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鄧小平理論及其新時代的價值_風聞

摘要 改革開放在國內剛剛消滅完“四人幫”情況下開始，在當時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方針的國內背景下和美蘇爭霸進入新階段、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時期、中蘇關係相對緩和的國際背景下起步。國內對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國際相對和平的環境促使鄧小平站在了歷史舞台中央，在他領導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正確繼承了毛澤東思想，並客觀評價了毛澤東的功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掃除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障礙，創造了鄧小平理論。他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完美中國化，重提實事求是的重要指導思想，讓其成為黨的指導方針。他根據國情的發展需要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要命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瞭前進和發展的方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打下了基礎。在新時代的今天，鄧小平理論也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 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目錄 歷史中的鄧小平理論及其新時代的價值 1 一.鄧小平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1 二.鄧小平理論的歷史貢獻 4 一、鄧小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正確繼承和發揚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破除思想障礙做出了巨大貢獻。 4 二、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完美中國化，更是把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發揚光大。 6 三、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瞭前進和發展的新方向。 6 四、回首過往，觀察當下，鄧小平理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7 三.鄧小平理論在新時代的價值 8 一.習近平的從嚴治黨思想是與鄧小平一脈相承的。 8 二、習近平的全球戰略思維延續並發展了鄧小平的“三句話”外交政策。 9 三、習近平的改革思想既是對鄧小平改革理論的發揚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前景的開拓。 9

引言 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這40年以來，中國從一個落後貧窮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已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防、醫療衞生、教育等各項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人民羣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不斷加強。中國再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並且以合作共贏的姿態不斷為世界發展提出中國方案，展現中國智慧。按照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的説法，中國取得如此偉大成就的原因是：“馬克思改變了中國，中國改變了馬克思。”馬克思改變了中國是指老一輩革命家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與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最後創造了新中國。中國改變了馬克思就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要成果。如果説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成果鄧小平理論就是指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中國取得的成就與鄧小平密不可分，鄧小平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自然也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密不可分，本文將從鄧小平理論產生的背景和其一定的歷史意義和新時代的意義來淺析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和影響。

一.鄧小平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鄧小平理論主要形成和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和批示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鄧小平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時間點左右，也就是1978年。一種思想、理論產生必然要探究它的時代背景。鄧小平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在那個特殊的時間點可以分為國內背景和國際背景。 首先分析國內背景，本文將國內背景分為國內政治環境和國內經濟社會環境。從國內政治背景來看，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四人幫”餘毒仍然留存。與此同時全黨在思想上出現了一些混亂，一是因為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提出要堅持“兩個凡是”方針，還有一種是要徹底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這兩種思潮使當時飽受文革風暴的各級幹部和羣眾的思想產生了嚴重混亂，如果不能及時解決思想問題，統一思想認識，其後果是嚴重的。 從國內經濟社會環境來看，中國經濟經受了文革十年的嚴重摧殘，工農業產值停止不前，社會生產力得不到發展，廣大人民羣眾迫切需要改變現狀從而過上穩定的生活。這裏有一組數據，1978年中國GDP是3678.70(人民幣)(億元)、進出口總額355(人民幣)(億元)、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為57.5%、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為67.7%。 整個國民經濟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已經深深陷入貧窮國家的行列。世界銀行在1977年對全球大約200個國家和地區做了一個調查，在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分類中，其中第一類叫做最貧窮困國家和地區標準是年人均產值不到200美元，這類國家和地區在全世界共有21個。 第二類叫做貧窮國家和地區，標準是人均產值在201美元到499美元之間，這類國家和地區共有39個，而中國就在其中，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國情，另外，由於“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政策上的嚴重失誤，使國民經濟遭到極大破壞，造成了多達1000億元的損失。 而從1949年到1979年我國建國30年的全部基本建設投資才不過6000億元。正因為如此嚴峻的經濟狀況，當時人民羣眾的基本生活消費品都必須憑票證購買。全國平均每人每天食用糧不到0.5公斤，每年每人平均只發3米布票。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國內經濟社會環境，若不能進行有效的改革，社會必將產生動盪，中國又將進入動亂，所以當時的中國急需要一種新思想引領中國從困境中走出去，這為鄧小平的復出和鄧小平理論的誕生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羣眾基礎，因為這是羣眾所需所想的。 從國際大環境來看，首先看美蘇關係。在上世紀80年代初，美蘇爭霸進入第二階段的末期，蘇聯處於戰略攻勢，美國處於戰略守勢，蘇聯在整體國力上逐漸逼近美國，但在軍事力量方面已經有超越美國的趨勢。