋的弟弟趙學仕等都因為貪贓枉法等有實錘的惡行落馬，但孫鑨、趙南星並非藉此搞黨爭，而是十分公正，孫鑨的外甥吏部員外郎呂胤昌、趙南星的親家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也因為自身問題遭罷免，這純粹是吏部為了刷新政治，對不合格的官員進行的一次沙汰。

但是王錫爵、趙志皋等內閣輔臣覺得受到了冒犯，於是策動一些言官來報復。

按照京察的制度設計，在吏部和都察院考察過後，其他言官還可以“拾遺”，對他們漏掉的應該獎懲的人再檢查一下，於是內閣控制的言官彈劾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好禪修”，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於庭“恃才躁妄”，還有兵部主事袁黃（罪名不詳，可能是“非儒”，因為袁黃即袁了凡，喜好佛學）。

刑部給事中劉道隆藉此宣稱孫鑨、趙南星對該貶的人不貶，獎懲不公，將他們誣為朋黨，這一下正中萬曆帝的下懷，內閣是萬曆的擋箭牌，怎麼能讓六部和言官打倒，於是萬曆趁機指責吏部“專權結黨”。

實質上內閣彈劾這三個官員的理由都立不住腳。虞淳熙和袁黃沒有任何劣跡，喜歡佛教本身並不是罪過，楊於庭雖然脾氣不好，但在平定寧夏哱拜和抗倭戰爭中頗有參謀之功，這些小事並不足以讓他們罷官，而且當時袁黃還正在朝鮮戰場做參謀，與侵朝日軍血戰，攻擊他更是敗壞國事。看到這裏，是日後的東林還是他們的對立面不顧國事，就可以一目瞭然了。

不過在萬曆那裏，國事、是非都不重要，自己爽最重要，於是他在一段時間內藉機罷免了孫鑨、趙南星，以及為他們説話的高攀龍、顧憲成等官員，以維護幫自己擋箭的內閣。顧憲成從此回鄉，不再出仕，即便日後被朝廷起用也堅決拒絕，十一年後開辦東林書院，力圖拯救世道人心。

很多現代閹黨欺負大家不會細讀明朝史料，不説被罷免的徐泰時、楊文舉是罪有應得，也不説孫鑨、趙南星同時罷免自己的親戚呂胤昌、王三餘，更不説內閣報復的虞淳熙、楊於庭、袁黃等並無過錯，只説雙方各罷免了誰誰誰，想給大家制造東林前身與閹黨前身一樣黨爭，一樣黑的印象，從而洗白閹黨。不過有大司馬在，他們這些伎倆是無所遁形的了。

東林書院到底是幹嘛的

2

顧憲成回鄉後搞的東林書院究竟是什麼性質，是不是如《明朝那些事兒》所説“講學東林，遙執朝政”？完全不是。

東林書院是宋儒楊時講學之所。楊時是程頤的弟子，程門立雪説的就是他。日後的東林人士多信奉程朱理學，所以顧憲成回鄉後想要修復東林書院，在士紳的贊助下東林書院很快完工，官方也資助了點錢修祭祀楊時的道南祠，但這只是官府淳化地方風俗的慣例而已，並不是東林揮霍税收或者控制州縣。

後來浙黨的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説東林書院在滸墅關私設税卡、講會期間讓無錫縣出資招待、干預州縣事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當時已經被光祿寺丞吳炯等人批爛，現代閹黨卻欺負大家沒有細讀明史，拿來繼續誣衊，真是黔驢技窮啊。

顧憲成在癸巳京察後被內閣報復，罷官回鄉，對官場心灰意冷，但他改善世道的志向並沒有因此磨滅，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已：當官時他主張裁汰貪瀆之輩，回鄉後則想用心學衝擊之下一度衰落的程朱理學來拯救世道人心。

