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願，“慰安婦”倖存者又少一人_風聞

兩天前，2019年5月5日，99歲的韋紹蘭老人辭世。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又少一人。

1944年的冬天，24歲的廣西姑娘韋紹蘭被日本士兵抓走，在慰安所遭受了三個月非人折磨，期間懷了身孕。逃出慰安所後生下了一個孩子。韋紹蘭是唯一公開兒子身世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

在那三個月，韋紹蘭被野獸們折磨。此後的一生，她被“慰安婦”這個身份折磨。

韋紹蘭生前多次表示，她有生之年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向日本討回公道。

2010年12月，她和兒子向日本政府遞交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的請願書”，但一直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道歉及回應。

如今，這位説過**“這世界真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的老人家走了，再也等不到日本的道歉。正應了那句話：

她們在等日本道歉，日本在等她們死去。

回望那段家國痛史，像韋紹蘭這樣遭受身心折磨的中國女性並非少數。今天，我們就來講講她們的一段血淚往事。銘記歷史！

▲韋紹蘭是2017年上映的紀錄片《二十二》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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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1日，江蘇如皋。

聽到漢奸帶鬼子到村裏抓花姑娘，周粉英帶着孃家一個妹妹從家裏拼命往外跑，跳過一條小河，躲進一户農民家的磨房。

這次帶隊抓花姑娘的是偽鄉長的老婆。她熟門熟路，一下子就找到了周粉英她們。

周粉英和妹妹被抬上獨輪車，胡亂捆綁着，像趕集賣豬一樣，被推着上路了。約摸顛簸了七八里路，她被送到了鎮上一個旅館。

旅館房間住滿了女人，還有人陸續被抓來，總共有40多人。

日本人給她們編號，胸前別上一塊布做的牌子。

編號根據長相來定，周粉英是1號。

周粉英長得美，在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她身材好，人很乾淨，經常撐起陽傘走路，有時還戴花檐帽，頭髮盤個髻，從來梳的一絲不亂。

那個時候，美麗意味着高風險。

很多女人的做法是捧起鍋灰往臉上抹。但被逮到之後，心眼壞透的二鬼子（漢奸）總會適時地端來一盆水，讓女人們當着日軍的面洗臉。

周粉英待的中興旅館，已被改成了慰安所。她接下來的命運是成為一名“慰安婦”。

這一天是193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廿二日，周粉英的22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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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離如皋白蒲鎮500多公里的武漢，17歲的袁竹林應該生下女兒不久。

做母親之後，她需要外出做傭工。

四處兵荒馬亂，經濟蕭條，工作並不好找，短工時有時無。

第二年春天，一個名叫張秀英的武漢當地婦女到處招女工，説武漢沒有工作機會，但湖北其他地方有旅社急聘清潔工。

袁竹林報了名。同時報名的，還有七八個小姑娘。

她們上了船，沿長江下行，想到馬上有工作了，一路有説有笑。

次日到達鄂州。一上岸，日本兵已在等候她們，強行把人帶到一座廟裏。

廟門口有荷槍的日本兵站崗。袁竹林反應過來，哭喊道：“這裏不是旅社，我要回家。”

日本兵端着刺刀，把她們趕了進去。

廟已經被改成了慰安所。一進去，就有人命令她們脱光衣服檢查身體。袁竹林她們不肯。

張秀英的丈夫出現了。他讓人用皮鞭抽打這幫不聽話的小姑娘。

身體檢查後，每個人取了一個日本名字。袁竹林被叫做“雅子”。她長相出眾，高挑俊俏。

每個人分到一個小房間，裏面只有一張牀、一個痰盂。房門口掛上木牌，寫着她們的日本名。

袁竹林接下來的命運也是成為一名“慰安婦”。

▲被日軍強徵到中國的朝鮮慰安婦正在渡過黃河。這張照片最早由日本記者千田夏光發現，經他的不懈調查，揭開日軍慰安婦罪惡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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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華期間，日軍每佔領一地，便擄掠當地婦女建立慰安所。