反觀美國，其長期在越南戰爭中不能抽身，且1973爆發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機讓美國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從資本主義陣營內部來看，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分化，總體來説美國在美蘇爭霸的這一該階段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第二看蘇中關係。中蘇關係可以看為是一面哈哈鏡。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關係整整持續了43年。在這短短的40多年中，中蘇關係就像哈哈鏡一樣充滿變化，從開始的兄弟加同志的關係發展後面的敵對關係，其中的情況是複雜的。中蘇關係研究學者孔寒冰認為：“這40多年的中蘇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完全有理由這樣説,在中外關係方面,中國與任何一個國家的關係都不像中蘇關係有那樣多的內涵、那樣多的層次。實際上,這個時期的中蘇關係是集國家關係、黨際關係和領導人之間的個人交往於一體, 牽扯到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相同的意識形態、一樣的社會制度本應使中蘇兩黨、兩國建立並且維繫更加親密、更加持久的友誼,卻不料增添了許多不應有的麻煩。所以,中蘇關係更像一個加了密的軟件,需要人們慢慢地、細緻地去解讀。也正是由於如此複雜,中蘇關係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關注的重點。” 總的看，在1978年這個特殊的時間點的中蘇關係是相對較好的，中蘇關係逐步向穩定的方向發展。1978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致信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倡議蘇中兩國應發表聯合聲明，內容包括：“在和平共處、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內政和放棄訴諸武力的基礎上，建立兩國的正常關係。” 在26號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華國鋒同志在所做的報告中對蘇方釋放的信息予以明確的答覆，他在報告説到：“中蘇兩國曾經是友好的鄰邦。兩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是蘇聯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挑起的。原則爭論必須進行下去。同時，我們歷來認為，原則爭論不應該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保持正常的國家關係。” 這表明中蘇之間雖有意識形態的對立，但是和平交流是一個主要趨勢。 最後，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之一的中美關係在1978年處於什麼狀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與台灣問題》這本書中，作者閆曉萍認為中美從接觸到關係回暖再到建交，台灣問題一直伴隨着左右，即使到現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正確立場也是中美外交的政治基石。 1972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並與中國簽署《上海公報》，中美建交之路由此大踏步進行。1973年到1975年由於中美在台灣問題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中美關係正常化停滯。1977年卡特入主白宮，在對蘇方面，卡特延續了前任對蘇聯的緩和政策，卡特認為中國當時作為一個10億級別且尚未被開發的新興經濟體對美國來説是充滿誘惑的。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四人幫”被粉碎，中國政局趨於穩定。中國將從階級鬥爭的主題中抽出身來着手進行經濟建設。1977年9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聯邦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韋爾納時指出:“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進技術。” 這説明與西方國家加強交流將是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從戰略安全來看，蘇聯在亞洲日益擴張的勢頭使中國感受到了直接威脅。1978年4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國防部長烏斯基諾夫在距中蘇邊境僅25公里的哈巴羅夫斯克觀看了模擬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實戰演習。1978年8月1日，中國國防部長徐向前在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的《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的文章中指出蘇聯威脅的危險性，他説：“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邊境內陳兵百萬，部署進攻性武器，並大大加強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頻繁地舉行以進攻我國為背景的軍事演習。在中國大陸的南疆，蘇聯軍艦、飛機可使用美軍遺留在越南境內的海、空基地，同時越南親蘇反華的傾向也使中國感到不安。而在中國西南，蘇聯入侵阿富汗成立傀儡政府。中國認為，這一切都意味着蘇聯繼續圍堵中國。” 中國國內政局穩定後，解決台灣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已經與中國建交且與台灣“斷交”。在這樣的國內國際的背景下，1978年5月20-23日，布熱津斯基訪華，先後與黃華外長和鄧小平進行了實質性的會談。從1978年7月5日開始，中美建交談判在北京秘密進行。中美雙方各自在首都（華盛頓時間1978年12月15日晚上9點，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10點）發佈了《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即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一箇中國政策，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上述文獻資料和學者觀點來看，改革開放這個時間點的中國外部環境是複雜的，但是同時也是充滿機遇的，國際局勢總體趨於和平，發展經濟推動建設逐漸成為世界主題，這樣相對寬鬆的國際環境也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外部空間支持。外部的相對平穩也為中央權力的過渡和領導核心的替換創造了條件，國內迫切的改革的形勢加速這個過程，鄧小平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中站了出來，鄧小平理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

二.鄧小平理論的歷史貢獻 一、鄧小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正確繼承和發揚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破除思想障礙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思想解放有了國內迫切的需要和相對寬鬆的國際環境。人民羣眾需要一個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過上安定的生活，中國不能再亂了，國際環境總體來看比較緩和，和平發展逐漸取代意識形態的對抗以及大國間的全球爭霸。 眾所周知，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但是最先提出和運用實事求是的卻不是鄧小平，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革命鬥爭時期與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進行鬥爭中，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創造性的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這也為後來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各項事業建設從根本上提供了思想的保證。但是後來由於毛澤東對形勢的誤判，逐漸的拋棄了實事求是，中國進入混亂時期。這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後面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讓中國陷入嚴重混亂的“文化大革命”。