程朱理學的理論是政治倫理化：只要世人都成為聖賢，社會就會變好。皇帝如果成為聖賢，那麼掌握無限權力也不會為惡了。這是北宋以來儒生從政治上限制皇帝失敗以後，不得已之下建構的新理論，對皇帝的制約很弱，但不是完全沒有，南宋以後的士大夫要限制皇權，也只有這種聊勝於無的理論武器了。

顧憲成、高攀龍在東林書院聚眾講學，每年大會一次，小會八次，會約按朱熹白鹿洞書院的院規損益而成。講學的目的是增強自身道德修養和儒學水平，改善世道，但並不評議政治，院規的第三條就是“絕議論以樂時”，具體表述為“自今談經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譚，有問不對”，東林書院的教材《東林商語》與《東林論學語》的主旨也是學術而非政治。

這跟日後復社主講兩漢經學，直奔具體政治的做法是大異其趣的。

因為顧憲成、高攀龍等主講之人社會聲譽很好，儒學水平也很高，所以東林書院的影響越做越大，江南士紳紛紛前來聽講，甚至江南以外也有人來旁聽，許多人因此堅定了儒學信仰和立身原則，在泰昌、天啓兩朝為了維護綱常、限制皇權挺身而出，與閹黨血戰到底。

至於現代閹黨捏造“東林黨”代表了江南士大夫豪商利益，抱團不交商税導致明朝滅亡什麼的，全是扯淡。東林書院連政治都不談，還怎麼“結成朋黨”、“代表江南士大夫豪商利益”啊？後來朝廷想要起用顧憲成，顧憲成都堅辭不去呢。至於“抗拒商税”的謠言，下一篇文章會專門闢謠。

至於辦書院也並不是江南士紳的專利，各地有責任感、使命感的士紳都辦書院。江南之外，還有鄒元標主持的江右書院，汪應蛟主持的徽州書院，馮從吾主持的關中書院，從南到北到處都有。只不過江南經濟最發達，書院最密集，所以其魁首東林書院顯得特別耀眼罷了。

那麼一幫研究學問的人為什麼會別説成朋黨“東林黨”呢？這是因為內閣爭權導致的政治陷害。

3

這次內閣爭權就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李三才入閣風波。

李三才是萬曆朝少有的幹吏，極有手腕，在鳳陽巡撫、漕運總督任上治理淮河，政績卓著，又敢於為民請命，不但抵抗萬曆派出的礦税太監對民間的橫徵暴斂，還上書批評萬曆聚斂，深得百姓愛戴，淮安百姓自發為他建生祠。最難得的一點是，萬曆也需要李三才如此能幹的幹吏，對於李三才的一些冒犯極少見的沒有嚴厲懲處。

當然，李三才也有缺點，一個是喜歡講排場，二是喜歡收集古董，所以在清廉方面不及東林諸君子乾淨，另外李三才雄心勃勃，有的事做得不太講究，比如泄露老師王錫爵教萬曆把言官的“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的密信，導致王錫爵再次出任內閣首輔泡湯。

不過這些在顧憲成等東林人士看來只是小節，李三才敢於對抗皇帝，有志刷新政治，才能極佳，心繫民眾，已經是很難得的人才了。至於坑老師王錫爵一事，是因為王錫爵第一次罷相以後痛恨六部和言官，有變為皇帝應聲蟲的傾向，而此人又極有手腕，若是鐵心幫皇帝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災難，所以雖然李三才對付王錫爵道德有虧，但卻有不得不為之處。

其實，李三才具有很多明粉最喜歡的“雄才大略”、“梟雄”、“殺伐果斷”的氣質，只不過同時他有極強的刷新政治、緩解民困的意願，甚至直接對皇權本身提出嚴厲批評，這在王錫爵這樣的名臣一入內閣都被皇帝馴化的環境下尤其難能可貴。東林人士與李三才交好，正是看大節不看小節，不迂腐的表現。

