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隱居大山，40歲重新融入社會，我覺得人生就是一場修行_風聞

[本文內容由盧保樹講述，文東記錄，未經許可嚴謹轉載]

《文東紀實影像》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我叫盧保樹，73歲，安徽人。我的一生可算傳奇、也可算平凡，我幾乎就是王寶強飾演的電影《樹先生》裏主人公的原型。雖然經歷有所不同，但人生特點極其相似，甚至更加曲折。

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為了逃避動盪年代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前便進入了大別山，直到他們去世以後，40歲的我才重新回到“人類社會”。

我出生於1946年，在我小時候的記憶當中，父母每天除了耕耘勞作，就是教我讀書寫字。由於我們身居大別山腹地的一個獨立的小山包，幾乎不與外界接觸，在我10歲左右的時候，父親才第一次帶我下山，去置換食鹽及其他生活必須用品。

現在想來，我的父母真的很了不起。他們不僅懂得醫療、農業，還懂科學知識。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的父母就在大山深處搞起了畜牧養殖。因此，飼養山羊和家禽成為了我的主要生活來源。直到我下山以前，我們家的生活過得都還算富足。

我深刻的記得，在我二十歲那年，父母開始給我張羅婚事。由於身居大山，平日很少與人接觸，我對選擇妻子根本沒有任何標準。好在父親在進山以前有一定的人脈，靠着相對“富足”的家庭條件，我娶到了第一任妻子。完婚以後，我們一家人依舊居住在大山裏面。

生活自給自足，一家人與世無爭，倒也過的清閒愉快。唯一不好的就是每年的採購，我們都要來回好幾天，甚至十天半個月才能往返一次。在那個年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還是非常艱難的。看到山外的景象，更加讓父母堅定了永居大山。

原本我們以為一家人可以這樣永遠的安居幸福的生活下去，然而，就在1974的夏天，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一天愛人帶着兩個孩子在山上玩耍，不慎紛紛跌入了山溝，全部離我而去。那件事，對我和父母的打擊都很大。之後，父母也曾想再給我找一門親，可我始終沒能走出對愛人和孩子的思念。

直到80年代中期，父母離世以後，我才一個人走出大山，重新融入“人類社會”。那時候，我沒有身份，沒有居所，沒有親人，沒有一切。

1986年，國家的形式已經大好，搬到山下以後，我不僅分得了土地，還辦理了身份證。40出頭的我，常被村子裏的人笑話為“老光棍”，並不被待見。由於長期身居大山，根本不懂得“人類社會”的圓滑世故，很快我在村子裏就受到了排擠。這讓我更加思念父母和已故的妻兒。

母親在臨走的時候，給我留下了一筆錢，在那個年代足夠我生活好多年的。喝酒成為了我一段時間內唯一排解憂愁的方法，每天腦子裏閃現的都是父母妻兒的樣子，喝醉了，就隨地而睡。村裏的人，開始改口叫我“瘋子”。當時還給我編了一段童謠：“大樹喝大樹醉，大樹喝倒路邊睡。沒有爹沒有娘，沒有妻兒暖上牀。大樹大樹真不賴，天天都有寡婦愛……”。

村民們口中的寡婦，就是我後來老婆的妹妹小英。小英丈夫死得早，人長得又漂亮。因此，在村子裏的閒言碎語很多。常常有些老光棍，隔三差五的開她的玩笑。

當時的情況下，我看她孤兒寡母的，就常常接濟他們。一來二往的，我們就變的熟絡。小英的姐姐大英，也就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是一名聾啞人。雖然聾啞，但是卻很通情達理，很體貼人。當時小英就把三十多歲的姐姐介紹給我，可能是我“又瘋又老”的緣故，我們的結合進行的異常艱難。各種流言蜚語，各校嘲笑不斷。大英的父母也聽得人們對我的評價，硬是不同意這門婚事。好在小英一直的堅持，好在大英的義無反顧，最終我們還是結婚了。

説實話，對於半生與世無爭的我來説，當時的生活簡直糟糕透了。

1990年的時候，我帶着大英徹底逃離了那個備受排擠的村莊，來到了江蘇。一度，我們靠着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居無定所。我比大英整整大了10歲，雖然年齡有差距，但是彼此恩愛，互相幫襯。到了90年代末，我們已經積累一些錢，之後我們定居在了南京。

可是對故土的思念，一直佔據心頭。由於我們的孩子已在南京成家立業，我便決定重回大山，頤養天年。就在我70歲那年，我和大英離開了南京，再次回到安徽老家。村子已經不如從前，人們紛紛搬離了大山，只剩下一些曾經相識的老人還在此居住。

回想這麼多年，人生的坎坷不斷，但我卻感恩於那些不同尋常的經歷。如果當初不離開家鄉，或許我會和村裏的老人們一樣，一輩子窩在山疙瘩裏，不曾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樣。村子裏的同齡人，他們好多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大山，甚至連現在的智能手機都不會用。所以，我覺得人生是場修行，不能只活在別人的眼光裏，並且懂得且行且珍惜。

【由於盧保樹不能提供照片，以上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