這也是導致其錯誤分析和估計形勢的重要原因。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這一偉大勝利讓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對中國有了新的希望，國內百廢待興。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的國情，我們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是對全黨的思想，組織等進行撥亂反正和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恢復鄧小平同志的職務等。這些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熱切期盼。但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卻做了與時代潮流相逆的做法，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強調神話毛澤東同志，強調階級鬥爭，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不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最重要的是“兩個凡是”讓大量遭受冤假錯案的幹部難以昭雪而且無法出來工作，這極大的阻礙了撥亂反正、肅清四人幫餘毒和各項工作的開展。但鄧小平對於錯誤的鬥爭卻一刻沒有停止過。1977年5月2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對“兩個凡是”發表看法，他強調: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説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説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説過“凡是”。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對“兩個凡是”進行反駁，隨後他針對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發表了這樣的看法，他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推向前進。 ”在後來的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再次強調：“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時再次指出：“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體系。我提出這個問題，可有人反對哩！大家知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它的體系。對毛澤東思想就不這樣？也應該如此嘛，否則非犯錯誤不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 鄧小平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完整準確理解並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同時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站出來對“兩個凡是”進行反駁，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陳雲。為了駁斥“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陳雲以紀念毛澤東逝世一週年為契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的長篇文章，陳雲指出：“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誌之一。” “現在報刊上有些文章還是不懂得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還不是滿腔熱情去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實質，用它作為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 陳雲這篇文章所表達的思想，同鄧小平的思想相呼應。在後來著名的真理大討論中，在鄧小平的努力下，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對什麼真理，怎麼樣檢驗真理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和各省、自治區、各大軍區的負責同志均通過各種形式表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要論斷的支持。所以，思想路線的糾正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這關係到中國以後的路怎麼走，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還會陷入與過去一樣的困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着實事求是這一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的重新確立，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完整準確的繼承，也是為之後的思想大解放做好了思想準備，更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破除了思想壁壘，為後來的鄧小平理論的產生和形成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產生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完美中國化，更是把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發揚光大。 我們都知道鄧小平在革命歷程中主要從事軍事政治工作，建國後也分管過經濟工作，從他的生平來看，鄧小平並沒有系統的學習過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為日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做出重大貢獻。第一，他完美的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通俗化，把毛澤東哲學思想發揚光大——提出實事求是。第二，鄧小平將真理與實踐進行了有機的統一，造就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名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觀的正確認識和發展，更是對馬克思主義辨證法起了積極的實踐和發展作用。第三，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中也能存在市場經濟，他認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互相發展，互相能有良性作用的，這也為後來的“三個有利於”提出打下了基礎。這些事例都完整的體現了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與真理觀進行了有效的統一，也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再次將中國帶入了發展快車道，反過來也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發展大大加快。鄧小平能有這樣的能力和獨到而正確的見解源於他長期在革命鬥爭過程中對中國的瞭解和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很多人看來是一個很高深，神秘的學問，但是毛澤東思想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很多方面的理論中國化、通俗化，但是這樣還不夠，要讓廣大人民羣眾理解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思維方式深入人心，鄧小平再次做出貢獻，從此“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廣大人民羣眾中耳熟能詳。這不僅是對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更是對社會主義道路長久發展以及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對未來接班人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 三、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瞭前進和發展的新方向。 