比如，在蘇州擄掠了2000多名婦女，在無錫裹脅了3000名婦女，在杭州被搶的女人多達2萬人。

各地設立的慰安所數量也很驚人。南京至少60處以上，武漢、海南均與此相當。

據“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蘇智良調查統計，上海各類慰安所至少83處。

綁架、強迫、欺騙，是日軍在中國徵集“慰安婦”的慣用手段。

不幸淪為“慰安婦”的中國婦女則有教師、工人、農民、學生、職員、尼姑、修女等。

包括周粉英、袁竹林在內，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被逼做這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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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閲了大量史料，發現了更讓人憤恨的事實：強徵“慰安婦”、經營慰安所的，竟然往往是我們的同胞。

南京淪陷，日軍特務機關指令當地漢奸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軍慰安所”。

地痞流氓喬鴻年粉墨登場。他陪同日軍特務機關頭目，先後到“安全區”各難民所搜尋挑選中國婦女。

喬鴻年重點搜尋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協同日軍用3天時間強徵了300名婦女，又從中挑選出100名，並選定傅厚崗、鐵管巷兩處巨宅作為慰安所開辦地。

偽政權的工作重心似乎也放在這上面。

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當時就聽説，“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第一職責，就是為日本軍隊建立三家妓院（慰安所）。

幾乎同一時間，在蕪湖，地痞姬斌重複了喬鴻年的無恥。

姬斌到處威脅、哄騙年輕女人，佔用一家叫鳳宜樓的旅社為日軍開起了慰安所。

鳳宜樓慰安所內，被哄騙、脅迫而來的女人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4歲。

姬斌還曾帶日軍在蕪湖一尼姑庵內綁架年輕的尼姑，投入鳳宜樓。

特殊年月，人性的暴露最為徹底。

在湖北孝感，15歲的蔡玉華被一個黃陂口音的中年男子從家中強行拉走。走前，男子放下300元。

蔡玉華很快被送到武漢中山大道附近一家旅館，幾個日本兵衝進來，扯下她的衣服便開始輪姦。

在江蘇東台三倉河小鎮，日軍向當地維持會提出“需要姑娘”。維持會的代表説：“這個鎮沒有妓女，可以從附近的村莊中找些良家姑娘。”

幾天後，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至日軍駐地，在一幢較大的民房裏設立了慰安所。

▲日軍在上海設立的一處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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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搜捕周粉英的偽鄉長老婆，以招工名義誘騙袁竹林的武漢女人，同樣暴露了同胞間的醜惡。

周粉英的記憶中，鬼子天天來，來的人都不一樣，還有的帶着刺刀直接衝進房間。

她只有盡着鬼子的要求，痛心痛肺，卻像小貓小狗一樣地活。

袁竹林第一天做“慰安婦”亦如噩夢。到了鄂州慰安所的次日上午，日本兵就在每個房間門口排起了長隊。

她晚年回憶：“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強力壯的日本兵的蹂躪。一天下來，連坐也坐不穩，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此後，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隸。

很多日本兵欺負袁竹林是新來的良家婦女，不肯用避孕套。一段時間後，她懷孕了。

她嘗試逃跑，馬上被抓了回去。日本人很生氣，按住她的頭死命往牆上撞，鮮血直流，孩子也流產了。

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難與屈辱，是民族的，但更是個體的，是周粉英的，是袁竹林的，是無數留下名字以及未留下名字的受害者的。

▲日軍軍官不僅強迫中國婦女提供性服務，事後還要與“慰安婦”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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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也許只有人性偶然散發的一點光輝，才能夠拯救陷入魔窟的“慰安婦”。

大約半年後，如皋白蒲鎮偽政府裏一個書記員可憐周粉英，花錢把她救了出來。

書記員要周粉英跟他過。周粉英不願意：“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

他讓她回家了。

周粉英有丈夫，叫倪金城，比她大5歲。他們團圓了。

然而，她的婆婆不讓她進家門，鄰居們也都在議論她“這個被日本鬼子弄過的女人”。

倪金城讓她重新進了家門。他對她説：“你長得漂亮，是日本人把你抓去，並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怎麼能怪你呢？”