萬曆三十八年（1610），內閣裏面朱賡已死，李廷機閉門不管事，只剩下葉向高一人獨相，急需增補閣臣，這時李三才就憑藉卓越的政績、極高的聲望，成為了熱門人選。

李三才在淮撫任上批評萬曆派礦税太監斂財，萬曆沒有迴音，李三才以為是沈一貫從中作梗（實際上沈一貫雖沒有卡李三才的奏章，但在此事上確實屈從萬曆），曾經大罵沈一貫，與沈一貫、朱賡等人結仇。到了入閣前夕，沈一貫雖然辭職了，其一手拉起來的浙黨黨羽仍在，他們多數名聲不佳，對鋒芒極盛的李三才既恨且怕，必欲扳倒李三才而後快。

但是李三才能力極佳，除了清廉不太到位之外沒有什麼黑點，但浙黨這些人更不清廉，只攻這一點攻不倒李三才，還要想更大的罪名才行。這個時候，就要使用專門對付沒啥黑點的人的辦法——“誣以朋黨”了。

東林的講學，雖然沒有議論政治，只是想要通過“重整道德”來改善包括政治在內的世道，但是明朝皇帝要的是原子化的社會，這種知識分子構築學術共同體的行為並不為皇帝所喜，當年張居正也因此毀禁天下書院。於是浙黨的計劃誣陷李三才和東林是朋黨，從而引起皇帝的猜忌，打倒李三才，即所謂“料攻淮（淮撫李三才）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

當時除了浙黨之外，還有右中允宣城人湯賓尹的宣黨和左諭德崑山人顧天埈的昆黨，這兩個人是翰林院編修，頗有文名，各有一派勢力。他們都不願意李三才入閣，於是浙黨的邵輔忠、徐兆魁，宣黨的王紹徽等人一擁而上，攻擊李三才結黨，又用下作的挑撥手段，説天下“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來激怒萬曆，同時也有不少正直的官員為李三才辯護，連攻擊李三才的浙黨徐紹吉在攻擊奏章中都承認李三才“參者十一，保者十九”。

顧憲成對李三才刷新政治寄予厚望，眼見李三才被無端攻擊，就給內閣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寫信，為李三才辯白，信寫得情真意切，文采很好，宣大巡按御史吳亮就把信公佈出來，想為李三才洗脱冤屈。

不料浙黨他們等的就是顧憲成説話，於是馬上造謠説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與李三才勾結想變天，又説負責京察的孫丕揚等人已經與顧憲成、李三才結為朋黨，將來京察一定會不公。因為他們知道孫丕揚京察時一定不會容忍自己的貪瀆之行，所以通過造謠來給自己打預防針。

其實孫丕揚是陝西人，與東林過從並不甚密，何況東林本身連政治都不談，全無結黨之實，浙黨的説法是徹頭徹尾的誣陷。顧憲成對徐兆魁之流的造謠誣陷冷眼旁觀，把寫給葉向高、孫丕揚的書信刊刻出來給天下人看自己的坦蕩襟懷，稱為《以俟錄》，又寫了《自反錄》，分説“被誣結黨”一事的來龍去脈。

兩年之後，顧憲成去世，其道德與學術地位接近一代儒宗，深為天下正直之士所懷。但浙黨、宣黨、昆黨一來為了防止李三才報復以及要推自己的人，一定要扳倒李三才，二來為了避免自己因為貪瀆被孫丕揚京察掉，連孫丕揚也要一起幹掉，但李三才好歹還不算清廉，孫丕揚卻無隙可乘，只有將孫丕揚、李三才説成朋黨才好把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一起擼掉，於是他們變本加厲的造謠，要借皇帝之手幹掉自己的政敵。

一些正直的官員為東林辯白，但在萬曆的拉偏手之下完全沒用，還有人被貶官。中立派江西巡按陳一元認為顧憲成寫信一事愚不可及，但仍對此事評論説：“彼輩（浙昆宣黨）無一自文，於是乎創為門户（即朋黨）之説，以相煽惑”，“張四面之網，無物不入籠羅；造無底之阱，無人不遭陷溺”，其結局是“大臣（內閣）憂讒畏譏，小臣（六部與言官）緘口結舌”。