在1982年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針對當時中國的發展形勢做出了判斷，他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的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概念，從這句話的表面意思來看，中國未來建設道路要走的首先必須是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黨一直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得要有中國的特色，“特色”二字又從字面上來看是指一個事物因為其擁有的客觀條件和環境決定了它擁有與其他事物與眾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字也為未來改革開放進程中所遇到問題進行解決問題時提供一種新思路。本文認為，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史來看，這一新提法是除了列寧提出落後國家也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和毛澤東提出革命戰爭理論以外第三大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理論。因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戰略不僅讓中國快速發展，而且兄弟黨越南共產黨借鑑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從越共六大開始，越南也正式開始了名為“革新開放”的改革開放，這不僅加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還為世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落後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發展思路，那就是沒有絕對的照搬模式，進行符合國情的探索建設。鄧小平認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的教訓” 。所以只有進行符合國情的借鑑參考和實事求是的分析問題才是真正的強國之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來看，這讓“我們黨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指導思想就會更加明確，黨的建設就能夠更加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 。 客觀來説，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命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辨證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發展和不斷豐富也是對鄧小平提出這一命題的解答，更是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了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從那以後到目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四大重要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在這一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從根本上來説，這是我們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的源泉，只要堅持實事求是和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將是源源不斷的。 四、回首過往，觀察當下，鄧小平理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本文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要素是深受鄧小平的影響，習近平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許多思想是和鄧小平是一脈相承的，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延續性、傳統性的同時又凸顯了其創新性與實際性。 三.鄧小平理論在新時代的價值 一.習近平的從嚴治黨思想是與鄧小平一脈相承的。 在1985年的全國科技會議上鄧小平針對當時經濟建設進程中的一些腐敗現象重申了黨的紀律，他説：“有了理想，還要有紀律才能實現。紀律和自由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兩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怎麼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就會像舊中國那樣一盤散沙，那我們的革命怎麼能夠成功？我們的建設怎麼能夠成功？”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長遠發展看出堅定理想信念和堅持用紀律管黨是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根基，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鐵一般的紀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未來。在人民網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數據庫中，搜索關鍵詞“從嚴治黨”相關的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或者發言有619條結果，這個詞語第一次出現是在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指出，“這個重大責任，就是對黨的責任。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着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脱離羣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眾，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這些鏗鏘有力的詞句印證了後來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效，一大批無視政治紀律，無視黨規黨章的領導幹部被嚴肅追責，不管你的位置有多高，只要有腐就反、有腐必反，反腐永遠在路上。這是對鄧小平從嚴治黨思想的繼承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主體的中心思想的重要體現。 二、習近平的全球戰略思維延續並發展了鄧小平的“三句話”外交政策。 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闡述中國對外政策時，鄧小平指出：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理解自己的責任。有兩條大家是信得過的，一條是堅持原則，一條是講話算數。我們不搞政治遊戲，不搞語言遊戲，在政治上不愛好打牌。“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有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第二句話是維護世界和平，第三句話是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或者叫聯合和合作。” 十八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思想在完全繼承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同時創造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習近平提出要共同構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夥伴關係，要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夥伴關係，要共同開啓中非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時代的中非關係，要推動中阿兩大民族復興形成更多交匯，對中俄關系來説要共創中俄關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對世界來説，他提出了要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並創造性的提出“一帶一路”新的發展思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具有重大世界意義的中國智慧和方案，這些智慧已經完全超越了外交的範疇，而是站在世界發展的高度提出的高瞻遠矚的見解，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內涵的豐富和重大發展。