兩年後的一天，周粉英早上醒來，發現倪金城不見了，從此杳無音訊。

她心裏明白，丈夫是為了報仇，殺日本鬼子去了。

袁竹林遇到的“好人”是一個日本下級軍官，名叫西山。1941年左右，西山允許袁竹林回家探望。

一年來，家中變故，袁竹林幾乎舉目無親。她似乎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又返回鄂州，找了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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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中國籍“慰安婦”，沒能熬過來看到抗戰勝利的曙光。

太平洋戰爭結束之際，日軍對“慰安婦”採取殺人滅口政策，有的被關進山洞用機槍掃射殆盡，有的被用毒氣成批地毒死，有的被投進水井裏或活埋。

廣州姑娘黃惠蓉，16歲時被抓當了“慰安婦”。當時約有100名姐妹一起被押往海南，到達黃流鎮只剩下40多人。

17歲的黎族少女李亞茜成為日軍性奴隸後，多次逃跑，並拒服避孕藥，後有了身孕。日軍為示懲罰，將她剖腹致死。

1944年滇西大反攻時，中國隨軍記者潘世徵目睹了殘酷的一幕。他在戰地報道中寫道：

我軍攻克了騰衝最後幾個敵人工事的時候，在一個牆縫之間，發現了十幾具女屍，有穿着軍服的，有穿軍褲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們是被敵人蒙上眼睛用槍打死堆在一起的，有已經腐爛了的，有剛才打死的，有的手腳還在蠕動，慘不忍睹。

蘇智良認為，75%左右的“慰安婦”，在戰爭中已被日軍虐待而死。

▲韓國慰安婦題材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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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來的，亦不容易。

她們拖着飽受摧殘的身軀，卻還要面對世俗與政治的雙重歧視。

日軍投降後，袁竹林找到她母親，唯一在世的親人。

新中國成立後，在一次憶苦思甜大會上，母親情不自禁講了袁竹林被強逼為“慰安婦”的經歷。結果，居委會幹部指責她是**“日本婊子”**。

袁竹林在武漢偶然發現了當年騙她入火坑的張秀英。她馬上找來户籍警察。那個警察卻告訴她：“這種事算了，沒辦法查。”

因為是“日本婊子”，1958年，袁竹林被迫下放到了北大荒米山建設兵團，一去17年。

▲晚年的袁竹林信奉基督教。

周粉英也等來了噩耗。

1950年3月，她接到一個文件。這才知道丈夫倪金城出走後參加了新四軍，並於當年在一次戰役中犧牲。

那個當年唯一愛護她的人，真的不在世上了。

▲周粉英生前在家中接受蘇智良等學者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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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沉默才是最好的自我保護，哪怕數十年的沉默伴隨噩夢。

時光荏苒，等到社會開始反思與直面那段歷史，等到她們終於有勇氣講出那個噩夢，她們已經垂垂老矣。

1998年，袁竹林含淚公開講述她的遭遇，指證日軍暴行。時年76歲。

2006年，她在廣東湛江逝世，至死等不到日本政府的一聲道歉。

2007年4月26日，姜偉勳讀報知道“南京唯一一位公開承認自己是慰安婦的受害者”雷桂英於前一天病逝。他把消息念給失明的母親周粉英聽。

聽着聽着，周粉英流淚了。她同意兒子將她的遭遇向社會公開。時年91歲。

一年後，周粉英逝世，走完了艱辛的一生。

2019年5月5日，堅強的韋紹蘭老人也走了。

現在，仍然在世的公開的中國籍“慰安婦”倖存者，僅為個位數。一段痛史很快歸於塵土。

日本政府就在等這一天，而我們，能做些什麼？

參考文獻：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全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蘇智良：《日軍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陳麗菲：《“我是1號”——周粉英老人二戰時期被強迫為“慰安婦 ”的訪談史料整理》，《史林》，2010年增刊

經盛鴻等：《南京慰安婦的血淚——對南京侵華日軍慰安所的最新調查報告》，《百年潮》，2007年第5期

蘇智良、陳麗菲編著：《“慰安婦”與性暴行》（《日軍侵華圖志》第19卷），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