為了避免激起朋黨之禍，李三才主動請求辭官，萬曆不給旨意就自己回家，但是浙黨一定要把李三才搞臭，避免他東山再起，於是造謠説李三才盜用萬曆的皇木建宅子，這下打中了萬曆貪財的七寸。李三才自請抄家，以示清白，萬曆派人查勘李三才的家。

查勘者並沒有找到盜用皇木的實據。李三才家確實是比較富麗，用南杉比較多，但並無證據就是皇木，只因沒有從哪裏買的票據，查勘者就一口咬定那是皇木無疑，萬曆就根據這種模糊的罪過把李三才削職為民。浙昆宣黨又繼續攻訐孫丕揚，孫丕揚不耐其煩，在堅持完第二年辛亥京察後也辭官回家。

在辛亥京察（1611）中孫丕揚與孫鑨、趙南星一樣公正，東林人士王元翰、彭遵古、李騰芳等一樣落馬，尤其是王元翰，被浙黨誣陷“奸贓數十萬”，把家裏的家當全部搬到城門給人們檢驗，證明浙黨實是誣陷，但孫丕揚仍評之以“浮躁淺露”，將其黜落，連攻擊辛亥京察的浙黨鄭繼芳也不得不承認此次京察在罷免官員上“不可謂不公”。

李三才、孫丕揚走人之後，浙昆宣黨的目的完全達成，此後京察就被浙黨等邪黨把持，在六年後的丁巳京察中對正直官員進行明目張膽的報復，直到又過六年，天啓即位後的癸亥京察，東林人士才意外的重握京察之權，對貪瀆官員進行裁汰，浙昆宣黨再加上齊黨、楚黨就一起投靠魏忠賢，成為臭名昭著的閹黨。

現代閹黨對於明末的歷次京察，對於主持京察的一方貶官是否公正避而不談，只説東林貶了誰，浙黨又貶了誰，彷彿東林跟浙黨一樣在搞黨爭，其實只要查一下東林或者説正直官員貶的人與浙黨貶的人在為官上的天壤之別，自然可以知道真相。現代閹黨的所有招數都是藉助大家對明史沒有系統性閲讀，剪裁拼接來佐證其觀點，大司馬現在就要一條一條底褲剝掉他們的。

有意無意的誤解

4

“東林黨”是怎樣被捏造出來的過程，上面已經説得很清楚了，下面要澄清一些傳統誤解。首先是《明朝那些事兒》大力宣揚的顧憲成寫給李三才的書信，裏面説：

木偶蘭溪（趙志皋）、四明（沈一貫）、嬰兒山陰（朱賡）、新建（張位）而已，乃在遏婁江（王錫爵）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葉向高）之得以晏然安於其位者，全賴婁江（王錫爵）之不果出……密揭傳自漕撫也，豈非社稷第一功哉？

這個被當年明月説成是“顧憲成以一介平民而能操控宰相人選”，是“幕後黑手”，因此“十分恐怖”。其實這哪裏是操控宰相，這就是顧憲成對李三才阻止王錫爵再相一事的讚許而已。那麼顧憲成為什麼贊成對付王錫爵呢？我在《“明亡於萬曆”——皇帝家事導致明朝滅亡》一文裏已經談得十分到位了，現在再稍微講一下。

自從萬曆清算老師張居正以後，萬曆年間的首輔如申時行、王錫爵、趙志皋（次輔張位）、沈一貫等多數都依附皇權，只有王家屏、沈鯉、葉向高等少數幾人不屈從於萬曆的淫威，敢於仗義執言，所以不甘心太監化的正直朝臣都對前面幾位首輔沒什麼好感，對後面幾位滿懷敬意。