中國完全做到了鄧小平的“三句話”的準則，更是做到了周恩來總理在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也實現了鄧小平“實現四化，永不稱霸”的諾言，中國一直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一直致力於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為人類有一個光明的未來而奮鬥。 三、習近平的改革思想既是對鄧小平改革理論的發揚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前景的開拓。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解決了許多新問題，比如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怎麼樣的定位？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下應該怎樣的存在？特區姓“資”還是姓“社”？怎麼界定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系列伴隨着改革開放進行出現的問題急需要解決，如果不能解決，中國就不能改革下去，體制就會僵化，中國又會重走老路。鄧小平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這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解答。他認為“社會主義不是貧窮”“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科學技術才是第一生產力”“評判一個政策是否正確，應該從三個是否有利於去評判”“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話語都完美的回答這些在當時的時代問題，由此在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進行結合再與中國實際國情和發展需要科學性的提出一種發展方案，這是改革開放黨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對上述質疑的有力回擊。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努力下，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由淺入深，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是也暴露一些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我們是在摸着石頭過河，越是這樣面對困難和未知數，越要勇於擔當改革的重擔。他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推進。”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科學認識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其內涵，對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對於公有制經濟他這樣表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 對於非公有制經濟他這樣論述：“我們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而且是不斷深化的，從來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黨章都寫明瞭這一點，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我在這裏重申，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 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習近平總書記這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顯示他對現階段形式的準確認識和判斷，對深化改革的決心絕不動搖，這是對鄧小平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遺志的繼承也是新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涵的豐富和發展，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是不朽的，這是光輝的，中國共產黨將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思想引領下開創更大的輝煌。

[1]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2019年顯示的數據. [2]李元勳.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的背景 [N] ,《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8-06-25 [3]李元勳.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的背景 [N] ,《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 2018-06-25 [4]俄羅斯著名學者、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傑夫49 ~ 1979年的中蘇關係史以1960年為界分成兩段,前一段為“不朽友誼的10年” ,後一段為“敵對的20年” ,這也反映出了中蘇關係大喜大悲的特點。見 RoyMedvedev , China and the Super Powers , Basil Blaekwe ll Ltd, 1986 , pp . 23一35 . [5]參見孔寒冰，中蘇關係史的特點及其研究現狀評析. [6] 真理報，1978-02-25. [7]人民日報，1978-03-07. [8]《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43頁. [9] 徐向前：《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紅旗》1978年第8期. [10]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39. [11]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 [12]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3. [13]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7. [14]宋毅軍.陳雲和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 [J],《黨史博採(紀實)》.2014-05-05 [15]宋毅軍.陳雲和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 [J],《黨史博採(紀實)》.2014-05-05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 [17]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18]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 [19] 習近平等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來源：新華社 發佈時間：2012-11-15 [20] 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三句話[N]. 廣安日報，2017-6-14. [21] 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551.

[22]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5-28. [23]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1-24. [24] 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N].人民日報，2016-3-9. [25]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N].人民日報，2016-3-9.