在依附皇帝的首輔裏面，申時行手腕厲害但無意復出，趙志皋、張位、朱賡都是庸才，沈一貫雖然惡毒但是名聲狼藉，基本上不可能再復出了，所以顧憲成説他們是嬰兒、木偶，只有王錫爵不同。

在第一次入閣之前王錫爵堪稱名臣，手腕出眾，聲譽不錯，入閣後為了藉助皇帝的權威有一番作為才依附皇帝，但即使如此也破壞了政治規矩，因此被彈劾回家，此後王錫爵因為憤恨就有進一步向皇帝靠攏，給皇帝當幫兇的傾向，加上他本事又大，所以特別被正直人士警惕。

而不依附皇帝的首輔裏面，王家屏、沈鯉都被萬曆記恨，復出無望，葉向高雖不依附萬曆，但是出於維護大局幫萬曆擺平過“詛咒案”（詳見《晚明三大案之梃擊案：一根棍子捅破天》一文），所以尚不被萬曆記恨，能夠把內閣首輔當下去，對萬曆的胡作非為或多或少能糾正一些。

所以正直官員都心向葉向高，而擔心王錫爵復出，憑藉過人的能力給萬曆當打手，這個時候李三才不顧師徒情面，阻止王錫爵復出，正直官員就頗有鬆了一口氣之感，所以顧憲成這封信單純就是讚許李三才此舉，從來沒有也做不到“遙控朝政”。

另外，天啓朝魏忠賢得勢後，派人編纂《三朝要典》，對萬曆、泰昌、天啓三朝的史實大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雖然社會上知道這本書不靠譜，崇禎朝以後書也被毀，但是看過的人大坑跳得出，小坑未必跳得出，思維方式也會受到敍述方式的影響，所以明末的一些人即便是東林的自己人，也產生了一定的誤解。

如復社的夏允彝，講述的“門户大略”就是明顯的一例：

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於趨之，此東林、浙黨所白始也。

其實沈一貫胡作非為，天下側目，批判他的又豈止東林而已。日本學者城井隆志對此有詳細的研究，批判沈一貫的官員一共69人，日後的東林人士不過10人而已，此外還有昆黨5人，齊黨2人，東林之外的59人中反東林的又有12人，這些成分如此複雜的人不約而同的批判沈一貫，哪來的東林、浙黨之爭。

在皇權對政局的持續劣化下，許多原來名聲尚不特別差，有一定政績的人，因為貪圖富貴，組成浙、昆、宣、齊、楚五黨，為了爭權奪勢而互相攻訐，持續墮落，倒是東林，不是朋黨，不去特意爭權，反而因為堅持原則扶保太子朱常洛即位，意外的成了泰昌帝朱常洛和天啓帝朱由校初期的大功臣，得到了主政的機會。至此，之前為了私利而互斗的五黨，又為了私利而結合在魏公公旗下成為閹黨，再一次斷崖式墮落，五黨毫無原則、爭權奪利和東林堅守原則，不屑祿位的邏輯都是一以貫之的。

因為閹黨及其餘孽温體仁等人的手段極其下作，對東林的打擊極其殘酷，所以到了崇禎後期，以東林的後繼者自居的復社被閹黨拉了下限，確實有一些朋黨行為，但這不能倒算到東林頭上。而且即便是復社，比閹黨那也是強了不知道多少倍。

因為閹黨所編《三朝要典》的誤導和復社的一些朋黨行為，一些後人遂誤以為東林也是朋黨，如《明史》説顧憲成“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就與東林書院“絕議論以樂時”，不談時政的實情完全不合。

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影響了明以後對東林的看法，又被現代閹黨如獲至寶，拿來當做自己炮製的一系列謬論的論據，不過從今以後他們是用不了了。

下面的文章，大司馬會繼續就財税問題、遼東戰局來給古代閹黨和現代閹黨剝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